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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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日根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主要著作有《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
摘要：郑芝龙、郑成功海上集团是明中叶崛起的海上割据势力，他们顺应世界贸易市场形成的形势，建立起了自己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和海五商仁义礼智信十家商行，他们采购江南地区绫、丝、绉纱、药材、江西地区陶瓷，开展跨国贸易，海上贸易范围覆盖日本、朝鲜、琉球、菲律宾及中南半岛各国，形成为较为强大的批发、贸易、收税、提供保护即令旗出租、客运等系列经营活动，他们还采购日本的盔甲、日本刀、火绳枪以及西方的枪、炮等来武装自己的军事力量，从而吞并或收编海商、海盗乃至官军力量，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进而与明、清两代王朝形成对垒，争夺对汀漳泉海域社会的控制权，明朝曾经组建海军，对抗倭寇和海盗，但遭遇到衣冠大族强烈的抵制，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清朝则不惜“迁界”，却给郑氏垄断当时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郑氏还组织闽南地区往台湾移民，也在台湾建立起了自己的粮食仓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郑氏的实力，也使双方的拉锯战延续了较长的时间。整个过程充分彰显了海洋社会经济力量之强劲以及明清王朝在治理海洋区域方面的努力与效果，此时官民的海洋力量间尚表现出相互的消耗和削弱状态。
关键词：郑氏集团；汀漳泉海域社会；控制
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频频有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造访，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东进，形成较为强大的商业力量，在闽浙沿海，既往从事沿海零星商贸、渔业的人们或者冲破海禁的束缚，仍然活跃于洋面，与这些西方商人对接，从事海洋商业贸易。他们有的还以倭寇身份侵扰东南沿海，被明朝官方一律视为“海盗”或“海贼”。郑氏海上势力是当时诸多海盗势力中的一支，起初曾依附具有官方背景的太常寺卿林宗载海上贸易集团而取得发展，林宗载去世后，郑芝龙得以继承了衣钵，且借助颜思齐等海盗力量，渐渐发展壮大。
郑氏海上集团采取由点到面的控制手法，对南澳、诏安、云霄、铜山、漳浦旧镇、石码、海澄、厦门岛、金门岛及安海等地实施军事控制，并以此作为与清廷斗争的基地。如果从崇祯初年郑芝龙崛起开始谋求对漳州沿海的控制到康熙二十年清廷收复台湾，那么郑氏海上力量对汀漳泉三府的影响达到整整五十年之久。如果单说明郑与清廷双方强烈争夺漳州时期在顺治三年至康熙三年间，那也有二十年之久。双方对峙的历史显示：郑氏海洋事业的发展，支撑着它以一隅之地，实现了与两代王朝的实力较量。
一、 明末天启崇祯时期郑芝龙对汀漳泉海域的控制
隆庆、万历时期，福建沿海迎来了比较安定的发展期，漳州沿海的海澄由于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港口的地位，成为万历时期福建沿海贸易的中心地域。随着万历、天启年间荷兰人进入福建沿海，及泉州私人海商郑芝龙的崛起，福建海上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以海澄月港为中心的私人海外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福建—菲律宾（吕宋）—西班牙的贸易路线和福建—日本贸易路线两大走向。
