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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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波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广东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
摘要：唐五代黎州是保障成都平原安全的实际前沿重镇，韦皋、李德裕等名臣于此设置一大批军事城镇、关驿，防御体系较之于天宝之前更为完整、牢固。本文考定了此期黎州及其所统羁縻地区境内，至少设有23座军事防御性质比较明显的城镇关驿，足见唐朝对其防御设施的重视。保障了南经巂州通往云南地区的交通安全，在西南丝绸之路交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西南丝绸之路；唐五代；军防体系；黎州
一、黎州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黎州古为沈黎之境，处川滇民族走廊咽喉地带，族属以牦牛羌为主。《华阳国志》卷三 云，古蜀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则早在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已通过川滇走廊与云南地区有了联系。金沙遗址中的象牙、玉器、珠贝等物，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云南得来。至迟到战国后期，以成都为起点的“蜀——身毒道”已经开通，“蜀布”和“邛杖”为其著名商品，此即“西南丝绸之路”之始。汉武帝时，司马相如“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确定了西南丝绸之路川滇段的基本走向。不久，汉杀笮侯，诛邛君，灭滇国，分别置沈黎、越嶲、益州 三郡，加强了这条西南大通道（亦称川滇“南路”，以别于从犍为至益州郡的“北路”）的安全，保障了商贸畅通。
沈黎郡治笮都县，在今汉源县境内，是为西南丝绸之路南出成都平原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点，早在周赧王三十年（前285）已被蜀守张若占领，秦亡弃之，汉兴复通。武帝所杀笮侯，即世居于川滇走廊的笮人部落首领之一。笮人 善治笮桥（索桥），故汉人以“笮”呼之，其实为古牦牛羌之一种，以畜牧马、牛、羊为生。笮人 至唐犹有存者，如岷江上游的白狗羌，即其遗裔之一，武德置州，即有以“笮”为名者。大渡河下游一带，唐有羁縻诺笮州，诺（ɳɪ X ）为羌语“黑色”之意，可能为别于岷江中游之笮人（白狗羌），故加“诺”字。《宋史·蛮夷传》又说：“笮都在黎州南，今两林及野川蛮所居地是也。”野川，与雅属羁縻州接界处，即今石棉县田湾河川，在黎州西南，可知笮人至宋犹存。
由于笮人的存在，西南丝绸之路时断时通。曾有一僧名慧睿者，“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所谓“蜀之西界”，即在邛都（今西昌市），慧睿被掳为奴，当在东晋元兴元年（402）以前。按蜀之西界，在晋并无名刹，慧睿欲游学之地，盖天竺也，行至邛都被掠而止，获救后乃改从它路至天竺。
隋“史万岁南征前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南路入滇池一直是一条常行的道路”，在川滇之间的南、北两路中，南路的作用长期大于北路，一是表现在南路对联系滇池区域有重要作用，二是官方驿路设在南路。为加强对南路的控制，北周曾以沈黎县置黎州，隋废。唐初割雅、巂二州置（南）登州于其境。武周大足元年（长安元年，701），准剑南道巡察使殷祚奏，复割雅州汉源、飞越二县及巂州阳山县置黎州，以古沈黎之地为名，治汉源县，隶雅州都督府。神龙三年 （707）又废。开元四年 （716），应按察使陆象先之请，割雅州汉源、飞越二县及巂州阳山县再置黎州，仍治汉源县，割置黎州都督府。
