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历史从东晋至南北朝，中原陷入一段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地江南、荆襄地区由东晋所控制，汉地北部和西南部却大多数被少数民族格局占领，先后建立起二十多个国家。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记录，第一次是五胡十六国，第二次是两宋，第三次是元朝，第四次是清朝。尤其是东晋五胡十六国那次，可谓是开先河、创世纪的存在。五胡十六国虽然主要立足于北方中原等地，统治的百姓却依旧主要是汉族汉人。五胡主要是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还有其他小氏族依附在他们身上，不值得一提。
五胡十六国的开端是在西晋惨遭八王之乱国力削弱后、紧接着永嘉之乱的大祸出现，西晋至此灭亡终结。匈奴大军攻破晋都洛阳，官员百姓三万余人遭屠杀，晋怀帝等西晋君臣被俘虏。此次反晋主力是东汉三国时期颇为顺从的南匈奴，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乱世出英雄，也多出狗熊。偏偏这时候狗熊多是汉人，英雄是汉人不怎么瞧得起的胡人。汉赵、后赵就是最先建立的胡人国度，汉赵即前赵。汉赵开创者是刘渊，后赵开创者则是石勒，汉赵和后赵有着先后关系，刘渊和石勒同样有着君臣关系，石勒灭亡前赵后再建赵国，有着正统政权的考量。
汉赵和后赵先一步享受到中原统治者的地位，却也早早灭亡断绝，不过也给后来的胡人国家留下许多具有时效性和实用性的经验。汉赵和后赵，与其说是胡人建立的，不如说是“汉人”建立的；因为其政治模式逐渐有了汉人王朝的色彩，胡人政权的色彩逐渐褪去。这是必然发展的事，是历史的规则和现实的需要，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相匹配必须应用的汉人政治模式。下面我们将从汉赵的视角，来述说五胡国度。
十六国出现的现实条件
草原部族在环境、经济、气候、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下大量南下，至西晋武帝和惠帝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原等汉地聚集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主客关系逆转，危机悄悄来到。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发生，昔日西周被犬戎所破，有历史学者考究表明，就有大量犬戎分布居住在西周王畿，这才导致西周被不费吹灰之力被灭亡。西晋建国之初，形势就颇为严峻，无论是反常的气候，还是恶化的环境，又或者是各级官吏对胡人的欺辱，更有甚者是西晋统治阶层的分裂不团结，种种混乱让局面非常混乱，这为胡人起兵推翻晋朝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优势。
胡人大量内迁
只要谈到西晋灭亡，势必要说到胡人内迁这一问题，不是说这一做法有错，而是凡事过犹不及。我们的祖先从黄河流域的小部落，发展成如今这么雄壮的“大公鸡”，不是简单的兵戈征伐得来，而是文化文明同化得来。周边的少数民族，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使胡人内迁至汉人腹地是一重要手段。但是在西晋时期，大量内迁的胡人抱团，并且没有足够的汉人去同化这些数量惊人的胡人（例如，太康五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来降，帝处之于塞内西河。太康七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导致大量内迁的胡人成为埋在中原王朝心脏边的定时炸弹，冷不丁地趁我们不备给我们来一刀。王朝没有永恒强盛的，强和弱轮流着来，而西晋经过诸王之乱恰巧由强转弱了。“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当时的胡人就相当于“贼”。
天灾人祸激化民族矛盾
中国古代，胡汉矛盾始终存在着，有时摆在台面，有时藏在底下，若是在太平盛世，这些矛盾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旦被外部条件所激化，矛盾将会一触即发，对社会产生爆炸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正处于寒冷干燥期，气温大约下降了两点五度到三度，表面看起来差别不大，实际影响是非常巨大且深远的。这一时期，严寒灾害出现的次数都达到46次之多，更别说旱灾、洪灾等其他天灾，及天灾引发造成的人祸。频现的灾害令生产生活本就不太稳定的胡人部族日子更加难过，生存危机出现，胡人势必骚乱，即便朝廷有开放粮仓赈灾。同时，有些地方官吏对对胡人妄加杀戮，以至“失戎羌之和”，直接诱发大规模胡人起义爆发。《资治通鉴》上唐太宗说过一句话：“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但是用威太过，只会适得其反。
中枢矛盾和地方矛盾的双重作用
个人觉得，西晋一点都不像刚完成统一的盛世王朝，更像是个乱世王朝，野心家和阴谋家四处都是，统治阶层非常热衷于使用蛮横的武力手段，完全不将来之不易的和平当回事。先说西晋中枢的问题，外戚和宗室，犹如天平两端一般在西晋中枢保持着脆弱的平衡，而外戚里面分有皇帝外戚和太子外戚，中央宗室分有司马家各脉——司马炎、司马师、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孚等，晋武帝司马炎弥留之际还在想着制衡这一切。地方问题主要集中是，兵马、财政、司法等各种大权在握的司马诸王分居各地，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都在威胁着中央朝廷的统治。各种矛盾叠加重合在一起，坐在皇位上的又是痴傻、任人摆布的司马衷，这种极致的平衡他哪能控制好。既然是天平，就意味着哪头都想彻底压过对方，不死不休的那种，最终让西晋内耗过于严重，失去维持大一统王朝的实力资本。
三个因素，让本是新生的、当为强大的西晋变得弱小，其统治摇摇欲坠；自身难保的情况，西晋统治者对胡人问题的出现和爆发自然不会重视。五胡十六国的建立，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晋一手“促成建立”的。
“汉朝”的建立
