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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中国近代史上的“日本化”时代

来源: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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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巨大影响,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此处不用赘述。但论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陈述中,往往轻视甚至忽视一个因素,即,无论是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思想变迁与社会政治改革始终与日本有着极为紧密地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日本化”时期。日本不仅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模式,同时也深度介入中国的维新进程;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资源借自日本,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与人才也来自日本;更为主要的是,转型期中国思想的发生地域在日本,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而且也严重地型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精神状况,也使当时的中国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回声,中国知识分子沦为日本势力向中国渗透的工具,中国国家的战略一再笼罩在并陷入日本的国际战略之中,日本势力在20世纪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与这种“中国的日本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果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日本的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操纵,显然过于简单,而且也极不公正,“中国的日本化”过程,是中日之间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追求,主动地走到一起的。然而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抹煞日本之处心积虑向中国渗透的动机与侵略意图,也不能抹煞中国一再陷入日本战略的自身过错,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文化、思想战略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吸引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它在中国思想以及政治中究竟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目前学术界、思想界还存在巨大分歧。

  郑匡民在最新一篇文章中,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交往的分析,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日之间能在战后三年时间内,迅速由敌人变为朋友,其中触及到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问题,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的命运,引起了日本统治层及知识层强烈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绝不仅仅是隔岸之火,而是应深切关心之事。不唯如此,他们甚至因此对中国产生一种连带的感情”,于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唇齿辅车”关系论调,“日清提携论”、“清韩改造论”等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因此而产生。[1]在郑匡民先生的文章中,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潮背后的日本国家战略、它的侵略色彩被文化交流视角遮蔽,这与他将思想史研究剥离当时代的中日利益冲突的政治格局这样的“方法”有关,自然,也与他所关注的问题意识有关,中日之间关系,自从学术转型之后,文化交流、经济协作的因素得到强调,而文化侵略,意识形态输出等因素被忽视了。

  其实,郑匡民这一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葛兆光2003年的一篇文章。葛的文章重在探讨日本近代的“亚洲”构想,但也连带对近代以来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做出批评。他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其实是一种亚洲霸主心态,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2]

  在这篇文章中,葛兆光批评任达等人将1898年以来的中日关系看作“黄金十年”,认为学界过高估计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应,“忽视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使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所谓的“亚洲一体”其实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中国人的“亚洲主义”言说,一方面要放回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语境中理解,另一方面又要放在处于积弱状况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迅速“富强”与“文明”的艳羡的心态中认识,它只不过处于无奈,与“亚洲认同”无关。[3]

  与葛兆光观点相似,早在1995年出版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桑兵就曾指出过,维新运动前后部分洋务派官僚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以及他们的“亲日”倾向,很大部分是出于“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4]也就是说,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所形成“松散的联日派”与大亚细亚主义认同无关,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表面的认同背后其实是对日本深深的鄙夷与利用。

  葛兆光先生提出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视角看,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的亚细亚主义言说,有几分是出自思想、文化认同?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大,也可以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有几分是真正的“认同”? 这样的问题,如果追问下去,必将进入无法实证的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动机分析之中,这也将意味着,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思想史研究无法解决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也许可以通过换一种提问方式来化解:不是去追索“接受”、“认同”这样的心理学问题,而是回到历史,去追问:这样的言说,不管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还是一种技术化利用,还是处于内心的认同乃至信奉,究竟是“谁”在“言说”?这些言说在历史过程中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可以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加以把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思想史的“空手逐流云”的非历史状况,而回到“历史”的坚实土地之上。

  1、中国外交家的反应

  尽管日本朝野在大造“同文同种”的大亚细亚主义攻势,但对于务实的外交家们来说,国家利益的绝对性不会因为舆论攻势、文化攻而动摇。在日本思想界大造日清提携论、俄国威胁论的时候,中国外交界人士却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绳。

  中国外交界对“日清提携论”背后的目的是清楚的,对所谓的“恐俄症”也是洞若观火。 例如,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黎庶昌第二次赴日,在与老友宫岛诚一郎的一次笔谈中,宫岛以俄国威胁论提醒,希望化解中日间冲突,他说:“韩力弱,不足以为独立,贵国若能庇护之,则韩或可保社稷乎!此国实东方之属困厄者,目下我与贵国放掷之,则俄忽可乘其虚,此实亚洲之大患也。美固不足为韩轻重,俄目下创始北地铁道,数年之后必达黑龙江,此亚洲之一大变,不独亚洲可畏,欧洲诸国亦可忧之。”黎庶昌回答说:“韩为中国属邦,又系我国门户,密迩神京,中国无不以全力注重其情形,却非安南可比,贵国球案未说明,又欲兼制三韩,此最中国人心之所不愿者。今欲我俩坦然交欢。莫若置韩于不论,听中国独立保护,别与中国商立密约,凡西洋各国有欲侵危亚洲东部大局者,两国合力拒之,方是正办。”[5]在与日本驻中国公使大鸟圭介的笔谈中,黎庶昌对日本所宣扬的俄国威胁论也表示冷淡,说中国对俄国的南侵早有防范:“如近日新闻纸之议论谓俄即欲占据朝鲜一岛,率皆不确”,并立即转向琉球问题,提出,如果日本归还琉球,则中、日之间可以谈联合拒俄问题,大鸟圭介只能以“首肯大笑”作答。[6]

  陈宝箴尽管也是兴亚会的会员,但他对于日本宣扬俄国威胁论背后的动机却有清醒认识。针对总理衙门提出日清结盟以抗俄的设想,陈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日、清、俄的关系取决于清帝国的强弱,因此,即便有了日清同盟,一旦清、俄开战,日本也将站在俄国方面,而当清国失利时,日本必将从背后进行袭击。[7]

