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里读《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相关其它（汇总）
作者 老里
一、前言
前面之所以写孔子，是因为孔子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他的思想或为己出、或为他人延伸、借用、或篡改并作为正统主体思想体系，一直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到现在这些思想已经浸淫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思想，指导或是干扰着我们的生活。所以说看清楚一些东西的本质，分清楚好与坏、定下来取与舍，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学习、借鉴或者是摒弃与批驳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代发展变化了，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审视对待，盲目地、甚至是大张旗鼓地去搞一些东西，很有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不符合发展需要的。
之所以要写关于“大秦”的一些东西，是因为一直以来个人坚定地认为“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朝代或时代，没有之一。回看历史长河，恐怕只有大唐能与之相比一下。但大秦是一个标杆、是一个方向，而大唐却不具备这些元素。
秦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比较彻底地实施了伟大的“商鞅变法”；在于它首先实施了废井田、开阡陌，使奴隶主与奴隶的生产关系开始向封建地主与佃户、农民的生产关系转型；在于它首先确立了以法治国的理念；在于它首先标榜或昭示了取信于民的“徙木立信”；在于它首创了郡县制；在于它确立了军功制，使平民的上升成为可能，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于它实施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标准工程建设，使标准在继法律之后成为另一项重要的国家建设内容。
那么有些反对的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伟大，为什么轰然倒地了？言外之意就是：好的就必须是长久的，而不长久的肯定是坏的；那么我想先问下：“为什么雷锋同志这么好的战士、战友、同志，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早早地就离我们而去了？”对！是出了意外，有时候意外是无法抗拒的。难道你会认为雷锋同志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吗？
虽然大秦的覆亡和它一刀切地以法治国，严重忽视了对民众的教化、忽视了休养生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和南伐百越、北拒匈奴，而耗费了巨大国力有很大关系；虽然和诸如国家刚刚统一，而各种矛盾又层出不穷等很多因素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但个人认为，秦的覆亡和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残暴”，没有一丝半点的关系。为什么新加坡的鞭刑为很多人交口称赞，而秦的“什一、连坐”却会横遭诟病呢？一项法律规章的实施是否“残暴”，并不是看它具体规定了什么，而应该看它是否只是针对某些人或者莫一群人的。如果一项法律规定是针对所有人的，也就是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所谓的残暴不残暴，还有什么必要说吗？（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史记●秦本纪》）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一边夸赞着万里长城是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一边又让孟姜女跳出来控诉着秦始皇的罪孽。不矛盾吗？一个问题使用两个标准，不自抽耳光吗？一项非常必要的国家国防工程，只存在实施的时间、时机方面的问题，而不存在所谓的对错，更不存在所谓的残暴不残暴这一问题。
不管潜伏的矛盾有多大、有多少、有多深，只要秦始皇活着他都是可以搞定的。也许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去练所谓的仙丹，寻所谓的仙境。但事与愿违啊！历史并没有多给他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多踢几次球，多锻炼下身体该多好啊！意外并不止停留在了沙丘，更聚焦在了胡亥、赵高、李斯、扶苏、蒙恬这些人的身上。历史不可以用来假设，但历史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一个人期望中的二十年，可能影响了一个民族的两千年。
笼统而言是无法具体说清楚的，还是一一道来吧！
标题中的其它是指和秦有重要关系的一些人的列传，比如：商鞅、白起、吕不韦、李斯等人的列传。
二、商鞅变法
个人认为商鞅变法，准确点应该叫做“大秦帝国之商鞅变法”、或者叫“秦之商鞅变法”，因为主语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尽相同。
虽然“商鞅变法”这样的陈述应该是省略了前面的主语，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个误导：以为这次变法完全是由商鞅发起、主导、并最终实施以至完成的，会产生非商鞅而不能的误解。这样一来就会模糊了一个事实，大秦帝国一直是铁打的帝国流水的将相。从商鞅到白起再到甘茂一直到吕不韦、李斯，没有一个不是匆匆过客、历史的走卒。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顺应历史的发展，顺应大秦的需求，而后才谈的上所谓的施展自己的才华。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的故事虽然有一些套路化，但这并不妨碍说明一个道理：是商鞅在用他的各种治国之策来迎合秦的需求。也就是说大方向大秦早就既定的，只是缺乏具体实施的办法，或者是还需要一个更理想的方略，还需要一个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将。就好比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好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更好地加速运转的零件，而商鞅所携带的零件中，正好就有这么一个是大秦需要的，而且它也是商鞅所极力推崇的。所以在试验了三次之后，商鞅确定了那个大秦最想要的零件并使之与大秦帝国的机器咬合在了一起。
