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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亮: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王红亮先生近照)

王红亮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 两周之际 历史变迁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已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所谓的“政由方伯”的时代。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导致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知之甚微。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对重新认识这段史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研读《系年》,可以对西周灭亡的原因,周平王东迁的年代,以及所谓的“二王并立”等历史事件,得出了一些新认识。另外,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有依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系年》正可补正其阙。

中国历史上的周代可分为西周与东周,西周的灭亡标志着西周的结束,周平王东迁则标志着东周的开始,本文所谓的“两周之际”具体是指西周的灭亡与周平王东迁这一交替的历史阶段。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已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所谓的“政由方伯”的时代。《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1],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王权”与“霸权”交替的时代特色,而西周灭亡与平王东迁正是这一交替的“质变”期。因此,研究两周之际的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西周与东周之交替,对于把握中国上古社会之变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两周之际的历史却知之甚微。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确实错综迷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清代学者崔述说:“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于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于《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载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2]崔述此言基本上道出了传世文献对两周之际历史的记载状况。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其中对西周的灭亡和平王东迁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对我们重新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材料。因此,本文以清华简《系年》为线索,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梳理,以求对这段非常重要且颇为复杂的历史进行一些探讨。

传世文献所载“西周之亡”之释疑

一个王朝的覆灭,无疑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交织于一起合力作用之结果,西周的灭亡也不例外。在现有的学术论著中,学者对西周灭亡的诸多原因已有详细剖析[3]。在此,我们无意于简单罗列这些论著中所分析得出的关于西周灭亡的种种原因,而是要通过对史籍的考辨来梳理出西周灭亡的一些线索。在传世文献中,《史记》、《国语》等对西周灭亡均有记载。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崩,次年(公元前781年)其子周幽王即位。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周大夫伯阳甫曰:“周将亡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果然,“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4]。从周幽王二年到周幽王十一年灭亡,正好十年,应验了伯阳甫的预言。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此时,“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正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周亡矣。’”“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5]可见,其是把废嫡立庶作为周灭亡的直接原因。

周幽王不仅废嫡立庶,而且还重用一个叫虢石父的奸臣,“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由于幽王重用奸佞,“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熢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6]西周就此灭亡,而此年即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

在《国语》的一些篇章里也涉及到西周灭亡的记载。

《国语•晋语一》载晋大夫史苏说:“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7]

《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曰:“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8]

据上引《史记》、《国语》所载,我们可知西周灭亡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周幽王由于宠爱褒姒,于是废掉了原来的申后与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褒姒之子为太子。于是褒姒勾结虢石父驱逐了宜臼。宜臼逃往其舅申侯处。幽王为了杀宜臼而进攻申,申侯在一怒之下联合缯、西夷犬戎攻周,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下,西周就此灭亡。

对以上记载,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如清代学者崔述就认为上述说法不可信,“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9],为何不宜有?他举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申、戎相距遥远,两者不可能、也没必要联合伐周。

第二、从幽王与宜臼的父子关系而言,双方也不可能兵戎相见。

第三、申侯不可能联合缯、西戎来倾覆周室。

崔述正是依据以上疑问,认为《国语》的说法不正确,而“《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10],这当然也是不足为据的。对崔述这种《国语》和《史记》的全盘否定,我们当然不能苟同;但对于其所提出的质疑,则是需要直面的。那么,崔述的上述质疑有无道理呢?下面分别考述之。

(一)申、戎何以联合

首先说第一个质疑。崔述认为,“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11]

关于崔述认为申、戎在地理位置上相距遥远的说法,童书业指出崔氏此处有误会:“申有西东之别,《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盖申国本支之在西者。《后汉书•西羌传》云‘王征申戎’,当即此西申。其邑谢之申,则申人之东迁者,固无与于亡周之事也”。[12]童氏之说可从。

