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欣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北京 100084）。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这个“变局”说常被后人引用，以说明西方冲击前所未有的剧烈。但对他所谓的“客主之形”，目前的关注似尚不足。从主客形势上判断中西对抗，可以说是贯穿了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个持续的视角。基于这种视角，一些人认为中国握有优势，可以战胜西方；基于相同的视角，却又有人意识到变局，西方掌握了优势。基于这种视角，一些人觉得应该扬长避短，无需东施效颦；基于相同的视角，却又有人意识到扬长避短已不可行，亟当师夷长技。观点的不同或改变，源于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但视角的持续，却又将西方纳入到了中国人习惯的思维之中。
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时，发挥中国本身以主待客的优势，这原是一种更加直截的“制夷”思路；而“古来善用兵者，每以长击短，不闻学敌之长而以击敌所长也”，在许多当时人看来，“师夷长技”反而相对迂曲。中国人为何逐渐放弃直接的方法，而采取迂曲的“师夷”途径，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转变本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既有研究对此却缺乏关注。关于近代中西军事对抗，既有研究焦点主要放在当时人的“师夷长技”和对海防的日益重视，但对类似主张陆防、以守为战、反对师夷长技的观点，理解尚不足，时或简单视为“顽固”“落后”，带有一种二分论的色彩，以至于易忽视像主客之形这样“师夷”者和反对者同时分享的视角。主客之形的判断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中西对抗的认知，它和后人更为熟知的“师夷长技”又如何关联，这是本文希望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最初认知：
主客之形，不待智者而决
西人以坚船利炮震慑中国人，这是近代的一大变化。火器为非常之利器且源于西洋，这在当时并非特别奇闻。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器械只是形成战场上优势的诸多复杂因素之一，有如陈宝箴同治年间还坚执的：“轮船、大炮之利，特军事之一端，苟能选将练兵，自有应变无方之术。神臂之弩、咈啷叽之炮，当创制之初，亦足骇人取胜，然不闻恃此遂天下无敌也。恃道者昌，恃器者亡，古今以来，未之能易。”要中国人承认西人船坚炮利并不难，真正让中国人震撼的，其实是西人“仅凭”（这实际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误解在内）器械就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后者才是着实挑战中国人旧有观念的新思维。
要注意的是，那种在中西对抗中故意强调“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的观点，本身就是西方冲击的产物。近代反对学习器械的保守者，难道以为“中国长技，真白战不持寸铁耶”？其实不然。薛福成指出他们实际上是“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由于保守者过分紧密地将“器”和“西”结合到了一起（甚至比师夷长技者更加敏感），视“器”为西人所“私”有，才有“不闻学敌之长而以击敌所长”。在谈兵时对“器”有意的敌视与抗拒，已先受了“洋人之所长在机器”的印象所影响，中西敌我的对抗意识先深植于保守者的头脑中，扬长避短的对立思维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所长的器械的接受。
当时人惯言的扬长避短，并非只恃空言。对于尚未习惯以船炮之坚利与否判断战争最终结果的当时人来说，胜败之预判本另有标准。中国相对于西方最大的优势，就是所谓的“主客异形”：“（夷人）寡众不敌，主客异形，楼舶巨炮，所利在水，舍舟而陆，非其所长。”鸦片战争时期，到广州考察了一番之后的林则徐坚信西人“外似桀骜，内实畏怯”，他并非不知西人的坚船利炮，但“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中国以主待客的优势，“不待智者而决”，本是中国相对于西方最直观的军事差别，也是当时人普遍分享的观念。
