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陵川已是多年，但当年那些人和事总让我魂牵梦绕。我在那座小山城度过了整整的七年。曾经追求过，向往过，成功过，失败过，惊喜过，悲伤过。没有什么故事能够讲完当年的经历，没有什么语言可以描述当年的豪情。但，林林总总的回忆总也让我激动不已。岁月流逝，年华老去，曾经与我一起叱咤风云的人都已长到了我这把年纪，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的已驾鹤西归做了神仙。就连做下手的小年轻人，也都生机勃勃地成长为陵川的骄傲。
当年那些人和事带给我永久的暖意。这暖意是从逝去了而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而来的，是从弥漫在王莽岭、梅园街、古石水库间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和荫庇而来的。陵川对我像一张永不消失的地图，给我太多的回味。
诠释“通道”战略与“产业对接”战略
1993年，一纸调令把我从富饶的家乡送到了从未涉足过的太行山深处的陵川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扑面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和坎坷不尽的羊肠小道。
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一张张请示报告落在了县长的案头上。路是陵川的痛。历任县委、县政府都为路而决策过，上世纪60年代锡崖沟的“天路”工程；70年代初“五指向外抓通路”工程；80年代的“三通”工程；90年代的通路工程。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陵川之痛是在“不通”。于是在陵川县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围绕旅游文化产业，实施通道战略与产业对接战略”。两大战略仅是口号，必须有理有据才能让人信服。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保龙是山西大学的高才生，与秀才们反复斟酌，用工程阐释了战略，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医学的有关启示。通道战略是以改善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产业对接战略是：第一产业农业对接第二产业工业，第二产业工业对接第三产业商贸，即第一产业的产品进入加工业成为商品，让商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变成百姓的现金收入。一、二、三产业形成产业链同山外对接。用本县的资源同山外的资金对接，用本县的优惠政策同山外的人才对接，用本县独特的农产品向山外的市场对接。这种不成文却很务实的“一业两战略”对全县的党员干部、老百姓很有鼓动作用，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了。于是，全县干群为“通”而奋战。
1993年10月，举县实施“通道战略”的工程全面拉开，陵川辉县路、陵川修武路、杨村礼义路、县城过境路、附城夺火路、马圪当磨河路、平城树掌路、陵川马圪当路……印象最深的是陵修路。河南的修武是陵川的近邻，隔山能听见窃窃私语，见面却得走一天。打通陵修路是实施通道战略的首要工程。陵修路全线四十一公里，如果按照二级路的标准当时预算是七千万元，但县财政年收入仅有一千二百万元，供养人员的工资还欠着账，修路钱从哪里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提出了修路的办法：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借新债还旧债，债债算清；修新路补旧路，路路要通。第一笔启动资金县政府筹资五十万元，第二笔资金县政府向全县工薪阶层人士举债，每人借两个月工资，第三笔资金向全县农民借义务工。全县停了一切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集中一切精力念一本经——修路。
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首先向人挑战，但十八个乡镇中的十二个乡镇都参加了会战。时任十二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领着村民自带粮食，自筹工具在工地上扎营起灶，沿便道架起了二百多口大锅，供几千民工吃饭。机关干部分口领任务，自带粮食干土方。我靠在临时搭起的指挥部帐篷的石塄上，不断听到工地上领工的人向指挥部喊叫着缺水、缺炸药的急迫要求。我与陵修路总指挥县委副书记王安民到工地上看工程，被未排的哑炮袭击了，借来的212吉普车被砸坏了，万幸中人却未伤皮毛。交通局长吓得站不起来，王安民拖着长长带尾音的壶关话，若无其事地安慰着，没事啊！没事！交通局长的后怕是可想而知的。工地上三轮车、马车、拖拉机五千多人，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在四十公里的山道上摆开了战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老人家的话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一年时间，一个贫穷的财政，靠农民、机关干部攻下了八十万方土石方，完成投资三千万元。
如果说陵修路的开场是悲壮的，那陵辉路的结尾是精彩的。陵辉路是山西通向中原的一条主干道，从扬寨河至小坪上（与辉县交界处）长三十四公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了打通并不断升级修好这条路，陵川多任县委、县政府领导前启后承，接力攻坚。1990年重新设计施工到1993年9月终于使这条路上了档次，由水泥混凝土路面（5.3公里）和沥青碎石路面（28公里）铺装，达国家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标准的崭新公路。我到陵川工作时，这条路的路基仍由陵川县公路段在啃硬骨头。公路段有一老一小，已近退休的老段长赵森虎，年轻的小段长冯志亮，都是很有陵川性格的人。他们话不多说，但活干得很漂亮。记得时任副段长的冯志亮为了节省工程钱，减少石方量，曾自己设计用小桥摞小桥的办法砌挡墙，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把路基完成了，但铺油的资金未有着落。时任县委副书记杨志勇听说交通部有一个部长带队到山西考察道路项目，迅速作出反应，连夜跑到太原，见了这位很有平民意识的林祖乙副部长。当老杨邀请林部长看陵辉路时，林部长说，行程没有安排，项目也未列入本年度，可以派一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交通部的一位副司长看完了陵辉路施工现场后，被工程的险峻与陵川人的精神所感动。经过汇报，研究用借款的方式给陵辉路拨款一千八百万元，解决当年的铺油问题。1993年陵川人夙兴夜寐，风餐露宿，越寒冬，跨三春，动用土石方一百三十七万余方，凿洞十座，长一千九百九十米，架桥二十五座长五百四十米，总投资六千四百万元，全部告竣。
