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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

2013年05月08日10:25
作者:金观涛 刘青峰
原标题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 ]

  一、1957: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今天,每当谈起中国近二十年的巨变——无论是经济起飞还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均把源头归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路线之转向。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熟悉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是回到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根据不搞个人崇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从党章上删去了。 1956年1 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种新办杂志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正酝酿着思想解放运动。刘少奇甚至指出,鉴于苏联计划经济只注重计划性的教训,中国还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坚持「八大」路线,1978 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年。但是,「八大」路线寿命不长。仅仅一年后,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线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因此,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从「左」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点,那么1957年反右则是共产党路线从「经济建设」转向左的阶级斗争的另一个转折点。

  今天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时,都高度重视1957年的反右运动。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一直追溯到1956年。确实,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来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还是「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都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正是反右运动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左的路线开始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越演越烈。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为甚么1957年会发动反右运动?为甚么反右运动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变化?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见解,认为1957年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是与当时苏联东欧解冻相呼应的自由化思潮。在鸣放中,民主党派首当其冲,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期,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高举人权旗帜在中国争取西方式民主,其声势之浩大,以致于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也认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亡在民盟手上。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1957年春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自由主义者卷土重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反右也就不过是共产党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这种看法实质上同目前共产党官方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一致。至今中共只承认反右扩大化,并没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强调反右是一场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文革后,几乎所有右派都获平反,很难说极个别人的言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故此上述的结论就显得漏洞百出。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更强调在1949年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在鸣放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论也大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达斯(Naranarayan Das )曾把右派的观点分成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两类,他还列举了反对政府的15种观点。他认为右派份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

  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这种观点来看反右,很难解释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起因。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甚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阴谋论同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过份简单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把鸣放起因归之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不满,即1956年后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而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办法是从外部对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据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说,当时毛泽东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为了对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开展攻击,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始全党整风。李志绥甚至认为,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意见未涉及毛泽东,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会提早10年。这种用共产党高层路线斗争观点去解释反右运动的起因,无疑比「阴谋论」深入了一步,但显然过份强调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研究反右运动起因和共产党政治路线变迁机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长期被忽略,这就是某种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对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这种群众运动模式形成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它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正是它改变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绝对权威,从而扭转了「八大」路线,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二、延安整风的模式和功能

  为了讨论群众运动与确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内在关系,我们在研究反右运动之前,必须先花少量笔墨来分析延安整风。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心目中,共产国际和精通马列的苏联留学生比农民革命家更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此后毛泽东与王明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共党史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国际派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使自己思想彻底笼罩全党的办法。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正好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而当时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抽调大量干部参加学习。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一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风对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奇妙功能,也很难明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为甚么要花如此长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去搞整风学习。如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战胜了国际派和其它反对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全党的控制。

  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1942年2 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让全体党员在大批判中集体修身,纯化无产阶级立场。它以大批判和审干作为手段。在整风第一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它也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1942年3 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起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一时类似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吸引了延安各阶层的注意。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5 月2 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甚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在端正立场的指导下,王实味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和动机不纯。6 月,开始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因过去和托派有接触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细,10月初被开除党籍。

  显然,一旦端正立场、检查道德动机是否纯正成为运动的主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必须落实到纯化每个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道德品质修炼。于是党员有了一整套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全新标准。整风运动也随即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审干阶段。审干包括自我检查和群众评议,最后由党组织作结论。它要求党员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党内工作经验,以达到思想上入党。随着审干运动深入展开,对党员的道德评判进一步变成一种抢救运动。即党组织通过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迫使有问题的党员悔过自新,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抢救过来。审干、抢救运动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凡是经历过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人,对群众运动这三个阶段都一清二楚。令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为甚么可以用这种三阶段整风模式达到批判国际派、确立自己思想霸权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道义。国际派大多为苏联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着第一个权威来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儒家化,将其诠释为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二个来源。通常这两个来源同样重要,很难争高下,而一旦动员全党投入整风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道德批判,就会助长第二个权威来源迅速压倒第一个权威来源。

  必须注意,在儒家化马列主义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道德动机不纯正,学习再多的经典都是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而且马列主义的整个道德基础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干部)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阶级立场极易受到质疑,他们也无法判定自己的无产阶级道德性是否纯粹。这样,只要以批判对立面为手段的群体修身运动充分展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与运动批判对象相类似的问题,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中反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纯正。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调的群众运动,会带来人们思想方式的两个重要变化。第一,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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