整个变法过程中表面上看商鞅的出镜率最高、出彩度最高，但真正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却是幕后的秦孝公。没有秦孝公单单就甘龙和杜挚这两个人他都难以摆平，因为他们的身后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岂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客”用一张嘴就能打败的？至于后面的“法太子——刑公子虔、黥公孙贾”（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
）更是商鞅靠自己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秦孝公的背后肯定也有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而商鞅的存在恰恰为两个集团提供了必要的缓冲地带和需要时的政治牺牲品。
决定变法成败的要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变法集团的把控能力极其集团的实力，二是变法内容的可行性极其实用性。
当秦孝公死去，秦惠王摇身一变由旧势力集团的代表变成新势力代表的时候（事实上，秦惠王即位后的角色准确讲应该是秦国利益的代表者。也就是说他由原来的旧势力的代表变成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调和者，以及新势力集团的倾向者。）。商鞅的价值不但瞬间变成了零，还顺理成章地成了缓和两派势力矛盾的牺牲品。当然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变法并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停止，更没有被废止。所以说变法是大秦的变法而不是商鞅的变法！
个人认为商鞅变法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或事件：一是徙木立信，二是“法太子”，三是具体的实施阶段，四是商君法自己之法，五是商君裂而法度不更，六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虽然和商鞅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但应该是变法思想的延续，同时它也是法家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斯所主导的）。
三、徙木立信
商鞅把变法的具体章程准备好以后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他还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
徙木立信看上去像一个简单的独幕剧，用现在的话说像是一场简单的秀。然而，这肯定不是一个秀，它是大秦决心的体现，是公信力的昭示。
现在的人一提到“信”就会说：噢，做人要讲诚信，做企业要讲信誉、、、、、、然而，分析一下这些话的语气、语境，自己觉得这里好像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地方，或者说有避重就轻的地方。对于社会的个体以及小团体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是遵纪守法应该在前面，还是诚信和信誉在前面？是道德、忠孝在前面，还是法律应该在前面？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这个问题应该很重要，因为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对于“大秦帝国” 而言，法律和诚信哪个最重要的问题。大秦帝国（政府）是法令的制定者、主导者，而非具体的执行者和被执行者，也就是说它和遵纪守法没有什么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它是一个法人，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法人代表或者个体，所以它不存在守不守法的问题。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可能产生的曲解，当大秦的商鞅、太子、公子虔、公孙贾等以个体出现的时候，他们代表的是自己而非帝国，这时候在秦法面前他们是和国人一样的，遵纪守法也就成了他们必须做到的一件事（后面的“法太子”，“商鞅法自己之法”正好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对于大秦来说，也就只剩下了“诚信”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了。
反过来说，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纪守法。当然这里的老百姓是广义的，他包括国家里的每一个人。至于诚信到底重不重要？应该也很重要，但它不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对于国人来讲必须做到遵纪守法，而诚信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再反过来讲对于大秦帝国而言做到诚信，让老百姓相信帝国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公信力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切法令、制度得以执行的必要前提。
孔子云“君君臣臣”，意思是说君主要有当君主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君主像个样子，当臣子的才会像个样子。都说儒家和法家是死敌，老里倒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
一条马路这个看看说：哎不好太窄了。于是下令挑了拓宽。那个又看了看说：哎，宽是宽了，但那个下水道怎么修的不好呢？于是又下令挑了再修；一个景区的山坡，早上这个来了说：弄个台阶多好啊！于是下令花了一百万快弄好了。结果晚上又换了个来了说：咦这中间开挖多坏风水啊！于是又下令花了两百万清除、填平再种上树木；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口号，换一个人折腾一次，换一个人脱一层皮。朝令夕改，民且狼顾。朝秦暮楚，物力尽靡。
一个企业没进大门就能看见几个大字闪闪发光“质量第一，信誉至上”。老百姓有句话叫会咬的狗不叫，更何况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第一是遵纪守法，第二是赚取利润。绕那么远，扯那些毛线有什么用呢？自欺欺人罢了！保不齐背后都是些行贿、偷税、造假、坑蒙拐骗。
