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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3年10月15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纵观习仲勋一生,除了为党和国家做出卓越贡献,更以其正直人品、开明作风,为后来者提供了表率。今天,让我们回味一下,每逢历史的关口,这位可敬的老人都说了什么…[滚动]

温家宝:习仲勋从不多谈自己曾蒙受的冤屈

  “记得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他待人亲切、和蔼、朴实,我一点不感到拘束,他对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之不易,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要倍加珍惜,坚持不动摇。后来他又多次找我谈心,给我谈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忧党、忧国,但从不多谈自己曾经蒙受的冤屈和遭受的迫害......”[详细]

江泽民曾赴深圳看望习仲勋 赞其培养了好儿女

  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中央一直关心着他。在深圳的十余年时间里,凡是到此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都要看望慰问习仲勋。2002年2月,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工作,一下飞机就先到迎宾馆看望习仲勋。他与习仲勋互致问候,亲切交谈,并说你培养了好儿女。[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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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简介

  习仲勋(1913.10.15-2002.5.24)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陕北颁布铁律

  1934年11月7日,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南梁荔园堡举行。当天,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和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刘志丹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有权威。同时,政府也要在实践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一定要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习仲勋强调:“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说:“志丹同志在红军中推行了临阵脱逃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贪污战利品者枪毙等铁的纪律,是否也可以用于党政干部。”大家齐声喊:“完全可以!”[详细]

廉政建设成为苏维埃政府头等大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并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到撤职处分。”[详细]

习仲勋对土改中左倾现象忧心忡忡

  1947年7月习仲勋参加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扩大会议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后方主持工作。由于对“左”倾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深担忧,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果然令他十分震惊。通过深入调查,习仲勋发现了以下情况: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向来人讲要注意土改运动的纠偏,防止“左”的做法,并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做些纠偏工作。[详细]

习仲勋致电毛泽东痛陈左祸,引发高度重视

  对于“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详细]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不掩盖矛盾

  据习仲勋秘书回忆:我在随同仲勋同志到各地考察调研的时候,经常听他对地方领导讲,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在江西考察时,他站在沙坪坝的“红井”旁,深情地望着“饮水不忘挖井人”几个大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在广东考察时,他说,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越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党内民主生活一定要健全,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这样党内才会有团结。[详细]

就三门峡工程如实提出个人意见

  1955年,他不赞成当时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如实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至少应该在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之后再建设。他说:“科学这个东西,要老老实实,没弄清楚,没有一定的根据,没有实验,不要随便去做。”他的秘书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仲勋同志的突出品格。他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详细]

提议广东充当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1979年4月,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直截了当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详细]

一句话让港商吃了定心丸

  在来广东后,他一次见到一个港商,问道:“你发财了吗?”在内地经过十年“极左”,政策刚刚出现松动的情况下,这位港商搞不清楚这位共产党的高官见面问发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错愕非常,不知如何回答。习仲勋接着说:“你不发财怎么爱国呀!”这么一句话让商人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一下子就敢于在内地投资了。[详细]

直言农村真实情况

  习仲勋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搞过学运,拉过队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层生活的活力。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当地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习仲勋决定专题向党中央汇报,让秘书起草报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不过,在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有一些生动的例子并没有写上去。秘书对此也很为难,觉得“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比如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习仲勋承认这两个例子有欠妥之处,但他坚持诙谐的故事既能反映现实,又有说服力。最终,这份报告被上交给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相关部门加以解决。[详细]

认为应对老百姓有感情

  1978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飞往广东省委习仲勋的办公室。面对无数的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查看人民来信,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抄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一群从远处赶来的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群众贴出大字报,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被吸引了。事关重大,贾延岩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这种做法招来同事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详细]

30年间内地逃港成风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导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使社会陷入混乱。彼时,广东逃港潮风起云涌。为了逃离贫穷、饥饿、政治迫害,或者摆脱下乡务农的命运,30年内,60万至近百万内地居民浩浩荡荡越过深港边界,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香港居民。为了去香港,广州甚至发生过万人冲击火车站的事件。内地和港英政府对于逃港者的政策均几经变动。内地曾大开边境放行,也曾紧急遏制。港英政府一度宽松接纳,一度要求他们进入市区、接触到在港亲人方可留居。在政策的夹缝中,他们几乎以性命为赌注选择未来的道路。徒步、混车、泅渡、翻越铁丝网,有人成功留港、有人无功而返,还有人命丧大海或荒野。[详细]

习仲勋指出不能把逃港者当敌人

  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风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他哭了。他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争取,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详细]

敢于提出突破旧体制的构想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是习仲勋希望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也代表了当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详细]

就政治体制改革直谏中央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详细]

习仲勋对“左”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

  长期的革命实践,让习仲勋对事物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习仲勋在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次和《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对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详细]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重大贡献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习仲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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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搜狐历史 编辑: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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