1981年在河南南阳出土了两件铜簋,作器者自称“南申伯大宰仲爯父”[13],可证位于河南南阳的申应该称“南申”。而崔述所讲的“申”,即指河南南阳的南申。《竹书纪年》称平王所奔为“西申”,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亦谓“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14],此“伯盘”即传世文献之“伯服”,后者的“服”乃前者的“盘”之讹[15]。据此,平王所奔实乃“西申”。因此,崔述之疑自可冰释。

(二)身为父子的幽王与宜臼何以兵戎相见

其次说第二个质疑。崔述认为,从幽王与宜臼的关系而言,双方没理由兵戎相见。一方面从幽王与宜臼的关系来看,“宜臼之于王,父子也”,“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后甘心也”?[16]即幽王在驱逐了宜臼而立伯盘为太子,也就没必要再去攻打其子宜臼。

对于崔述的上述疑问,《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记载为我们解除疑惑提供了一些线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17]这里的“先是”是追叙之词[18],表明在幽王死之前平王已经被申、鲁、许等立为“天王”。何谓“天王”?,“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19],可见“平王”称“天王”即是要压过幽王之势。那么,平王称“天王”具体于何时?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载:“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20];又,《诗•王城谱》载:“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臼)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21];据此,则晋文侯所把周平王是从西申迎至少鄂的,此均在“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22]。可见,正是由于平王被废而逃奔西申后,在一些诸侯的扶持下称“天王”来压倒其父幽王之势,才导致幽王不顾父子之情,而欲杀平王而后快。

由于平王称“天王”而导致其与幽王势同水火,于是幽王起兵围攻西申。《国语•郑语》载:“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韦注:大子时奔申),申人弗畀(韦注:畀,予也),必伐之。”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平王围西申的目的是为了杀宜臼,但是申人并未交出宜臼。简文说“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郑语》说“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正说明幽王起师、围西申的目的就是要杀太子宜臼而使伯盘成为太子。《国语》史伯说幽王“求之申”,《系年》则明确说是“围平王于西申”,史伯的话显然有回护的意味。

因此,通过《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可知,正是由于平王称“天王”而公然与幽王对抗,此举惹怒了周幽王,故其围攻西申欲杀平王而后快。据此,崔述上述之质疑亦可冰释。

(三)西申何以与缯、西戎联合倾覆周室

再次说第三个质疑。崔述认为,西申不可能联合缯、西戎来攻伐周室。理由有三:第一、身为臣子的申侯不可能攻伐周幽王,从幽王与申侯的关系来看,“申侯之于王,君臣也,王逐宜咎(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23]。第二、即使申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攻周幽王,后来平王东迁时其它诸侯国也不会帮助平王。崔述说:“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24]第三、退一步讲,就实力而言,申、戎也没必要联合。崔述认为,“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25]。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西申何以与缯、西戎联合攻伐幽王?

对西申联合缯、西戎攻伐幽王,文献作如是记载。《史记•周本纪》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申侯如何联合缯、西夷犬戎来攻幽王?《国语•晋语一》载晋大夫史苏说:“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26]据此,是申人与缯人招西戎而来的[27]

而清华简《系年》说法与此不同,谓西戎是缯招来的。《系年》第二章说“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此处之“降”同《国语•周语中》“王降狄师以伐郑”之“降”[28]。原来,就在幽王围攻西申以要其交出平王,但西申并未屈服,就在这紧要关头,缯借助西戎的军队来进攻幽王。《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曰:“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29]“缯与西戎会以伐周”与《系年》简文若合符节,正说明是缯引领、招致西戎来进攻幽王的。那么,西申与缯、西戎到底为何种关系呢?