明政府的开海仍加以种种限制，不时就有海禁的回潮。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日朝战争实行一年的海禁；天启二年（1622）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列岛，又实行了一次海禁，直至天启四年（1624）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后才开禁；崇祯元年（1628）至崇祯四年（1631）因漳泉沿海海盗猖獗，又实行海禁。在天启、崇祯年间，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泉州私人海寇集团与漳州海澄人为中心的海盗集团形成了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兼并的局面。这时的海上私人贸易则形成了以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占据吕宋的西班牙人和日本商人间的多角贸易体制。郑芝龙此时跟随海澄海商颜思齐（有学者认为颜思齐即李旦）的集团合作，在颜思齐死后，又继承了该集团主要的军事力量。根据光绪《漳州府志》的记载，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崇祯年间漳州沿海的海寇问题如下：
万历三十二年（1604），海贼周四老作乱，诏安知县黎天祚擒其二魁，斩于城上；贼遁去。
万历四十六年（1618），海贼袁八老劫诏安沿海村落；既而就抚。
天启二年（1622），红毛据澎湖，由鹭门逼圭屿；海澄知县刘斯□守计甚备。贼退，中丞南居益誓师海澄，直抵澎湖；与战，悉遁去。
天启四年（1624），诏安乌山贼麦有章、沈金目寇县城。百户易弥光率兵讨平之。
六年（1626）春，海寇郑芝龙自龙井登岸，袭漳浦旧镇，杀守将；遂泊金门、厦门，树旗招兵。旬月之间，从者数千；所在勒富民助饷，谓之“报水”。四月，芝龙遣贼将曾五老泊海澄港。五月，遣贼将杨大孙大掠海澄芦坑。十二月，自溪尾登岸；把总蔡以藩力战死。哨官蔡春单骑先突其阵，诸军继之，贼退。既而寇九都，围学宫城；学博李华盛乌纱奉先师神牌登城，退之。时海澄村落无幸免者。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由厦门抵铜山。三月，攻杜浔堡，乡绅邱懋炜率众拒却之（未几，芝龙与李魁奇俱就抚。芝龙授游击，寻迁副总兵；盘踞海滨，上至台、温、吴淞，下至潮、广，近海州郡皆“报水”如故。同时，有萧香、白毛并横海上；后俱为芝龙所并）。五月，海贼周三老由卸石湾直抵悬钟城，坚守不下；遂流劫内港、象头等处，所过村落，屠戮无遗。是年，海寇杨六、杨七等百余艘散劫悬钟、胜澳、卸石湾等处，焚兵船、民舍，杀戮不计。
二年（1629）六月，抚寇李魁奇复叛，寇海澄；知县余应桂遣兵击败之。九月，贼复寇青浦，壮士林瀚率众御之，擒其魁；转寇漳浦白沙。张天威与吴兆燫往援，夜行枵腹数十里，猝遇贼，天威力战死。既而贼焚劫溪东西，吴兆燫御之，斩首十四级，焚贼舰、器械甚伙。
五年（1632）四月，海寇刘香寇海澄，乘夜抵浮宫；知县梁兆阳遣把总吴兆、袁德合兵大破之。
六年（1633）七月，红毛入料罗，窥海澄境；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浯屿袭破之，焚其舟三，获舟九。既而巡抚邹维琏督兵再战，再捷；贼遂遁。是年，刘香沿劫诏安诸村落。十月，由卸石湾登岸，沿江焚杀，直至悬钟北城下。
七年（1632），有红毛番船泊铜山及诏安五都地方，焚劫甚惨；官兵纵火焚舟，悉斩其酋，无一人还者。
八年（1635），游击郑芝龙合澳兵攻刘香于田尾远洋，平之。香，漳浦人。自辛未以来，频年冲突，上犯长乐，下袭海丰、铜山、古雷、游澳之间，出没不常。至是势蹙，自刎而死。
