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菱制造的大日丸，从新加坡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42年11月末载着幸存的500名战俘抵达坐落在本州北部山脉釜石制铁所的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北部山脉里气候严寒，这些病怏怏的战俘却依旧穿着夏装，不住地颤抖着。前战俘罗伯特·奥布瑞恩回忆当时的温度时说，大部分时间是低于零摄氏度的，“但我们没有任何保暖的衣物”。（最终，他们才被发到粗糙的毛纺裤和夹克，但是没有发放内衣。）这儿将成为他们未来三年的苦难之家：位于大桥的仙台俘虏收容所第5分部。
在矿井里，在磨粉机旁，在焊接车间里或者在铁轨上，战俘们被迫超长时间工作。他们开采铁矿，切割废铁（其中很多废铁上都标着“美国制造”），用以制造日本战争武器。
美军战舰休斯顿号上的罗伯特·奥布瑞恩记得，他曾被发到过一本日本银行的存折（可能是一家邮政银行的账户），账户里的钱据说是他的工资，并每周到账。但他从未看到过一毛钱。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员工对奥布瑞恩进行了痛殴，以至于奥布瑞恩的几颗牙齿都被他们打落了。奥布瑞恩的伤残分类中有一项是“骨痛”，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在大桥战俘营所遭遇到的野蛮殴打所致。
来自得克萨斯州第131野战炮兵营的前陆军中士杰西·斯坦伯吉（Jesse Stanbrough）是和奥布瑞恩一起在爪哇被捕的。他记得在大桥战俘营每天有3或4名战俘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在岛内其他日本钢管株式会社战俘营里却非常普遍。
1934年，日本制铁（日本钢铁工业，例如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在战前的称呼）创立。到日本轰炸珍珠港时，该公司除了在釜石大桥有综合制铁所外，还在广田、八幡、川崎和轮西进行采矿。大量美国战俘被派遣到几乎所有的工厂里去：492人去广田；1200名战俘中的500人去八幡；200人去川崎。在日本钢管的钢铁帝国内，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艰辛、工时不长、不残忍的。
下面一段文字出自技术军士罗伯特·伦弗洛（Robert Renfro）于1944年11月5日在日本钢管株式会社东京俘虏收容所第5分部（位于川崎）写的日记：
几天前，有4名美国人在工作时被日本平民殴打。然后负责该战俘收容所的日本人走出来，把更多的美国战俘打了一顿。该中尉在警卫室内又揍了他们一顿后，在断粮的同时关了他们三天禁闭。休斯（Hughes）想要更换砂轮，但日本人不给换。日本人把一把老虎钳砸在了休斯背上。而康尼克（Cornick）、菲利普斯（Phillips）和斯坦德蒙特（Stendament）赶过来阻止，也被打了一顿。在这我们要时刻警戒！每次下雨雾气蒙蒙时，我们要警戒；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要警戒。他们没有蔬菜，我们就没有汤喝。四分之三碗的玉米（喂鸡的）和一（小）只橘子，就是我们所分配到的食物。我们就这么一天三顿地吃鸡食，吃了两年。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我有时候想，我是否能坚持活到这场战争结束……现在日本人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窃取所有他们所能窃取的一切。我不能把在这儿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写入这本簿子里。伙计，这是怎样一个地狱啊。
几个月后，在1945年1月初，伦弗洛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晚上，他们（日本钢管株式会社雇佣的看守们）把我们拉出营房，并让我们列队立正。年初的天气很冷，他们不让我们聚成一团取暖。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彼此靠得太近了，就会用刺刀刺我们。我们整夜就这么站在那儿。一些患病或有些虚弱的战俘晕死过去，摔在了地上。为了确认他们是真的晕倒，日本人用步枪的枪屁股敲击他们的头。当然，这一举措是为了让剩下的我们好好站着。
第二天早上，没让我们吃早饭就开工了……那天晚上我们当中没人能进屋休息。我们立正站了一整夜……在酷寒中一动不动的，从下午五点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痛苦困难的一件事儿了。这仅仅只是日本人对我所施加暴行中的一件。如果没有求生意识的话，我们早就死了。
一些从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川崎战俘营内幸存下来的战俘们至今仍旧很迷惑，某些人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伦弗洛的朋友们看着威克岛当地的建筑工人乔·戈伊科切亚（Joe Goicoechea）被一名公司看守狂殴不止，被打得血从他的眼睛和耳朵里流出来。