据《郑语》,缯和西戎实际上都是西申的与国,《郑语》说“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这说明西申和缯、西戎关系密切。两者为何密切?《郑语》说“缯与西戎方将德申(韦注:申修德于二国,二国亦欲助正,徼其后福),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韦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30]原来,西申和缯、西戎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西申和二国结交,可能是为了防范幽王而做准备[31];另一方面,缯和西戎一是为了报答西申的修德,二是欲扶平王于正位,以得到好处。

据上所述,西申在周幽王来进攻之前,其已经提前结交了缯和西戎。而西申跟缯可能才是真正的与国,但其对西戎有所戒备。但是,在周幽王围攻西申以至西申抵挡不住的关键时候,西申的盟友缯不得不铤而走险,引西戎来进攻幽王。但此举实乃饮鸩止渴!西戎在进入西周疆域后,虽然帮助平王杀死了幽王,但随即又成为了平王之劲敌。《史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32]那么,既然西戎是作为平王与西申的盟友,而缯引来进攻幽王的,其为何后来成为平王东迁所避的对象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得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我们知道,缯和西戎虽然同为西申的联合对象,但两者实际上是有分别的。西申和缯同为西戎,其与周人关系密切。《国语•周语中》载由于郑文公抓了周襄王的大夫游孙伯,“王怒,将以狄伐郑”[33],然后周大夫富辰给周襄王讲了一番道理,基本意思是要分清亲疏内外,要“内利亲亲”,而“缯”、“申”均为“内利亲亲”的对象;但狄则不同,“狄,封豕豺狼,不可厌也”。正反映出西申和缯实际上是周人团结的对象,而对狄实际上怀有戒备之心。西戎实际上跟狄一样,都是周人防备的对象。实际上,西戎虽然是应缯之邀来救平王的,但其本有自身的打算。

《国语•郑语》说“王师若在(韦注:在,在申也),其(引者按:指缯与西戎)救之亦必然矣”[34],这里幽王之师在西申,为何偏会成为西戎救西申的“必然”呢?笔者以为这正反映出西戎“救西申”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入侵周都镐京。

《史记•周本纪》载:“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熢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35]这段记载颇具意味。上文已述,在周幽王围攻西申时,西戎在缯的招引下来解救在西申的平王,西申位于镐京以西[36];而《史记》载幽王被杀的地点竟然是在镐京以东的骊山[37];这是何缘故呢?我们推测西戎救西申盖采取了“围魏救赵”的办法,直接绕道东面入侵幽王的后方——周都镐京。幽王见势不得不放弃对西申的围攻(而周平王正是称此机会逃出西申的),调兵以图遏制西戎,结果在骊山下双方发生了遭遇战,幽王也被杀于骊山之下。由于西戎的真实目的就是进入周都镐京抢夺,所以长驱直入进入周都,“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幽王围攻西申,其盟国缯才铤而走险引来西戎,而西戎并未直接去解救西申,而是以图直接进攻幽王大后方。于是,幽王被迫掉头来阻挡西戎,结果幽王被西戎杀死于骊山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原来我们以为西戎是西申和缯招来的——如此,则西申对西周的灭亡肯定负主要责任;而通过清华简《系年》,我们才知道其是由缯引入的。并且,通过清华简《系年》我们得知,以往学者所认为的西申勾结西戎来倾覆周室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正由于西申与平王不是勾结西戎来入侵,所以其在后来能得到一些诸侯的支持并东迁。

综上可见,周的灭亡实际上就是由于幽王与平王的互相争斗才给西戎入侵以可乘之机,所以西周灭亡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内乱引起外患。实际上,早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前,就有学者提出类似的推测[38];但苦无证据;而《系年》则证实了这种说法。

平王东迁过程考

关于周平王东迁,过去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甚略,所以我们所知寥寥。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对这一过程有较详细地的记载,这对我们复原这一段历史有重大意义。下面,我们就根据《系年》并综合传世文献对周平王东迁作一考察。

关于周平王东迁,《史记•周本纪》说:“平王立,东迁于雒(洛)邑”[39]《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幽王为犬戎所杀”;次年(公元前770年),“平王元年,东徙雒(洛)”。据此,平王元年与平王东迁实际上是一年,其均在周幽王被杀后;而据清华简《系年》,两者不在同一年。《系年》第二章载:“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40]

此处之“三年”,或理解为“三年后”,或理解为“平王三年”。如按前者,则周平王元年在公元前773年,此年盖为《竹书纪年》所谓在西申被立之年。如按后者,按照周代逾年改元之制[41],则周平王元年亦应在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无论如何,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3年。

《系年》第二章载:“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诗•王城谱》:“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臼)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42]后者盖据与前者类似材料的记载。据此,则平王为晋文侯与郑武公立于京师,此是一说。

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云:“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史记•周本纪》说“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43]据此,则平王为申侯等立于西申,此又一说。那么,这两种说法如何协调呢?

