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搜狐历史

  自1976年以来,除了徐才厚之外,一共曾有七位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级别的官员走上法庭接受审判,他们分别是薄熙来、陈良宇、陈希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几位昔日风光无限的高官们接受审判时,在法庭上演绎了怎样的人生百态...[详细]

陈良宇连说三个“对不起”

陈良宇涉四项受贿罪

  陈良宇是天津二中院审理过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位因腐败犯罪被司法审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具体四项受贿分别为:其一,接受港商五次行贿,共23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其二,陈良宇同意妻子黄毅玲在邱长清任总经理的上海MWB互感器厂挂名,并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其三,陈良宇要求申花集团原董事长郁知非安排儿子陈维力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挂名副总经理,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其四,陈良宇同意上海新黄浦集团原总裁吴明烈为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换房,新换住房同旧房差价为93万余元。[详细]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

  在法庭上,陈良宇的律师高子程积极为陈良宇辩护。高认为,他主观上没有明知违规而故意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目的,他同意将社保基金在提供足额担保的条件下,融资给人民日报社下属的华闻控股公司,当时的心态是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6%,弥补存放银行而造成的通胀损失。从被带进法庭到整个庭审结束,陈良宇都表现得非常淡定,谦和,说话不多。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法庭辩论阶段,律师提出陈良宇弟弟倒卖土地的问题上,陈不该承担刑事责任。在这一问题上控辩双方分歧巨大,辩论激烈。此时陈良宇突然对高子程说:“你别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在3月25日的庭审中,陈良宇作了两分钟的最后陈述:“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 [详细]

陈希同高呼“我有话要说”

陈希同犯贪污、玩忽职守罪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陈希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违反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个人非法占有,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陈希同不正确履行和不履行职责,指使、纵容王宝森违反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审批程序,擅自动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处豪华别墅,并在此吃住享乐,大肆挥霍国家财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亦应依法惩处。[详细]

不能平静面对制裁

  1930年6月出生在四川安岳的陈希同有5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北京沧桑巨变的所有重大事件,其政治生涯也一路顺风,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孩子一步步走上了自己的顶峰。然而,从巅峰到深渊也不过几步之遥。在面对法律惩处时,陈希同最后两分钟陈述还高喊“有话要说”。[详细]

江青最后时刻依然疯狂

当庭公布江青讲话录音 证实罪行

  1980年12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38分,第一审判庭对江青开庭进行法庭辩论。检察员江文起立发言,揭露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第四,大量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反革命勾当。[详细]

最后的疯狂 “我怕过谁!”

  特别法庭庭长江文说,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江文发言结束后,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江青向法庭提出要看“九大”、“十大”的报告。 审判长认为这一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江青违犯法庭规则,不服从审判长的指挥,借题纠缠,并说法庭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执意不听,说:“江华了解我,问问江华我怕过谁?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被告人江青利用她最后陈述的权利,诽谤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继续攻击、诬蔑国家领导人。审判长曾汉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宣布责令被告人江青退出法庭,等候宣判。[详细]

姚文元保持“一贯形象”

姚文元法庭上不忘“笔杆子”形象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详细]

听众对姚文元的辩护嗤之以鼻

  有时,为了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他的自我辩护显得格外“此地无银三百两”。1976年,在《人民日报》即将刊出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送审样上,姚文元曾亲笔批加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一段文字。而今,面对铮铮铁证,他无法否认,只得辩称送审稿上原文所述“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一句提法太重,鉴于此他才使用了“总后台”的说法。台下听者无不对其狡辩嗤之以鼻。 [详细]

张春桥一脸阴森

张春桥阴森恐怖的表情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张春桥不语。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法庭分别请了两个证人讲述张春桥上海武装叛乱的计划,但是张春桥仍旧不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张春桥被带下去时,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阴森表情。[详细]

最终低下了头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和操纵了一个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即“游雪涛小组”,其前身为“扫雷纵队”。审判员问:“上海的‘游雪涛组’是不是你指挥的?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张春桥不答。张春桥自有他的一套对付法庭审判的办法,张春桥在法庭上总是沉着一张脸,面对审判员的问话一言不发,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开口,法庭就无法将他定罪了。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检察员开始出具一系列证据。法庭出示、投影和宣读完这些证据后,审判员再一次地问张春桥还有什么要说的。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仍不说话,但他的头却慢慢地低了下去。 [详细]

王洪文惶惑不安

王洪文在法庭上表现恭顺

  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是尽量恭顺,同江青的反差很大。王洪文在法庭上一直不敢面对江青,似乎感到双重压力,供述也特别小心。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密谋到长沙去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等,召集人是江青。但王洪文供述:“去长沙是我主动提出的,江青等均表赞成。江青还提出要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长沙见毛主席。”王洪文还供认,从长沙回到北京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事后江青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向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其目的就是要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详细]

江青一直对王洪文翻着白眼

  王洪文再次出庭供述时,江青一直对他翻着白眼。王洪文讲完后面容惶惑不安,江青也以无奈的神情,看着王洪文被带下法庭。接着,出示和宣读姚文元有关供词及提供的日记摘录,以及张玉凤的有关证言节录,都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法庭还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接着,检察员江文发言,揭露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这就是长沙告状的起因和它的背景。 [详细]

其他落马高官的庭审百态

往期策划

更多 >>最新消息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