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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劝博古“交权”:老毛行 我们共同辅佐他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资料图)
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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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浴血荣光》,作者:金一南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结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蒋介石样样会使,而且每一样都烂熟于心,有硬的,有软的,有正面作战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兵力比他多的人,实力比他强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后都没有搞过他,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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