1997年“通道战略”由口号变成了现实。十八个乡镇通油路，消灭了十六个不通车的村庄，达到了村村通机动车。1997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一千五百零七公里，相当于1992年前四十年的总和。陵川连续五年被省里评为义务修路标兵县。1997年全省义务修路现场会在陵川召开。省四大班子领导亲临现场，全省九百多人参加了会议。可谓宾朋满座、蓬荜生辉，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却给陵川这个贫困小县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全县床位接待能力严重不够。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程存富副县长负责，把有关局机关办公室的办公桌撤去，换成临时床铺代替招待所，被褥统一规格由各局机关自备，无论有多么简陋的床铺设备，但参会的领导都给了满意的高分，因为陵川修路的经验是一流的，给了参会人许多启发。会议上陵川被评为全省修路标兵县，并奖给两台修路机械设备、一辆越野车和一百三十万元奖金。奖金未用在奖励上而是全部弥补了修路的资金缺口。
通路仅是通道战略的一个内容，通电告急，也刻不容缓。陵川的生活用电大部分用的是自己建的小水电发的电，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的单回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县电业局领导乘势而上，到省城跑项目，省电力勘测设计院迅速批复，增容工程投资二百四十六万元，县财政仅仅用了抛砖引玉的办法投了五十万元，1997年元月27日增容工程完工，容量增至六千三百千伏安，比1992年提高了二点二四倍。
路是陵川的痛。水是陵川的命。陵川人均水资源在全市占有量数字不小，但可用量却很少。水量都集中在东部山区的深山沟里，靠八十年代建的磨河提水工程供应着县城与西部乡镇的生活吃水。通水告急提上了议事日程，修路的同时又打响了水的战役。当时省水利厅规定了一个体制投资政策，如果实现水务一体化可投资一百万。陵川县首当其冲，立即行动在全市第一个进行了水利体制改革，成立了水务局。此举不仅赢得奖励一百万，当年还被列入了全国第三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试点。锡崖沟水电站、古石水电站，浙水和大磨河提水工程全部完成，靠体制缓解了吃水难问题。
1998年，我们在忙碌中收获。成果的喜讯与工作的难度不断抵消着。乡乡程控电话通，五千八百户的装机通，闭路电视也全线开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畅快通达的九十年代，硕果累累的九十年代。作为县长在忙碌和激动中也收获了几分欣慰。
家贫出“孝子”
世事难料。1996年8月2日，老天在一夜之间降了二百多毫米的雨。一年的降雨量，顷刻之间倒了近半。一场洪水把陵川的命脉大磨河提水站的供水设施全部洗劫。
大磨河提水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修建的。1986年全县遭遇大旱，县城与西部地区断了吃水。当时全县停止工业用水，集中供给人畜吃水，并紧急筹资，修建补充水源，因此有了大磨河的提水工程。事隔十年，洪水又使县城与西部地区遇到了严重水荒。听到洪灾的消息后，我放下一切工作和县委书记张国忠，与水利局的同志到大磨河查看灾情。大磨河一片狼藉，只有咆哮的洪水在深山里喘息。恢复无从谈起，只有重建。
水利局长王纯夫是一个很有基层经验的老局长，对灾情十分敏感，迅速召集水利局的技术骨干到现场讨论方案。站在河岸边上，大家惊愕地发现，施工现场地质结构不均匀，三分之二在基岩上，三分之一在沙砾层。技术人员面对现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纷争。一部分技术人员认为时间紧，采用悬臂梁施工，既省钱又省时。另一部分技术人员则主张地质复杂，要谨慎处理。资金再紧张也不能冒风险，主张用绕坝渗漏法，打孔灌浆，把地基开挖十三米灌浆加固处理软岩层。两种观点一个目标，都是站在为陵川负责的角度而提出的谨慎意见。作为县长，仅是一个行政官员，可以拍板干与不干，但在技术产生分歧时却不敢妄言。水利局长把这个难题压在了分管技术的副局长李海富头上，并连明彻夜带队到临汾固县考察人字闸蓄水工程。考察后技术人员提出了汛期人字闸活动性强，可正常行洪，还可缓释枯水期的无水问题。这套方案是不是适合陵川县情，副书记秦红星与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焦光善再三斟酌，认为财政的钱每花一分都得经得起推敲，要求方案必须符合陵川实际。王纯夫的经验和担当在这里显得十分谨慎，只好请高手问鼎。
李海富毕业于太原理工大水利工程系，技术员张国旗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他们分别到母校向老师请教。山西省博士生导师范贵生认真听取了学生汇报并看了带去的现场照片，果断地拿了主意。他说：悬臂梁地基处理没问题，造坝时间短，花钱少，技术成熟，符合县情。这一句话给了陵川决策人一个胆。县委、县政府立刻拍板定案。按照工程预算投资三百万，施工时间六个月。掐指一算，我出了一身冷汗，大磨河地处深山，上冻时间来的分外早，十月份就不能用水泥。1996年9月至1997年8月还有整整十个月，施工有效期却只有五个月，第二年汛期到来时，必须完工。如果工程再跨年度，带来的问题更多。人蓄吃水等不起，政府财力耗不起。此时此刻的县长回天乏术。王纯夫迅速召集局里技术人员讨论修复方案，本乡本土的陵川人太了解磨河水对陵川人有多么重要。筹钱在陵川比登天还难。局党组敢于担当，本着陵川实际，决定本局技术人员设计，并用合同方式招聘施工队。就这样在各种交织的矛盾中工程上马了。第二年汛期来临前，大磨河的人字闸、引水渠、压力管、输电设备、前池泵站和厂房道路，六部分工程投入一百二十万，提前两个月在艰难与坎坷中竣工。这并非经验之谈，而是那些年情急之下的一种无奈。