既然西方的优势在于船坚炮利，中国之优势在于以主待客，那么要战胜“夷人”，最自然的想法就是扬长避短。有如王锡振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说：“夷之所恃以逞其凶者，船与炮耳。彼船虽坚，不可以陆行；炮虽利，不能以百里，此理甚明。……今欲驾衔尾之舳舻，以与角于汪洋巨浸之中，是用吾之短即彼之长，果非胜策。若坚壁以待其来，凡彼大船所可至之境，大抵海壖寥廓之区，宜稍息偃以避其锋，及其易船以入吾隘，则据险而与之敌，势力均耳。至再进而登岸，则彼船与炮，皆不能施。彼人犹吾人，彼器犹吾器耳。恶有中华全力，而反为岛夷深入之孤军所困者哉？此愚昧之所愤切，断以为不足威也。”
正因坚信中国以主待客的优势过于明显，中国的一再失败，才令许多人感到迷惑。法芝瑞就不解，鸦片战争时“英夷在数万里外”，“主客相反，形计虚实，判若天渊”，“乃攻战三年，无不望风奔溃。至镇江素称天险，新修城，兵无叛志，民无异心，亦顷刻而下”，他得出的反思是，“近人云：文官既爱钱又惜死，武官既惜死又爱钱。当事诸公，其皆蹈此病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遭重创，陈宝箴也仍认为西人“不满万人，悬军深入，师无后援，已蹈绝地”，只是由于“和议所牵”，才不能获胜。即使战争失利，但“主客相反，形计虚实，判若天渊”的判断，仍被一些人看成理所当然。对以主待客的反思频繁被绕开，恰见这种固有认知有多么根深蒂固。
一方面以主待客的反思被一些人绕开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不敌西方全因器械不如，故当师夷长技，则是数次中西对抗的失败后最成风气的一种反思。于是形成了两种思路：由于我主彼客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故当扬长避短；由于坚船利炮是西方的特别长处，故当师夷长技。这两种思路在当时存在着冲突。为什么西人依靠器械的优势，就足以扭转形势上的劣势？陈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曾提出这个疑问：
夫逆夷以数千之众，窎越重洋，深入重地，劳师袭远，兵家所忌，兼之水土不服，疾疫交作……是彼固处于必败之势矣。我直而彼曲，我主而彼客，我众而彼寡，我逸而彼劳，是我又处于必胜之理矣。而曰我必败，而彼必胜，此臣之所未解也。且逆夷之所长者，炮火耳。自古曾有恃炮，而遂可无敌者乎？亦曾有畏炮而尚可图存者乎？行军之道，变化无穷，独不能避长击短，使之炮无所施乎？
后人每责那些“顽固派”不知“师夷长技”，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扬长避短的思路更加自然。方濬颐同治年间不辞烦琐地在笔记中写道：
自强之道，用吾所长，攻彼所短。吾方可以胜彼。而今则曰：吾必学彼所长，以补吾所短，彼始不敢抗吾。噫！彼所长者，吾学之果能尽所长乎？即尽所长，未必遂长于彼也。彼有所长，彼未必无所短也；吾有所短，吾未必无所长也。吾不必震于彼之所长，吾但审乎彼之所短，彼纵能屈乎吾之所短，彼断难争乎吾之所长。矧吾主彼客，吾逸彼劳，吾众彼寡，吾近彼远，吾抑何不可以自强者，而不用吾所长也，而必学彼所长也。
要意识到非师夷长技不可，需要认识到避短扬长的传统观点已不可行，中国传统以主待客的优势已被西方的到来所扭转。倡导“师夷长技”的李鸿章所声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恰指这种“客主之形”的扭转。
二、面临变局：
彼之来去无常，而我力有尽
中国人原本倚恃的主场优势，一大依据便是西人远道而来，“窎越重洋，深入重地，劳师袭远，兵家所忌”。然而西方的航海技术进步和全球殖民，在中国人不知不觉时已改变了这一点。如就军队投送速度这一重要军事要素而言，茅海建先生指出，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从舟山到印度的调兵速度，可以等于清朝从四川调兵至广东或从陕甘调兵至浙江。西方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远。
关键的逆转来自现代化舰船给西人带来的机动性。相对于认为主客之形“不待智者而决”的林则徐，魏源的看法被后来中国被动的情形所修正：“苟夷畏我内河，专肆惊扰，声东击西，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夷攻江，则又调各处之兵以守江。即一省中，而有今日攻乍浦，明日攻吴淞，后日又回扰镇海。我兵又将杂然四出，应接不暇，安能处处得人，时时守备？”西人“水行”的机动性，使原来中国以主待客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应接不暇”。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进行了与魏源相似的反思。他指出“中国形势，西北为背，东南为腹，自古边患，皆在西北”，而西人之到来，却改变了这一点：“中国自辽东至广东，海岸约七千余里……彼处处可到，我不能连营树帜；彼时时可到，我不能昼谍夜探，先时知觉。”他进一步指出：“东南海滨一带，土地膏腴，财赋所出，名都大邑及商贾萃集之马头，大半近逼海滨，从前仅有海贼，别无外患。至前明乃有倭寇，然皆内地奸民勾结，事平之后，其患亦息。自我朝定鼎，勘定台湾之后，海畺宴然者垂二百年。”所谓“中国形势，西北为背，东南为腹”，西方的军事威胁，直接面对的正是中国柔软的腹部。东南为财富之区，而中国人却较少意识到这里需要重点布防，由是同样造成了形势上的被动。