该讲信誉的，不知道玩什么去了；该遵纪守法的不是在糟蹋法律，就是走错了方向去专攻信誉去了。真所谓南辕北辙！
四、与庶民同罪
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
处罚太子表面上看只是处罚的两三个人，但本质上是改革集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压。为什么会有守旧集团，因为他们是旧体制的获利者。当他们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时候，当他们的存在严重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不满的声音发出来，自然就会慢慢地产生抵触、求变的行为。而一旦这种情绪结成了势力，自然就会导致“变法”的诞生。
“变法”不是谁认为应该做就可以做的事情，即便要做也要根据客观情况来决定“变法”的规模、程度、步骤等等。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一不小心不是劳民伤财，就是玉石俱焚。
在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变法进行了很多，但真正有效而长期地推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成功的基本上也就是“商鞅变法”了。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虽然在效果的持续程度上远不及后来的商鞅变法，但他却为后者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前者的探路和铺垫，商鞅的变法应该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摸索。而吴起在楚国变法的失败和身死，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应出了所谓的“变法”要面临多么大的阻力和反抗，要面对多少的凶险和危机。然而，吴起的死和商鞅的死虽然都是由于变法主导者“君主”的驾崩而直接引发的。但他们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吴起是死于保守集团的反击和泄愤，而商鞅则是为调和改革集团和守旧集团的矛盾而作为牺牲品死的。说白了就是“我帮你们杀了商鞅大家都消消气，而后都老老实实地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添乱。”另外，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太子即秦惠王由保守派自然地通过继承而转型为改革派这一事实，正是秦国改革派势力稳稳地压制住了保守派势力的体现。
其他国家大大小小的变法，虽然有的也进行的有声有色。但都由于种种原因不是进行的不彻底，就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做成了夹生饭。总之都不如秦国的变法成功，没有让自己国家变的比秦国更强大。
大宋的“王安石变法”和战国时期的变法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战国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型过度的时期，时代的变革和体制的崩塌转换是昭然于世的；而大宋正处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期，所以那个时代应该以改良或者是以逐步推进为宜。大宋的变法在改革派没有取得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又大张旗鼓地推进所谓的变法。当新政策推行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时候，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保守派的猛烈反扑肯定是必然的。
当然，法办太子另一方也正是秦孝公极其集团改革决心的体现。而利益集团不断地反扑、挑战，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不情愿束手就擒，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挑战为改革集团表决心提供了可能。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自古就是统治阶级所标榜的一句口号，同时也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绝望之余对于公平的一个奢望，也是大家的一剂很重要的心灵鸡汤。然而，又有几个王子不犯法，又有几个王子被真正惩处了呢？
一说到公平执法，大家更多想到的是传说中的包公，而不是现实中的商鞅变法。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人们把对执法公正的渴望和诉求，从现实中自觉地转移到了演绎和传说中，心甘情愿地从那些虚无缥缈的鸡汤中汲取心灵的慰籍与平衡。老里不得不夸一下儒教这一思想工程的伟大！真的是太伟大了！能让一大批人一代一代地，在饱受禁锢、压迫之余，不但麻木、冷漠而且还能时不时地从评书、演绎里得到所谓的公平。画一个饼就能让大家吃饱、吃好，这真的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秦香莲的故事你信吗？在那个三大权横行的年代里休几个老婆算什么事情？多娶几个老婆算什么事情？海瑞还有过两三个老婆呢。这个故事到底反映的是百姓的渴望还是另一些人给予的鸡汤？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被自己的法令搞的露宿街头，不免感叹道：这推崇法制的副作用果然很大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老里对于太史公的话不敢苟同。既然做了想有作为的执法者就别妄想者再做一个能法外施恩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当了婊子就别想着立牌坊了！商鞅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为变法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更在于他为变法牺牲了自己。试想他一开始就为自己拉关系、遍施恩泽、为自己找退路，这变法靠什么能成功呢？赵良的话表面听起来有道理，但却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法太子的那一刻起商鞅还有退路吗？不法办太子，变法能成功吗？并不是说法外不可以有恩、有德，而是说这恩和德绝对不能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绝对不能和法掺和在一起。当法律和私情、关系、面子等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还能叫做“法”吗？
