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字处道，西晋初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生年不详，卒于泰始二年（226年）。其父王机，为曹魏东郡太守，其从叔（堂叔）王昶为当朝司空，位居“三公”之一。史载：“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由于王昶严于治于治家、教子，做为侄子的王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敏而勤奋，尤善属文，很有文才。
逮及长成，正值曹魏大权旁落，司马氏擅权之时。大将军曹爽闻王沈才思敏捷，遂聘他为掾（属员），不久，即升任中书门下侍郎，步入仕途。魏正始十年（249年），维护曹魏皇权的中坚势力曹爽，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败北，被司马懿戮杀。王沈受牵连，落职为民。后因其才智，且司马氏需网罗人心，遂再被起用，重蹈官场，为治书侍御史、秘书监。正元元年（254年），升任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参与《魏书》之编修。是时，魏主为年仅15岁的高贵乡公曹髦，朝政囊于司马氏之手。身为傀儡的曹髦，好学而有才，经常召见时下才子王沈、裴秀等，在东堂研讨为学之道、文章之法，尊称王沈为文籍先生，裴秀为儒林丈人。
甘露五年（260年），20岁的曹髦，不甘心受制于司马氏，图谋组织力量，消灭司马氏集团，夺回朝政，便密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陈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见《汉晋春秋》）老虑深谋的王经，深知司马氏集团势已坐大，错节盘根；况大权在握，羽翼丰满，非曹髦所能匹。遂尽力阻劝：“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事后，急报太后，请其从中梗阻，以免杀身之祸。但王沈、王业，早知曹魏政权徒具虚名，司马氏继统乃大势所趋。遂将曹髦之举密告司马昭。机事不密，必招大祸。刚愎自用之曹髦，率而行动，举师讨伐；韬略精深的司马昭，待机而动，成竹在胸，终致曹髦折戟沉沙，肝脑涂地。王沈则因告密有功，荣晋安平侯，享邑两千户。对此《晋书》大加鞭笞“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其实，早在曹髦图举之前，王沈即“以才望，显名为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秀等，皆与沈咨谋矣。”（见《晋书·王沈传》）即便曹髦不与王沈密议，王沈也势必为司马氏效命，此为洞若观火，无需赘言也。
王沈得司马氏青睐，也为司马氏取魏而代之做过颇多努力，称其为晋朝开国之勋，并不为过。西晋之初，王沈颇受重用，先后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监豫州诸军事、奋武将军，直至豫州刺史。晋武帝司马炎对王沈更是恩宠有加，视为“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中（都城）诸军事”，并晋爵为县公。无奈，天不假年，英年夭折，正当身负国之重任时，撒手人寰。西晋王朝为表彰他的功绩，追封其为郡公。
王沈在政治上的成功，远不及在史学上的成就。他是当时国之一流学者，著述颇丰，虽大多散佚，存名于史者尚有《王处道集》5卷，《全晋文》辑存14篇，除去林林总总见载于史的言辞、议论，散见于《太平御览》所存，亦不在少。最著名者，当属初与时贤荀凯、应璩、阮籍、傅玄等合撰，其后独自完成的《魏书》。此书虽佚，但史载共48卷，详细记载了曹魏史事，是后来陈寿撰写《三国志·魏志》的主要依据。此书虽佚，却为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大量原文为引，遗留于世，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从这些遗存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沈的史学思想、史家风范。
首先是史德。王沈修史，较为客观，尊重史实，不掩恶，不溢美，尤其是对被称之为“贼”的黄巾起义，能够作到“述而不作”，不一意贬诬。对史称“枭雄”的曹操，能够做到“裁量人物，公正评价”。他认为曹操是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载其用兵“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致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载其文采“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载其治国治军“惟才是举”、“不信天命”、“强兵屯田”、“克平天下”。
其次是史才、史识。王沈修史，颇具才识，“探寻善政”，“刚柔得适”；“存重儒教”；“重法治国”；善听“诽谤之言”，陈述“百姓所患”；注重“纠正得失”，严量“史事褒贬”。诚为一代良史。须知，王沈的史观、史论，是通过其所著之史书寄予的。有道是：文如其人，他的著述中，尤其是史著中，包含着他对那个时代的态度和看法。他所主张的“刚柔得适”施政观点，他所主张的“文武并施”的治世方法，他所主张的“军无幸胜”的军事方略，他所主张的“知人善察”的用人之道，他所主张的“雅性节俭”的清淡品格，都反映着他顺应历史发展，力求革除社会弊习，追求进取的可贵精神和思想。这才是他的闪光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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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07-12-28《太原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