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是纷繁的搜藏项目的一种概括。
书札收藏的故事
搜藏“书札”的广狭义
“书札”，也作“书剳”，或作“手札”、“书启”、“尺牍”，其实就是书信，是异名同实。但诸种名称之中，算“尺牍”一词最为普及。因为四九年前，中小学在“国文”之外，另设“尺牍”科目，所以上一辈人，都多曾读过乐毅《报燕王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丘迟《与陈伯之书》、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等，也有读《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这足见旧时通讯落后，但对人际沟通的“尺牍”则是十分重视。
但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是纷繁的搜藏项目的一种概括。
举个例，往日郑逸梅在《艺林散叶》就说过“周南陔藏孙中山请柬，钱化佛藏黄克强讣告，汤国梨藏黎元洪书赠章太炎东南朴学四字横幅，均为辛亥时代革命文献”。像上述这“请柬”、“讣告”都是很难作为搜藏的立项，只有归属于“书札”。今日讨论之前，特先作解释和“正名”。
尺牍的搜藏是史料
如上所述，“书札”的狭义就是指“尺牍”，而尺牍多是真情所流露、心声所寄。其中会触幽动隐，是历史宏观视角所不及见的。所以读史者，往往爱从尺牍微言，用之作历史的补充和解释。举最近的一个例，关于王国维自沉，有说是亲家罗振玉迫债所致。九十多年，这些悠悠众口，习非成是，即使硕学鸿儒，如郭沫若、傅斯年亦在所不免。当中亦夹杂着骂遗老以抢占道德高地为心。谁知1980年代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在北京《读书》杂志（1982年第8期）发表《跋<观堂书札>》一文，刊出王国维写于1926年10月24、25和31日致罗振玉信三通，内容是述及王国维将长子王潜明逝世之海关恤金寄罗，罗不肯收，将款退回，王再寄，罗复退，后来才勉强收下。据此，足证“迫债”事的不可信了。要不是这三封信的曝光，则白璧青蝇，谁能湔雪？
尺牍搜藏的鉴赏开始和价值开始
至于因仰慕其人品，玩赏其书法，那又是书札搜藏的另一种角度了。
在《汉书》记载有位陈遵，说他（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大概这位陈遵擅文辞，书法出色，他的书札就为人所珍藏。他该是书札被收藏而姓名可考的第一人。但可惜的是，陈遵的书法毕竟没有流传下来。
有收藏，自然会有人去居奇和出卖。晋代王羲之书《黄庭经》换鹅，宋代苏东坡信札被人换羊肉，这两例又都是“书札”有经济价值的先声。
在宋人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一中有说到：“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这“断屠”是唐代武则天的典故，就是禁杀牲。苏轼知韩宗儒以他的书札换羊肉，他就对其等回信的仆人说：今天“断屠”了。要是当时有拍卖行，又何至于用“断屠”一词。
近世最大宗的书札买卖
有收藏，自然有买卖。书札之买卖，最大宗是发生在近代。
先前说过，书札搜藏的定义是很广，任何传递性的文字，当中又具受件人和付件人的形式，这都合“书札”之义。而近世最大的“书札”买卖，数量据说是八千麻袋，是明清档案，这事详见于罗福颐先生1948年发表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之历史及其整理》一文中，近年也有王若撰《罗振玉与“八千麻袋”事件》刊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0日第15版，两人都说得很全面，诸君可自行参阅，我在此不虚耗大家时间了。
近世最惨痛的书札搜藏
而最惨痛的书札搜藏也是在近代，那是舒芜所藏的胡风手札。
先说舒芜之留意书札似乎早已有之，未必限于胡风一人。舒芜在口述自传中，就说过一件有关书牍的事：
大约1943年9月间，胡风转来了陈家康给我的一封信，信的格式很古气，开头就是“家康白：管君足下”末尾又是一个“家康白”。信中谈了他对《释无久》的意见，也略谈了一下他的工作和研究的矛盾：“余杭章君曰：‘学术和事功不两至，’余未敢必其两至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我的来信。他是周恩来的秘书，又那么有学问，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引文中，舒芜所说的“家康白”，绝不是舒芜在揶揄，反而该是心焉向往的。舒芜在后文更说过：“中共西南局这边有几个人，一直比较接近；主要是陈家康、乔冠华和胡绳他们三个，陈是周恩来秘书，乔是《群众》杂志主编，胡是《新华日报》的……据说有些人就把他们叫做‘才子集团’。”（见《舒芜口述自传》125页）