所以说“儒学让人混乱，儒教让人麻木”。今天说个这道理，明天又说个那哲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搞得大家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哎，总有一句适合你，这不是成了算命的蒙人了吗？算命先生最擅长的就是用一堆话来绕你、套你、怼你，直到有一句击中了你，让你顿感：哦，先生真是伟大，连我这心底都看清楚了。儒教呢，倒是不会让你混乱。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了，还混乱什么呢？有麻木就可以了，有奴性就足够了。
法家和儒家自古为敌不可不察啊！
五、商君裂而秦法不更
商鞅为大秦倾尽了毕生的心血，得罪了大秦和天下所有能得罪的人，死后不但被五马分尸，还落得个横遭病诟。老里不得不说，在中国做一件事真的很难啊！要付出的代价不能说不巨大啊！国家的强大与个人的得失与恩怨孰轻孰重？这应该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但就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喜欢从个人的主观出发，用一个人所谓的得失来指责一批人的不是，进而抹杀一个时代的丰功伟绩。不过静心一想，笔是拿在儒者的手中，仅仅是被描写成一个刻薄少恩、严酷无情的人，而两千年来他没有像以往的惯例那样被横加杜撰、演绎、抹黑，这应该算是笔下留情了吧？值得庆幸的是商鞅对于变法的贡献，对于秦国强大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并没有淹没于历史长河。至于有些人喜欢用人品、习惯于用黑白忠奸来品评一些为政者，老里只能说一句“风马牛不相及”。为国家只有做事，做人只是生活中的事情。而用生活来套国家之事，甚至是用生活中的一些闲言碎语来攻击、诋毁、妄议国家大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小人的心态，一种饶舌的心理。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于国无利、为民贻害。
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忠臣，阶段不同需求也不一样。不必强求能臣到了乱世都能忠心耿耿，同样忠臣到了真正有机会治理国家的时候未必就是一把好手。做事情讲求的是目的和方法，做人讲求的是德行。国家层面的事情自然有法律来做准绳，倘若用道德来充当，人心岂不惶惑、天下岂不大乱？看来法家与儒家之争不过是法律与道德谁为先之争！不过是国事与个体谁为重之争！
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伟大的商鞅，而这个时代就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转型的时代。只可惜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中国却再也没有像商鞅这样的一批人能站出来引领一个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进化不完全，而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时期，更何况儒者里怎么可能会诞生一个商鞅呢？
伟大的时代诞生了伟大的大秦，而大秦去后有何堪比？大汉、大唐再强也不过是大秦封建制度的延续，而且还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混合体；大宋与大明就更不要提了，倘若非要说伟大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们两个成功地抑制、扼杀了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
商鞅的死说好听点，是他为大秦、为变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充当了缓和剂与缓冲剂；说现实点，他自己未能逃出悲剧的宿命，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多为自己谋划下将来；说伟大点，改革对于个体而言，就像是普罗米修斯一样，牺牲了自己点亮了众生。
商鞅的死对于他自己而言，意味着所有一切的结束。而对于法家和大秦而言，却只是一个平淡的过往。“新法”虽然被后人打上了“商鞅”的烙印，却没有、也不可能因为他的死而戛然而止，大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依旧在一往无前，而法家也依旧活跃于政治舞台。
变法是大秦的变法，新政是大秦的新政，为国家所有，而非一己之念、一己之私。不以一人之起意而兴法，不以一人之离去而废法。这是对于现实最起码的态度，这是对于法律最起码的尊重。大秦的崛起并不仅仅在于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顺应了历史的需求，更在于它看清了历史的方向，看清了自己该做什么。
方向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否则做的再好也只是南辕北辙！闭着眼睛在浑水里摸索的太久了，就会慢慢地失去了探索方向的欲念和勇气。
六、标准
大秦帝国一共做了三件最伟大的事情，一件是统一了全国并把华夏的版图画到了南海，第二件是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并且逐步贯彻到了政权治理之中，第三件是确定了标准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统一全国这样的丰功伟业自然不需多说；商鞅变法固然伟大但它从属于“依法治国”，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而依法治国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准绳及方向；而标准则又是国家大方向之下的关乎军事、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带有纲领性质的具体步骤。