“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狩猎季节里的兔子一般。”对于自己在日本钢管株式会社位于广田钢厂内的生活，海军炮手希曼·爱德华·塞特尔（Seaman Edward Settles）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写道。该地为大阪俘虏收容所第12分部。时时遭遇死亡威胁，不断尝试去躲避殴打，没有安身之所——一桩桩都令人不寒而栗。
我的外号叫疙瘩（Knobby），因为头上被（工厂）看守们揍得留下了很多疙瘩包……我的右锁骨和肩膀的皮肤都破了，都是因为遭受劳动体罚而致的……没有任何药品……日本人勒令营房内的窗户冬天必须打开，夏天必须关上。他们告诉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量，同时也是出于（公司）对我们的关心。我的体重轻了87磅……我们死了很多很多人，并且没有葬礼，尸体被投入瓦斯炉火化，骨灰被丢弃。
当巴丹半岛幸存者、飞行员威廉·米尔恩（William Milne）在工厂里弄伤了背部时，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雇员把六根干木棍（用来点火的木棍）放在了他的身体上，并且点燃了它们。这些疤痕，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看见许多战俘，无缘无故地就遭到了殴打。”他说道。
从1943年10月开始，有492名美国人被送往广田，工厂负责人知道自己要到的是什么，他们非常欢迎白人战俘劳动力，尤其是美国战俘。步兵们被带至矿井、工厂、铁矿场和船舶卸货队；信号与通信兵俘虏被分配到电工车间。战俘们穿上公司制服和薄橡胶鞋——预计两样服装都得穿两年。
“（随着战争的进展）我们总能从日本看守那获得一些信息，”空军信号员斯蒂芬·卡兰姆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战俘营的看守们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我们身上后，几天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比如几天前一个（日本占据的）地方遭到了（美军飞机）炸弹轰炸。”
战后，一份由美国战俘信息局编辑的关于广田战俘营生存条件的官方报告这样写道：
要不是从日本轮船上盗取食物补充粮食（由战俘们进行装卸的大米和其他食物），估计战俘饿毙的死亡率还会更高……对病人而言，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于日本卫生员的态度。他有阻碍美国医疗官命令的权利［西德尼·E. 赛德（Sidney E.Seid）上尉，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他经常更改诊断，拒绝发放药物并且强迫发高烧的人去工作。在查看伤病员时，他偶尔还会殴打提问的战俘。
幸存的战俘军官约瑟夫·斯蒂纳（Joseph Sterner）是几名对这位日本卫生员濑贺口（segaduchi）有特殊回忆的几名战俘之一：
之所以把这个日本医师称为“爱丽丝（Alice）”是因为他很苗条并且非常像女人。然而“爱丽丝”既不温和、慷慨，也没有同情心。相反，他残暴、虐待成性，并且沉迷于操纵、控制我们。他热衷于折磨或殴打那些因为疾病而待在战俘营里的囚犯们。折磨战俘营里那些比他更高大、更强壮的人，会让他更兴奋。他从不直接用手去折磨战俘。他通常使用一根粗棍子。从战俘中挑出个人来惩罚，“爱丽丝”从不需要借口。当病人们被迫立正时，“爱丽丝”会用棍子殴打他们的头和整个腰背部，以试图把战俘们击倒。当战俘们倒下后，他会变得狂怒不止，并且殴打地上躺着的人……在战俘们早上劳动离开战俘营到傍晚回来的这段时间内，对那些病得无法工作、无法立正的人而言，遭到“爱丽丝”的殴打那是常见的事儿。如果一名战俘不能够长时间立正，就会遭到殴打。如果美国医生来求情的话，美国医生也会被打。
一名巴丹半岛幸存者，列兵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ch）谈到为什么给这名卫生员起这么一个猥亵的绰号，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当我们处于他的绝对掌控下时，命令我们立正能让他得到快感……有一次，冬天的时候，他命令我们待在室外，一丝不挂。他沿着我们集合的队列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一把镊子。如果我们中有人给他留下了性格慷慨大方印象的话，他通常会用镊子夹这名受害者的男性生殖器官，并且在一旁高兴得手舞足蹈……