天宝中南诏依附吐蕃，吐蕃势力东侵，阻隔南路，促使两路地位发生了改变。至德间，唐于黎州南境置清溪关，以守护南道。即 《新唐书·韦皋传》所谓：“繇黎州出邛部，直云南，置青溪关，号曰南道。”到贞元十年 （794），“邛部旧路方有兆，吐蕃侵钞隔关。其年七月，西川节度使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指北路），置行馆”。诚如辛德勇所言，“这是川滇交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雅州虽然也是控扼西南丝绸路的重要节点，但距离成都平原较近，便于应援，唐代从未失守过，而黎州处万山丛中，巂州孤悬千里之外，都不便于布署重兵，故吐蕃与南诏联手争夺黎、巂二州，反复拉锯，使得唐朝穷于应付。贞元后南诏与唐和好，使者多由北路通行，但吐蕃对南路威胁仍存，故唐朝很注意加强南路军事防御措施。
不过，巂州太远，唐朝无力派兵驻守，黎州则成为保障成都平原安全的实际前沿重镇，韦皋、李德裕等唐朝名臣于此设置一大批军事城镇，防御体系较之于天宝之前更为完整、牢固，除咸通年间被南诏突破过一次外，黎州城镇军事防御体系经历五代一直延续到宋初，未被吐蕃、南诏占领，最终成为宋与大理对峙三百年的坚强前哨。
古代黎州一带的地形与交通颇具特点，境内以大渡河谷和流沙河谷为两大中心区。流沙河与大渡河汇合处的要冲城（今汉源县万顺场）好比一只东南飞的蜻蜓头，左翼以汉源镇（今九襄镇）为分叉点，往北一道为左前翼，止于邛崃关，往西北一道为右后翼，止于飞越岭；右翼以阳山城（今大树镇）为分叉点，往南一道为右前翼，止于清溪关，往西一道为右后翼，止于廓清城（今石棉县安靖村）。左前翼与右前翼在要冲城跨越大渡河连成南北一线，即西南丝绸之路干道——清溪道。廓清城道距成都较远，且崎岖难行，飞越岭道距成都较近，且坡缓易行，故左翼交通较之右翼发达，人烟亦较稠密，其交叉点汉源镇便成为控制黎州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首选，天宝以前的黎州城，便一直设在这里。
不过，唐代黎州地区的军防城镇并不止上述各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载黎州有沈黎镇、廓清城、铜山城、定蕃城、要冲城、大定城及通望戍。《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载黎州有武侯、廓清、铜山、肃宁、大定、要冲、潘仓、三碉、杖义、琉璃、和孤十一城，又有洪源军及定蕃、飞越、和孤三镇兵。樊绰《云南志》载有潘仓、白土、木筤、望星等驿和黎武城。《通鉴》卷二六九 五代前蜀乾化四年载，“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胡三省 注：“黎州有十一城、十三寨。”十一城，当即《新唐志》之十一城，武侯岭，即今大相岭，十三寨寨名不详，估计可能是唐末黎州境内被南诏占领的城镇关戍的统称。这些城镇关驿林林总总一共有多少？具体位置在哪里？其设置布局有无一定分区或体系规划？各起什么作用？前贤如谭其骧、任乃强、冯汉镛、严耕望、王现平等对其地望有过零星考证，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一半以上城镇关驿的具体分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军防体系更无人提及。因此，考定和比较唐代天宝前后黎州军事城镇的分布，对于深入研究西南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军防体系，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二、唐五代黎州城镇关驿考