第二、第三件事情就好比一个正确的方向配上了一辆好的马车。那么没有方向只有好的马车这叫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南辕北辙。没有方向、也没有好的马车那怎么办呢？那就在混沌、昏暗中胡冲乱撞吧。所以不但项羽创立的政权是纯奴隶制的分封政权，是历史的倒退。大汉、大唐依旧是半封建半分封的国家，在经历了大宋、大明之后虽然分封制基本绝迹，但奴性的思想依旧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上而熠熠生辉。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统一度量衡，有人撰文说在大秦的发展中期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虽然本人没有见过如是的记载，但个人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秦的发展史同时也无时无刻不是一部兼并史，所以根据当时的需要不断地统一货币、度量单位，这是极有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可以佐证很多思想和方法不是一拍脑袋就有的，而是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什么是标准？标准就是统一。有了统一的思想才有统一的外形及适用，有了统一的适用才有了统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大汉建国之初，不管是迫于形势（要对付异姓王），还是听了某些人的蛊惑，但它最终还是重启了同姓王的分封制。尽管此分封和西周的分封有一定的区别，但这和大秦在诸公子之乱后确立的“不再分封”的国策之初衷及本意是背道而驰的。说简单点这就好比为了消灭一群狼，而又豢养了一群极有可能伤害自己的狼。
分封制从形式上看就好比一个完整的国家版图上被戳出了好多支离破碎的洞，从内容上看货币、金融、税收、矿藏归属权、度量以及军队归属权等等命脉性事物的不统一，严重地扰乱、分化了国民的思想，淡化了国家的一统的观念，为动荡、战乱埋下了深深的根须。也正是基于此，雄才伟略的汉武帝面对尾大不掉的同姓王势力、面对日渐衰弱的中央集权，才有了“独尊儒术”的方略。然而此方略却又好比用一种慢性毒药给自己强身壮体一样，眼前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国家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直到一千多年后轰然倒地。哎，这身体原本竟然如此之强壮，需要千年才能被完全侵蚀、掏空。
大泽乡之后，大秦被贴上了“暴秦”的标签。大概除了万里长城没有被刻意去摧毁外，其它和大秦有关联的不是被唾弃就是被打到。秦始皇成了堪比夏桀、商纣的暴君，法家成了臭名昭著的一帮人，法成了时有时无的东西，而用来治理和引导民众的成了人们口中的伦理道德。而标准的思想在无数次的“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中被冲刷、洗涤的基本绝迹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族规、家教、列祖列宗，以及门派、山头、祖传秘方。
统一的思想变成了思想的统一，统一的标准发展成了压抑、至酷下形形色色的自我。
七、白起之死
白起并没有反叛大秦的企图，也没有拥兵自重。然而他的牢骚发的太多了，又很不合时宜，况且他的离去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为他国所用的可能，而且在那个时代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不被他国所用是偶然的，为他国所用是必然的。所以他被秦王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当然了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装下样子对于一个有作为的君主来说是必须滴。即要让活着的忌惮，又不能寒了大家伙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帝王。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很多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白起一开始是在闹情绪，这秦王和范雎都心知肚明。但在这二人给足了他面子的情况下，他还不肯妥协，这就是他的大错特错了。当然这时候白起所犯下的错并不是致命的，秦王能让他从武安君变成一名小卒，也能让他再变回来。从秦王赶他出咸阳可以看出秦王并没有非要杀他的意思，或许这只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最终通牒表达方式，也极有可能真的就是气恼之后的决定；而白起一开始因病而拖延了数月也可以看出白起并没有产生贰心，但是现实的问题是谁都不能保证他永无贰心。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白起一旦离开了咸阳，变数就会陡然而生。不管赶白起离开是不是秦王在故意挖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自己没有死皮赖脸地呆在咸阳就等于是在向死亡迈进。
对于白起的死法虽然有一点出入：《战国策》云“去咸阳十里绞而杀之”，《史记》里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一下他是自杀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白起离开咸阳没走多远就被果断地杀掉了。这时秦王的眼里能看到的只有他的天下，什么战功赫赫、国家栋梁等等这些根本无法让他动容。国家的利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生命根本就象眼前的尘土一样。也许秦王会伤感、甚至会伤心，但他绝对不会后悔——自己不再拥有的也决不让别人获得。他可以容忍国人对白起的祭奠，放纵他们的悲痛，暂留他们的叹息，但他决不会让他们停下随他征战的步伐。
于是楚国人开始了欢庆，赵国人得以暗自庆幸、、、、、、楚国似乎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赵国因之暂时留住了邯郸、、、、、、
然而愿望只是愿望而已，没有人能改变历史，英雄永远都是流星般的匆匆过客。白起为他的固执、为他在朝堂上的不知进退而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生命。也许对于军事而言他是对的，而且邯郸城下的失败也佐证了这一点。但是他错了，和王翦相比他少了一些必要的忍耐，多了一些无谓自我。他的矫情让世间多了更多的死伤，多了更长久的撕杀。一个在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大将，居然在政治方面、在生活上柔弱得像个孩童一般。这不仅仅让人匪夷所思，更让人扼腕叹息。秦国所遭受的挫折，不是缘自白起的死，而是源自他的抗令、他的拖延、他的不识时务。时间变成了资源、利刃，虽然只是短短的数月，但它足以使数以万记的生命白白浪费。
虽然没有了白起，秦国的铁骑依然要去踏遍六国。新的英雄会不断涌现，杀戮也会永不停息。邯郸不会因暂时的喘息而永保平安，楚国也不会因他的离去再次复兴。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而白起要做的应该是演好他的过客，看清他的结局。
白起错了。将军的使命在于：进、攻城掠地，退、保境安民。将军不论他有多大的功劳，他永远都是君王手里的工具。抗令在君王的眼里就等于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眼里只看清了杀戮、血腥，而天下却让他无法企及。他的双手无法曳住历史的车轮，他在不经意间被无情地抛弃，在轮下化做了灰烬。