但舒芜的关心书启，谁料到这习惯会换惨痛？1955年舒芜交出那私人收藏的百多封胡风的来信，换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舒芜事后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这该是书札搜藏史上的最血泪的一笔。
只是“书札”的搜藏，向来是无所忌讳的。附说一下：“搜藏”是一项强调“知性”的行为。所以“血沁”、“尸蓆纹”、“遗嘱”、“讣告”都百无禁忌成为把玩清赏之物。前文说到钱化佛收藏黄兴的讣告即是一例。名人讣告若出现在拍卖场，许多藏家是要争夺的。要是什么绝命诗、绝笔书，则更显珍贵。我的藏品中有王时敏的遗嘱，有王国维的讣告，从来不忌讳。前几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一件邱逢甲的讣吿，我出价不低，但也铩羽而返。
另外，书札收藏不必有所谓立场，不管所收的书札是岳飞还是秦桧、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愈是反面人物就愈是难得。但谁料到舒芜搜藏的百来封“书札”却招来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但雷霆霜雪的过后，要是这批书信能保存下来，那该是一项天价的拍品。
存世最早的“书札”
要论存世最早的“书札”实物，那是西晋陆机陆士衡的《平复帖》（唐宋以前的名人书札，后人尊为法书而称之为“帖”）。董其昌跋此帖云：“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锺繇）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书札。而且有着重要的收藏故事。
书者陆机（261-303）是吴郡华亭人，即今天上海松江人。这是陆机以秃笔中锋的草隶，在麻纸上写的信牍。内容说及陆机三个朋友贺彦先（循）、吴子杨、夏伯荣等的近况。虽然只有9行84个字，但文辞古奥，不易诵读。启功先生是首位释读全文者，并撰有《“平复帖”说并释文》。
在抗战爆发那年，张伯驹是通过傅增湘用4万元向旧王孙溥心畬买回来的，该件历经战乱和避过日本人觊觎，能幸存下来，实在很不容易。1956年张伯驹将此帖和其他稀世的书画一并捐赠故宫。此事王世襄先生有专文详述。
为什么谈“书札”的收藏却会谈到《平复帖》？因为帖也是在“书启”范围中，更主要是该帖是真迹实物，而不同于王羲之父子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那样是唐人据原信的双钩壑填。
《平复帖》是无法估价的，但说到收藏，总要论其价值，在此我只能说个例子，就作为一个比拟。
现今的书札市道
宋代的《功甫帖》
前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苏东坡写给郭功甫的信（《功甫帖》），美元822.9万（人民币5037万元）成交。全信只有九个字，几乎是每字美元百万。虽然拍卖前后对此帖都有不同意见，但822.9万美元成交则是事实。更前几年，一片曾巩的信，虽然专家意见不一，也以亿元落槌（2009年11月23日北京保利秋拍夜场“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曾巩《局事帖》以1.08亿成交）。如果据此而论，那《平复帖》又该值多少呢？诸君听了，自行比拟吧！
再说一个例：1996年纽约佳士得搞了个“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拍卖，这个拍卖宋人信札就有十余通。曾巩《局事帖》首次在这拍卖场现身，还有苏东坡、朱熹、曾纾、张即之、朱敦儒、倪瓒、张雨等等，哄动藏界。当时曾巩《局事帖》成交价约55万美元（合港币429万元）。
再说一个例：2010年秋上海道明也搞了个《听帆楼后人藏宋元明尺牍》，15件拍品中宋人4件，元至明初有9件，其中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北宋熙宁间唐垧从赵君锡处得知胡宗愈的儿子夭殇，写信安慰）以人民币9000多万元成交。
今日明人书札是新贵
宋元手札，大都归了故宫、上博这些大博物馆了。以此之故，明人书札遂成为新贵。现在，明人手札，名头大的，随便一件释出，藏家都不会轻易放过。