徐继畬还看到了，西人的机动性除了使中国应接不暇之外，给了他们另一个优势：“英夷远在西溟，水程隔六七万里，彼能来我不能往，奋中国之全力，亦断不能扫穴犁庭，除其种类。即将其海上之船焚毁数只，亦未必扬帆远遁，永不复来。”中国除了闭关锁国的防御性措施之外，传统上其实还有一种“扫穴犁庭”的进攻型策略。但这样的策略，同样格于大海，不能施展。
从这种主客形势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当时人一些御夷之策。祝宗蕃针对鸦片战争指出“天下东南之形势，不在陆而在海。陆地之为患也有形，其消弭原自甚易；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其防维虑其难周……大海茫茫，风候之向背，既莫测其津涯，洲渚之回环，更难知其险阻”。为此，祝氏提出了两条对策：“必也探止泊以遏之：飓风为海船之所避，据其岛而勿使停焉，则巢穴可捣也。度要需以绝之：淡水为海贼之所需，塞其泉而勿使取焉，则日用无资也。”遏止泊、绝要需的做法，其实可以看成一种变相的“扫穴犁庭”，它同样应对的是东南形势“不在陆而在海”所带来的防御困难。
而王柏心在《津门保甲图说序》中，更是提到了当时人在谈到天津防御时，有一种诱敌深入之计：“当引之陆地，出敢死士搏之，可立尽。”相比于祝宗蕃那种积极型的方案，谈天津防御者的方案是一种消极型的，但它的立足点实际上同样在于主客的形势，希望借助中国陆上的优势获得胜利。
尤其有意思的是王柏心的反驳。他看到了西方从海上的到来可以直接面对天津，其反驳的立足点在于在咽喉要害之处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太过冒险：“夫津门与他行省异。他行省以战为守，津门以守为战；他行省计功，在使夷常不能胜，津门计功，在使夷险不敢犯。何者？密迩神京，通执四达，无河山以阑之，所恃坚壁，乃挫其锐。”我们由此说却可发现天津本身的形势改变。大海原本是“密迩神京”的天津最好的防守工事，西方的到来却使其不足恃，遂使天津变成了“无河山以阑之”的软肋。有如左宗棠后来所说：“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藩篱变成虚设，恰见形势之改易。
总之，“古之外患在西北，今之外患乃在东南海外远夷，此亦世变起伏难可億度者也”。中国传统的驭外之策主要有两种：“关塞以拒之，河山以阑之，来则逐之；否则命将征之，犁庭扫穴，裂其国而郡县之。”西方人的到来却不同：“海外远夷则异是。风帆一昼夜趠数千里，起闽广瓯越燕齐至辽东沿海，皆可止泊。奸民导之而入，倏不及防。”这使得两种方法皆无所施，即俞樾所谓的“九地藏兵狐善搰，重洋传檄鳄难驱”。近代海防遇到了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而由于地理因素，中国人历史上又较为注重陆防，注意西北，“古昔载籍既少海上知识之教训”，造成的结果是“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盖有由矣”。当时人频频将东南夷患与古代西北外患进行比较，其实也反映出这种思想资源的相对匮乏。
这样的变局，使一些中国人看到传统的御夷方案难以奏效。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后期再次由剿转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看到：“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终不能我武惟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
郭嵩焘在咸丰末年也指出：“夷务至今日，剿抚之势两穷，其或交兵以战，彼之来去无常，而我力有尽，且自广东以达盛京，海疆诸要害，谁与守者。必主剿也，胜败之机两失。论者但知以战为是，而言和为非，遂为公论所从出。”他对当时人主战思维的反思，一大出发点恰是“彼之来去无常，而我力有尽”所造成的主客形势改易。
“以形而论，固我主而彼客也，然彼能知我，而我不能知彼，则彼主而我客矣；以势而言，固我逸而彼劳也，然彼易于来，而我艰于往，则彼逸而我劳矣。”中国人逐渐开始注意到这种形势的改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看到这种变局的人都不仅从器械的层面去反思，而是看到中西对抗时主客形势的改易。他们和那些认为中国以主待客、可以不败的人对形势有了不同的结论，但采用的其实是相同的视角。
西人能够“风帆一昼夜趠数千里”，自然和其船坚炮利一样来自于现代化军事科技。但在这个语境下，军事科技并非纯粹依靠西方人的示范和推广直接冲击中国人的思维，却是通过被中国人纳入到传统的主客形势判断之中而产生影响，中国人对它有一个吸收乃至再创造的过程。西方种种物质和观念的冲击，固然常常带来中国人意想不到的影响，但许多影响却是在和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应对之策：
胜败俱忧，而轮船之议兴