时隔多年，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万千。国难思良将，家贫出孝子。关键时刻水利局的干部担此大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担当给了力，时任水利局的副局长李海富、西安交大毕业的李跃不负众望，他们在实践中历练自己，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担了陵川重任，张国旗因陵川之水以身殉职。李海富、张国旗、李跃是当年为水利局分配的大学生，他们在学校就有一个共同的梦，用自己所学的专长改变家乡缺水之难，立志建设秦家磨水库。但秦家磨历史上没有水利性控制工程，缺乏地质资料，一时又没有力量去做勘探。三个年轻人的梦想酝酿已久，恰好遇到了一个机会。2000年，山西省农村饮水解困工程在贫困地区施行。六泉乡西石门村争取了一个打吃水井的项目，选址正好在秦家磨河流域中。当时技术员张国旗已是陵川人信任的水利专家，他到井下检查工程进展，并对井下的地质厚度用红布做了记号。随着井深的下延，张国旗借验收工程机会再次下井，想准确提取地质资料，为建设秦家磨水库提供资料准备，不幸井壁坍塌，把这个年轻的生命压在了井下。2001年5月14日，陵川山水同悲，张国旗为家乡寻水捐躯。提取秦家磨地质资料原本不是他的任务，也没有任何人的安排，只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强烈的报国责任使然。“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这是流传于民间多少年的老话，浅显的几个字，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陵川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贫困小县，历史上却屡屡出忠臣与孝子。元朝使臣陵川人郝经，对忽必烈夺取汉位和即位后的汉化政策制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南北通好他代蒙出使南宋，十六年气节无亏，号称十三世纪的“苏武”与二十一世纪的国旗在不同的时代彰显了一样的人格魅力，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陵川的人文气质。
借大势造势，乘势而上
贫困地区成就任何一件事情，最好的状态是拥有天时，地理，人和。我们都拥有了。上帝给了我们最佳的山水资源，陵川百姓很给力，差的就是地理位置的偏僻，需要建一个平台产生一种气场，顺势而上，应势而生形成一种传播效果，让陵川的旅游资源成为一种品牌。借什么势？如何借势？做广告花不起钱。从如何省钱办事想到了在省城借势。借两会之机会，召开陵川旅游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场的地址选在省旅游局的招待所，算了算可以减少费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格外重视这个小穷县。他们从精神扶贫的角度给力，省、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全参加了这个旅游新闻发布会，时任市委书记申联彬与市长马巧珍作为东道主为陵川的旅游斡旋着，时任省旅游局局长王锚琛激动地说：这是山西省旅游史上最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人们在关注全省两会时，也关注了陵川的旅游，新闻发布会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间，游客满山，应接不暇。我们坚信陵川的旅游资源一旦被人发现，游客会买账的。县委、县政府动员各机关、厂矿、村庄外出请客，并在周边省、市、县的电视上飘字做广告、报纸上写文章。可谓借大势树品牌。
接下来是造势。为旅游品牌造势要产生真正的效果，需要有一个大胆的思路，用开放的态度，采用聚、散的方法，通过一种仪式让旅游价值成为吸引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同时扩散出去，让陵川旅游价值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域之外。所以新闻发布会后我们接着就搞了“太行山水风情游”和“陵川第一届红叶节”。通过借势、乘势、造势之后，“势”的后续效应起到了出乎预料的作用。从此陵川的红叶走出了山外，正如时任晋城市委副书记殷理田在第一届红叶节开幕式上讲的那样，“一片红叶抓住了陵川发展的地理优势，一片红叶成就了陵川的旅游事业，一片红叶传递了陵川人民的深情和希望，一片红叶使陵川走出了大山”。
解析旅游之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山西省旅游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现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杨晓国先生石破天惊地发现了陵川是围棋的发源地。杨先生的论文有理有据，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后，竟无一人提出反对意见。绵延的大山，深幽的峡谷，阻断了陵川的路，因此也保护了这方人文。仅国家文物保护的建筑就达十五处之多。号称十三世纪的“苏武”——郝经就出生在这里。他留下的许多文章落笔之处都是陵川人郝经。陵川无处不景，无景不动人。可谓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旅游是个大概念，总要从具体事上做起。县委县政府决定：第一、组建陵川县旅游局，并请围棋爱好者郭足法扛起围棋协会的大旗，任第一届围棋协会会长。第二、从围棋开始创建品牌。用最简单的方法在棋子山上造势，投资十八万元修建四百平方米的围棋盘，号称天下第一枰“象天枰”；投资三十万元修复围棋起源历史遗迹“箕子洞”和“仙泽洞”与栅栏；投资二十三万元在红叶区修建与仿枫树红叶门楼、情人岭“伴月雕塑”“太空伞”“蘑菇屋”和景区步道，以及王莽岭景区的步道与仿山寨山门。第三、实施“产业对接战略”打造与旅游配套的旅游商品，于是，“阿珍牌”系列农产品注册、农民企业家武天秀的“鸣鹿牌”咖啡壶，攻进京城各大商店。第四、策划景区的软件工程，县委、县政府在省城召开新闻发布会，为旅游宣传造势。通过山西省围棋协会邀请国家围棋院院长陈祖德、九段国手聂卫平到陵川大棋盘上对弈。陵川穷，有的是热情，当我们敲锣打鼓把这些棋圣请到陵川时，陈祖德先生欣然提笔题词“淇水源于棋子山，棋道本来法天然”。拿着这沉甸甸的十四个字，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专家的调研、权威人士认可，那是一种资源的资质证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那种兴奋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激动不已。一直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中国棋圣聂卫平先生登上棋子山看到漫山遍野黑白相间的石子时，惊呆了，那份欣喜不亚于天涯游子找回了故乡。从此告诉世界，围棋发源地在陵川。韩国的九段棋手曹熏炫来访，日本棋手又访，他们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这里对弈。旅游的大幕从围棋发源地拉开，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杨晓国先生，他真诚地告诉我，陵川还不富裕，我做的一切都不要报酬。而我认真做了承诺，百年之后要在棋子山为杨先生留下一方陵园，大家莞尔一笑，作为笑谈。