当八王之乱的爆发让中国北方陷入无法挽回的混乱中时，匈奴贵族刘渊迅速抓到这个机会，以并州五部为基础，率先向西晋王朝发难。汉赵是中原地区第一个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刘渊之所以能开启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凭的就是这并州五部。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就已经开始失去对南匈奴的控制，曹操、司马炎等中原统治者在位期间虽然强大，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南匈奴，而且南匈奴已经开始没落，但并州匈奴各部的壮大之势已不可阻挡，刘渊就是用并州匈奴争霸天下的。江统之《徙戎论》评论刘渊麾下的并州五部：“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
组织最好、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这是并州五部崛起的三大优势。起兵之初，刘渊等人喊着“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以此凝聚族人之心。但是刘渊的思想很有深度：“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刘渊认为自己也能像大禹和周文王一样，因仁德广博而受到华夏文明的认可和崇拜，成为汉人的英雄祖先。他嘴上是这样说的，实际也是这样做的。西晋怀帝永嘉三年四月，刘景败晋军于延津，沉男女三万余人于黄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虏将军。”这种治国方略，不得不说还真有几分古来仁德之君的风采，不过也因为我们对胡人出身的刘渊要求低。
刘渊统治汉地，治下百姓多是汉民（汉人数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远超过胡人的），为了将“晋人未必同我”的认知危机化解，他利用“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的说法，自称汉氏之外甥，又因曾与汉朝结为兄弟（南匈奴和汉朝曾约为甥舅之国），继承汉室天下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刘渊的出身实在提价，其所谓的即位诏书中的族谱：刘邦——刘秀——刘备——刘渊，实在是简明扼要。刘渊以各种我太祖、我祖宗、我世祖的称呼来强调自己的汉人立场，立国汉赵亦是“绍修三祖之业”，匈奴本族的祖先和传承全被他选择性的遗忘。当然，这事不是就他一个匈奴贵族做，毕竟当时的东亚世界，汉人皇帝的血统是很高贵的。
刘渊称帝，国号为汉，建立的是“汉朝”，同时追谥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妻子为王后，模仿西晋朝廷置百官，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皆有其职。刘渊死后，刘聪即位主政，延续刘渊尊汉室先帝的正统做法，为此不惜掀起杀戮：“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陵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此事牵连被杀的还有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如此大狱的罪名竟然是子虚乌有的“诽谤刘邦等汉室先帝”，真正的理由应该是其未为刘渊和刘聪的出身渊源圆谎，而是过于实事求是。
新生的赵国
晋元帝太兴二年，靳准之乱汉隐帝刘粲、及宗室惨遭大肆屠戮，汉赵皇陵被挖掘，而镇守长安、相国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刘曜先接过皇帝之位再平定叛乱，接着改国号为“赵”，刘渊、刘聪宣扬的“刘汉皇族”身份被他剥开抛弃，紧接着根据五德历运，表明自己是水德承袭西晋金德，从法统上否定偏居一隅的东晋政权，胡族政权顺理成章登上华夏历史的序列，此举在当时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之后的后赵、前燕、前秦等无不受其影响。
刘曜在国内众多贵族和老臣的拥戴下登基为帝，同时从粟邑徙都长安，并下诏：“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亟议以闻。”这是表明一种态度，同样将刘渊、刘聪等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一方面刘曜恢复匈奴血统，依傍冒顿再树草原正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以水行承晋金行”的五德终始之说，变相承认西晋的正统地位，但否定江南东晋的正统地位。刘曜恢复匈奴血统有无实际号召力呢？自然是有的，当然这只局限于对草原部族。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大门阀，都热衷于宣称自己是匈奴后裔。外国有位学者提出一个很有趣且很现实的观点：“在中国人眼中，匈奴是最优秀的野蛮人。”
刘曜建立的赵国，实际上对胡人部族的统治，本质上与匈奴帝国时期并无太大区别，赵国和北地氏族是联盟主与联盟成员的关系，刘曜利用草原传统来重塑自身的合法性，增强汉赵政权在北方胡人中的号召力。不过在这种草原帝国的统治模式中，又掺杂有汉人王朝的统治方式，无论是官职名称，还是行政管理，又或是社会秩序，其各方面都体现出这一点。
结语
汉赵汉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个国家，汉国和赵国，两者追求的东西不同，也很难简单几句话说清谁对谁错、谁优谁劣。以汉建国是想长久稳固统治中国北方，以匈奴立国是不想忘本、舍弃自己的根本力量来源。两者都有考虑不足之处，但也都有可取之处。足见汉人王朝对汉赵政权的影响之大之深远，双方的历史渊源是极深的。汉赵立国史，可以当作胡人政权汉化转变的前奏去看，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的过程一部分，还可以视作本就受汉化影响的胡人，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所以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量胡人变成了汉人，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内迁的很大一部分胡人已经和汉人没有差异了。
参考文献：《后汉书》《资治通鉴》《汉赵史论稿》《晋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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