从漳州府志对漳州地方的记载来看，万历年间漳州沿海的海盗问题还是集中在原本海商力量较强的几个新县，如诏安、漳浦及海澄等。隆庆开海之后，海澄月港与厦门港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月港为一内河港口，从月港出洋的海商需要经过九龙江中间的海门岛，再航行至九龙江口的圭屿，然后再经厦门岛出外海。因此，月港的管理官员必须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对进出口商船进行监督。而当厦门出现海寇劫掠的警报时，月港可以提前得知消息，进而作出转移商船或加强防御的反应。万历以后的诏安和海澄仍旧是漳州地方财富集聚的中心，势必引起海寇的垂涎。但如果没有出生于本地的海盗做内引，海澄等处也是易守难攻的。因而在天启崇祯时期，闽南海上的海寇集团往往联合了漳州、泉州、广东南澳乃至潮州海商的海上力量，形成了郑芝龙、李魁奇、刘香等不同的首领。其中郑芝龙的策略最为灵活，眼光与众不同，善于跟海上贸易的各个利益方如荷兰人、明政府及其他海盗合作及博弈。
天启、崇祯年间的漳州地方官府方面对重新崛起的私人海商寇乱集团，采用的策略是不断加强陆地上重要商港的防御功能。如清初陈元麟撰写《海防志》中说到：
漳，山壤也，泊于水滨。厥防二：一在陆、一在海。海之防分内外：防在外者，以海为主；倭劫之，流寇困之。又船不通，则财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忧在外洋，防重于浦、诏。防在内者，以郡为主，以澄为门户；门户疏则内虞势危蹙，而浦、诏亦殆，故防在内地。世平则防外，世乱则防内。
滨海的海澄之防守功能日益凸显。陈元麟回顾明朝的历史经验指出：“胜朝，防在外者也；始于防倭，终于防盗。周观形胜，置寨于铜山、于浯屿城、于镇海、于悬锺、于六鳌、于云霄，汛于南澳以扼闽、广。”到“明季为内防，海滨既集，月港通潮豪民射利诱寇内讧，倭奴、饶丑迭跳梁；乃设安边之馆，遂建澄邑为三城：曰县治、曰九都、曰港口（县治，旧为果板堡）；九都、港口，旧亦民城。既设县，乃设腰城而县之。后又设溪尾铳城以据上流，筑大泥铳城以障下流；又以大泥地低下，乃复筑天妃宫铳城。又，港口设中权关一带；沿江而下直至大泥铳城，筑腰城长二百七十丈、高六尺，俱砌以石。”明末在加固海澄原有三城的基础上，再将海澄沿九龙江一面的县域修筑系列铳城和腰城，使得整个城市的防御体系更趋严密，海澄成为明末整个漳州防御的中心所在。
尽管如此，海澄当地的私人海商集团仍层出不穷，他们将劫掠的对象转向省会福州等地。崇祯五年（1632）：“（九月丁酉），福建海寇刘香老贼数千人、船一百七十艘乘风驾潮直犯闽安镇，焚劫抢杀，比舍一空；镇民逃散，省会震动。” “（同年）（十一月）己亥，浙江巡按萧奕辅疏报，剧贼刘香老纠众近万、联艟二百余入犯宁、台、温一带，近海地方同时告警；温区内港被贼蹂躏，赖道臣杜乔林亲冒矢石、竭力堵御，地方得以稍安。”可见刘香团伙的庞大势力，同时其骚扰范围之广。对于郑芝龙来说，刘香是一大劲敌。
不过，郑芝龙的势力壮大得更快。在天启六年（1626）已由数十艘海船的势力快速膨胀到120艘，至天启七年达到700余艘。他出生于海滨的海商世家，对闽南沿海的民情把握更准确，也更善于收买民心，他从不滥杀，并重赏接济的民众。同时在与明朝官府水师作战时，亦留有余地，得胜也不穷追猛打，对俘获的明将还加以优待，其政治意图就是寻求被政府招安。同时在地方和官府里广布眼线，《明史纪事本末》中《郑芝龙受抚》就提到泉州知府王猷认为：“（郑芝龙）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归罪之萌”，官军无力剿灭，“抚或可行”。郑芝龙在受抚前后，对海澄和厦门的军事行动非常重视，显示其极强的战略眼光，即将厦门直至海澄一线牢牢控制在手中，作为其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崇祯元年，郑芝龙在厦门击败试图夺回厦门的福建总兵俞咨皋的官军，并在同年受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明朝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在上疏中对郑芝龙的海盗事业有如下描述：