本来《元和志》和《太平寰宇记》都有一些黎州城镇关戍道里数据，《大明一统志》在“黎州安抚司”条下有更详细的补充，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却误将以“黎州安抚司”（今汉源县清溪镇）为起点的一系列道里数据全部改为以“黎州千户所”（今汉源县九襄镇附近）为起点，南移了三十多里，后人特别是一些地方志往往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确定这些城镇位置，造成系统性混乱（如汉源镇、通望城、要冲城、杖义城等）。下面结合文物考古资料和地图判读，对黎州所属城镇关驿的具体地望重新进行逐一考证。
1. 新武侯城——新黎州暨新汉源县城（黎武城）
新黎州武侯城——黎武城，即今清溪镇东北三里新黎村古城，在圣钟山下，与故武侯城隔涧南北相望。 咸通年间樊绰所著《云南志》载清溪道沿线站名曰：潘仓驿至“黎武城”六十里，“六十”应为“二十”之误。《元和志》有“故武侯城”之谓，以示两城有别，故 《云南志》之“黎武城”非指故武侯城，而是指新武侯城 。严耕望先生谓：“盖黎州与武侯城极近，故合名为黎武城耳。”以为黎武城是新旧两城的合称，未必妥贴。贞元二年，韦皋展筑新黎州武侯城，在城东、南、西三面加峻山壁，北面堑隍筑墙，遂有人误以为贞元又有移治。其实天宝后未见黎州城移徙记载。
明洪武八年 （1375），改黎州为黎州长官司，十一年，升为黎州安抚司，十五年，又于司城置大渡河千户所，万历二十四年 （1596）废安抚司。司城具体位置据明陈循《寰宇通志》及《大明一统志》记载，邛崃山（即大相岭）在城北五里，登高山在城西五里，圣钟山在城东北五里，比较前引《通典》记载的黎州城位置，已南移了三、 四里，而且明言：“旧黎州城，在圣钟山下。”可知司城已移至今清溪镇，并非唐后期至宋元的黎州城。
《明史·地理志》又载：“（万历）二十四年，降黎州安抚司为千户所，立所治于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坝。”则新置之黎州千户所在今汉源县九襄镇附近，非黎州安抚司故城。而有学者 谓：“黎州千户所，明万历二十四年降黎州安抚司置，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北清溪镇。”显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下简称“谭图”）把北宋到元代的黎州及明代的黎州安抚司、大渡河千户所都画在九襄镇，更加错误。
2. 故武侯城
天宝元年 （742）吐蕃攻取飞越县后，流沙河一带无险可守，出于安全原因，黎州暨附郭汉源县北移到邛崃山（今大相岭）潘仓嶂（今草鞋坪）南侧的一个山间台地上。此地原有一个武侯城，新黎州城即在其南侧。 《元和志》载：贞元二年，西川节度使韦皋“于（黎）州北故武侯城逦迤置堡三所，为州城之援”，故武侯城为其中之一，知其在唐后期存而未废。按武侯城以有诸葛武侯祠庙得名，武侯祠庙在新黎州城北外 三里，则“故武侯城”亦在城北三里。
“故武侯城”始建于何时，史未详载，估计也不出开元年间。有人认为“清溪古城建于开元四年”，并不准确。因为今清溪镇老街是明洪武十一年设置黎州安抚司时所建，万历时司废，仅为大渡河千户所城，清康熙时改为黎大千户所城，雍正时改为清溪县城。故武侯城还在清溪老街北四五里，即今之清溪镇新黎村水坪子。
3.山口城（王建城）
五代前蜀 永平四年（914），遣将反击南诏（时已改建大长和国），出邛崃关，败之于潘仓嶂，再败之于山口城，则山口城在潘仓嶂（即今草鞋坪垭口）南。冯汉镛先生以为山口城即潘仓城，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证。
史载南宋黎州“城北门外十五里有木瓜林，位高险，上有武侯庙”。此武侯庙与黎州西北三里之武侯城不在一处。 《大明一统志》作“木瓜园”，谓五代前蜀王建筑城于此。故后世亦 称为“王建城”。《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第83 页谓：“新黎大队（城北林场）羊圈门，唐节度使王建曾筑城于此，故名王建城，后废，渐以羊圈门习称。”冯汉镛先生亦谓：“当是王建曾增修此城，所以有此名称。而（《新唐志》黎）州十一城中，并无‘王建城’之名，就更可以得到理解。”按《新唐志》不会记五代王建事，冯说以《新唐志》不载为五代建城之据，恐误。山口城本唐 贞元间韦皋所建黎武城北“三堡”之一，王建遣将收复，故俗呼王建城 。路振《九国志》云：“王宗播出邛崃关至潘仓，大破蛮众，追奔至山口城。”胡三省以为：“潘仓在邛崃之南，山口城又在潘仓之南也。”则山口城在清溪镇与草鞋坪垭口之间，今新黎村羊圈门北、盘脚下沟口，沟口北侧山腰有一小块缓坡平台，盖即故址。显然，山口城与潘仓城不在一地。