红叶在太行山是一种生态。如果把这种生态作为景色来看还需要声音更大点，而广告的资金在那个年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预算的。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陵川红叶》，向读者深情而真实地倾诉了我在陵川所得出的种种感受，对灿烂的红叶作了赞美，并对陵川地理人文作了历史与现实的有关联系，升华了红叶，慕名而来的游客增加了陵川人对旅游的参与与憧憬。当棋子山下侯庄乡的村民赶着驴为游客作另一种体验时，我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他高兴地告诉我一天可挣一箱方便面钱，我为他的收获而激动，我们的百姓靠旅游挣了第一笔俏钱，这是多么务实的转产啊！
棋子山的旅游旗开得胜，下一步是开放王莽岭。王莽岭作为景区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王莽岭景区的资源是一品的，但路却是次品，王莽岭旅游路的路基是王莽岭所在的古郊乡，义务修路攻下来的。路是通了，但游客的要求不仅是通路，更重要的是要求走油路。铺油路的资金是硬头货，无法取土，只好另想招数，决定对王莽岭进行隔段铺油。县城到王莽岭三十四公里，到锡崖沟四十五公里。我们从一山林场到古郊乡铺了七公里油路，又从掌里村到营盘铺了七点五公里油路，再从营盘到景区铺了三公里油路。王莽岭到锡崖沟路扩宽改造铺成砂砾路。沿路上风光好的地方不铺油路，让游客的兴趣放在风景上；平淡的景区铺油路，好让游客的疲惫在短短的油路中得到抵消。
王莽岭地势险要，是汉代古战场遗址。这一带的山名、村名全都是与战争有关的内容，王莽岭、刘秀城、马武寨、营盘、西南仓，自然遗产资源和人文遗产资源都是上乘之作，但开发难度很大。只有一个办法靠当地政府打一场“一业两战略”的群众运动。古郊乡是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唯一可依赖的是特别能战斗的三任乡镇的领导班子。曾记得1995年任上的古郊乡党委书记王面儿在四面透风、简陋的乡政府办公室忙碌。我与副县长苏文秀一边吃着他在自己家里带的咸菜和醋为我们一行人调剂的待客午餐，一边兴致勃勃地谈着通路的计划。他的责任心令我感动。那一年古郊乡坚持打通了掌里段通王莽岭的路，尽管是弯弯曲曲的土路，却打通了景区的第一条旅游路。1996年的古郊乡党委书记任素亮与他的同事们接着前任的活继续干。他们没有要县政府一分钱，调动全乡二十四个行政村用义务工的办法修建旅游景区。一年时间在王莽岭山上开通了五十公里的景区小道，修建了十二个蒙古包，建起了第一个王莽岭接待中心。1998年的王莽岭已有了几分姿色，为了赶上1999年红叶节和九九太行生态游，县政府决定铺设上档次的王莽岭景区步道。开发王莽岭景区本是县政府抓的大事，依托的对象还是乡镇。当年下任务时，有三个前提：第一，一个月必须完成任务；第二，铺设山上的全部步道；第三，政府的资金只有五十万，不准提任何条件。时任乡党委书记姚爱国、乡长鲍瑞庆只有三十几岁，还是俩没有打过硬仗的年轻人，但他们硬着头皮扛下了这个任务。当时工程的总造价是三百万元，按任务量计算是五个月工期，但旅游的声势造出来啦，没有任何退路，游客不能在荆棘丛生的山中旅游。时任县委副书记郎贵法、政府副县长张新光和后来分管旅游工作的副县长申永山与一任一任乡政府的领导扛着撅头边开路，边找景，边写故事，边命名。难度更大的工程是王莽岭大门前的步道，二百九十九个台阶硬是在45度陡坡的山体上建起来的。工程要求不能动山上的任何一棵树，不能破坏生态。施工的人不是专业队伍，而是当地的党员干部和百姓，在陡峭的山体上施工常人都无法站立起来，古郊乡的干部群众不负众望一个月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他们的经验只有一条，靠党员干部带头，村村领任务，户户义务工。连绵的秋雨不停地下，似乎在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姚爱国与鲍瑞庆披着塑料布与他们的村民修路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勤立业，以俭修身，这样有志有德、锲而不舍、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风范是我在陵川工作的重要仗凭。
1999年秋天是第三届红叶节，也是我在陵川最后一次过红叶节。为了节省开支，我用毛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秋”字，告诉宾馆的司安民经理，扯上几尺白的确良布，在上面印上几片红叶和秋字，挂在宾馆的大门前，并动员陵川的文人、诗人在山西、河南的报纸杂志上投稿，写陵川山、水、人文景观的文章，以示红叶节的到来。游客们如约而至，从此陵川红叶声名鹊起。
突围县城
发展文化旅游业提出来后，不仅是路之痛，其实与旅游不相匹配的还有更多的城伤之痛。城市建设尽管历任领导在自己的任上改造着陵川，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更多的空白需要添置。1993年的陵川县城，虽经历了80年代的改造，但“城”的氛围尚未形成。一村藏城中，半城夹村间。鸡犬之声相闻，猪在街上漫步，鸡在县委大院里下蛋。真正改变现状的是“拆迁小西街，打通过境路，突围陵川城，迎来天下客”，多么豪迈的口号啊，做起来可不轻松。1995年陵川建设局局长宋晓武已闻出了改造县城的味道。这位老成持重的局长提前做了准备，把局机关的干部分组调研，找政策依据，登记底数，摸清拆迁户的思想状况，然后详细地写出了拆迁的预算和规划方案。陵川没财力，但标准要求高。当时中国林业大学设计学院刚刚回国的德国留学生王向荣教授，虽有很先进的设计理念，出手很高，但刚回国名气还未展开，收费也不高，我们请他进行规划。方案出来后拆迁阻力大，只好由八十米宽缩回到六十米，一公里多长，涉及的户数达一百六十余户。二十九个企事业单位两万四千多平方米面积，拆迁费用三百三十万元。三百三十万元确实不是一个大数字，但在当时陵川财政这盘棋上却是大数字。