一般的看法都指出，近代中国人的师夷长技，源于意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其实为了“制夷”而“师夷长技”，需要转变相当多的观念。包世臣早已注意到，从鼓吹洋务者的“师夷”到最终的“制夷”，需要完成一个困难的逆转：“即精善，亦是其徒。徒岂能胜师乎？”相比于扬长避短，以学习对手来战胜对手的逻辑其实是相当迂回的。因此，师夷长技的思想调整不仅需要包括对“夷”、对“技”有足够的（虽然未必是心甘情愿的）承认，其实还需要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有的其他手段都已无法应对，除了迂回的“师夷”之外别无他法。对主客形势改易的认知，也是导致“师夷长技”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认知中原本以主待客的优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遭受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了长江开商、公使驻京等内容。长江的开商，使原本主张防御于内河的夏燮看到了“外洋无论大小船只，深入内地，山川道里险要形势，靡不周知。无论中国战船未能制胜，即使购买外洋船炮，亦岂能破之？故洋艘之入长江，为通商之一大变局”。注意夏氏说的是即使购买外洋船炮，也不能制胜，因为关键不在器械不如，而在中国失去了原本独占的形势优势。
而外国公使的驻京，更以一种西人或难想象的方式组成这种势的变化的一部分。正如蒋益澧所言：“迨咸丰十年求入都城，而住京公使楼阁相望，是昔之荡摇边疆者，今则履我户闼矣。挟制之势已成，而彼之所操更易；危险之机已中，而我之所处更难。”起初士大夫对公使驻京的强烈反对，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我之虚实尽为窥破。依据同样的心理，当驻京变为既成现实时，中国人感知的或许不是中西交涉增添若何便利，而是蒋氏所说的“挟制之势已成”。自后人观之，公使驻京或许并没那么大的实际威胁，但这更能反映它带给时人多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相当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人原来对以主待客优势的心理倚仗。
长江开商，公使驻京，加上先前的开放口岸，结果是总理衙门所说的大变局：“自古中国与外国联合，从无善策。况今日外国逼处于中国都城，而又滨海沿江要害之区，节节盘踞，实为创局。”这样的情势，使郭嵩焘意识到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界限已经泯然混淆：“洋人以通商为义，环列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借衅生端，以求便利，名为外忧，而负嵎实在内地；名为敌国，而构祸不出邦交。” 光绪元年（1875年）马嘉理事件引起严重的中英纠纷，而此前还曾认为中国可以守为主的郭嵩焘转而指出，当时中国“战、守、和三者俱无可言”，所举出的各种理由中，对军事形势的判断是非常主要的原因。战无可言，一个原因在于“西洋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至于以守为主，则复由于庚申之后西人“今且遍及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篱之隔”而失效，因而虽然“守者经国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
战、守、和俱无可言的情况也为郭嵩焘的一些同时人所分享。中国同光年间海军之议兴起，一大原因就是应对这种形势，有如刘锡鸿所说：
中国三面环海，夷船处处可到，飘来忽往去住无常，苟与抅难，则两京十八行省几于无在不须设备，事未和息，几于无日不须严防。……夷船败即飏去，我军无由逐歼之，去后复图再举，不再举以决胜，则兵饷靡所取偿，其势实不能已，然再举之期，我军亦无由预觇之。是我败固忧，胜弥足忧也。抅胜败俱忧之战，以贻两京十八省频年不测之患，而耗散其财，明者知为不可，于是计为捣巢扫穴，而制造轮船之议以兴。
倡议洋务者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船炮，挽回这种“胜败俱忧”的被动形势。总理衙门指出：“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若两者均有未能，亦当思内堪自立，外堪应变之计。倘并此无之，其何以国？”同光之交总理衙门提出海防六条之议，其中练兵的意见主张“陆路之兵，固须益加训练，外海水师，尤当亟事精求，各口岸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重兵，可迎剿，可截击，可尾追，彼即可肆然无忌，随处登岸，袭我之空虚，疲我以更调，使我有防不胜防之苦”。水师之练，正是为了扭转仅在陆上设防可能造成西人随处登岸的困扰。至于造船之议，更是因为在台湾之役中感受到了“犹赖此稍有准备，我兵得以迅集，不可谓非制造轮船之效”，希望夺回海权。而在申议造船的必要性时，总理衙门特别强调：“若徒执舍短用长之说，以矛刺盾之喻，于事无济，转滋空谈。”凭借以主待客的优势、扬长避短的策略，已是“于事无济，转滋空谈”了。