4.潘仓城（潘仓驿）
《新唐志》黎州有潘仓城。樊绰《云南志》载：黎州潘仓驿在雅州皮店南五十里，黎武城北六十里。《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胡注：“黎州南界有潘仓、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国志》：王宗播出邛崃关至潘仓。”《元和志》谓贞元二年“于州北故武侯城迤逦 置堡三所”，当即故武侯、山口、潘仓三座城堡。〔嘉庆〕《四川通志》卷二七、《大清一统志》 卷三○六《雅州府》云：潘仓城“在清溪县东北，唐太和中筑。”年代恐不确。潘仓城在邛崃关之南，山口城又在潘仓之西南。按《云南志》行程以唐里计，石门戍在今荥经县安靖乡，汉昌驿在今凰仪乡，皮店（漏天桥）在凰仪乡二台子，邛崃关在二台子西南6公里处，则潘仓城（驿）在今荥经县草鞋坪垭口东北4公里处之烂泥塘沟口 ，距邛崃关仅7公里。《云南志》所谓“皮店至潘仓驿五十里”之“五十”，疑为“三十”之误。
5.汉源镇——旧黎州暨旧汉源县城（汉源军、白土驿）
大足元年初置之黎州城，附郭县名首字《元和志》、两《唐志》均作“汉（漢 ）”，十通本《通典》作“”（注意，与“洪”字不同），王文锦点校本《通典》据北宋本、王吴本复改为“漢”，是十分正确的。同理，《通典》郡名“洪源”，也应是“汉源”之误。《舆地纪胜》佚文 ：“铜山城，在洪源县西北。”可证误汉源为洪源者，不独《通典》也。
《通典·州郡典》资料取天宝初年为断，其汉（洪）源郡黎州序云：“东去一里，即至高山万重，……南去郡一里，高山万重，……西北去郡五里，高山万重，……东北去郡二里，高山万重。”这与《元和志》所谓“州城东、西、南三面并临绝涧”，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指今汉源县清溪镇一带的地形，可见这是唐中后期新黎州城位置，移治时间不晚于天宝初。有人说黎州移治清溪是在贞元年间，显然不够准确。
在此以前的旧黎州暨汉源县城究竟在何处，尚未见到唐代文献的直接记载。谭图 唐代幅以开元二十九年为断，定汉源县城于今九襄镇，黎州城则在今清溪镇。今按《太平寰宇记》黎州“汉源县”条下注：“南三十里。”其意不明：究竟是说旧汉源县在黎州城南三十里，还是说新汉源县在黎州城南三十里？依其体例，似乎应当是指新汉源县。但如此一来，岂不是新汉源县与新黎州城分离，不再是附郭县？此种情况在宋极为罕见，偏僻山区资源贫乏，当 更不可能。北宋《舆地广记》卷三○的记载可以解释这个疑团：“汉源镇，本县所治，后徙于州廓，而以故县为镇。”意思是说，汉源镇本是旧汉源县城，后县衙随黎州移治新城，旧城遂改为镇。
旧汉源县城本汉牦牛县地，隋仁寿二年置汉源镇，四年罢镇置县，因此唐代复置汉源镇是顺理成章的。明人 更明确说：“汉源废县，在治南三十里，隋置，唐改为镇。”《大明一统志》卷七三云：“汉源废县，在司城南三十里，隋大业初置，唐徙治于州郭，县改为镇。”这些记载清楚表明，隋至唐前期的汉源县城，本在新黎州城（亦即明黎州安抚司城）南三十里，是旧黎州附郭县。天宝初年黎州迁新治后，汉源县治也一同迁去，旧城不再是县城。《四川省 汉源县地名录》云：“本县九襄镇原名汉源镇，一名汉源街。”即此。显然，《太平寰宇记》的“南三十里”依体例应当删去，或者是前面误脱“故城在”三字，因为同书“黎州”标题下已经注明“今理汉源县”，《元和志》亦云汉源县在黎州“郭下”，新县治并未与新州城分离，同理，旧县城也应当与旧州城在一起。蒲孝荣关于隋汉源县治今清溪镇的说法和谭图对开元末黎州城的的画法都是错误的。
