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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干将李作鹏的律师忆旧案:可判得更公允


1981年1月25日李作鹏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张思之为辩护律师

张思之简介:


著名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律师协会前副会长、《中国律师》杂志创办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律师辩护组组长。90年代后代理了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


律师制度重建时期,张思之办的头一件案子是李作鹏反革命案。他那时的心态基本上是小心翼翼地学着“为政治服务”,心想对于这样一件全国关注、全球瞩目的要案,在主要方面,只能按上面的意志办事。其实根本就没深入思考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建树。张思之说,他有着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与特定的使命感,加之蒙受过“左”倾思潮的反复冲击,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已经懂得了一些世事…[详细]


办理李作鹏反革命案的心态是“为政治服务”

  想当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根红苗壮”或者“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一般不会被选入律师队伍。这种情况延至八十年代初似乎都无大改变。复转军人因立场坚定往往被“公检法”吸纳而极少有充当律师者,就是明证。我于1954年先是因“胡风一案”被整;终因与胡先生素昧平生,又很少读他的书,实难高攀,沾边不上,只好不了了之。跟着,按年头进入1955年,就又以“反革命”遭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补上了未蒙康生之流“抢救”的一课!尽管最终也得到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堪称“求实”的结论——“经查,不是反革命”,但再充法官似已不宜,自己也觉得“不如离去”,偏巧律师新兴,正在招兵,一位分管人事的老同志对我说:“去律协罢,咱们还在一个系统;你去,是顾问的顾问。”于是,我戴着一顶“华冠”干上了律师。那时律师方兴,乔木同志还不可能唱出“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那样悲壮的歌。

  按年头与年纪,我是个五十年代的老律师,但实在有愧,我的那段律师生涯,基本上在行政事务中度过,对律师开创时期的工作无建树可言。毫不夸张地说,路该怎么走,甚至没有想过。在一片懵懂中就再度让人扫入“另册”,从此在另一个天地里摸爬滚打,一晃就是二十年!

  律师制度重建,我办的头一件案子是李作鹏反革命案。我那时的心态基本上是小心翼翼地学着“为政治服务”,心想对于这样一件全国关注、全球瞩目的要案,在主要方面,只能按上面的意志办事。其实根本就没深入思考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建树。[详细]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律师辩护组组长张思之

二十年后李作鹏感谢被抹两条大罪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

  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于上午10时到达他在京郊的新居。[详细]

李作鹏

“若没我,当年过草地也难”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决计拨开话茬,转而问他:“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绝不推!不过,今天可以对你讲,当时我替两个人打了埋伏。”

  “谁?”

  “毛和周!”

  如此这般点出最最敏感的两个人,我为之一震。他这话来得疾,止得也脆。我与人交谈,一向信守一条原则:对方不讲的要闻,绝不探底。不过说实在,我很难猜中他是怎样地为他们打了哪些“埋伏”,事后揣测,可能事涉“9·13”林彪从山海关强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紧张一幕及其背景。因为这件事据起诉书的指控李作鹏负有他特定的责任,对此他当时就曾表示过让历史作结论的意见。然而,他们那代人,也包括我这一代,要做到对历史负责可真不容易。周临终无一言留下,尽管他亲历身受的种种终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态,也许有很多东西会成为“千古之谜”。我不知道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说,一个人如果只会唯上是从,到头来恐怕既做不到对历史负责,也不见得就能完全做到对人民负责。[详细]

1965年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作鹏

李作鹏的夫人:就算他反革命,凭什么株连我?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他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感而发,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他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秘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奢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详细]

李作鹏在南京军事学院期间与夫人董其采合影

责编:曾宪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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