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力”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而其中比较出名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语言学家王力，另一个王力的身份比较多，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王力”都不是本名，语言学家“王力”的本名叫做王了一；而《红旗》杂志社的“王力”，本名叫王光宾。
两人虽然都是笔杆子，都以爬方格子为主，但是，王了一的一生都致力于学术研究。
而本文所要讲述的“王力”，则是以笔杆子起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人物。
现在的年轻人多半对其人其名没什么了解，知晓的人大概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本文中“王力”走过一个时代的人，现在也是七十古来稀之年了吧。
家世
王力出生于民国十年，那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八，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922年的8月11日。
这一天，他出生于崔堡镇，现在更名成了宝应县，这个小镇子在江苏的淮安县。
王力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叫王宗沂，从他父亲往上五代都是秀才出身。
不过，虽然王家六代都吃过墨水，读过书，中过秀才。但是，王家的功名也就止于此了，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一代走上仕途，当过官。
王家历来都是在私塾教书，靠着教书先生的这份职业谋生活。
王力的父亲王宗沂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后来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担任过校长。
王宗沂二十来岁的时候娶了一个严姓女子，不过，很可惜，婚后没过多久，他的妻子病逝，生前也没有给王家留下个一儿半女。
自打妻子病逝之后，王宗沂就一直没有续弦，过了十多年的鳏居生活。
王宗沂50岁这年，被县城的一个地主家看中，把他找来给家里的娃娃们上课。如此，50岁的王宗沂从镇子上风尘仆仆的赶到县城，在这汪家当了一名家庭老师。
在汪家待了些许日子，这汪家的老太太对这王先生也甚是满意，看他年纪半百也没续弦，就把自家的一个朱姓丫鬟许配给了他。
两人成婚后，朱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王光宾；后又生了一子一女，小儿子名王光宵，女儿唤作王光年。
这是王力的弟弟和妹妹，晚年王力出狱后，他的弟弟住在江苏盐城，他的妹妹曾跟随二野南下成都，就一直在成都生活工作。
王力病逝前所余下的少许日子里，妹妹王光年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哥哥家中，和嫂嫂一起，照顾着行动不便的王力。
对于生母朱氏的名字，王力也不甚知晓，他后来也曾特意查询过母亲的身世，却是无所得。
原来他母亲当年是被卖到汪家当使唤丫头的，雇家只知晓姓氏，具体名字和来自于哪个地方，这些信息都沉没于时间的长河之中，无法捞取了。
王宗沂也算是老来得子了，对王光宾的到来自然也是欣喜万分，他对家中这个长子的教育十分看重。
也或许是王家六代积攒下来的书香气，最后都沉淀在了王力身上，让他在中年凭借着手中的笔杆子，一步步走上青天，完成了王家数代以来的夙愿。
在王力即将年满十岁的时候，1930年，王宗沂去世，此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这王家都是朱氏带着两子一女生活着。
而这小小的淮安县城，安放了王力的整个童年。
早年经历
如果说之前童稚的王力还活得懵懵懂懂的，那长到了14岁的时候，他也找到了此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一年，14岁的他加入了青年团，三年后，17岁的王力在谷牧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
别看年纪小，但在动荡岁月里，总是少年郎搏击时代的风浪，17岁的王力在东北军的668团做统战工作，担任宣传委员。
到了1940年，随着形势的变化，王光宾这一批在东北友军里工作的人，被调往分散到其他地方工作。
这时候，18岁的王力被调到山东，在《大众日报》工作。
鉴于时局的动荡，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谷牧给王光宾取了一个化名“王犁”。
1943年，王力被调到《斗争生活》工作，担任主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了人生的第一本小说《晴天》，署名为“王力”。
当时，他嫌“犁”的笔画多，就取了一个谐音“力”字。
王力晚年在接受叶永烈采访的时候，也曾就自己“王力”这个笔名打趣道：
- 那位语言学家王力，那时叫王了一......如果知道王了一也改名王力，我当时就不会改名王力了。两个王力，又都是笔杆子，多麻烦。
- ——来源：《历史的绝笔》，叶永烈著。
《晴天》这部讲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在解放区流传甚广，给王力带来了一小波名气。
不过，这时候大家也没叫他“王力”，要么叫作“王犁”，要么就是喊他“光宾”。
一直到1945年，24岁的他被调到华东局的宣传部，在教育科担任科长。在当科长这段时间，王光宾索性就把笔名当作名字了，大家也就都喊他“王力”了。
也就此开始，世上少有人知晓“王光宾”，而以“王力”成为其一生的符号。
巅峰
王力的早期工作履历，大多都是在山东，到了1955年，这一年的十月，34岁的王力被调到了北京工作，在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
1958年，这一年对于37岁的王力来说，可以用这么三个字来形容：好运来。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一定是需要借助于一个平台来实现的；当一滴水落进一面池塘，必能激荡出层层涟漪和波澜。