2002年秋天，北京嘉德举办的拍卖中有《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收有明一代四百多名人，共六百余开信札，裱装成册页共廿本。这套信札包括了明代的王侯将相、名臣仕宦、骚人墨客、忠烈奸佞，包罗颇广。这部明代名人尺牍最后以990万元成交，是上海图书馆投得。现在看来这不足千万元，似乎不怎么昂贵，但在2002年，这个数字已是世界纪录了。
今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拍大观夜场凌晨十二时正拍至末二件，L813吴门名士手柬（吴宽、祝允明、唐寅、蔡羽等）卷，就要3250万元下槌。比较一下刚才讲到十多年前拍卖的钱镜塘藏明清信札廿厚册，也只不过是拍了900万元而已。可见升值之高且快。
民国书札也有价
明人手札不多了，又轮到清代和民国的书札成为藏家追逐对象。
古人的信有价，近现代人的信也有价。近人信札，只要享盛名，有内容的，政界若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蔡锷、蒋介石，共产党如南陈北李、毛周朱，文士学人如鲁迅、徐志摩、胡适之、陈寅恪，画界如三石二鸿大千心畬之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别小看这些烂纸，往往“佳”书抵万金，是黄金万两还是万斤就要看是哪一位了。
袁世凯手札
周作人致李守常手札
举一个例，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中国书店看到陈列出一整批陈援庵往来书札，是台湾“中研院”新成立的文哲所刚出版的《陈垣先生往来书札》数百通信札的原件，往来书信的五十八位名人有：马相伯、蔡元培、李石曾、叶恭绰、英敛之、王国维、胡适之、孟森、高步瀛、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等，都是民国俊彦，越看越令人心动。当时听书店的人说，索价要人民币百万。同去参观的朋友岑英权，是我表哥陈幼南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岑刚卖掉其上市公司，雄于资。岑先生刚开始收藏书法，我力劝他买下这批信札。但岑有点犹豫。而转瞬这批书札已被人买走。隔了两年，友人赵君邀我去其郊区大宅，参观其珍藏书画，赫然发现援庵的书信在此。重睹这批手札十年之后，如今又在北京嘉德拍场展览厅出现，假如分散拍卖，真是有些可惜。幸好嘉德也明白，这批书札不分散拍卖，而是整批“私洽”，听说索价是人民币5000万元。我略为盘算，结论是：合理。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
近年拍卖公司都很积极地寻觅名人书札来拍卖，尤其是那些一整批的，如2011年杭州西泠拍卖公司的秋拍，有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争夺的人多，当时就以人民币2415万元高价成交。所谓高价，是就当时大家的感觉而言。但如果比较一下今年6月18日夜间广东崇正“九藤书屋”（谷牧）专场拍卖，郭沫若“建设”两个大字大中堂（有康生加题章草数行），落槌价是人民币1400万元，那么西泠拍卖的这批郭老的手札，又不算贵了。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
2012年北京匡时秋拍，搞了个“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题拍卖，这个专拍以信札为主，总共有287通，包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所藏的梁启超手札240余通、康有为手札23通、汤觉顿致梁启勋手札17通等。内容涉及民初许多政界名公巨卿如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等。康有为的手札涉及保皇会的秘史（如在美国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等），有些手札也反映出康有为擅于货殖经营，是股票、地产炒家先驱。整批拍品估价人民币5000万元，最后以6700多万元成交，成绩算很不错了。该专场上康、梁的手札，都要几十万元一通，岂是我辈寒士所能问津。但匡时为这批书札的宣传费了大气力，也曾把展品搬到这儿（上海图书馆）展览，让许多有兴趣此道的朋友一饱眼福。匡时在北京国际饭店拍卖预展时，我们可以到现场细赏这些书札实物，匡时编印的这批信札的图录甚为精美，随时可以翻阅，诵读上个世纪康梁的手札，是精神领域很好的享受。