李学勤先生认为,西申之立未得到各方面诸侯的承认,所以楚人所撰《系年》不言此事[44]。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西申所立盖未得到诸侯承认,故晋文侯又立平王于京师。综上可见,周幽王九年平王乃立,而次年即周平王元年,平王三年东迁,这说明平王元年与东迁之年绝非同一年,平王东迁实际上有一个过程。

前文已述,周平王先被立于西申。《史记•周本纪》所谓的“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45]《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云:“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许与申同为姜姓,《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大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也。”[46]“鲁侯”盖为“曾(缯)侯”之讹[47]。《郑语》说“缯与西戎方将德申(韦注:申修德于二国,二国亦欲助正,徼其后福),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韦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48]因此,申侯、缯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西申为“天王”。此举惹怒了周幽王,其在一怒之下率兵围攻西申,欲杀平王而后快。就在西申抵挡不住的情况下,西申的盟国缯引西戎而来。西戎派兵直逼京师镐京,幽王不得不放弃围攻西申,掉头以图遏制西戎来犯。而平王就在此间隙逃出西申。

平王逃出西申后,由于失去了西申的庇护,遭遇颇为悲惨。《左传》襄公十年载周王卿士瑕禽回忆其先祖随平王东迁的情形时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49]其反映的正是周平王从西申逃离时之情景。当时随从平王的仅为王的七姓贵族,其是平王的私属,并不是参与国政的强宗[50]。而平王在路上所用牲用备具,也仅依靠这七姓贵族的供应,可见此过程颇具颠沛流离之苦。

平王从西申逃出后,先是到了少鄂。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载:“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少鄂属于晋,在今山西乡宁[51]。后晋文侯接其到了京师,其应为《晋姜鼎》的“京”,为晋国都城,盖在今山西夏县[52]《诗•王城谱》:“晋文侯、郑武公迎宜咎(臼)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53]据此,除晋文侯外,郑武公也参与此事。《国语•晋语四》载郑大夫叔詹回忆说:“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54]《国语•周语中》也载周大夫富辰说:“郑武、庄有大勳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55]说的正是此事。

从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开始,平王逃出西申,途经少鄂,后在晋文侯、郑武公的支持下被立为周王,此乃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3年)。三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成周,此即清华简《系年》所谓“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其合而为一,而后者的年代系统显然经过整合。这说明《系年》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是两套纪年系统。

“周二王并立”与内外诸侯势力之消长

就在平王东迁洛邑后,一些诸侯又拥立幽王的弟弟余臣为“携王”,其与周平王对立,故史称“周二王并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鲁”当作“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56]可见,所谓的“二王并立”实际上是指平王和携王的并立。之所以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诸侯对支持哪个王实际上持不同意见,也就是双方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两方政治势力如何区分呢?清华简《系年》对此有记载。

《系年》第二章载:“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57]这里的“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即指在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开始不朝周幽王;此“邦君诸侯”即指晋文侯等,故简文后谓晋文侯迎逆平王。而立余臣者简文谓“邦君诸正”,亦即《竹书纪年》所说的“虢公翰”等人;其不言“邦君诸侯”,《系年》显然是为了区别二者。联系前面我们对《竹书纪年》的分析,笔者以为《系年》正是为了区别两种政治势力:即一派是以虢公翰为代表,其本支持周幽王,幽王死后改拥护携王,《系年》称之为“邦君诸正”;另一派以晋文侯、郑武公为代表,其支持周平王,《系年》称之为“邦君诸侯”。那么,“邦君诸正”与“邦君诸侯”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有何区别呢?