当他决定给我们进行打针时，这个“混蛋”就会给我们来这么一次虐待，而且还要我们相信他给我们注射的不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他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在进行皮下注射时，一个美国人接一个美国人，期间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消毒。而且，日本人进行药物注射时，针都扎在胸部以上的软肉上；打一针，就在胸部以上扎针，另外还要再打针，就在上臂的软肉上扎。不管这个人得的是不是传染病，如果前面有人得了传染病，随后身边的人也会得上这种病。因为针头不消毒。
保罗·路透（Paul Reuter）是一名飞行员，是奥尔德里奇的好朋友。他曾自豪地谈到，在自己因犯了某种破坏行为被捕后，自己是如何在公司机械厂里减轻工作负担的。半个世纪后，两个一辈子的朋友，肩并肩坐在一起，回忆他们在那个地方、那两年时间里的分分秒秒。正如路透所言，那个地方是“一个叫广田的地狱”。一个人刚提起某件事，另外一个人就能顺着把这事儿说完。每件事都历历在目，在脑子里萦绕不去。即便是讲到自己遭受到虐待，奥尔德里奇也会保持幽默——或者说是一种蔑视：
有人告发我在船上偷盗（食物），我遭到了惩罚。在每个营房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砌成的“油桶”。一月中旬，桶里的水结上了一层薄冰。给我的惩罚是，爬到桶里去，在没听到允许出去的命令前一直待在里面。大约二十分钟后，一名守卫走过来，问我想要什么。我回答道：“我想要块肥皂。”因为那句话，我的惩罚时间被延长了。从那个漂亮的亮蓝色桶里出来后，我的好朋友们用了两小时才帮我解冻。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9月9日，囚禁在广田的战俘告别这儿时，收到战俘收容所的翻译S. 田原（S. Tahara）的一封告别信。战俘约翰·佐贝（John Zubay）从营房里走出来时，随手撕了下来。内容是写给所有人的：
毫无疑问，在战俘营里的这段时间里，你收获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并且从这一人生课堂里学到很多。
毅力并不只是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之一。生活经常会给我们出些难题，一些无法避免的难题，一些即便有毅力也克服不了的难题。
你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以获取个人满足感。仔细想想那些你已经学会了的东西——不要丢弃掉那些你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回去后，将你的所学应用到新生活中去，打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努力为人类的福祉做贡献，并将你全部的精神、物质投入到完成伟大的使命中去。
请大家注意，由于我对你们的语言学习不精，受此限制，我并未能充分并正确地表达出我的真挚感情。
愿上帝与你同在。
一路顺风。
田原（署名）
每天，有那么多的战俘死在了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八幡制铁所厂里，那个被称为福冈俘虏收容所第3分部的地方，事实上是日本员工将垂死的囚犯们拿来开玩笑的场所。
“日本士兵（部分是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雇员）走进病房，并且用随身携带的棍子戳那些垂死之人。”杰克·伯顿（Jack Burton）是一名威克岛平民，他记得：
日本人跟他们说，他们快要死了，他们将是怎么个死法？……当有人就快要死还没死时，日本人就会将其放进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房子的出入口边上。这样，出去上工的人在经过门口时，就能看到死去的同伴……我们看起来就像是马钱子碱瓶上的纸片（皮包骨的骷髅）……日本医生告诉我，我看上去病得很重。“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你放进箱子里，你就能和你的朋友们在一块了……你将永远留在这儿。”
当他们埋好（一名战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被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能将我火化。一想到我将被埋在日本，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个邪恶的国家。
杰克·伯顿所提到的那栋建筑——死去的战俘们被摆在那栋建筑的入口处，以展示给他们的同伴观摩——就是战俘营医院。战后，在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它被形容为“一栋好房子……安装了蒸汽管道，但是日本战俘营负责人除了在冬季的半夜里允许开蒸汽取暖外，其他时间一律不许开”。不管是外套或是其他衣服，生病的战俘不得不全都穿在身上，以此保暖。那儿没有热水，自来水也有股异味。