王力这一滴墨水，遇到《红旗》杂志这一面池塘，白纸黑字之间，未来将渲染出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虽然剧中主人翁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但是这过程依旧在重复上演，剧中人或许明知结局如何，却依旧是一如反顾。
文人从政的结局，就像是既定的编码程序，上演着千百年不变的结局。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当时，能进入杂志社的第一批编委，在资历和才能方面都比较瞩目。
伟人对《红旗》这本刊物十分的看重，杂志的第一批编委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
对于此，王力一直都引以为傲，他称这第一批编委的名单是伟人一个一个拟定的。
和王力并称为“三秀才”的关锋和戚本禹，在资历方面就不如王力了，所以在三人得势的时候，这三人被人称之为“王关戚”，王力自然也就排在首位了。
王力在《红旗》杂志社里面，主要是负责主管国际问题领域；关锋是主管哲学领域；戚本禹则是主管历史方面。
不过，有意思的是，王力实质上的工作地点却不是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大楼里，而是在钓鱼台。
当时，钓鱼台刚盖起来不久，在八号楼那里搞了一个秀才班子，这个秀才班子可以说是“智囊班”，直接由伟人抓这个班子。
八号楼的秀才班子，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伟人以及其他高级干部，起草一些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
因为王力主管的是国际问题这方面，因此，他时常出差去到莫斯科，从1960年开始，他就十下莫斯科，十次和苏联人打交道。
在这里，我有一事不明，王力称自己“十下莫斯科”；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的话，应该说“十上莫斯科”才对。
后来，我请教了别人，得来一种说法，是“上”还是“下”，不是因地理位置决定，而是要因时局分析。
再结合当时和赫鲁晓夫的关系，也怪不得王力会用“十下莫斯科”这一说法了。
作为陈伯达的三员大将之一，陈老夫子也曾亲自手书了一幅对子送给了王力，即：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不过，有意思的是，1968年王力被隔离审查以后，陈伯达就托人从王力家中，要回了当初送的那副对子。
王力在担任《红旗》杂志的编委后，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评论文章。
不过，这些文章大多署名的是“于兆力”这个名字，这个笔名是一个合用笔名，分别取自于乔冠华、姚溱和王力。
乔冠华当年在重庆的时候用过“于怀”这个笔名，因此“于”字来源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三个人用“于兆力”这个笔名，只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其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都出自于王力。
而“于兆力”所写的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外的不少关注，漂亮国曾经还把“于兆力”的文章编印成了一本蓝皮书，由此可见其影响力。
借助于《红旗》杂志这个平台，王力开始声名鹊起，1960年，39岁的王力就被破格可以列席一些高级会议。
1963年，42岁的王力又兼任了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不过，真正让王力在高层里出名的，还是在1965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9月3号，《红旗》杂志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篇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的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是以林帅的名义发表的，但实际上的执笔者是王力。
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性，在于王力首次明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伟人思想的国际意义。
他强调伟人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当然，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后来风云变幻的国际问题，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
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概念的重要性，除了正确性之外，是否是“首次”提出，这就很重要了。
而王力“首次”提出的这一观点，让他的人生插上了翅膀。
此后，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林帅还特意接见了王力，和他详谈了很长的时间，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伟人给他的这篇文章也作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文章让王力成为《红旗》的“红人”，在这不久后，他就被提拔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
这一年，是1965年；这一年，王力44岁。
归途
命运的不幸总是在你幸运的时候，和你相逢于人生的转角之处。
谁能想到，1965，正当红的王力，会在1968年的1月，就迎来人生不幸的转角相遇呢。
王力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当时，杂志社的总编辑是陈伯达；按工作关系来讲，王力是陈伯达的下属，外人也曾一度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人，看作是陈老夫子手底下的三员大将。