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城社之鼠狐，甘为关键；郡县之胥役，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未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一告示，甲造榜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济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忧盗而忧民，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做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偶或上岸买货讨水，则附近戚里牵羊载酒，束帛承筐，唯恐后也。真耳目未经之奇变，古今旷见之元凶也。
从明中叶以来，漳泉沿海社会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仍旧游离于明政府控制之外，而沿海社会民众因经济原因更愿意与海上集团合作，所谓“窝藏、接济”时常有之。郑芝龙在实现受抚目标后立刻展开对其他海盗集团的打击和兼并，先是在崇祯四年消灭了跟他原本同时受降而复叛的李魁奇集团，进而又消灭了原属于李魁奇集团队的钟斌海商集团。在崇祯五年至八年期间与劲敌刘香大战七八场，最终在“田尾远洋”歼灭了刘香。在郑芝龙受抚后对李魁奇和刘香的战斗中，郑芝龙实现了对从厦门至海澄的战略重地的严格控制，对于海澄及附近区域的海外贸易基地，郑芝龙则片土不让。因为郑氏牢牢控制着厦门这个当时官方尚无法控制的港口，“据泉漳之交，扼台、澎之要，为全闽之门户，番舶之所往来，海运之所出人。”“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凭借厦门这个“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的港口，“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在郑氏令旗之下，“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海洋贸易的巨大收益成为支撑郑氏海洋帝国的强大经济基础。
另外郑芝龙在受抚后还由海登陆，陆续参与了对侵扰汀州的广寇钟凌秀的剿灭战役。乾隆《汀州府志》记载了郑芝龙于崇祯四年（1631）在上杭及广东三河坝征剿的经历：
四年（1631）二月，贼掠永平寨。千户祝禧、百户邱泰、守备吴奇勋、把总罗器死之。旋札黄峰隘，知府林联绶调兵御之。指挥严明被执，千户刘尧、百户张机不屈死。三月，贼掠高吴，总兵谢弘仪统兵御之。千总林应龙、指挥王应官、张大伦、把总赖思养、赖君迁、曹纬、王国佐咸败死。巡道顾元镜复遣指挥韦某、百户张耀接援，韦闻败先窜，张战死。九月，督抚熊文燦提兵入汀会勦(时贼舍杭、武，径出广东，袭始兴县破之，羽书告急。朝旨谕文燦同赣、广两院会勦，乃率郑芝龙亲兵驻上杭)。十月，参将郑芝龙师驻三河坝，督官兵捣贼巢，遇贼于丙村，斩馘三百余人。次日，贼迎战，又斩贼三百余级。陈二总乞降，不许，并斩之，焚其巢而还。五年（1632），郑芝龙追贼至石窑都，钟凌秀受抚。二月钟凌秀弟复秀叛，招余党三百余人焚掠蓝屋驿，复由绿水潭至回龙冈，刼毁甚酷。百户赖其勋等御之，战死(初，当道议以复秀之党属芝龙居海上。复秀疑畏，惟愿安插故处。于是当道以此辈叵测，遂执凌秀，断其右臂，禁狱，发兵围复秀。复秀溃围而出。时文燦已撤兵还闽。九月，巡道顾元镜同总兵陈廷对各搜勦铜鼓墇、莲子山、松源、蓝坊等处，乃罢兵)。四月，巡道顾元镜自上杭督率千总刘良机、材官郭之英、陈望正、把总黄基昌、蔡联芳等，往雩都、兴国，会郑芝龙兵大勦。八月，巡道顾元镜同总兵陈廷对，同知黄色中屯程乡，捣贼巢。
郑芝龙通过带领军队参与汀州及相邻广东山区的剿匪活动，培养了军事才干，同时对汀州等山区地方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对明亡之后郑氏把持福建的军政大权是很有用处的经历。郑芝龙受抚后藉由明政府的倚重，其军事力量深深辐射到了汀漳泉三府之中。而其重点经营的安海、海澄、厦门三个港口城市，可说是控制严密，固若金汤。厦门、安海在当时都没有县级政区及文官常驻，基本沦为郑氏的私人海商贸易基地。而郑芝龙依靠自身亦官亦商的身份特征，成为福建地方势力唯一能够挑战中央权威的特例。而明中叶以来明廷在漳州沿海不断设立县治，试图彻底控制海外贸易的企图实则落空了。漳州沿海地方也在明亡后成为明清易代各方争夺的焦点之一，而海澄至厦门一线，则是郑氏海上集团的生命线。
