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为啥无法实现中兴？
嘉庆皇帝打掉和珅后，看着查抄和珅的账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王朝已经成了这个人的牟利工具。“和珅一日不除，则纲纪一日不肃”、“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见《清仁宗实录》）
带着这样大的狠劲和气魄，嘉庆皇帝在三十八岁这年，开始了他的新政。早在嘉庆元年时，白莲教起义已经席卷五省，经过几年的筹措，终于将这次动乱平息下来。嘉庆皇帝对这次起义有一个清醒的评价：“官逼民反”，正是官吏们的搜刮地皮，攫取民脂民膏，引起激变。面对腐败，嘉庆决心从上面着手，迅速撤换和珅时代大部分高层官员，南京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
湖南布政使郑源璹，早在乾隆时期就贪名卓著，《清史稿》记载：“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王）覃望，次则郑源璹。”在清查郑案后，“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嘉庆下令将郑斩首，并在谕旨里愤恨指出：“近年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出自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见《清仁宗实录》）
郑源璹的家眷就有三百多人，家里还养着一个戏班子，自娱自乐。此外，穿衣吃饭，都十分奢华。众所周知，清朝官员俸禄有限，依靠俸禄为生，别说三百口人，就是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康水平都成问题。郑源璹肯定另有来钱之道，于是，嘉庆帝决定将郑源璹立案侦查。
一经侦查，发现这个贪官财富不少，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在收税时，巧立名目，多收一些；其二，有的史书说他卖官，其实，不是卖官，而是在官员任用上的经济问题。
官僚队伍都有编制，清朝实行长官制，不设副职，所以，官僚队伍的编制很小。嘉庆时，全国官员编制数两万五千个左右，这相对于一个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数额太小，官民比例太低。有资格做官的人因为编制问题，一时半会儿做不上官，就得“候补”，等现任官员病了、死了、犯错误被撤职了，空出缺来，再一个一个地往上补。这是个十分令人心焦的过程，运气好的，一两年就补上了；运气不好的，五年六年也补不上。谁要是给了郑源璹钱，他就可以帮助快些补上缺，或者补个“肥缺”。这些候补官穷得叮当响，为了向郑源璹行贿，只好去贷款。当时有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可见社会的腐败。
郑源璹搂来大把的钱，不妨敞开来花。清朝官场有个说法，当官不能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这些纨绔子弟狐假虎威，胆大包天，往往会给官员惹出无数麻烦，直到无法收场，所以不能用“三爷”。郑源璹依仗和珅做自己的后台，十分招摇，一点儿顾忌也没有。他妻妾多，儿子多，女儿多，“三爷”自然也多，对他们委以重任，鱼肉百姓。后台和珅倒了，郑源璹也就被嘉庆皇帝抓了典型。
按说，嘉庆皇帝本来承诺不追究和珅的余党，但这仅限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就另当别论了，更何况，目前正要找这样一个反面典型。于是，他下令把郑源璹斩首，又通谕全国，让各级官员“洗心涤虑，悛改积习，勉为廉吏”。
嘉庆皇帝注重通过对官员的任用，来带动官场风气的转变，在亲政初年，他喜欢任用三类官员：清廉的官员；能整顿地方吏治的官员；敢说真话的官员。
先说清廉的官员：像王杰、董诰、朱珪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不该拿的钱绝对不沾。在地方官中，嘉庆帝也重用一些这样的人。譬如，满洲镶白旗人岳起，做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长期掌管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里仆人很少，妻子亲自操持家务，江苏人民称他为“岳青天”。岳起没有儿子，按清朝的规定，旗人官员死后要是绝户的话，就要将家产收归国家。据《清史稿》记载，岳起死后，国家一调查，发现他的全部家产一共四间房，七十七亩地。嘉庆皇帝指示，岳起的这点儿家产就不要充公了，让政府代为经营，留着作为祭奠岳起、给他修坟的费用。
能整顿地方吏治的官员：譬如长麟，史书记载：“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说他长得仪表堂堂，口才好，善辩，官场口碑不错。《清史稿》记载他“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革禁奢俗”。就是说他微服私访，看谁敢横行霸道就抓谁，看哪个官员深更半夜敢在外边搞腐败就处分谁。
《栖霞阁野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长麟在杭州的街头微服私访，突然，发现远处来了一队仪仗，衙役打着灯笼火把，敲着大锣，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簇拥着知县的轿子，招摇过市。老百姓像躲瘟神似的纷纷躲避。长麟走近，一看牌子，原来是仁和县令的大驾（仁和是杭州府下面的一个县），气不打一处来，就没回避，结果，被衙役揪住，拖到知县轿前，让长麟向知县下跪请罪，知县抬眼一看，是巡抚大人跪在脚下，吓得屁滚尿流，口称卑职万死，随即下轿下跪请罪。
长麟厉声责问知县，深夜出巡，意欲何为？知县回答，出来巡街，看地面上有什么治安事件需要处理。长麟语气和缓了不少，说，这才二更天，巡街不早了点儿吗？算了，你把官服脱了，让衙役回去，咱哥俩随便走走。于是，长麟带着知县进了一家小酒馆。酒馆不大，顾客也很少，长麟就跟掌柜的攀谈起来，询问最近生意如何。掌柜抱怨，这生意不挣钱。