时来天地皆给力。当我捧着规划给县人大、县政协汇报时，人大主任吕新增这位北京矿业大学的老牌大学生，基层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张禄魁，理性的做了表态，认为这是改变陵川面貌的事，可当大事去做。人大、政协在决策层的分量是很重的。但政府丝毫不敢轻举妄动。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张新光又亲自组织财政局、建设局、物价局、土地局联合调研，寻找法律依据并发文解决拆迁的补偿问题。政法委书记赵晋义配合拆迁做安抚与稳定工作。县委县政府在县礼堂召开了拆迁户动员大会，参会人员不设限，谁都可以听会。动员的口气力求不强硬，而是摆道理，说未来。站在拆迁户的角度讲理解。力求使更多的人懂得县委县政府要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县委县政府以及梅园街上的机关带头拆围墙，围墙是建筑史上一个恒久的主题，也是建筑领域里对建筑本身最典型、最权威、最准确的语言表述。它以不变的基调随着岁月的增减，以各种姿态维系着永存的生命，特别是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大院围墙，从它建立那天开始给人传达着一种符号，那就是权威，权威的围墙受到了挑战，一夜之间消失了，无形之中起到了一种拆迁的动员作用。时任城关镇书记赵保胜与镇长杨金贵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出来有经验的领导，他们全力以赴，用一个月的时间迅速拆迁结束。赵保胜和他的班子成员速战速决的工作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其实硬仗刚刚开始。拆迁不容易，更加不容易的是完善拆迁带来的连带工程达九处之多。如果不完善，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如果完善又增加了工程量和投资。不干不行，干也不行，骑虎难下。作为县长，你把县城改造的口子撕开了，就必须硬着头皮缝起来，否则就失信于民。
街拆后，露出了卧龙岗上的崇安寺被一片废墟包围着。这是旅游城市规划的重要景点。寺院周围的二中、农业局通情达理不讲价钱克服一切困难进行搬迁。大家的豁达成全了寺院广场的圆满。然而古陵路的小巷挡在了崇安寺的门前，很不协调。西溪庙在梅园街的西尽头，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藏着金元时期著名诗人元好问在陵川求学时的游诗碑而出名。“期岁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画屏开。出门依旧黄尘道，啼杀金衣唤不回。”这是上党地区很有名气的旅游景点，离县城直线距离仅三公里，但行走西溪却很难很远。街拆后，县城的下水道与城里的洋河排水系统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工程不言而喻要搭上梅园街改造的这趟班车。
拆街，作为城市改造牺牲利益最大的是老城的商户。如果在城市漂亮的同时，商人能重拾本行，是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所以修商城的工作摆在了议事日程上。1996年10月商城开始奠基。时任分管商业的副县长程存富与县工商局局长李永富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们利用体制上的优势，到省城跑项目，要政策，引资金，在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投资七百四十万元修建了占地面积六千五百七十九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六千一百六十七平方米开放式的两层结构的商城，可入住二百七十四家商户。头一年十月动工，第二年县城商户与拆迁户全部搬进了遮风挡雨、宽阔明亮的商城，取名“赛尔圣”，意味胜你一筹之意。
街拆后，建设街道的担子谁来担？这副担子之所以重，不仅是因为工程的技术难度大，还有资金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县委、县政府把在陵修路上的副总指挥交通局长张金富从前线撤回来担此大任。交通局长张金富，军人出身敢打硬拼，他的战场从修路又转向了建城。梅园街仅一公里长，地形却很复杂，一边是山体，一边是悬空。处理地基成了出力不讨好的吃钱工程。梅园街的扩展，涉及许多附属工程，比如县标地基处理、周边环境配套等工程。过境路打通后，县城突然死了一个人，本是正常的死亡，全县却一片哗然，认为破坏了陵川风水，人们惊愕地传说着西门不可开的传言。这是个民意问题，有钱没钱必须让百姓心安，新上任的城建局长陈家富是从乡镇一把手队伍里选出的强手，有很强的基层工作经验。他提出了两套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案：第一用种树方式解决，但树长得慢，当时还没有移大树进城的概念，此套方案不能安城中百姓之心。第二用意象的办法解决具象的问题，做雕塑，但没有经验。我们在全国招标方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井士剑先生的方案被选中。所以有了今天这尊让百姓感觉能挡住气脉，同时又能囊括陵川文化精神的“大鹏”组雕。
穷日子穷过
“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在陵川的日子里没有被钱逼倒，却逼出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可敬可爱的将士。那些年我们与百姓一起过苦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曾记得，县委副书记杨志勇带“土”进京跑项目。认识杨志勇是1993年我任陵川县长时，他是我的同事分管工业和交通。从乡镇的党委书记到县计委主任然后提拔为副县长、副书记。他看问题的平民角度是他一向的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紧迫性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当时，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杨志勇，担负着全县引资、引项目的工作。县委、县政府所做出的一切规划和决定，除了动员百姓义务工外，财政的资金只能拿出鼓励性的启动资金。其他，全靠老杨率各局领导上京和省城争取。老杨对陵川的交通了如指掌，带着这个使命常年在外跑项目。跑项目这个活难度很大，全凭真诚感动人。飞机坐不起，火车太慢，老杨常年坐着一辆破桑塔纳车奔波在省、市、县和京城的往来路上。从陵川出门时整袍饰褂像个绅士，放下尊严，举步推门向人求助时像个孙子，晚上住在北京毛家湾的地下室，划算着明天的路子怎么走。京城毛家湾有座很普通的部队招待所，是为部队办事用的，负责人是山西应县的军队转业干部叫王资贵。他被陵川人几任班子京城跑项目的精神所感动，专门把地下室收拾出来为陵川人歇脚。无论时间多早多晚，多少人住店，老王都给予热情的安排，每天每人吃住三十多元。可以吃到陵川的米粳与小米稀饭。地下室没有窗户，只有两台空调机，开了空调太凉，受不了，不开空调太热，也受不了，只好坐在毛家湾的胡同里数星星，划算天明的路怎么走。京城纵有千条路，但为陵川开的门却很窄，需要摔碎尊严去撞开引资的门。