二、 顺治年间郑成功对汀漳沿海的争夺与控制
清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继续整合沿海的郑氏海商力量与清朝相抗衡。而在甲申明亡至顺治三年这一阶段，郑芝龙曾拥立隆武帝在福州建立小朝廷。漳州沿海和汀州内陆地区的地方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光绪《漳州府志》记载了顺治三年前，漳州地方的动乱局面：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漳浦山贼陈鸾、邱缙等寇掠东山，与余五、番薯八相继出没；后俱为郑芝龙招抚。是年，诏安山寇余五姐犯四都，知县、所官督兵迎战，被获。武生沈致一、林惺南、许和公俱战死。黎明，县众合诸村精锐，径捣文家寨贼营，夺知县、所官以归。是冬，贼崔马武逼诏安城，剳营西沈。守陴者夜擒踰堞奸细，枭之以示，贼解去。
顺治元年（1644）（自元年至三年，江南福王、福建唐王相继自立，漳尚未归顺）十月，山寇徐连陷云霄，遂攻漳浦县（时邑中乏令，漳南道陈起龙自郡移驻，登陴守御；自分必死，里衣皆用印符。血战累日，贼死无数，城赖以全；檄长泰知县郁文初来署县事，而自回漳。既而郑芝龙收其余众，请降；起龙坚执不可，解所著里衣示之，悉斩于南教场）。是年，贼叶积掠诏安吉林、西潭等处，闻官兵急追，遁入广。
二年（1645）七月，北溪贼林拔顺谋袭漳城。八月，饶寇逼诏安，土寇应之。官兵御贼于章朗埔，歼之。
三年（1646），大师入漳。是年四月，贼夜袭破诏安县，杀唐王所署官；有陈习山、胡仲慥者各带丁壮赴援，贼坠城遁。是月，郑芝龙降；子成功遁入南澳。郑彩、郑联据厦门；沿海铜山、古雷、游澳等处悉为寇穴。
随着明王朝政权的崩溃，漳州沿海社会陷入严重动乱之中。而郑芝龙则已将福建沿海势力整合完成，所以漳州动乱不是来自海上，而是明中叶起闽粤边境地区山寇滋长的结果。郑芝龙借着剿匪对这些山寇进行招安，使之纳入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如崇祯十六年（1643）、顺治元年（1644）均有对漳浦、诏安山寇的招抚行动，至此福建的海陆军权全归郑芝龙所把握。
郑成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降清，而是与清廷持续展开着激烈的争斗，起初他对福建的把控远没有达到郑芝龙在崇祯末年山海兼顾的程度。但由于郑成功树立忠义大旗，能与浙江的鲁王政权相合作，并以南澳为基地努力控制潮州沿海，他对海洋的控制力则大大超越了郑芝龙时代。郑成功特别重视对漳泉沿海重要基地的建设，譬如《安海志》中记述：
成功延袭芝龙当年海贸旧规，编组东西洋船队，挂“石井郑记”牌照，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洋各地以通贸，并按海山两路，设“五商十行”于各地；“五常商行”（仁义礼智信）设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集各地贸外货物运南洋各地；“五行商行”(金木水火土）于京都、苏、杭、津、鲁等地，购买各地土产货物，供“五常商行”货运出洋。故清廷虽欲困扼郑师，郑却凭海外通贸之积累，以供北伐东征之军需。安海为郑氏举义首发地，虽清兵几次骚扰，却仍为郑氏所控制；安海港亦成为集运各地土特货品及军需粮饷以济金厦义师之港口。直至丙申（1656)毁镇，辛丑（1661）迁界，安海夷为废墟，海港因之闭绝。
郑成功与清朝对漳州的争夺以对海澄的攻守为核心。海澄因明末历任县官的修筑，成为当时陆海体系完善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并且涉及到漳州府城的安危。海澄县城共有三个城池，从设县开始修建完善。主县城的修筑尤其坚固：
