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皇帝没有后嗣，经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商议，武宗叔父兴献王的独子朱厚熜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即位后，更年号嘉靖，是为世宗皇帝。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即位伊始，便要求追崇他的本生父母，为其生父兴献王定尊号。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批大臣为了维护孝宗一系大宗不断，主张世宗继嗣孝宗。一些朝臣则迎合明世宗追尊兴献王为帝之意愿，进言鼓动，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随着争端日趋激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终于酿成了左顺门哭谏事件。世宗不惜运用血腥暴力，以杖杀十七人的酷烈代价，为生父加上了“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取得了尊崇本生的胜利。他的愿望也因此不断膨胀，不但要为生父争得天子名分，还要求祔享太庙，享受皇帝祭祀。兴献王生前仅具藩王资格，奉其神主入太庙，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无疑为乱帝统、坏名分的举动，更激起了朝臣的群起反对，又引发了庙祀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嘉靖五年九月，于皇城太庙外建世庙为兴献帝专庙，永享子孙奉祀。
我们发现，随着“大礼议”的进行，嘉靖三年（1524）末开始，一批书史纂修活动逐渐展开，除却嘉靖四年三月至五年六月纂成的《献皇帝实录》之外，还有《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展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在此，谨以《明伦大典》纂修为中心，探讨其在史学和政治上的效能和影响。
一 从《大礼奏议》到《大礼集议》、《大礼纂要》
世宗尊崇本生的大礼议，最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成功，但其间的过程却非常曲折。他依靠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少数低级官员的支持，与举朝大臣相抗，致使辅臣杨廷和、蒋冕、礼部尚书毛澄、汪俊等人先后被迫去职。又采用高压手段，以左顺门的廷杖压服众议，在皇帝的铁腕强权下，兴献王被加上了皇帝的尊号。张璁等人虽然依靠议礼受到赏识和重用，但却为舆论所不齿，被目为躁进小人、媚君奸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方献夫、张璁等都曾上疏求退，以避开争端。
嘉靖三年十二月七日，屡次以病请辞，赋闲在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方献夫将自己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五人所上议礼奏疏汇辑成册，始以礼官之初议，终以近日之会章，编成上、下二卷上呈世宗。他在奏书中言明编纂意图说：“大礼之议，仰赖圣明独断，大伦已明，但礼意尚微，国是靡定，彼心悦诚服者固有，而腹诽巷议者犹多。盖缘臣等之议，尚未播之于人，虽朝端达士未睹其说之始终，即闾阎小民何知夫事之曲折。臣为是纂补学士张璁等五臣所奏，首以礼官之初议，终以近日之会章，编成上、下二卷，冀得刊布天下，使观者具之颠末，而是非自见，不必家喻户晓而圣孝光四海，传后世矣。”［1］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丁酉从中我们亦可见当时编写这部会奏的背景，虽然世宗皇帝以高压手段确定了父母尊号，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心悦诚服，方献夫希望通过汇编支持世宗议礼的奏疏，来传播议礼派的议礼主张，影响舆论导向，其间亦有自明心迹的目的。
方献夫所纂汇编名为《大礼奏议》，一卷为奏议，载录张、桂等五人奏疏。二卷为会议，为礼官集议，世宗诏下礼部刊行。
或许是受到《大礼奏议》编纂的启示，不久，世宗即命礼部尚书席书编纂《大礼集议》。席书受命后，先确定了收录人员范围和收录奏疏的时限。《大礼集议》仍然收录支持世宗的议礼诸臣所上奏疏，但扩编了收录的范围。席书、张璁、方献夫、桂萼、霍韬等首倡大礼的五人所上奏疏被作为正取，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结、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连及楚王、枣阳王等宗室六人为附取。后来，席书又奏请收入锦衣百户聂能达、昌平致仕教谕王阶的奏疏，收录的时限为嘉靖三年二月张璁、桂萼赴京师以前，此后则不取，其意在杜绝“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之辈。同时建议者，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捡房浚等人的上疏，因“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不在收录之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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