《诗•小雅•雨无正》:“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58]屈万里认为此诗是东迁之际,诗人伤时之作。[59]关于“邦君诸侯”,清人胡承珙认为即指“在外诸侯之统称”,而与之相对的“三事大夫”则是“在内卿大夫之统称”[60],即内诸侯。笔者以为,《系年》中的“邦君诸正”即指内诸侯,而“邦君诸侯”指外诸侯。

内诸侯与外诸侯势力之消长对两周之际的政权具有重要的影响。《系年》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在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即外诸侯开始不朝周幽王。此年正是宜臼称“天王”于西申,而幽王围攻西申之年。其为何不朝王呢?

《史记•周本纪》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熢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熢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后来,“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熢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61]《史记》此说采自《吕氏春秋》,此说颇具传奇色彩,学者们多指出其不可信[62];但其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周幽王时期诸侯已经对幽王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则反映出诸侯开始从支持幽王转向支持平王,此应为外诸侯;由清华简《系年》可知此年正为周幽王九年。

可见,从周幽王九年开始,外诸侯逐渐产生对幽王信任危机,而不来朝王。《诗经》里的一些篇章就反映出这种情形。《诗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郑玄《笺》:“幽王征会诸侯为合义兵,征讨有罪。既往而无之,是于义事不信也。君子见其如此,知其后必见攻伐,将无救也。”[63]可见,幽王时常征会以讨伐有罪,而且侮慢诸侯。《诗序》又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64]胡承珙注:“此为幽王暴虐,诸侯畏祸,不敢朝王。”[65]《左传》昭公四年载:“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66]此事应在周幽王九年[67],此盟的目的应是幽王围攻西申而会盟诸侯、并加强对诸侯的控制[68];但事与愿违,结果诸侯不听幽王之命。

幽王由于失去了诸侯的支持,在其与西戎的交战中,《史记》说其曾征兵于诸侯而诸侯不至,所以其遭西戎的杀害;可见,正是由于失去了外诸侯的支持,其才遭致灭顶之灾。而与此同时,《系年》说平王却在外诸侯的支持下,先是立在西申,后又被晋文侯立于“京师”。

幽王死后,一些内诸侯如虢公翰等人立幽王弟余臣为携王,显然是为了抵制外诸侯所立的平王。因此,所谓的“二王并立”表面上看是携王与平王的对立,本质上则是内诸侯与外诸侯两股政治势力的对立。

《系年》第二章载:“(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携王的灭亡标志着外诸侯势力对内诸侯的胜利。自此以后,外诸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语•郑语》:“(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69]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也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以始正。楚文王乃以启于汉阳”,第三章说:“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70]正反映出这种形势。《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71]从此开启了“政由方伯”的时代。

结语

通过上文对清华简《系年》之分析,我们对两周之际的这段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学者曾猜测西周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嫡庶相争之内乱而引起的西戎入侵之外患,正是此因才导致西周的灭亡。清华简《系年》证实了此说。第二、周平王元年与东迁不在一年,周平王在幽王九年或十年(公元前773年),东迁在三年(公元前770年),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两者合二为一。此乃整合之结果。第三、周平王东迁后才开始“周二王并立”之时代。携王被杀标志着这一时代的结束,而正在此过程中外诸侯势力逐渐壮大,这为“政由方伯”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同时,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中对比,我们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有依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出土的金文、简帛材料尤其是清华简《系年》正可补证其阙,从中可见《系年》对于古史研究之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1] 《史记》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页。

[2]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3] 如童书业把西周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黩武以致国力衰弱;(二)天灾的流行;(三)社会的动摇和政治的腐败;(四)君主的昏庸。参童书业著,童教英校订:《春秋史(校定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12页。其他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再罗列。