钱大钧旧藏“蒋介石密令手谕”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卖钱大钧旧藏“蒋介石密令手谕”（L650）一组百余通（140纸），分装二厚册，估价人民币800万至1000万元，结果成交价为人民币1700多万元。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他保存的这些手谕，涉及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武汉会战等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是研究1936年至1945年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保利拍卖图录将全部手谕刊出，功德无量。买家只能是一位（是东北哈尔滨的高扬所得），但图录载有全部手谕，将惠及无数研究者。行文至此，谨向该图录的编辑先生致敬。
胡鄂公上款书札
今年7月5日，西泠印社春拍有一个专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书札专场”。
胡鄂公上款书札，内容特殊，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讯息，反映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这批材料从未公布，前几个月曾在复旦大学展览，引起研究者关注，也特别受藏家青睐。所以竞投者众，全场百分百成交，总成交额达800多万元。
这批信札最受注目的是1940号“周恩来有关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通信”，此信是西安事变前几个月（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长信，小小的一页纸（19.5×13.5cm），密密麻麻的蝇头行楷，体现了周恩来拟整合全国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此信估价不便宜，是人民币80万至150万元，但争夺者众，竞拍激烈，一页信就拍了十多分钟，最后由场内买家投得，落槌价人民币310万元。
另一通1921号“李济深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重要信札”，只有一页（25.5×16.5cm），写于1936年12月30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第四日，显示此一时期李济深拟联共抗日的政策。此信估价8万至12万元，最终落槌价为58万元，创李济深手札成交最高纪录。
谈我的书札搜藏
有些收藏界的朋友，好奇我的书札收藏，要求我讲讲自己的搜藏。
我收藏信札是以近现代为主，因为近现代的书札更具现实意义，也比较容易获得。我最早收的信札是孙中山致卢煊仲手札，是澳门“烂鬼楼”（关前街）大石梁先生承让的。
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汪孝博先生。汪老或出于照顾，或念我有意长久保存，以极亷的价钱，陆续转让了一整批陈援庵先生写给他的论学手札，是一批，不是一两通。又曾让我一叠叶恭绰写给澳门杨敬安先生的手札，内容是讨论编印梁鼎芬遗著《节庵先生集》。还有一些清末民初名士陶邵学、张学华、潘飞声等，致汪兆镛先生（汪老的尊人）的。这些手翰，成为我的最早藏品。至今近四十年。
《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
三十多年前汪老转让的陈垣手札一批，是我颇为看重的藏品之一。陈垣过世不久，汪老将这批手札整理，并加注释，编诠《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由周康爕的崇文书店印行（1972年9月）。现翻开此书扉页，见汪老题赠之年干为1975，距今足有四十年。汪老也往生廿二年，援老则离世四十多年。赠书当日同登澳门圣味基街汪老寓所的李鹏翥丈亦已仙逝半载。抚卷茫然。
援老这批手札原件并无装裱，毛笔信件粘贴在簿上，钢笔书写者则按年夹于对摺的纸中，更便于保存。选印于书中共32通，由1933年至1963年，而未印入书又数十通，最末者为1969年。
《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