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但是，英雄必须选择他的归宿！是悲剧缔造了英雄，还是英雄选择了悲剧？也许没有乌江的自刎就没有霸王的一世英名；也许没有不见天、不见铁、不见地，就没有淮阴侯的完美结局；也许没有十二道金牌，没有勿须有的罪名，没有风波亭的慷慨就死，就没有岳武穆的精钟传奇。
白起选择了谢幕，然而历史的舞台并不会在意他的离去———演出依旧要继续！
八、错秦论
太史公、贾谊云：大秦之覆亡，亡于仁政不施。老里不敢苟同！
试想两宋、大明儒教高度发达，所谓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无不浸淫于朝野。然，两宋之亡，大明之亡又有何托词？所谓“暴政”亡于内，“仁政”亡于外。所谓的“暴政”与“仁政”不过是众多治理国家方略之一偏隅，只不过是经济、军事等国策之末端体现，只不过是某个阶段临时性、过渡性的策略，更多情况下只是后人赋予的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又何来根本二字。更何况何为暴政，何为仁政？有标准吗，有定论吗？以虚无缥缈之词而论一国之兴衰，谬以千里！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性，什么是绝对的仁政，什么是绝对的暴政？大秦之亡亡于秦始皇的雄心壮志与其寿命发生了错位，亡于其继任者的能力与其相去甚远；大隋之亡亡于杨广的能力和雄心壮志发生了撞击。两宋、大明之亡亡于儒教高度发达，人民极端麻木、冷漠，而当政者一面在享受儒教带来的安逸与暇意的时候，更在另一面连续不断地干着自毁长城的事情。两宋于大明都未能于仁政中永存，亦不是亡于暴政。而是亡于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画皮下的荒淫与愚民，以及所谓仁政掩盖之下的比暴政更加具备破坏力的蚕食民众精神之策略。大秦、大隋亡后，水军多有杜撰、诋毁。不实之词化作评书、演绎流传如铁证；两宋、大明之亡，后人多为托词。或归罪与人、或演绎忠烈，亦如史实滔滔不绝。
大秦奋起，一扫六合。摆在秦始皇面前的应该有两个选择：一是软着陆：休养生息、安抚民众，慎动刀兵、少兴土木。逐步完善、加强郡县制，从而巩固、加强中央集权；二是硬着陆。也就是大家实际看到的，秦始皇一面继续催动着帝国的滚滚车轮奋勇向前，一面做着完善体制、修补漏洞的工作。当然从事后的角度以及一般的常态看，软着陆不失为上策。天下初定，秦国百姓适应的法律，六国的百姓应该一时难以适应。秦国百姓习惯了的事情，六国的百姓未必能够很快适应。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崭新环境。自然需要当政者用新的思维、新的办法来解决新的问题。没有选择前者，并不意味着秦始皇没有考虑过这一方案，更不是他没有洞察到这些，而是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把控能力以及自己的伟大志向而选择了后者。当然，您也可以理解为这是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甚至是穷兵黩武。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只要他活着，对于全局的把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只要敢站出来，都无异于以卵击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埋藏比较深的矛盾，他全部可以洞悉，并能很好地解决，他只是能做到暂时压服以期待来日化解而已。另外，硬着陆并不是说就没有可行性，是必败的方略。而是说这样做的话，对当政者的把控能力、统御能力以及魄力、威信等等要求极高。其次，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保持、保证这一阶段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稳定性和延续性，这两点缺一不可。少了前者，就不存在可行性。少了后者就会功败垂成、毁于一旦。而这延续性却恰恰体现在了秦始皇的当政时间，（他能活多久，能当政多久。）以及继任者是否具备像他一样的能力和魄力。
把扶苏下放到边境与蒙恬为伍，若是简单地把这就当成下放或是流放，未免过于简单了。蒙恬何许人也，当朝第一武将，文韬武略俱备。这里一方面表现出秦始皇对于扶苏当下能力的不满，而另一方面更表达了他对于扶苏通过历练、成长的渴望。秦始皇临终前的遗诏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猜想；同样的道理，把胡亥带在身边也应是出于考察和促其成长的目的。综合起来就是说，秦始皇对这两个候选人都不满意。
当然历史和大家开了个玩笑，秦始皇匆匆而去，而不论是胡亥还是扶苏其统御能力、综合能力与魄力都不及其父的十分之一。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假想：扶苏当政的话，有蒙恬兄弟以及王氏家族的护佑，再加上李斯这一投机政客的才干，度过危机还是极有把握的。其后就算是不能有什么丰功伟业的建树，但维持原状、平稳过渡应该不难做到。
然而，不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都与所谓的仁政没有太大的关系。所谓的仁政只是大方略下的一个分支而已，在更多时候，它只是其它思路及政策的反映与体现。当政要做的是调和、调解、调节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要在对于错、黑与白、仁政与暴政之间做选择。仁政与暴政只是矛盾一个方面而已，属于分支系统，并非根本。
老里认为：有些人不辞辛苦地劝诫所谓的“仁政”不仅仅是在与虎谋皮，更仿佛是在乞求怜悯、避重就轻。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强大国力才是根本。做到了这些，所谓的“仁政”自然就会以副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舍本逐末、舍近求远，方向错了自然就会南辕北辙。
北拒匈奴这是形势所迫没有办法，修万里长城这是国防工程无可指摘，但南伐百越却应该认真检讨一下。别的不说光物资运送这一项的耗费就不知道要大过拒匈奴和修筑长城多少。（因为相关资料难以收集，这里只能凭想象了，抱歉！）更何况就算最后如愿打赢了，但得到又有什么呢？三十万大军必需依旧驻守，粮草物资依旧要靠内地补给。等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却作壁上观并趁机坐地为王了。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讲，南伐百越当时都是操之过急了。当然从长远来看，这无疑是统一华夏的壮举，但就是这也不被倒秦者所认同。至于修陵墓的事情，大家都在修，没有什么可说的。阿房宫呢？版本太多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但老里从《史记》中所记载之秦始皇的性格来看，他有那个爱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另外据中央台报道，考古工作者曾经做过相关的碳层探测，得出的结论也是倾向于否定的。