但往后，王力三人实际上是“江、康”手底下的干将，三人眼里只有“江、康”，也只唯此二人之名而行事。
和什么样的人混，也就注定了什么样的结局。
在进入“江、康”小圈子后的王力，也就慢慢的脱离了正轨，和伟人的思想、行动慢慢拉开了距离。
他当时的一些行为也引来了旁人的不满，面对陶铸、王任重等人的劝诫，此时正值春风得意的王力根本听不进耳。
人，一旦爆红，很难驾驭自己，这也是很多人最后倾覆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包括伟人在内的很多人，心中早已对王力的行为不满。
可志得意满的王力对此却不自知，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20号，在武汉捅了一个“大篓子”。
王力闹出的这个大篓子，各位看官可自行查阅，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说了。总之，是把武汉闹得满城风雨。
武汉这事，在王力看来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其实，他这闹得满城风雨，已经是让伟人心里十分不满了。
他却仍旧不自知，这事过后还没有一个月，王力又把目标对准了其他部门，打算在全国各条战线上，都制造除一种“乱”的局面。
这可真是犹如火中取栗，要栗不要命。
8月7号这一天，王力又捅出一个“大篓子”，这一次玩火，也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了。
1967年8月7号这一天，王力发表了讲话，被称之为“王八七讲话”，大意就是要把外交的权利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一场讲话，实则上就是一场大型蛊惑。
好吧，这一把火一煽起来，王力原本以为可以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可事实上，一场大火的兴起，岂能是个人力量可以扑灭的？
8月22号，事情闹到了最糟糕的时刻，那些被蛊惑的人，直接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的代办处。
好嘛，不管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次很严重的外交事件。
王力自己点的火，最终燃烧了自己，这一把火，把自己的仕途给烧没了，也把王家六代人积攒下来的仕途夙愿，给烧没了。
1967年8月26号晚上，王力等人被要求在钓鱼台开会。
就在会议现场，王力就被宣布“请假检讨”，随之一起的，还有关锋。
这一晚，戚本禹亲自把王力和关锋，送到了钓鱼台的2号楼软禁了起来。
或许是有感于自己也是朝不保夕，戚本禹在离开的时候，还叮嘱卫兵，还是按照首长的待遇看管这二人。
1967年的10月，这一年的国庆节，戚本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玩了一场人生潇洒。
而这时候的王力，在钓鱼台的2号楼里，也不知心里何所想。
国庆庆典过后，16号这一天，王力被转到北京西山的一栋别墅里，这次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负责看管他的，是北京卫戍区。
这卫戍区，相当于是“御林军”。
翻年，1968年的1月26号，王力被送去了秦城监狱，这一年，他47岁。
虽然王力没有被起诉，也没有对他作出正式的判刑，但是他在秦城待了14年半的岁月，也算是正式服刑了。
晚年
后面，等时局平稳后，对王力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理。
1982年1月，王力被释放，恢复了自由；这一年，他60岁。
王力出狱后，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组织上给他分配了房子，住在一栋部长楼里，这栋楼位于海淀区甲15号院。
不过，王力住在这里却十分不舒服，多次打报告要求搬家。
后来一了解，原来是这大门口站着有岗哨，王力每次进出大门看见哨兵，都会感觉还像是在监狱，由此才多次提出搬家的要求。
不过，这搬新家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新房落实下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考虑到王力的这种应激反应，最后还是决定给他安排在一处普通小区里。
王力分得两套房，楼上楼下各一套房，他和妻子王平权住一套，儿女们住一套。
对于这个新家，王力十分的满意，生活上也多了一些闲情逸趣。
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三个篆字“十屉斋”，这名字的来意也很随意，就是客厅里放置着的一个大立柜，拢共有着十个抽屉，故而王力把自家称之为“十屉斋”。
这“十屉斋”名字也是颇为值得玩味，大概每一个抽屉里，都装有这一生不同的岁月。每打开一个抽屉，都有不同味道的人生装在里面。
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抽屉，是装上了锁，落满了灰尘。
1987年的9月初，这一年，王力66岁，这一年，他被检查出患上了赍门癌；由此，往后余下的九年光阴，他都是在和疾病的反复缠斗中度过。
1987年9月初，这一刻，我也才三个来月大；也是有意思，一个三个来月大的新生命开始延续，而在天之涯的另一边，一个历经人世轮回沧桑的生命，在逐渐老去。
也不知这人世是繁华还是沧桑啊，总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的，玩过这一世后，再生而为人，又多了几道上了锁，落满灰尘，不愿打开的抽屉。
后记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家里上厕所，刚推开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的妻子王平权给医院打去电话，这一晚，戴着氧气面罩的王力，停止了呼吸，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时年七十有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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