老杨跑项目拿的礼品是在王莽岭山上撮起的松针土（种花用），或者春节来临时，早早备好陵川特色的羊肉饺子馅，礼没有多少价值，也不一定好吃，但却感动了许多省城与京城人。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当看到气喘吁吁的杨志勇扛着松针土爬到自己住的楼上时，感动地掉下了眼泪。他说：“老杨啊，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你这份情义。”
最让我感动的是修复陵辉路。陵辉路是陵川通往中原的大动脉，1995年刚刚通车，人们还处在通车的喜悦中，1996年一场大水把陵辉路彻底冲毁，当天冲走了十二个人和两辆拉煤的大卡车，陵辉路沿线的百姓二十多人困在逼仄的峡谷山洞里逃生。陵川的洪灾惊动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水毁后省领导到现场视察灾情，但人毁路断，看灾情都无法到现场。为此，杨志勇与六泉乡、冶头乡的百姓冒雨在深山峡谷中奋战两天两夜，垒了一万多编织袋的石子和沙以搭便道。天不停地下着雨，一千多人分两班倒站在水里作业，装石、堵水、建路，当时面临更大的危险是峡谷山洪一旦冲下来，威胁一千多人的生命安全。杨志勇这个总指挥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重，既要观察天气，又要负责安全，还要赶进度。工地上的人员是临时组织的两个乡镇的老百姓，黑天抹地谁也不认识谁。有的人实在坚持不住，想撤离现场。杨志勇拿着喇叭在山岩上大声地喊着：我是县委副书记杨志勇，与大家在一起，今天能把这条便道抢修出来，明天就有希望全线修复。人们听到杨书记也在现场，很感动，县委领导在困难时与大家同在，很有号召力。就是那一夜便道铺就，成功视察灾情，加快了陵辉路的修复进程。但陵川损失了一员好干部，杨志勇从此没有站起来。以后几天突然发现老杨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脱了形。我说老杨你不能拼命了。老杨淡淡地说：省里的项目还是要追一下，回来再去看病。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吐血。交通局、计委的同志拦不住，善意地骗他省里已决定立项。县委、县政府对杨志勇下了命令，不准工作，必须住院。此时的杨志勇已经确诊为肝癌。1997年3月，老杨没有告别他的战友和同事，在看病的路上卸下了为家乡脱贫的重担归天啦，终年五十岁。杨志勇走了，走的十分匆忙，只有五十岁。五十岁还是一个人多彩的年华，而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杨志勇不是病死的，是为工作累死的。一个生命也许很平实很普通，但能给人许多回味，一个生命坚实真诚能给人以力量。许多年后，人们说起他总是惋惜，可惜他英年早逝。老杨是平凡的，但他不平常，平凡如许多陵川人那样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不平常是他承受着为家乡脱贫超负荷的工作，老杨走了为陵川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怀念。人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对他的悼念，我发自内心的写下了悼词，以表达我对这位可敬搭档的哀悼。
（一）杨君仙逝举县悲，青山无处不丰碑；凭吊旧踪英容在，悠悠岁月写光辉。（二）惊获杨君辞途中，疑是常日应差匆；明月不归登鹤去，征战志士别疑重。（三）平身勤奋事必躬，征尘染发英年终；忧县忧民忧企荣，悲歌长啸祭杨公。
争取项目的活很难干，每时每刻都在纠结中，失望中，惊喜中，但又是陵川最重要的工作。从陵川的村干部、乡干部、企业到县局机关，以至陵川在外工作的人员和在陵川工作过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为穷日子分忧。大家不谈报酬，没有交换，只为家乡填穷。曾记得在北京工作的陵川人贾复兴领着我们找门立项；郭振友领着我们到教育部找支持；扬小平领着我们找住宿；在省城的陵川人张成福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家乡操劳。
曾记得在煤炭系统工作的陵川人郭绿林、宋志文为了打通陵修路，增加煤炭运量，前往河南谈运煤项目，为了方便客人在宾馆谈判，晚上住了一宿宾馆，第二天开始节省，吃了一天方便面。住了不敢吃，吃了不敢住。煤运公司在当时是陵川比较宽裕的单位，但他们的一切目标就是省钱、修路、运煤。政府财政穷，但也不是养不起将士们在外的费用，而是大家都自觉地过这穷日子，省钱办大事。回忆起来都很心酸，难忘那些在陵川的日子里，无论是酸、辣、苦、甜都曾经经历过。几分悲壮，几分感叹。陵川的经历或许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启示。
县志的温度
地方志书每20年作一次编修。这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统一规定。卷帙浩繁的志书，意味着很大的工作量。往往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才进行编撰。陵川历史上有记载的史志是从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经历了9次修志。而从明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直到上世纪初（1963年），近30年时间，修志断档。