隆庆元年（1567）设县，将二都分为二堡，八都则东北一带仍旧垣而修葺之。西沿溪亦垣以灰土，连亘于旧南一带，为草坂堡附焉。四年，郡守罗公青霄议以南北相距丈尺数倍东西，有乖形势，且不便防御，乃撤草坂堡而缩之。又于东边扩地若干，支官帑砌以石。邑令王公谷派征丁苗佐之。始工于五年十一月，讫工于六年八月。城周围长五百二十二丈，高二丈一尺。辟门四，东曰清波，西曰环桥，南曰扬威，北曰拱极。月城三，窝铺二十有二，垛口二千四十有五。又于新亭辟一小东门，往来便之。” 万历十年修晏海楼，万历二十三年增旧城三尺。天启二年，邑令刘公斯□于城东北隅筑一关连港口堡以为固。
另有九都港口二城：
邑治旧属三堡，城其一为县，盖就草坂堡而裁之，九都港口二堡仍旧。承平既久，堡墙递倾，万历十四年，邑令周公炳谋于防海姚公应龙，节羡重修。天启二年，红夷入寇，堡墙复颓。邑令刘公斯□锐意更使，太史公李世奇时为孝廉，竭力赞襄。以港口东北面海，最为敌冲，易灰为石，中为复壁，上周马道，高一丈数尺，周三百五十丈。九都则学宫在焉，其重与县城等，四面砌垣，覆石高一丈七尺，周三百三十丈，屹然有辅车相依之势。
九都港口一城为重要海防堡垒，一为学宫城。这两个城池与主县城形成三足鼎立的姿态，军事防守体系严密。
海澄的城防体系除了三个主城池外，还在沿海地带沿江修筑了面对九龙江的长条状腰城，是为大泥铳城。这一腰城从天启二年修筑，至崇祯年间不断增筑，对抵御崇祯初年李魁奇和刘香海寇集团的侵扰起了重大的作用。史载：
明天启二年，邑令刘公斯□以红夷警至，乃于大泥海岸营筑土垣，置铳及警，怠垣日就圮。七年五月，海寇猖獗，刘令就港口饷馆，码累石为垣，东西长四丈，南北七丈二尺，复于沧江码亦设石垣，东西长四丈，南北七丈二尺，皆有炮孔若干。崇祯元年，李魁奇复叛，龙溪令楚公烟摄澄篆，于大泥、天妃宫上垒石砲垣二十余丈，高丈有二尺，置砲防御贼舟。十月邑令余公应桂至，甫下车，相度地形于楚公。砲垣下更筑铳城，周围一百一十三丈有余。北临海砌石四十九丈余，三方仍用灰砾，计六十四丈有奇。北垣砲孔九，各置大神飞砲；东西亦九孔，各置中神飞砲佐之。东西南各开一门，门各有楼，北面海建大敌楼一所。南门正对教场，额曰“青霞锁钥”。中建把总衙，翼以哨官兵房各三十二间。八月，贼入中左所。余公命八、九二都，沿江垒土为垣，高厚各四尺，每丈设一砲口。初八日，贼舟入大泥，我师击之。贼惧不敢近，遂由中港转福河，无所利，扬帆去。垣内伏兵发砲击之，至砲城复齐发巨铳击之，贼舰煨尽，浮尸蔽江。（崇祯）二年九月，又以溪尾对中港之冲，再筑砲城，周六十丈八尺。北临海砌石二十五丈，砲孔一十有五，各置神飞大砲。余四十五丈，仍用灰土，旁各砲孔九，各置神飞中砲。……又撤八都沿江土垣（即腰城）易以石。……（崇祯）五年二月而工甫竣，而巨寇刘香警至，侦澄有备，不敢近。
至此，海澄形成了外有大泥铳城，内有犄角相连三城辅助的完备防御体系，成为漳州府城最重要的海防保障。郑成功在重整海上军事力量之后，力图恢复对原本控制于郑芝龙手上的厦门——海门岛——海澄贸易路线。所以海澄成为其与清交锋的核心所在。
漳州府志中就郑成功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做了详细的记载。如：
（顺治）四年（1647）二月，郑成功、郑彩寇海澄；贼将王来破九都学城，参将田爵御之，焚桥而守。知县吴治臣自漳回，贼要杀之漏仔洲。副将王进自郡赴援，夜开西门架栈飞渡，缒入学城；贼皆熟睡，尽歼之。既而击贼于南门，附杀其前锋将洪致；贼阻闸水，多溺死，成功遁去。
同年，郑成功有攻泉州地方事，先入同安县后又失守：
顺治四年八月，郑成功先攻泉州，不下。……顺治五年（1648）春闰三月，成功取同安，以叶翼云知县事。成功引兵攻同安，守将廉郎、知县张效龄御之；战于店头山，败绩，廉郎等弃城遁。成功入据之，以叶翼云知县事。翼云，厦门人，庚辰进士，由吴江知县擢吏部主事。秋八月，总督陈锦率师破同安，明知县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邱晋、林庄猷皆死之，屠其城。
这时漳州的诏安、漳浦、平和数县遭遇灾害陷于混乱之中，恰好给郑成功以入据的时机：
