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旧中国，一南一北，有两件大案轰动全国，震惊中外。在南京，发生了因为日本副领事自杀未遂而引起的“失踪案”；在北平，则因官场倾轧制造出“易培基故宫盗宝冤案”。一场闹剧加一场冤案，彻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当年5月，以“泼妇”著称的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夫人崔振华，突然状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舞弊盗宝”。北平地方法院立即传讯易培基与其女婿、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人，并拟出传票拘捕。易培基在报纸发表了张继及其夫人收买人证的照片进行反驳。张继则指使苏州法院通缉易、李二人，操纵报纸宣传“易、李已畏罪逃往外国，农业部次长萧瑜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拘留”。一时谣言四起，舆论哗然。从此“故宫盗宝案”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此案的真相被埋没了数十年，成为民国史上头号冤案。
要说此案的底细，起因倒不复杂，有人概括说：翁婚不识拍马屁，大少开罪母夜叉。
原来这易培基虽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先后任黎元洪总统秘书、教育总长、农矿部长，功勋卓著，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关系甚密。他虽出身官宦，仍是一个自恃清高的书呆子，平时待人傲慢，不喜逢迎拍马。在他任农矿部长时，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亲自推荐的陈立夫任农矿部次长，得罪了四大家族。蒋介石羽翼丰满后，先后免去易培基的校长及农矿部长职务，疏远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易培基失去政界靠山，只得合家迁往北平。
1929年易培基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闲职，其女婿、李石曾的儿子李宗侗任秘书长。原拟设副院长一人，曾内定由理事张继担任，因常务理事李煜瀛反对，张继落选。此事本来与易培基无关，但却为“盗宝案”种下祸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财政困难，故宫博物院更是入不敷出。李宗侗便向岳父建议，把故宫所藏与文物考古无关的毛皮、药材拿出去处理，以充经费，得到易培基同意。
一天，外号“母夜叉”的张继夫人崔振华想趁机从故宫抢捞几件珍贵皮货，仗着张继是蒋介石的红人，一下车进入故宫神武门就向内直闯。她不听警察指挥，又拒不说明身份和来意，反骂警察有眼无珠，大吵大闹，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这时恰好有职员路过，认出是张太太，立即赔礼道歉，将她引到皮货处门口。这时恰好李宗侗走来，余怒未息的崔振华开口就斥责李宗侗说：“小小警察敢对我无礼，全是你平日缺乏管教。”
这李宗侗本是阔少爷出身，其父李石曾虽失势无权，但仍是民国元老。宗侗自小养尊处优，养成大少脾气，不但不肯向崔赔礼自责，反而顶撞崔说：“你看皮货应早告诉我，当然会预先吩咐警察放你进来。你早不说话，何来怪我？”这崔氏连张继都不放在眼里，平时吆五喝六，张继对她唯命是从，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她回家就大发脾气，要张继逼易培基立即严惩李宗间，为她出这口气。易培基明知张继惧内，这个要求并非本意，但他生性倔强，既不处分李宗侗，又不设法敷衍崔振华，向一个女人低头。崔振华气愤难平，恼羞成怒，立逼要张继千方百计把易、李翁婿二人一并搞垮，故宫盗宝案就由此发端。
怎么才能搞垮搞臭易培基呢？崔氏等人先是从博物院职员身上下手，寻找易培基的把柄。这时恰好博物院会计科有个叫秦汉功的职员，因不良嗜好被免职，怀恨在心。而会计科负责人为赶办数年积压的报销，让文具店将一总账单改开十二张小账单。秦汉功就以改造单据、公开舞弊为名向崔氏告密。崔又以此为据向法院控告，张继以职权催南京派检察官朱树声亲赴北平调查。可调查以后，证明易培基并未从中舞弊，一无所获。
谁知朱刚离开，最高检察长郑烈受张继所托，给朱打来密电到其下榻饭店，电文却鬼使神差地落入易培基手中。电文说：“张（继）属尹（派秦汉功）即来，费先筹绐。”而良心发现的秦汉功怕贿买假证一事暴露，又亲自到易培基处坦白了张继、崔振华收买他的经过，并交出了郑烈给他的亲笔信。作为民国政府的最高检察长，竟在信中说：“刚刚接到张太太的谕令，请你马上来京，一切花费，均由张太太支付。来京后要就地想些办法，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崔振华、张继等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让易培基抓住把柄。几日后，郑烈的电报、信件及秦汉功的坦白书均拍成照片在报界公布，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检察、司法界公然行贿，制造冤案，执法犯法。郑烈为了保住官位，一面公开对行贿事强词辩护；一面动用权力，规定新闻稿件未经检察署审核不准刊载，凡易、李的抗辩文稿一律扣押，实行新闻封锁。此后，报上只登通缉易、李的命令；捏造易、李畏罪潜逃的消息，以及诬陷易培基舞弊盗宝的种种不实之辞。
李宗侗眼见司法、检察瀣瀣一气，知道此案一时难以辨请，就建议易培基和他辞职南下。谁料张、崔看易、李软弱可欺，趁机操纵报纸造谣，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易、李潜逃外国将宝物运往法国，被马赛海关査获”等等。并于1934年10月正式起诉，指控易、李二人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等六大罪状。
这桩轰动全国的“盗宝案”，前后侦查了十几年，并未找出一点证据。虽然张、崔一伙大权在握，法院却仍然无法结案，实在有损司法及检察界的脸面和张、郑二人的威信，他们更担心有朝一日易培基反击翻案，祸及自身。
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恰好日寇内侵，华北危急，故宫宝物南迁，博物院职员萧襄沛在装箱时因一凤冠太大，装不进去，当时自作主张，将冠上珠宝摘下后，再装入箱内。郑烈一听，认为可以借机做文章，又以“破坏古物，以假换真”的罪名，对萧襄沛提起公诉，判其徒刑。接着在报纸上大肆渲染，宣传萧襄沛的作为是易培基暗中指使，企图以此来为“易培基盗宝案”填充些实事，借以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实际上易培基并不认识萧襄沛。
这正是：萧襄沛枉作替罪羊，易培基含冤九泉下。尚未等及反诉鸣冤，1937年10月，易培基被活活气死。当时吴稚晖送一挽联说：“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悍妇即崔振华；卖友客即张继。1948年1月，拖了16年的“盗宝案”被宣布“不予受理”，草草收场。
事隔数十年之后，已入暮年的当事人崔振华在回忆录中公开承认，当年她起诉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确实是她制造的一桩冤案。解放后继任院长的马衡先生在给当时任副总理的董必武的报告中也说：“易案”没有得到公断。当年协助法院调查的那支良在1966年出版的《故宫四十年》一书中，也认为当年法院的鉴定“难免发生错误”，其案确实“蒙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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