激情昂扬的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陵川历史上辉煌的一个时代。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雄的时代产生许多英雄人物。1950年率先领办互助组、1951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领导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取得连年丰产丰收的陵川县原庄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连全保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奖励；1956年城关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娄王锁出席了全国民警治安功模大会并受到物质奖励，1959年又被表彰为全国一等护林模范；1958年红旗人民公社黑山底生产队被国务院表彰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焦元富、董小苏分别被表彰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1959年横水河乡瓦窑上村羊工宁华堂创造母羊产双羔的事迹，被评为全国养羊专家，破格聘请为山西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他创造了“世界养羊史上的奇迹”；1962年太行一山林场被评为全国十大红旗林场。这些英模单位和人物的事迹，对于理解太行精神的本质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知识分子总是社会的敏感神经，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诗作画歌颂时代。人民作家赵树理亲临陵川写诗赞颂。木刻家邹雅雕刻了以陵川为蓝本的木刻画，戏剧家阮章竞创作了歌剧《赤叶河》，史学家则用那个时代少有的修志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1959年，陵川县委正式成立文史研究馆，并决定编修县志。参与修志人员文风严谨，规格很高。资料储备丰富。时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李希曾先生（陵川人，曾任陵川第一任县委书记），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振强先生（河北省行唐县人，曾任陵川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希泌先生（陵川人）亲自提供资料并对有关稿件进行审阅，李希泌先生又亲自参与规划和审定。漫长的五年时间，一部严谨翔实的《内部资料》对陵川的历史做了记录。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亲笔提了书名，为这部《县志》增加了分量。六十年代初，国家尚在发展中，山西修志寥寥无几，陵川《县志》以内部资料的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制了200册，虽说装帧简朴，却填补了陵川历史上十修县志的空白。
1999年，正逢建国五十周年，为了向建国50周年献厚礼，晋城市委要求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完成全市的修志工作。此时，五县区的县志均已结束，唯有陵川一家尚存在不小差距，拖了全市的后腿，时任市史志办主任秦海轩亲临陵川督战，提出了市、县组织力量帮助陵川修志。老秦的话既是激将法，也是为了解决陵川在短时间内完成修志的一个办法。作为陵川县长，听了老秦的话，却另一番滋味，无地自容。陵川是贫困的，难道修志也需要别人扶持吗？
憋着一股劲儿。县委、县政府把修志工作正式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其实，1988年的县政府已对此项工作做了安排。期间，时任县志办主任张振山也多次汇报过这一项工作，但此时此刻，县委、县政府的主要精力是：通路、通水、通电，修志尚不在计划的盘子里。当外界的刺激变成动力后，决策人的态度就是生产力，县志办公室主任张振山是个陵川通，对陵川的历史、人文有很深的研究，他从1988年开始与他的同事们，收集整理资料达10年之久，草稿写了100余万字，只是严重缺乏经费，当时陵川县志办每年的经费仅有3000元，连修志的纸稿都买不起，导致这部志迟迟不能问世。当张振山扛着一麻袋的县志草稿，做修志工作进展汇报后，我心存愧疚。修志拉下全市的后腿，并非县志办的责任，在那个全力以赴消除贫困的日子里，县志办的声音特别低，始终挤不到县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听了县志办主任张振山的汇报，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突击审稿。陵川经济穷，但文化不穷，精神不穷，县委副书记郎贵发、县政府副县长陈纯富挂帅，县志办主任张振山主笔，调集全县各口熟识本单位历史、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又文笔过关的在职和离职的科局级干部以及机关工作人员38人，专门请有史志知识和编修经验的原教委主任赵键忠、民政局长张天纯、文联主席许景孝等等，挑灯夜战，开始了紧张的补稿、审稿工作。当时文化革命的影响还或多或少的在人们心中存有痕迹，所以修志审稿成了重要的政治工作。我们要求修志不能有修辞、形容词，资料来源一定要有据可查。
一个多月的集中会战，120万字的《县志》草稿终于完成了，1999年县政府决定县志在北京付印。参加完修志工作的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焦书文要求借出版《县志》之机搭车出版《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1926——1949、10）一书，申请经费3万5千元。焦书文一介书生，不事张扬，几年来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写了20多万字。我大约翻了一下，发现是一部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无法张口拒绝，何况要求并不框外，是下级主动工作。但当时财政确实困难，贫困县的县长捉襟见肘，筹钱、愁钱成了工作的第一要务。为了节约资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外行的要求，两本书（与县志）合用一个书号。当焦书文把县长的意见转达给人民日报编辑室主任张亚平时，她笑啦。她笑着说：全国没有这样的先例，一本书只能是一个书号，要求焦书文回县里请示增加资金。土生土长的陵川人焦书文太了解县情的家底，一改文弱书生的形象，果断地告诉张亚平主任，我不能再给县里增加负担，增加资金不可能，挤钱割豆腐，就这3万5千元，可以把彩图变成黑白图，2000册降下来，但书一定要按时印出来，不能误了上级要求的时限。