“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
旅日藏家程伯奋（琦）先生所藏宋元明名家书画（包括燕文贵、宋徽宗等剧迹）名闻遐迩，在十多年前程氏珍藏一整批由台湾藏家林百里先生承接，据说当年的成交价是好几亿人民币的。这批藏品是一揽子交易的，其中有部分书画并不为林先生所喜，遂被剔除送到北京嘉德拍卖。当年我在图录上看到林先生处理的程氏旧藏中有一件“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包括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许国等十有七通，诸札皆致戴洵（愚斋，浙江奉化人，万历八年官南祭酒），内容多言国子监事。卷后还有丁传靖、柯绍忞的题跋。当时向启老等前辈请教，意见相当一致，遂奋勇竞投，终归寒斋庋藏。这是有心人集合明代九个大学士等十多位名臣的书札，裱装为一卷，保存了几百年。我们现在花不了多少钱，一举而得此煊赫名迹，应该感恩。感谢历代前辈藏家的保护文物之功，才有我们今天得以为研究之资和暂时拥有之乐。
“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中张居正（右）和申时行（左）两通书札
杨涟家书册
我的藏品中有杨涟家书册。杨涟（1572—1625）是万历泰昌天启三朝重臣，官至左副都御史。他上疏“劾魏忠贤”，因此而被逮，惨遭虐杀。崇祯登基才为之平反。
手札册是两通家书。一通写给孟兰孺人，一通写给其长子杨之易。给孟兰孺人的共四页，首尾完整。
此册是在北京的诚轩拍卖，由沈树镛、林朗庵、丁氏念圣楼先后递藏。台湾大藏家收晚明书迹著称的何国庆先生，去岁莅寒斋观此册，为之啧啧称叹。
杨涟家书册
孙中山手札卷
我藏有两卷赵士觐旧藏的孙中山手札卷。赵士觐是纽约同盟会创办人之一，他本来保存有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诸贤给他的手札160多通，20年代中寄存于广州市梁季宽家并请梁氏跋尾。惟1927年广州暴动，不幸毁于战火，仅存孙中山两通遗札。
1923年至1924年，孙中山责令沈鸿英却兵，嘱赵筹饷给遣。沈邀饷2万元。孙公信中以2万元令沈休兵，是合算的。信原文：“答应沈鸿英退兵之款既交万元，其余一万，自不可中变，当照拨之。一齐由朱军长派人带去与沈部交涉退兵。果能退兵，则交款，不退，则将原数带回。此事可责成朱军长负完全责任。倘能以二万元而令他退兵，较之以兵驱逐他出境为有利。故已经答应之款，当要照交为是。”（民国13年2月17日）
孙中山遗墨卷（嘉德2011秋L192）
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
胡适之在美国的媳妇（胡适之子胡祖望的夫人曾淑昭），藏有各方友好致胡的手札，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徐志摩等，极为稀珍。本拟整批让与国家文博单位，传闻作价只是人民币25万元。但是有“专家”嫌贵，一叠旧信，哪值这许多钱。结果嘉德收去拍卖。
据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说：“这些信件涉及的时间主要为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期，是与胡适讨论如何办好这份肩扛新文化大旗的杂志、两人又如何产生分歧以及‘善后会议’陈独秀对胡适的支援等内容，其中具为可以补充某些历史事实的重要文献。”
嘉德分两次拍卖。第一批是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手札，抢到几百万元（据嘉德提供的资料，2009年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成交，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以78.4万元成交，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以112万元成交）。本来有关部门拟动用国家优先条例，由国家文物局购买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收藏。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有校友拟捐款购买，赠送人民大学新成立的博物馆，这令新文化馆好不失望。
