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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夏末秋初，红军长征途中，在懋功会师后的喜悦气氛还未消散，党内高层的分歧却已悄然显现。博古、张闻天等人与张国焘之间，就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了严重的意见不合。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央则倾向于北上。这一分歧，在两河口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据杨尚昆回忆，会议上的气氛异常紧张。博古等人试图以理服人，但张国焘却显得固执己见。当博古用挖苦的语气指出张国焘方案的不足时，张国焘勃然大怒，质问博古：“你说我是麻雀，你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那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这个责任你逃不掉！”言辞之犀利，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张闻天
尽管张国焘最终勉强同意了北上的方针，但心中的不满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种子。随后的日子里，张国焘不断向党要权，甚至要求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企图在党内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右路军在等待左路军北上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小事，却差点引发了大的风波。张闻天，作为当时的总政治部主编，撰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意在阐明北上的正确性。
张国焘
在编委会上，这篇文章却遭到了陈昌浩的强烈反对。陈昌浩的言辞粗鲁，甚至威胁如果文章发表，就要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与张闻天斗争。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闻天不得不将文章撤下。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对张闻天的书生气颇感无奈，他批评张闻天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也没有。”毛主席深知，在当前的局势下，避免冲突、争取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才是首要任务。张闻天的文章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冲突。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求他们带领所有右路军南下。这封电报无疑是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公然挑衅。电报的原文虽然争议颇多，但其中的胁迫意味不言而喻。这一事件，让党史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面对这样的危机，张闻天陷入了犹豫。他担心如果分道扬镳，可能会引发红军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红军打红军”的局面。同时，他也无法接受与朱老总、刘帅率领的一方面军部队分开。作为一个受过“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同志，他担心这样的决定“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
陈昌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再次展现了他的果陈昌浩断与智慧。他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采取“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即带领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单独北上。这一决策，无疑避免了党史被改写的可能。
张闻天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果断决策，党史的发展可能会不堪设想。他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毛主席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
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来到陕北后，张闻天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等重大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毛主席并肩作战，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也展现了自己的成长与转变。他不再拘泥于“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决策。他虚心接受自己的不足，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的错误。在1943年主动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并在后来的工作中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在七大上，当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时，毛主席专门在大会上为张闻天和王稼祥正名，强调了他们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对张闻天过去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未来发展的期望。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要求前往东北工作，历任多个重要职位，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建国后，他又投身外交战线，继续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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