不能让陵川丢脸。一个小人物的忠诚感动了京城的大报编辑。也许是很少或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对贫困地方修志人的怜悯，也许是对革命老区修志人的执着态度的赞许与理解，果断决定免去中共陵川历史纪事一书的书号费和运费，用集装箱直接运送到晋城火车站。京城的大编辑办主任张亚平面对来于贫困县的两位修志主任，钱包空扁，精神却不贫困。看到他们举重若轻，义无反顾，十分感动，对陵川两部志的资金做了让步，并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了印制和装订。陵川的两部志在全市出得晚了点，但都获了奖。2000年，《县志》获得了山西省政府地方志成果三等奖。2001年，《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获得省委史志类成果三等奖。本以为这部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却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事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夺权记录了，平反却不入志。审稿时最怕在历史敏感问题上出错，恰恰出了错。一部作品往往留有多种遗憾，但在政治问题上出错，是最大的忌讳。无论作者有多少理由和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法弥补这种情感缺憾。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也无法理解那个特殊时期当事人在事件中情感经历的强烈性。编者是无辜的，作为主修人——县长的粗心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隔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有机会在这篇文章里表示我的歉意。
修志是一种人生态度，修志人有时像会计，不可多记，也不可少记，一个小数点，点错了，会错十万八千。修志亦是如此，既要注意客观真实，又忌讳流水账，既有具象的刻画，又有高度的概括。不仅对历史负责任还要对后代负责任。修志是严肃的。不是歌功颂德，是公正记载。不是文字编排，是要以档案材料为主，寻找旁证，把一个事情真实地确定下来。修史不以编为主。是事件与参与人互相印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修志是严谨的。不能笔误，更不能失误，不能省事偷懒，不能带情感色彩。太史公的《史记》之所以流传后世成为不朽的个中典范，就是他始终坚持就事论理，言之有据；把握重点，深入剖析；有褒有贬，恰如其分；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记得曾有人认为即使不从《史记》的全部篇章着眼，仅读《太史公曰》的文字也可感受其语言表达上的艺术特质，论断的丰富性，引证的推见性，抒情的多样性，浓郁的杂文味。可谓修志的典范。
我一直认为把一本书写的客观公正，对事件充分把握很难，尤其是在公正客观的基础上把历史写活更难，虽说1999年版的《陵川县志》十分注重审稿，但遗憾留下多处。许多年后，当我翻开这部倾注了许多人心血的《县志》后感慨万千。
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县志》却珍藏着这一方水土的灵魂。一部《县志》是有温度的，许多人或已老去或还健在，但时不时都会有人去关注他曾经的故事，寻找那遥远的色彩。许多人会去县志里舔舐那曾经的伤痛与忧伤，翻阅那曾经的豪迈与辉煌。修志是我在陵川工作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它却使我常常忆起，书为什么叫“写”，史却叫做“修”。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另类课题。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1999年12月我带着诸多的情感离开了陵川，到阳城县任职。第二年端午节前邮递员送来了一个沉甸甸的邮包，打开看，包裹里装的是包粽子的软黍米，但邮包上没有署名。从邮戳上能查出邮件人来于陵川，邮件上只有三个字“谢谢你”，至今都是个谜，总也猜不出是谁寄来的深情厚意。
2010年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画了句号——退休了。秋日的一天，大院里门房的小徐告诉我有一个老人等了一上午要见我，当我见到满头银发的客人，背着一袋小米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似曾相识，却不敢相认。他操着浓重的陵川口音说：“赵县长，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陵川赵有富呀！”我惊喜地说：老赵啊，数年不见，我们都老了。赵有富曾是陵川陶瓷厂厂长，是当年企业带头人，曾是陵川县委、县政府树立的标兵。他说：“我没啥事，听说你退休了，我来看看你，我今年已过了七十，年纪大就走不动了，见你最后一面。”细细想起来，吃他的小米挺愧疚，当年除了工作上给他鼓励外，没有帮过他什么忙，而我成了一介平民，他却远路迢迢来看我。送出大门外，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潸然泪下。
今天，当我粗线条地勾勒陵川任职的往事时，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切近，又像如烟的往事远去了。在陵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再三催促下我写下了这些文字，仅仅是在自己有限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纵有十二分愿望也写不完那个时代的同事们和百姓给我的感动和记忆。七年的陵川工作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和能耐，但这份经历在我一生中是弥足珍贵的，七年的生活不敢说交了多少朋友和知己，但我的搭档们为那份事业的担当和付出都将成为我终身的财富。漫长的七年，我把激情储藏在那个偌大的空间里，有坎坷有遗憾，也有满足和陶醉。无论是什么都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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