第二批系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讨论《新青年》在广东办的事宜，附周作人致胡适之手札。时我正巧在京，以我的藏品系列中，有陈独秀墨迹而无李大钊的墨迹，每以不能双美为憾，现此件无论内容、品相，均系精真新，于是踊跃参加竞投。开拍前，遇到几个收藏手札的朋友，出言谓某君出价超过200万，志在必得，言外之意你老兄就不必“多此一举”去争了。拍卖此件之前，拍卖官宣布国家文物局定此项拍品为一级文物，投得者不能立即提货，要等七天，如果国家有关单位认为需要，有优先购买权。为避人耳目，我站在拍场最后面的门口，待到拍卖官叫价200万时突举牌应价，最终以250万咬牙切齿的价格投得。事后立即转身冲入厕所小解。时有数人追出尾随，初以为系记者，后才发觉系拍卖行工作人员要我签名确认。七天过后，急电嘉德，知未为国家购去，即嘱书画部的朋友将此拍品调离古籍善本部之库房，转去书画部保存。急上京结账提取。后通过其他管道知悉，文物局出价120万，后追加至150万。此件落槌价250万，连佣金280万。幸亏文物局所询专家不谙市场行情，否则好东西轮不到我辈布衣收藏了。
扯远一点，B先生见我拍得李大钊手札，很惊讶我肯出此高价。并道出胡适这批手札，曾与他擦身而过。B先生就是拍场中专举天价书画拍品的豪客。他通过友人介绍，找到胡适媳妇，也看了这批信，但无法判断价格。要是当时他能出后来拍卖价的十分一，就可以拿下来的。他的蹉跎，让嘉德冷手执个热煎堆。我才有机会从嘉德拍卖场上探骊得珠。
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
名人书札不可乱丢
这里再说一个故事。有卢冠群丈，论公，他是东京报界前辈，也是台湾“中国时报”驻日代表。早年因朝鲜战争，卢撰文预测美军将于仁川登陆，后果然如此，遂名噪一时。论私，他是虚白斋刘作筹的暨大同学，亦潮籍同乡。是由《星岛日报》老编何锦玲大姐介绍我认识的，卢丈晚年仍出入记者俱乐部，常赐我食涮牛肉，且要我吃双份。而其日妇，只通过电话，未见过面。
往时张大千赴日，都是卢冠群丈和黄天才丈接待陪伴的，所以卢也藏了不少大千的书画、手札，更有毛泽东的亲笔信。惟卢丈殁后不久，其日妇将卢所藏书画手札等宝贝全当垃圾丢弃。老太婆可不知道，忙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做餐馆所得，远不如被丢的这些“烂”纸，单单毛公一信（2013年11月24日嘉德拍卖毛泽东的一个亲笔致傅宜生、薄一波的手递公函封成交价人民币655.5万元），就可以换取东京美国大使馆旁一幢三层高的独幢洋房（雪江堂所在地）。然而无知就无畏，无有恐怖，该得而变为无有得。无奈啊！
我的铩羽
《黄氏忆江南馆珍藏清代名人翰墨》
不过收藏也有碰壁的时候，记得商务印书馆老臣子黄荫普喜收藏书画，明清书札也收了一大批（汪老见告，章士钊秘书王益知帮忙黄收藏，不久将明清人信札邮寄与黄）。他70年代曾经刊印《黄氏忆江南馆珍藏清代名人翰墨》三册（叶恭绰题书名）。后来黄先生晚岁要处理这些信札，托集古斋代售，那个时期香港收藏界不大注意手札，所以放售许久仍无人问津。孰料我听到消息去集古斋询问时，才知已为台湾某藏家席卷而去。我是至今怅恨的。
盛宣怀与朋僚往来函电书札
1980年代初，日本藏家程百奋（琦）收得一大批盛宣怀与朋僚往来函电书札共600多家7424通，都18178页，分贴77册。寄存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并拟让与中大。但程氏收购这批信札成本极重，就算半卖半送也要港币30多万元。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知道这批信札的重要性，亟欲罗致。唯研究所经费有限，郑公曾问我是否可请家父捐赠，我则唯唯，不敢慷父之慨。最后郑公总算解决经费（由北山堂利公荣森出资和程氏襄助），此一大批关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终归香港中文大学。由历史系王尔敏、陈善伟教授编辑，杨增新孙子杨绍箕作释文整理，选百家书牍1700余件，编为9大册，名曰：《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飨世。这套书的序言由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撰写（1987年元旦）。
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今天这一大批手札，没有几千万元是拿不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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