[4] 《史记》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5—146页。

[5] 《史记》卷四,第146—147页。

[6] 《史记》卷四,第149页。

[7]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0—251页。

[8]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5页。

[9]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6页。

[10]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7页。

[11]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6页。

[12] 童书业:《春秋史》(校订本),第66页。

[13]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后文所引如不特别注明,简文内容均见该书第138页,注释见第138—140页。

[15] 伯盘,《晋语一》、《郑语》、《周本纪》均作“伯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太平御览》卷八五引《纪年》作“伯盘”。学者已指出今本“服”系误字,详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清华简《系年》正作“伯盘”,可证今本之“服”确系误字。

[16]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7,246页。

[17]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14页。

[18] 《助字辨略》:“先是,追原之辞也。……初、先是者,重言也。”(刘淇著,章锡琛校注:《助字辨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先是”同“初”,是追述往事之辞。如《史记•平准书》:“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其后番系欲省厎柱漕……。”“先是”与“其后”相对,明显是追忆往事。值得注意的是,《汉书•食货志》引述此段话时作“先是十余岁,河决……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省略了“初”,可见,“初”和“先是”同是追述之辞、同义,故可省。《左传》中记载追述内容时,常书“初”以标志之,杨伯峻说:“凡记今事而追溯其始事,则云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7页。)

[19] 顾炎武引赵子说,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2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8页。

[21]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30页。

[22] 参拙作:《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3]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7页。

[24]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247页。

[25] 对于崔述的上述说法,一些学者表示赞同,认为西申不可能联合西戎攻伐幽王。吉本道雅:《周室东迁考》,《东洋学报》第71卷,1990(03);宋新潮:《骊山之役及平王东迁历史考述》,《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26]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51页。

[27] 清代学者马骕也说“灭周者西戎,而召戎者申侯也”,见马骕撰,王利器整理:《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86页。

[2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系年》“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之“降”应同《国语•周语中》“王降狄师以伐郑”之“降”。《国语•周语中》载由于郑文公抓了周襄王的大夫游孙伯,“王怒,将以狄伐郑”,后来果然“王降狄师以伐郑”,韦昭注:“降,下也。”所以学者多据韦注谓此“降”是“令”、“下令”(分别为闻一多、来可泓说,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10),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页;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将“降”与“下”解为“降令”或“下令”为增字为训,恐不可从。笔者以为“降”据文义其当与“王以狄师来讨伐郑”之“以”同义。《系年》简谓“缯人乃以西戎之军队来进攻幽王”。一说“降”乃“投降”之义,虽于文义可通,但恐未必符合简文原意,也与《国语》说法相悖。

又,《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杜预注:“降,和同也。”俞樾曰:“杜以‘降听政’有降以相从之义,故以‘和同’释之;其实非也。‘降听政’即共听政。……‘降听政’即是‘共政’,前用叚(假)字,后用正字耳。”([清]俞樾撰:《群经平议》,卷二十八,清光緖春在堂全书本。)简文之“降”或与此《左传》之“降听政”之“降”亦有所关联。待考。

[29]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5页。

[30]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5页。

[31] 关于缯修德于缯与西戎,今本《竹书纪年》载幽王“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引者按:鄫通缯)”(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王国维遗书》(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但学者多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假若此点记载属实,则申侯曾在幽王九年结交与缯与西戎,而此年正是幽王与平王争夺相当激烈之时,申侯此举可能是为了提早防范幽王。

