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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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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趙氏宗亲（ID：zhaoshizongqin）
编辑 | 趙英雄
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前206～公元8）时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各郡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以秦岭与淮河为界把郡县地区划为南北两部，两汉大体都是北部约占当时户口总数的80％，南部约占20％。从东汉（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据混战，人民开始南迁，而西晋(265～316)末年“永嘉之乱”，黄河流域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 南北朝 ，继续有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未改变北部人口多于南部的分布状况。然而如果拿隋末与西晋时的南部诸郡人口总数相比较，则长江流域与岭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当时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北纬３０度以南的汉族主要来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汉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 正如鲁西奇所说：“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及其周围地区的蛮民户口数，当远远超越同一地区著籍的华夏户口数。”华夏民族使用汉语，而不使用汉语的民族(比如苗瑶语诸民族)不是华夏族。可是使用汉语的人口不一定就是华夏民族，有些非华夏民族正在或刚刚放弃他们原先使用的语言，改变的方向是融入华夏社会，变成华夏民族。
唐末藩镇割据混战，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现了南迁趋势。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 鄱阳、 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方成为人口稠密之区，人口密度高于北部各州。除以上两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之外，另外还有几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南迁。南部经济自东晋以来发展迅速，至两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仅密度高于北方，而且汉族人口的总数，至明、清时也已超过北方。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现今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从先秦时期至汉代，中原地区居民均属于古中原类型。但从宋代开始，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开始偏离该类型，显示出更为混合的体质性状。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两千多年间，移居边疆的汉族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吸收了汉族的成分，而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汉族 所以人口众多，与不断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壮大兴旺起来是分不开的。
关于祖先来历的移民传说的产生和传播，是地域认同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建构的民间基础。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除了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外，西部地区多有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的传说。而自称来自南雄珠玑巷的粤人，既有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将自己与瑶、疍、畲人相区分，也有开发沙田的瑶、 疍 、畲人，以此将自己的族群身份转化为汉。由此，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或族群)逐渐共享了同一个祖先移民传说，从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域认同。康熙年间迁界与复界时期，先有沿海讲福佬话的人群进入客家山区，后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迁入平原及沿海，随后便出现宗族大量建设的现象，许多族谱中出现了祖先自中原迁至宁化石壁，再迁到现居地的故事。在晚明以前，当地是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是居住在南岭山区的土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具有一个中原身份的前提，以此形成了围绕南岭山区的各个山地开发人群的地域认同。尽管民国学者对畲族、客家人是否同源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但近年来的语言学研究已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
闽台地区的族谱普遍声称其先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但自宋代著名学者郑樵、方大琮始,学者多有质疑、考辨。固始传说的成因除了受帝王故里的政经特权、中原正统观念影响外,还与地缘关系建构、圣贤崇拜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已有学者驳斥“四姓入闽”或“八姓入闽”之说，《开元录》说：“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开元录》属于开元年间的政事汇编资料。至迟在汉末三国，闽地土著中已有张、詹、何、洪、吴、华、邹、随、黄、翁、唐、徐、郑、林等姓，南朝时期又有陈、 蒋姓 ，唐、黄、吴、林等可能来自土著音译人名的首字。闽地华夏化进程缓慢，闽地人群大规模编户入籍要到唐朝中后期。 八姓入闽叙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民族史话语：闽越土著族群为了提升自己部族的地位，竞相改用汉姓，把族群记忆与部族文化隐藏在这一叙事里面。 这样的地方社会都对应着一个“汉人”认同如何建立的问题。人们纷纷重构祖先的“历史”，并展开一系列文化实践（如祖先祭祀、神明崇拜等）。以“南来－征蛮”的“英雄祖先”为叙事核心的族源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并广为流传的，比如被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陈元光其人其事不见于新旧《唐书》，其事迹始末之详初载于明代中叶《八闽通志》，此后时间愈晚记载愈详。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则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在胶东登、莱一带则多称祖先来自“小云南”，也有部分称来自四川“铁碓臼”。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多将自己说成来自中原，且历史久远；而腹心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只是讲从甲地到乙地，这些迁出地甚至籍籍无名、难以稽考。
汉族经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于是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 数量 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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