对于焚书坑儒，老里只想说两句话。刘彻能罢黜百家，秦始皇烧几本书也不算什么吧？至于坑儒吗，我想应该没有项羽同志一晚上弄死的零头多吧！你总不能说活埋十万士兵就是应该，而坑了几个儒生就是残暴吧？况且，就连在泰山封禅大典上公然诋毁老秦同志，他都忍了，那不能忍的应该是什么呢？
老里不确定太史公算不算是一个儒生，但老里比较明白《史记》之所以伟大，应该在于太史公修史的精神和态度。所谓知道的不乱讲、不延伸，不知道的不杜撰、不意淫。当然这并不妨碍老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最后讲一个笑话轻松一下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家人条件好点，率先有了电视，一院的人都挤在他家看《三国演义》。因为是主人，所以他家的老二便坐在了前面，并且呼噜上了。忽然有人冒出一句：到底是孔明厉害还是诸葛亮厉害？老二忽然睁眼接道：当然是孔明喽！其父大怒一扇子拍上去，骂道：耐你个球勒，白看了。孔明哪有诸葛亮厉害！
听说有人在研究“贾府门前的石狮子到底是左面那个的干净，还是右面的那个干净？”其专研之精神真是让人无比崇敬。
九、割据与山头
秦始皇突然亡故，大秦帝国在无外患的情况下，亡于内乱。早已废止的分封制，重新抬头。虽然郡县制并没有因此而夭折，但历史脚步却从此或是停滞不前、原地打转，或是进展缓慢、固步自封，以至于在关键的另一次转折关头自己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如果说大周朝的分封制是一个无奈和现实抉择的话，那么大汉的同姓王分封则可以看成是中央集权对地方权力收缩压制的过度阶段。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大家都是一个姓谁当皇帝都是可以被迫接受的，总比让外姓人拿走了皇位强。
夏商周无不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要说有效控制，就连政令的传达以及情况的反馈都要耗费经年累月的时间。所以，西周实行分封制应该是符合适宜且行之有效的。而其最终的消亡除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因外，应该是和其本身的不作为有很大关联的。而不能找到一个能把中央集权的利益和诸侯集团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的共同点，恐怕这也是一个令人颇费心思的猜想。其实，分封制的实施，何其就不是把集权利益分解细化、下放分配，并逐步丧失政权的措施呢？
一、大秦意外倾覆是一个拐点
诸君子之乱后，大秦更加坚定了不再分封的国策。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过于地自信，过高地评估了自身的力量，而过低地忽视了潜在的反抗势力的存在。从而导致一系列国策的偏颇，最终此消彼长以至于暴乱发起之时帝国尽然没有相应的力量来予以剿灭。无聊的南伐百越耗费了一半以上的国力，对旧贵族势力监管不严，对普通老百姓又忽视了安抚（尤其是六国的百姓），大兴土木导致国力更加衰竭。到最后，就连健康因素都成了导致大秦意外倒塌的重要原因。有人做过推演，如果再多给秦始皇二十年哪怕是十年的话。大秦这个超速且超负荷运行的飞船是极有机会安全落地的。
而最后嬴政还干了一件在自己长城上挖洞的事情。他违背法律，使用特权不但释放了死罪的赵高，还委以重任。单不说君主违法给臣民们的信心和信念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和打击，但就赵高一个人对于大秦的破坏就远远超过了十万暴民的摧毁力。
项羽立政，重新返回单一分封制的奴隶制度，这无疑是在开倒车。他的失败自然不足叹息。而汉初的同姓王之分封，虽然有很重的无奈与权宜之意，但不管结果如何，都在后世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棵不安分的种子。而历史则开始了在无奈中痛苦地轮回与折腾。
每一朝的试验、以及试验的失败最要命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了有些人一旦有权了、有人了、有实力了，慢慢地也就有了问鼎中原的野心。而这更同时在无形中把这么一个原本荒诞的理念当做真理来传播，并且根植于人们的大脑皮层之中。所以说从古到今，轻则拉帮结派创立山头，严重点就呼啸而起自立为王。
绝不能单纯依靠一个人或者一批人，而将国家命运压与其身。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因为怕谁坐大就草草除之，更切莫做出将之予敌的愚蠢事情来。
二、大汉的折中与妥协
刘亭长得了天下，自己一直觉得心内惶惶，根本无心去享受一下拥有天下的滋味。于是有人对他说“大王您看大周亡于异姓诸侯，所以铲除这些异姓王乃是当务之急。大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于是，除了长沙王吴芮，因忠于汉室而幸免外。韩信、张耳等人随后被一一剿灭。日子稍微安稳了一些，又有人说“大王，前秦之所以暴亡而没有人相助，就是因为没有同姓诸侯的协助啊！”亭长一听大悦，于是遍地边地都封的是刘家的诸侯。
于是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便开始滔滔不绝、延绵不断地演绎开了地方集团与中央集权争权夺利甚至是反叛的故事。从西汉的七国之乱到东汉的诸侯争霸、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这些同姓王以及军阀集团的叛乱，无不打出诸如“清君侧”之类的响亮且实用的政治口号，无不对中央集权以及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破坏。
卧榻的旁边有没有人酣睡？或者是谁在酣睡？其实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对其实施有效地控制。而这控制能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旧保持其良好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又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否可以像汉初那样设立小政权。第二所属地域内的矿产资源的拥有权的比例。第三是否可以拥有军队以及军队的数量。第四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或绝对数字。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同样重要的内容，这里就不多说了。
人是一个动态的生物，环境对他的影响将决定他的未来走向。一个人不管以往品行有多么多么好，你把他扔在堆满金银的仓库里，而又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制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的外部内部刺激的产生，应该是很少能有人做到不出问题的。不出问题的人当然有，但那个是小概率。关乎国家大事绝对不能拿整体的利益去和小概率对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做贼的心，只是有的压抑的深一些，不但别人一生都不能探究到，甚至就连自己都难以察觉；而另一些人则掩藏的浅一点，稍有点风吹草动就把自己的小手伸了出来。