“古之言战者，主势常便于客；今之言战者，客势常便于主”，这是当时人感到困惑而急欲解决的问题。船政大臣张佩纶指出：“查中国海岸，东暨奉、锦，南讫琼、廉，延袤万有余里，各省海口多者数十处，少亦十余处，本属防不胜防。而俄据海参崴以睨混同，倭袭琉球以伺台、澎，英取香港，法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以逼粤东三路，此为大海之险与彼共之矣。西洋各国复辟红海以越捷径，设海中电线以达军书。一旦有事，彼航海三万里而征调应期，馈输不绝，排重溟之险，可以直叩门扃。我惟是扼海口，集陆兵以御之，进则有利，退亦无害，客之势转逸，主之势转劳，此固论兵者所深忌而筹海者所宜知者也。”故张氏以为“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水师不可”。海军之创设，不仅是在坚船利炮上的师夷长技，更是应对“客之势转逸，主之势转劳”的变局的措施。
甚至连一般被视为十分保守的人，在海防问题上也有出人意料的变通。俞樾原本极力反对师夷长技，认为“惟拙可以制巧”，“学人以求胜人，大惑之道也”。但他独于海军别有所见，以为“中国东南皆海也，其为地，绵历七八千里。处处防之，岁岁而防之，安有此财力哉！是故言海防不如言海战。欲言海战，必治海军”。欲治海军，必择大臣中“通晓夷情”者，船舰亦“或购之外洋，或制之内地”，而且“其始也，必以外国人为教习”，反而主张师夷。之所以如此特别主张，一大原因就是他自己说的“中国自古未有海军也”。由于传统里缺乏应对西方海上威胁的思想资源，解决的方案也才溢出了传统之外。而俞氏期望海军达到的成效，又“非止往来于中国洋面而已，欲至某国，展轮竟行，略无阻阂”，更又比一般言海防者更加积极（故曰“言海防不如言海战”）。他之所以不惜采用这种超出传统之外的方案，背后其实含有某种“扫穴犁庭”的进取性意图。
正是因为看到主客之形的变易，清朝在中法战争马尾的重创不但没有使舍海防陆之说返潮，反而以海军衙门的设立为标志，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海军的必要。总理衙门认为扬长避短“于事无济，转滋空谈”的看法，在社会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回音。原本对“师夷”颇有疑议的彭玉麟亲临中法战争，转而认为“西夷挟其坚船利炮驿骚海上，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坚利耳。然则欲求制胜之道，自非师其所长，去我所短不可”。老将说应当师长去短，青年则言不能自安于所短：李经邦在格致书院的课艺中比较了中国海防陆防的优劣轻重，更利用中法战争中陆上谅山之胜与海上马尾之败的对比，指出“海战乃西人所长，陆战则我军所长也”。然而他并没有依循扬长避短的逻辑，话锋一转却指出：“然中国既知海战之非所长，断不能自安于所短；既不自安于所短，则海军之不得不练也明矣。”
不仅海军的发展与此有关。海军衙门和军机处在筹建铁路之时，也曾考虑到其对主客形势的影响。如其所言：“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虞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首善腹地有三五支精练大军，直与沿海逐处皆屯重兵无异，诚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
种种的应对，一大背景是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以主待客的优势。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在同光年间翻译成中文，引起了部分关注洋务者的注意。从中国人本身的思路发展去看，当时人对《防海新论》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作为外来的思想资源，回答了旧的“以主待客”之说所无法解释的问题。光绪年间陈翰先持主客之说，问其师郭嵩焘曰：
西人东来构兵，去其国恒数万里，客主异形，众寡异势，不得不恃奸民为之接应，为之窥伺，而奸民幸外人之强，以乱为利，又益煽其焰而扬其波，海防因是益难，其然乎？
郭嵩焘回答他：“客主异形，众寡异势，全非今日情势。”
而陈翰根据《防海新论》再次向郭嵩焘提出的问题，则已不同：
布国希理哈《防海新论》曰：沿海之地，绵亘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必处处防堵，不特所费浩繁，且以全力而散布于甚大之地，兵分则力单，一处受伤，必致全局失势。故防守海岸之法，惟择至紧要之地数处，聚精蓄力，并力以守之，必大利益。……窃意中国海岸如此连延，敌可出没无常，我则到处可虑，且沿海未敷铁路，各省呼应不灵，彼此画疆，以守为守，兵力自不得不分。然则欲如希理哈之所云云，究当以何处为海防最要之地？