长麟说，你这是名胜之地，人来人往，客源不断，怎么会不挣钱？掌柜的唉声叹气，说，知县是个瘟官，爱财如命，县里面月月来摊派，衙役三天两头来敲诈，还挣什么钱？连老本都快赔进去了。掌柜的又说了十多件知县盘剥百姓的事儿，说得知县面红耳赤。喝完酒，出了门，长麟对知县说，这个掌柜话太多，我不会相信，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到半夜了，正是巡街的时候，你去吧。
看着知县远去的背影，长麟一转身又进了酒馆，要在这住一宿。掌柜说这不是客栈，不留客人住宿。长麟说你惹了大祸，我来保护你。掌柜半信半疑，只好留长麟住下。半夜，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门来，要抓掌柜，长麟怒斥衙役，也被一起绑走，押往仁和县大堂。结果，长麟反客为主，将知县摘掉顶戴花翎，撤职查办。
嘉庆皇帝对长麟十分信任，长麟做过山东巡抚、江苏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任职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敢说真话的官员：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就职于军机处，后来历任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常常敢跟皇上顶牛。据《清史稿》记载，吴熊光刚刚调到直隶担任总督的时候，正赶上嘉庆皇帝从东北祭祖回京。众所周知，从东北回京，肯定经过直隶，吴熊光是一省之长，所以，就到了夷齐庙那个地方接驾。夷齐庙在滦县，现在属于唐山市，是吴熊光的辖区。嘉庆皇帝一看到吴熊光，很高兴，脱口说了句：“道路风景甚佳！”
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句并不很当真的话，却让吴熊光抓住把柄了，他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意思是说，皇上此行是为了考察祖宗创业的艰难，继承祖宗的精神，为子孙做个榜样，风景不值一提。
嘉庆皇帝兴致很高，并不生气，反而跟吴熊光较起真儿来了，说：“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意思是说，你是苏州人，我小时候跟父皇去过，风景没有能比得上的。
吴熊光说：“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意思是说，皇上看到的都是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骗你的。苏州只有虎丘算是名胜，其实就是个大坟包；城里边河倒是不少，实际上河也不宽，河上停满了粪船，臭气熏天，哪有什么风景！
嘉庆帝又说：“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吴熊光说：“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果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意思是说，臣从前跟着皇上去见太上皇，太上皇说，我治理天下六十年，没干过对不起天下的事儿，只有六次南巡，真是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将来皇帝如果再南巡，小吴，你要是不劝阻，你就对不起我。这话，皇上忘了吗？说到这里，嘉庆皇帝哑口无言了。
嘉庆皇帝到东北祭祖，是带着一半的朝廷重臣一起去的，皇帝身后站满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王公贵族。这些人心想：一个小小的直隶总督，还教训起皇上来了，你不说话，谁也没把你当哑巴，真恨不得上去踹吴熊光两脚。但嘉庆皇帝并不生吴熊光的气，也没有改变对吴熊光的信任，事后反而觉得吴熊光说得有理，对他更信任了。
总之，嘉庆皇帝勤政图治，兢兢业业，厉行节俭，惩贪奖廉，广开言路，力图使国家走上中兴之路，但效果并不明显，大清朝的王朝危机日甚一日，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封建王朝的体制，是嘉庆皇帝无法改变的，他所能改变的，就是一些枝节的调整，尽量延长这个王朝的寿命。而这些枝节的调整，实际上效果也不会很显著。譬如，节俭固然是美德，但任何一场经济危机都不是靠节俭就能度过的。官员的腐败，同样是个体制的问题，古代官僚体制的特点是，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这样一来，得到皇帝、上级的好感，就成了做好官的关键。怎样才能得到皇帝、上级的好感呢？办法有很多，但中国是人情社会，离开了金钱，和上级搞好关系就很难了。那么，跟上级、同僚拉关系的钱从哪儿来？自掏腰包？当然不会，也掏不起，只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这个体制决定着封建官场很难出清官，相反，出贪官则是必然的。嘉庆皇帝无法改变这个体制，不仅因为这是祖制，实际上还在于他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另外，此时官场腐败太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嘉庆皇帝无从下手的地步。不少大案刚刚查出了端倪，就不得不知难而退。譬如，嘉庆初年，清理亏空，结果直隶清理出亏空大案，自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 年）以来，直隶亏空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涉及官员一百三十九人。怎么办？三十多年的陈年旧账找谁去算？嘉庆皇帝一会儿顾忌政府形象，一会儿顾忌父亲乾隆帝的面子，左右为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嘉庆皇帝经常说：“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时时处处表现出孝顺的样子，而整顿吏治难免会给乾隆皇帝的形象抹黑，于是，整顿吏治一开始就畏首畏尾，结果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扭转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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