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车队进入敦煌经过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莫高窟经卷的命运。因为，莫高窟经卷的命运与一个陕西人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个陕西人就是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
按照陕西人的思维习惯，我突发奇想：如果没有王圆箓这贼，莫高窟经卷的命运会如何？
当20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射在苦难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1900年5月敦煌来自陕西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莫高窟的“藏经洞”；二是1900年10月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亡到了西安。这两件都与陕西有某些瓜葛的历史事件，却与敦煌莫高窟经卷的命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00年5月25日，历史将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重任交给来自陕西的道士王圆箓，是必然性中的偶然。这个必然性植根于敦煌与莫高窟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11年，汉朝正式设敦煌郡。“敦煌”地名，《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一个“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准确道出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历史地位，即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总枢纽和中国与西域文明交融的“第一个触摸点”。
丝绸之路在中国国内的走向虽然说是两条，一条是从长安经凤翔、平凉、天水到兰州的南线；一条是从长安经平凉、榆中到兰州的北线。但到兰州后两途归一，都从兰州走武威、张掖、玉门到敦煌。到敦煌后才真正实行国际分途，一分为三：一条是走中亚细亚直到罗马的中线；一条是走尼罗到印度的南线；再一条是直趋大宛的北线。这种地缘交通构造，造成了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从西汉王朝在这里设立敦煌郡以来，敦煌就成为中国与西域交接的大都市，大量中原商人带着中国的物产和技术来到敦煌；而西域各国的商人，当时主要是居间丝路贸易的粟特人和大月氏人即历史上的“胡商”，也风尘仆仆的来到敦煌，交换中国的丝绸和茶叶，从而使敦煌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呈现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的繁华面貌。
人与商品、技术都是一定文化的载体。随着敦煌商品交易的繁盛，中国的华夏文化与西域、东南亚的文化也在这里交汇、冲撞和融合。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族入主中原，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为了能让中国人民渡过离乱的灾难，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掀起“西向求法”运动，大量僧人、学者赴印度求取佛法，试图用佛教的“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理论帮助中国人渡过现世的苦难。因此，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热烈时期。随着佛法典籍的传入，佛教的宗教仪式，如造佛、诵经、焚香、祭奠等形式也传入中国，由于此时的河西是相对稳定地区，敦煌成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尊和尚在敦煌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就诞生了。这样从北魏到明清，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同时，为了佛教的传播，大量僧人、施主耗费金钱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供奉这一经卷翻译的有僧人、商人、农民、妇女等各色人等，使莫高窟形成了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余件，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处于乱世，为了使这些经卷、文书不被毁坏，莫高窟的僧人和施主另凿一窟，将其身藏起来，期望待到乱世结束，使它重见天日，普惠天下众生。这就是莫高窟“藏经洞”的由来及其终究要被发现的必然性。
但是，历史将发现“藏经洞”的幸运之石砸在道士王圆箓身上却是历史的偶然。王圆箓祖籍湖北，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年轻时从军戎守边疆，后流落到了酒泉，皈依道教，成为驻守在莫高窟的一介道士。1900年5月25 日，王圆箓在洒扫第17号洞窟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个深藏中华民族绝世珍宝的“藏经洞”终于破土而出，重见光明。这不能不说是王圆箓的一份功劳。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自知经卷宝贵，保护经卷责任重大，先后寻找敦煌县令严泽、新知县汪宗翰等，期望能使经卷得到妥善保护，但都没有结果，无奈之间王圆箓甚至给远在万里之外的朝廷写过密信，也是石沉大海。而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百年沉沦的历史时期，一些西方文化掮客纷纷来到中国，掠夺中国的文化珍宝。1907年一个叫作斯坦因的英国人骑着毛驴来到了莫高窟，嗅到了藏经洞的信息，找到王道士，用假装虔诚的态度欺骗王圆箓，据他自己写的回忆是：“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得到了王圆箓的信任。而此时王圆箓也想得到一些银两来修缮洞窟，便以200块银元的价格让斯坦因带走了9000多卷经文和一些佛像绢花被。愚蠢的王道士也许并不知道它出卖的这些经卷是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宝，莫说9000卷经卷，就是一卷经卷的价值也是无价之宝。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又买走了6000余件写本。接着，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而纳等纷纷前来，带走大量的经卷。经过这场浩劫，莫高窟藏经洞中出土的5万多件艺术价值极高的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几乎被洗劫一空，民族艺术遭到了灭顶之灾。