五年春，诏安大饥，借名起义者杀防将马守惠。正月，陷诏安。二月，贼首江警庸、黄朝阳围南陂堡，民林朝翊率族人固守，贼解围去。三月，许祚昌围漳浦，游击唐钦明御之；援兵至，乃退（祚昌，浦人；明太仆卿。）四月，沈起津围漳浦，游击唐钦明御之。寻遁去，还据诏安（起津，诏安人；明池州推官）。六月，云霄镇守总兵王之纲为潮寇所逼，退归漳浦；盘陀岭以南悉为寇有。是月，平和防将曾庆寻引广寇伪称明永宁王，据二邑以叛。十一月，漳浦土寇卢若腾、邱建会合平和贼万礼等寇县城，参将陆大勋出战，被杀；总兵杨佐、参将魏标、守将冯应第再战，擒建会杀之。十二月，总督李率泰入平和，戮曾庆及谋叛者十三人。
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谋求对漳浦的收复。《闽海纪要》中说“六年春正月，成功陷漳浦。自同安败后，成功往铜山募兵，命柯宸枢、黄廷等攻漳浦，守将王起凤降；遂由云霄抵诏安，移屯分水关，令黄廷、柯宸枢等守盘陀岭。四月，漳镇王邦俊、副将王之刚败中冲镇柯宸枢于盘陀岭，宸枢战死。”
（顺治六年）十一月，郑成功陷云霄，守将张国柱死之，士卒死者无数。进攻漳浦，守备王起俸密约为內应谋洩，走降贼，贼退遁盘陀。总兵王邦俊追破之，遂复云霄。
清军攻漳浦而不下，得云霄而复失。但郑成功则得到降将王起俸的帮助，力量得以更进一步壮大。
顺治七年（1650）三月，总兵王邦俊平诏安二都山贼。八月，郑成功杀郑联于厦门，并其军。郑成功至此重新取得了厦门基地，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顺治八年（1651）开始，郑成功巩固厦门基地后，加强对海澄的进攻。六月第一次尝试进攻海澄，失败。年底控制了漳浦，进而清海澄守将郝文兴秘密纳款，结为内应。顺治九年（1652）初，郑成功攻占海澄。从该年三月至九月围攻漳州府城，府城中饿死数万人，最终没有攻下。同年九月郑成功毁海澄九都学城。乾隆《海澄县志》记载：“自三月围漳，至九月解围，遁毁学城。时诸村落逃散复归者，室家俱破，继以瘟疫，城内外几无烟火。”
顺治十年（1653）清军反攻海澄。府志记载：
五月，固山金砺攻海澄，填濠深入；贼发地炮，士卒多死，退还漳州。郑成功增筑海澄城，安大小炮三十余号；积粮草、储军器，以为持久之计。
郑成功在获胜之后，加紧了对海澄城防的加强和控制。不过两年后海澄因黄梧的降清而彻底失去。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清廷有招抚郑成功的动议，郑成功遣其党散各邑，沿乡派饷，至十二月，郑成功入漳州。顺治十二年（1655）春，清世子王率大兵入闽；成功度势不支，六月，坠漳州及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城。而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黄梧、苏明以海澄降。成功将领甘辉等率军至，而清军已入海澄。城中郑军蓄积皆为清军所有。黄梧进爵海澄公，驻札漳州；苏明授内大臣，召入京师。
海澄控制权的失去，对于郑成功苦心经营的厦门——海澄防守核心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海澄系成功储蓄粮饷的大本营，而且是金、厦门户。黄梧献出海澄，敌势已孤。不回漳泉会师，合攻金、厦两岛，收复极为容易。”而郑成功在海澄未复的情况下，进军江南，又遭败绩，最终只得采取收复台湾的策略。
郑成功对闽东北沙埕港曾一度拥有控制权，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四从前岐港登岸进取，由分水关达平阳县交界，由大溪达金乡卫大海，流水湍急，先令小船渡载过江，七月间，驾抵舟山，于羊山遇风浪折回，十二月十五日，赐姓驾至沙关。”第二年正月，仍然驻扎沙关，可见沙埕曾作为郑成功重要的驻扎地和军事补给地。清政府针对沙埕这一闽浙交界之地，曾设立炮台城寨，将之定义为海防重镇，且在福宁沿海一带推行保甲制度，“十户联保，着族长家长查察外，又严饬管理沿海船只之鳌甲，所有小船、渔船编明程序，出人从严；并宣谕：凡匿盗贼，加罪惩处，倘能首告献贼，予以重赏。”旨在进一步消除郑成功在闽东北的势力存在。