战俘营收到了大约1300箱红十字会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外科用品、衣物和食物。除了在1944年圣诞节前后这一短暂的时期内战俘们用了用外，平时这些物资都是日本工作人员在使用，并不给战俘们使用。政府报告中写道：“1945年某次战略轰炸后，是两名美国医生用一把钢锯、两把老旧的手术刀和极少的止血钳在做截肢手术，在另一边战俘营仓库里有一整套尚未拆封的外科设备。”此事发生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了。11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厂医伯太（Hata），就是那位欺骗杰克·伯顿身体状况的医生，后来被认为需要为隐瞒医疗用品负责，因为是他导致了这一战俘营50%的极高死亡率。视不同的气候和时间，每天有一到五名战俘死亡。
不断有人死去，并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最终，一名异常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员对此激愤不已，奋起反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日落前，特伦斯·科克（Terence Kirk）下士在中国北部被捕。1942年11月中旬，他抵达八幡市。大约一个月后，他被转移到公司的另一个营房。科克决定想办法把发生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及发生的原委也记录下来。“我想了好几个月，取得了一些患病和濒临死亡囚犯们的照片，以便有一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对待美国战俘的。”
在1945年春天，科克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勇敢的日裔美国人译员的帮助。这位译员在旧金山长大，1940年底他突然接到一封祖母病危的电报。回日本后，他在码头上见到了日军的军官，被征召为日军的译员。像科克一样，这位译员冒着生命危险，从战俘营附近的医院找来了X光机的胶片。科克找来了两个盒子，做了一个照相机。他在12岁的时候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做了一个手工打造的相机。“当他们被捕时，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并且，我认为应当有人受到追责……看着坛子里的骨灰，人们是看不出这家伙是死于饥饿、脚气病或是其他疾病的。（一张照片）却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科克询问海军外科医生马科维茨（Markowitz），从他的诊所里挑出五名病得最厉害的患者，并且让他们一起站在户外的太阳底下，一旁的科克则给这些垂死的人拍了5张特别清楚的照片。其中有3人太虚弱了，根本无法独自站立，只能每人身后站一名海军看护兵来支撑住他们，以便拍摄。其中4人是美国人。据科克所言，这些人后来全都死了，不是死在了小仓市，就是死在了战后返回家乡后的头六个月里。
科克的暗房，是他利用日本人浴缸底下的空间改造而来的。特伦斯·科克现在的照片中还有一些是独一份的，是由一名在日本的被俘获的战俘所拍摄下来的。（有些照片是由澳大利亚人秘密摄于泰国境内的缅甸铁路，因为其中有些人在被捕的时候随身带有微型照相机。）许多被释放出来的战俘，虽然解救部队或日军征用来的摄影人员给他们在日本拍摄了照片，但只有科克这类照片拍得最成功，原貌展现，而且还带着它们一起离开了战俘营。
在译员的帮助下，科克印出几套照片分发给情报人员。他希望，战犯审判法庭能将此作为证据。他曾相信法庭肯定会这么做的。科克甚至获得了战俘营长官威廉·O. 多里斯（William O.Dorris）少校的书面许可，许可他公开和出版照片。
在科克回家后，一些现役和文职的情报人员和科克进行了面谈，认为出版这些照片对他们不是很好。从华盛顿传来的命令，让他后半辈子想来都觉得异常愤怒。科克被告知，用他的话说，“把这些照片带回家，带得远远的，不要给任何人看”。他被口头警告，如果他违背这一命令，他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随后，他被命令签署了一份声明，内容是说，今后如未事先经过军方审批，他不得讨论自己的那段日本被俘经历。
历经38年后，科克才鼓起勇气，自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一批限定发行1000本，书中采用了他的那些照片。“最终，我说，够了——必须要公开这个事。”科克说道。
但是始终有个问题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如果特伦斯·科克的故事和照片能在上半个世纪就得到更广泛流传的话，日本企业的责任能否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得到澄清？
编辑：张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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