1909年当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他掳掠的敦煌文物时，莫高窟藏经洞的宝物才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但昏聩的清朝廷自身处于风雨飘摇的没落之中，没有任何一位、任何一级政府官员，对这些文物实施有效保护。这就是敦煌历史上震惊世界的莫高窟经卷诈骗案。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有功，但贱卖民族瑰宝有罪。我们不能因为王圆箓是一介道士，没有经过爱国主义教育和不懂《文物保护法》而为他开脱罪责。因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权责利的统一。王圆箓贱卖经卷的行为，如果是个人行为，支付的是个人成本，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无权干涉。但王圆箓出卖的是民族和国家宝物，损害的是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这一行为的后果要由民族和国家买单的时候，他就是对民族和国家的犯罪。当时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他们都没有经过爱国主义教育，也都没有学过《文物保护法》，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做出出卖如此巨量国家宝物的行为。无知和愚昧不是开脱罪责的理由。无知和愚昧犯罪同样要得到法律的制裁。就这一点说王圆箓是民族罪人，不能因他后期做过一些诸如“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葺大小佛洞，積卅餘年之功果，費廿多萬之募資。”的善事而改变他的犯罪性质。所以，我每到莫高窟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碑前，总有一种历史羞愧之感。好在王圆箓并不是纯种的陕西人，更何况陕西人里边有好人，也有像王圆箓这样的败类。因此，王圆箓无论是不是陕西人，都要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王圆箓同时被绑上历史耻辱柱上的还有清政府尤其是其当政者慈禧太后。因为当王圆箓贱卖国宝的行为被披露后，清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制裁决定，也没有对莫高窟的尚存宝物实施任何实质性的保护措置。如果说王圆箓是贱卖国宝的“第一行为人”的话，那么，清政府及其慈禧太后则是贱卖国宝的“第一责任人”，依然要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更不去说慈禧太后本身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能手。
王圆箓不仅是贱卖国宝的历史罪人，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汉奸”。以卖国为荣的晚清统治者和以贱卖国宝获罪的小肖道士王圆箓，从文化根源上说，都是中国“汉奸文化”的必然产物。
汉奸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怪胎，从秦汉以来，汉奸及其汉奸文化就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到晚清政府和抗日战争达到高潮。刘亚洲将军主编《抗日战争史》时悲愤的说：“整个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人反抗！”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会产生持续不断的汉奸行为？中华文化为什么会存在不绝如缕的汉奸文化？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悲剧。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奴化政策。特别是清朝贵族入主中原，更将奴化民众的能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先是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杀等一系列大规模恐怖杀戮；再用文字狱陷害民众到忍气吞声的地步。在民众精神麻木的情况下，养成惯于逆来顺受的性格，失去了任何的民族血性。另一方面，民众缺乏家国情怀。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写的名著《新民说》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由于中国没有经过民主主义的洗礼，中国人缺乏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千百年以来的小农经济使中国人养成了所有社会认识全部以家庭为基础，遇事常常处于只顾小家，不顾国家的尴尬境地。王圆箓的行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慈禧太后的行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每次行走丝绸之路来到陕西人张骞墓前，总有一种历史的自豪之感，而每次经过敦煌见到王圆箓的《墓志碑》又总有一种“人自宋后名桧少，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历史羞愧之慨！
但愿丝绸之路上像张骞这样的乡党越多越好，像王圆箓这样同族越少越好。
作者
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成员、经济学者、西北大学教授 李刚
编辑 tt 实习编辑 唐小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