是否郭嵩焘因陈翰上一问而令读《防海新论》，我们固不得而知。但读过此书之后，陈氏所问的变成了中国如何解决“敌可出没无常，我则到处可虑”的问题，此前以为中西“客主异形，众寡异势”的看法，实际上已被放弃。
希里哈此说复为李鸿章所引用。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讨论海防之折的造船一条里说：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下言当守大沽、吴淞等地）……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身碍。
派船堵敌海口的上策固办不到；自守亦非易言；择要防守，则又可能以放弃其他海口边境为代价：字里行间满是不得已。李鸿章在奏折里援引希里哈此说，与其说是找到了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借一个西方军事学家之口，使中国的海防困境得到更加清楚、更有说服力的展现。也正是在这同一份奏折中，李鸿章道出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海上威胁时的捉襟见肘，是此“变局”说最具体的语境。
中国人被坚船利炮所击败，乃意识到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条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理路，是后人相对熟悉的。但历史并非仅此单调。由于意识到中国有以主待客的优势，最初相信可以扬长避短击败西方，无需师夷长技；继而意识到西方到来已使主客易形，反而需要通过师夷长技来挽回“主之势转劳”的不利局面。本文力图描述的是这样一条向西方学习的思路。这样一条思路的发展虽然也离不开西方的冲击，却自有其基本的视角，更又将西方的冲击纳入到主客形势判断中，在中国人熟悉的思路中理解西方到来导致的客主易形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种思路中同样开展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可能性。
进而言之，对于近代中国人的“师夷长技”，我们不仅要注意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展示对中国人的冲击与震撼，主客形势这种持续性的视角也在引导中国人逐渐调整自身的观念。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关注的都是近代剧变中趋新的一面，尤其是剧变与西方的关系。但这些变化与中国人原有的思路的延续关系，与旧的思想资源的关联，或许还需引起更大的重视。
余 论：
从“扬长避短”到“师夷长技”
“师夷长技”是近代影响极大的思潮，对于其兴起，目前的解释大多归结为西方的冲击引起了某些“先进”中国人的回应；而对于那些不同的“制夷”思路，则常简单斥为“顽固”“落后”。这样的解释以后见之明看到了中国除“师夷”之外别无应对西方冲击的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它容易忽略“师夷长技”究竟如何逐渐从当时语境之中、在与其他思路的对话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过程。“自来用兵要略，务在以我之长，攻人之短，尤在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长。”“师夷长技”最初与“扬长避短”对话竞争，最终战胜而取代之。
二者的对话与竞争，目前尚未被研究者充分重视。然而，其意义或许不可小视。两种不同的策略，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一方面，“天下惟拙可以胜巧，惟坚可以胜脆，惟刚断可以胜阴谋，未有学其人可以制其人者”，“扬长避短”是一种在竞争时保持异质的拮抗思维。而另一方面，“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骥，可乎？”“师夷长技”则是以同质化作为与西方竞争的手段。放弃“扬长避短”而转向“师夷长技”，是在应对竞争时从基本思路上发生了转变。二者的区别，其实关系到一个文明在竞争中的基本去向问题。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大规模冲击是由军事开始的。而如果注意到在这个开始阶段，中国人就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处理文明竞争的路径选择问题，那么对于为何西方会那么剧烈地影响中国，我们或许能有进一步的理解。
【李欣然：《主客之形：一种看待中西对抗的持续视角—— 兼论近代“制夷”思路的转变》，《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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