[32] 《史记》卷四,第149页。

[33]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4页。

[34]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5页。

[35] 《史记》卷四,第149页。

[36] 关于西申的具体位置,根据现有材料虽然不能确指,但学者多倾向于其在周都镐京以西,这主要有以下证据:第一、“西申”之“西”正是相对于镐京以西。前文已述在河南南阳发现的铜簋器主自名南阳之申谓“南申”,证明申有南、西之分,而南阳正在镐京以南,说明这种对应的参照物是镐京(宗周),如此也说明西申应在镐京之西。第二、《逸周书•王会解》载周初成周之会,“西申以凤鸟”为贡,且以西北诸国并列。何秋涛《王会篇笺释》据《山海经•西山经》“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等地名,推断西申在今陕西安塞以北(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859页)。“申首”或认为是“由首”之讹——如此则与“西申”无关(参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但谓在宗周之西是可信的。第三、《国语•周语上》载:“(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成周,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载此事曰“王征申戎”(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61页),据此则姜氏之戎正乃申戎。《诗•大雅•崧高》载申伯迁于谢(河南南阳),周宣王为其送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东北,正位于宗周之西。蒙文通认为:“夫姜氏之申戎,正《诗》之申伯,史之申侯也。……亦平王母家。”(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3页。)据此,则西申当在此或此以西。综合以上三点可知,西申之具体地望虽不能确考,但其在镐京(宗周)以西是可信的。

[37] 《国语•鲁语上》载“幽灭于戏”,《古本竹书纪年》亦谓“(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徐元诰说:“戏即骊山之北,水名,见《路史•国名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三十里,尚有古戏亭。”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3页。西晋潘岳的《西征赋》载幽王灭之事曰:“军败戏水之上,身死丽(骊)山之北”,亦可证戏大致在骊山之北。

[38] 如童书业就曾猜测骊山之祸或许是由周室内部发生变乱而召来外寇的。参童书业:《春秋史(校定本)》,第12—13页。

[39] 《史记》卷四,第149页。

[4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8页。

[41] 《白虎通•爵》:“一年不可有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踰(同逾,后同)年乃即位改元”,“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传》曰:‘以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按:此引《春秋传》语乃《公羊传》文公九年文。另可参:郑慧生《关于中国的王位纪年》,《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2]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30页。

[43] 《史记•周本纪》载诸侯是在犬戎杀死幽王之后,才“即申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而根据《竹书纪年》及清华简《系年》等,平王之立在幽王死之前,《周本纪》之说盖为追述。可参: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4]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45] 《史记》卷四,第149页。

[46]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6—47页。

[47] 关于《竹书纪年》的“鲁”,学者多认为其有误,其主要理由是“观于平王东迁后,鲁国采取不理睬态度,知以前决不主张立平王也”(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申之立平王,鲁本不赞成,故平王立后,鲁不行报聘之礼;平王崩,鲁不奔丧。是知《纪年》此处之‘鲁侯’为不实”(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48]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5页。

[49]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949页。

[50] 参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5页。

[51] 整理者言:“疑即《左传》隐公六年之晋地鄂,在今山西乡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9页。

[52] 童书业:《晋公

铭“□宅京

”解——春秋晋都辨疑》,《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春秋史料集 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47页。

[53]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30页。

[54]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30页。

[55]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5页。

[56]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2114页。

[5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8页。

[58]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447—448页。

[59] 屈万里:《诗经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版,第253页。

[60] 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81—982页。

[61] 《史记》卷四,第148—149页。

[62] 《吕氏春秋•疑似》曰:“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有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对比《吕氏春秋》与《史记》的说法,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前者仅言“鼓”,而后者则说“熢燧大鼓”。学者一般认为烽燧乃战国秦汉时代防御匈奴的措施,尚无资料证明西周时已有此措施。

[63]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489页。

[64]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492页。

[65] 胡承珙:《毛诗后笺》,第1180页。

[66] 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2035页。

[67] 此事今本《竹书纪年》系之于周幽王十年,其在“王师伐申”之前,今本《竹书纪年》作者盖以为太室之盟的主要目的是围攻西申。而据我们的研究,幽王围攻西申应在周幽王九年,故太室之盟也应在此年。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王国维遗书》(八),第88页。

[68] 蒙文通认为此盟是“幽王盖亦欲以武力服诸侯者”。蒙文通:《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118页。

[69]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7页。

[7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71] 《史记》卷四,第149页。

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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