郑成功退守台湾，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郑氏以厦门为中心的贸易网络的被破坏，施琅的助手威略将军吴英为了扭转当时外商不进入厦门贸易的不利局面，曾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12月21日发过一块令牌：“今年彝（夷）商来贸易者甚少。今乘网礁胜库主霞儿返棹之机，特给令牌，广为招徕夷商来厦门贸易，定当给予加恩优待。”康熙五十二年（1712）——康熙六十年（1720）间，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镖绘制了《东洋南洋海道图》，标明了厦门到日本、东南亚20多国的十几条国际航线，这实际上就是郑氏的国际贸易网络。据王庆成先生研究，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17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4260吨，到厦门的占有10艘2370吨，但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九年的十年中，来华商船29艘8781吨，到厦门的只有7艘2448吨，到广州的占有11艘3360吨，此后广州逐渐占绝对优势。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在《大中华帝国志》中说：“厦门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一边倚着岛屿，高出地平，什么样的海风都可以防御。神奇的是，厦门港竟能够容纳几千艘船只。海水很深，最大的货船也能十分安全地停靠到海岸上。任何时候，你都能在这里看到数量庞大的中国帆船。二十年以前，你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欧洲船只掺杂其间。现在它们偶尔还会来这里，但所有的贸易都移到广州去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下令西方商船只能到广州贸易，可以说是从政策上宣布了厦门与欧洲贸易时代的终结。
结语
通观从郑芝龙到郑成功对汀漳泉沿海的长达二十年的控制历史来看，金门、厦门、海澄三个基地是郑氏海上力量尤加注重的方面，他凭借着海洋经济的支撑，集聚了丰赡的财力，建设成一支颇具当时先进水平的海军力量，并将金门、厦门、海澄这一片官方虽设置了行政机构，实际上却很难管控的地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明清官方对东南沿海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加深的，海澄在明代中叶设县以来，对漳州地方海防的军事意义和海上贸易的经济意义极为重大，成为明清易代闽南军事格局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历任地方官员在消除敌对势力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且多有军事上的捷报传来，显示出明清政府对于海洋经略有所谋划，屡有杰出官员和军事干才出现。但事实上郑氏利用其海上的军事优势对于几个沿海据点予以长期的保持，其经济来源仍来自海外贸易所得。清廷在黄梧等人的建议下，对沿海实行迁界，逼使郑氏只得寻求以收复台湾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势力存在。
不过，郑氏退守台湾本身也意味着连接东南沿海往日本、琉球、朝鲜，南下菲律宾及南洋诸国的贸易线路的中断，清廷越来越将中外海上贸易限制到广州，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东南沿海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清廷与郑氏割据政权长期的互相对峙，使清朝整体的海防实力无法得到提升，乃至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注】文章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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