当然，监控是谁都能想到的。而监控的办法或者是法令、条例也是有的，但最后还是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在监控者本身上。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下降之后，而对方却又在彼消此涨之后，实力对比发生倾斜，那么觊觎与窥视之心自然就会萌生。
三、大宋与大明的奇葩
大宋是一个奇葩的国度。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前面有了那么多的教训、经验，它为什么还能表现得那样地不尽人意呢？是智商有问题，还是脑子根本就是坏的？其实，你能想到的别人未必想不到，只是有可能，想的太多了又难以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而前人用过的又不敢且不肯再用，于是脑袋一拍出来一些奇葩的方略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宋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外一打就败，从西夏到辽国再到金、蒙古，没有一个能打得过的；对内呢却又没有镇压不了的反抗，从宋江、方腊到钟相、杨幺没有一个剿灭不了的。
大宋应该是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只封王不分封，这一点应该是做的很不错了，从建朝到灭亡几乎没有一次藩王造反的。而在应对武将权力过大方面，他们先是使用了重文抑武的方略，而后面在无奈之下又采用了重用武将但又严格限制武将权限的办法。比如说对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力人数的限制等等。
不能说出发点和目的不好，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前期对武将过于打压，再加上其它的一系列抑制兵力发展的政策出台。最终的结果就是泱泱大宋打不过只有十多万部队的西夏，打不过只有二三十万兵力的辽和金，当然在后面更打不过也就二十来万蒙古兵的蒙元。
这就好比什么呢？明知道乒乓球是必须赢的，但又担心某些人会借此坐大，于是就不惜采取杀鸡儆鸡的办法。最后鸡都死光了还有谁来敬畏呢？
不过，从大宋的悲催历程来看，最终灭亡大宋的不是对手而是他自己。西夏能打并不可怕，赔点钱、送点小礼物就可以息事宁人。而西夏并不具备灭亡大宋的实力；辽国也是这样，躺着就可以收钱何乐而不为呢？到了金虽然情况有所变化，但在丢了半个国家并且武将开始重新崛起之后，金是无论如何都打不下去了。这里有一个共性的地方：虽然偶有将领或者大臣投敌，但都是泛泛之辈不但骨头软且没有什么真本事。
但到了南宋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先是武将前线恶战，文官后面捣蛋。到最后迫害变的变本加厉了，能征惯战的武将被逼的走投无路了，只有投降了敌人。但是投降还不是最要命的，最恐怖的是这些人最终都反过头来和自己昔日的战友浴血厮杀。
所以说什么都不可怕，就怕你把真正的栋梁都逼到了对手哪里。削兵权也好，打屁股也好，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给人留活路，活路都没有了难免就有人会绝地反击。
谁是奸臣？如果真有奸臣的话，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奸臣。因为谁都会做错事，谁都有自己的私念。只是有的错大一些，有的错小一些，有的私心重一些，有的私心轻一些。只是有的可能持续的长一些，而有的则是一闪而过。奸臣有标准吗？有量化的指标吗？要知道，一个坏人是恶不起来的。有多少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充当了他的帮凶？还真不好说。也许你的忍耐与沉默就是他茁壮成长的沃土。所以说，看一个人的过错，应该动态地来看，而不是用黑白论来武断。
谁又能担得起忠臣？岳飞算吧？文天祥算吧？陆秀夫算吧？史可法算吧？亡国多忠臣，国殇有死士。治国需能臣，安邦有良将。别等不行了才知道呼唤忠臣，平时多善用一些能臣、良将吧！不是说道德品行不重要，而是说所谓的道德可能会有一些模糊。
到了大明朝有些方略在延续，而有的策略则发生了变异。
文官带兵，这不得不说是在儒教高度发展之后而诞生的一个极度有思想、有创造性的发明。不过一开始还好，居然出了熊廷弼和袁崇焕这样有本事的文将。再后面的呢？该杀的杀了，该投降的投降了。表面上看是二十万满清铁骑灭了大顺，灭了大明。但实际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一帮曾经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过的将领们。
其实，外行管理内行，和外行指挥内行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应该更多的是战略层面的，而后者应该更侧重于战术层面。就好比一个不懂足球或者没干过足球的去管理足协，这应该是外行管理内行吧？只要你别乱插手，别事无巨细什么都想插一杠子，做好你的上层工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打乒乓球的去当足球教练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袁崇焕、熊廷弼应该只是文官带兵的一个异数。但就是这么一个异数也在使用过程中被用坏了、用废了。而另外的一些呢，倒是没有用坏，却用成了最终给予自己致命一击的利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用人方略以及手法失败的案例。既要为我所用保家卫国，又要防范其坐大最后反噬自己，又要提防其最后没有活路了跑到敌人的那边。这样一来课题可能就有点大了。
改变其阶层属性，让大家的利益一体化，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预案，有没有可行性不好说，能不能实现更加不确定。但是必要的管控制度、必要的控制手段肯定是应该有的。而最为最后的底线——绝对不能授人刀枪而攻自己，这点思路是应该有的吧？再退一步说，林子大了难免出几只坏鸟，一个吴三桂、或者一个洪承畴投敌并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伤了心、狠了心、咬着牙要把你往死里干。那这时候末日应该就快来临了。
四、结束
一个人说：老大，咱们以违法的行为来维护所谓的宪法，是不是有点勉强啊？
老大说：他们做的不对，我们就该干他。
这个人说：唉，我的兄弟都不想打了啊，要不，老大您自己先去。
老大怒，当当当几声枪响，几个小弟倒了。活着的不干了，你住我们的、用我们的，这还杀我们的兄弟。于是还没和敌人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