  对于日本所宣扬的黄白人种冲突理论,中国外交界也十分警惕。他们敏锐地注意到日本人在宣扬人种理论时的矛盾心态及背后的利益诉求,并提醒国人不要掉进日本亚细亚主义圈套。

  1902年日本《时事新报》曾就人种问题发表一文,说“浅见之士,谩谓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商务、政治所占地位皆优于文明先进诸国,必以中国隶我势力范围之下,而指导其前途,为应尽之天职:是谬说也。且其所谓同种同文者,果何据与?”[8]文章从人类学、语言学角度详加辩论,否认日本与支那人种之关系。如针对中日之“同文”,文章区分了文字与语言,认为“然文字易以人力为之,可以自择,不若语言之出自天然,非可取舍自由者”,以中、日间语言的差异否认文字之相同。《时事新报》的言论为我《外交报》所悉,《外交报》将这一文字翻译刊载在第10号(第12期)上,并加以按语曰:

  以欧人疾视黄种之事言之,同种之说与亚洲各国极有关系。然外交之术,以国家主义为本,轻重出入皆准于其国之利害。日本乙未以后,愤三国干涉还辽东,而倡同种同文之说以潜布势力于我国。及英日同盟成,则又有恐以此招欧人之忌, 而著论非之者。前后两说皆非实意,不过外交家之作用耳。要之,非我国国力不振。岂得有此?亟译之以为鉴。[9]

  2、维新派知识分子

  日本的“劝诱”工作,在北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与南方维新派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才常在戊戌变法之前写了《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认为俄国对中国威胁很大,而“英日必不坐视吾中国之斩焉澌灭”,“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盛事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幸如之!”[10]因此,唐才常大唱“今则请骎骎欧种与亚种争之势”,说亚种之弱,不仅在兵、商,更主要的是在知识:“余谓兵商其后著,而士之束缚科目文法者,其瘠种腐种之鸩毒也”。[11]

  1897年2月,同文会领袖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与维新派人物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多有交往,商讨复兴亚洲之事,据宗方小太郎记载,李、罗等人一再表示,“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政府的方针为何,两国志士之互相合作,实为当急之务”,梁启超甚至表示,“中国之天下为满人破坏,欲图挽回,非脱离满人之羁绊不可。”[12]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撰《戊戌政变记》,在分析“支那与各国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夫英国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势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必如何而后能改革,则日本与英国之人不可不深察也。”并由此建议英国和日本应该赶紧与俄国决一死战,认为战争“在今日,则中国获保全,战而有益于世界也”。[13]在其主编的《清议报》第一册上,梁启超提出四条宗旨,其中第三、四条即是“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4] 在同期文章中,梁更是大倡种族战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唯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15]

  梁启超的对手章太炎,在1897年2月的《时务报》第十八册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的文章,主张“互相依存为东亚之利”,把俄国作为假想敌,甚至认同中日战争为日本的自救,这样的言论已经与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如出一辙了。1901年章太炎又在《国民报》第四期上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正仇满论》,认为对汉族而言,日亲而满疏,“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16]

  “大亚细亚主义”对康有为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方面,也在行动方面。受日本“大东合邦论”的影响,他甚至提出过“东亚合邦论”主张来。[17]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有了中日合邦的想法,他曾与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约好举行中日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后来又通过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刑部主事洪汝冲等人上折光绪皇帝,大谈同文同种,中日合邦的话题。洪汝冲在奏折中说:“中国论治,主闭主分;欧西论治,主通主合”,欧西之所以强盛,就在通与合二者,“故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则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而欧西与我异种异文,势难连理,日本与我同文同种,则可以合为一邦。[18]宋伯鲁更是直言不讳地将康有为的中日合邦计划上奏光绪帝:

  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事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与日善,不患不就我范围。[19]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1898年11月,他致函近卫公爵,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以帮助自己推翻西太后,迎接光绪皇帝亲政。[20]

  在日本犬养毅纪念馆收藏有康有为的信函一份,内容为请求日本能以同文同种之谊出兵中国,帮助光绪复位:[21]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东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乃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乃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在康有为看来,中日两国因为“同文同种”,所以在国内政治中,可以不遵守国际公法的约束,而以两国所共同认可的“经义”为依据,因此,请求日本出兵中国,以推翻西后政权,帮助光绪归位,这样,也就不存在违背国际法的问题。

  3、革命派孙中山

  对中国社会中反清势力的追寻,是日本政府借助大陆浪人之所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人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接受大隈重信的委托,去中国调查反清会党力量,希望能利用会党势力以牵制清政府抵抗日本的能力。[22]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扩张欲望日益强烈,日本应担当起亚州领导者使命的言论也走向表面化。冈仓天心的“亚洲文明论”,近卫公爵等的“同文同种论”纷纷登场。面对清国积弱、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瓜分局面等情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倾向于支那革命论,即支持日本政府扩大在华势力,同时希望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成为日本抵御西力东渐的屏藩。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寻找“革命”力量的动机所在。[23]“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24] 这种“时代课题”可以在宫崎滔天兄弟的“支那革命论”中找到原型,宫崎滔天在给妻子的信中说:

  目前各国增兵经武,国库空虚,无辜之民不堪其负担,于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议论弥漫世界。但以我的见解,二十世纪的问题将为以下两个方向:世界将为狂慕国所支配,或者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换句话说,这要看东洋问题的结局,或者是否在此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经济崩溃,社会党获得胜利。而所谓东洋问题的结局,其关键在于清国的兴亡,这是不待烦言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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