明末曹学佺谓 ：“汉唐宋之黎州则理在汉源县，今废为镇，去司南（二）〔三〕 十五里。”则是忽略了天宝移治之事。因为开元四年只是应按察使陆象先之请，割雅州汉源、飞越二县及巂州阳山县复置黎州，并未移治。而天宝元年西鄙飞越县之废，方透露出吐蕃入侵的信息，这才为黎州暨汉源县的北移提供了契机。任乃强先生将隋代及唐前期的黎州暨汉源县城画在今九襄镇，是正确的，但其唐中后期直到北宋的黎州暨汉源县城仍然画在九襄，甚至将南宋的黎州暨汉源县城画在今富林镇，却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今人往往取《读史方舆纪要》所载，以探汉源县、黎州、黎州安抚司、黎州千户所诸城关系，但根据以上考证，《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多有错误，不可为据。因与确定唐五代黎州及汉源县城位置有关，不得不再花些笔墨辩析如下：
汉源废县，今所治。……今所治西北隅大渡河千户所城，即韦皋所筑土城也。明初因故址修筑，甃以砖石。既而土安抚马芍德复营司城，今亦谓之沉黎城。
按：此“汉源废县”即明洪武八年裁撤的汉源县，亦即韦皋所筑黎州城，在今清溪镇古城村，顾氏以为它就是黎州千户所治，而据前引《明史·地理志》，黎州千户所治在司城（今清溪镇）南三十里大田山坝，今九襄镇西。顾氏一误。
黎州城：《志》云：“在所东北圣钟山下。”唐大足初置黎州于此，贞元中始移今治。又汉源故城，《志》云“在所南三十里”，隋大业初置汉源县，属临邛郡，唐徙治于黎州郭内，而以故县为汉源镇。
按汉源县故城在明黎州安抚 司城南三十里。此盖顾氏所引《志》文，惟顾氏改“司”为“所”，乃出其司城即所城之臆度，一字之差，失之三十里也。顾氏二误。前证大足黎州在今九襄，不在圣钟山下，则所谓贞元中黎州自圣钟山下移于“今治”，岂不是否认“今治”在圣钟山下。顾氏三误。
《新唐志》又载，黎州有“洪源军”。依上所考，“洪源”当为“汉（汉）源”之误。《读史方舆纪要》：“天宝初曰洪源郡，时又置洪源军于城内。”以为军治在新黎州城，而任乃强则谓：“唐洪源军为今汉源街。”以为军治在旧黎州城。按唐后期黎州有汉源镇，《新唐志》列有定蕃、飞越、和孤三镇兵，独阙汉源镇兵，因疑“汉（洪）源军”即汉源镇之别称，在今九襄镇。
《云南志》卷一又载：黎武城至白土驿三十五里，白土驿至木筤驿四十里。似乎白土驿在汉源镇南五里。但依前注，汉源镇实际上在黎武城南三十八里（明人记为三十五里），则白土驿当是旧黎州在城或附城馆驿名。今九襄镇南多产石灰矿，白土之名，盖得于此。
6.沈黎镇（沈黎城）
据《元和志》 黎州载：“周天和三年开越巂，于此置黎州。隋废州，置沈黎镇。武德元年罢镇为南登州。”然南登州领汉源、阳山二县，治汉源县，武德九年废，非以沈黎镇置。《元和志》此处表述不确，实应为“罢镇，属南登州汉源县”。唐沈黎镇的复置，很可能是在开元四年再置黎州之后。
《元和志》 黎州又载：“沈黎镇，在（汉源） 县东南六十一里，……在（通望）县东北六十一里。”此汉源县乃新汉源县，在今清溪镇，如果按此里数推断，唐沈黎镇当在今汉源县唐家镇榨叶村王家坟一带。但此地乃高山之颠，无法建城，且位置偏僻不当道，没有理由置镇。故也有人认为在今汉源县城富林镇（如任图隋代幅），或汉源县万里乡（如谭图唐代幅）。然二说又不合《元和志》里距。看来很可能《元和志》里距有误。
如果将唐沈黎镇定在隋沈黎镇、北周黎州城故址，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文物考古工作者已证实北周黎州城故址在今汉源县唐家镇黎家村（旧富春乡），北距清溪镇新黎村古城16公里，依前注1/0.425的折率，即新汉源县城（黎武城）南四十九里，通望县城（阳山城）北五十九里。减去新汉源县城与汉源镇的实际距离三十八里，沈黎镇应在汉源镇东南十一里。《大明一统志》云：“沉（按：沉古通沈）黎城，在汉源镇附近十馀里。”与此正合。 由此判断，《元和志》之“在（汉源）县东南六十一里”，应是“在（汉源）县南五十一里”之误。从方位看，也是在通望县正北，而非东北。
7. 上城（木筤驿）——新通望县城
樊绰《云南志》卷一载：黎武城南八十里即至“通望县木筤驿”。木筤驿，笔者曾考证在今汉源县富林镇，南距大渡河十余里。《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第11 页载：县城富林镇解放街，“为唐时土城上城遗址”。“上城”为何城？按《新唐志》云：“巂州有清溪关，大和中节度使李德裕徙于中城。”知“上城”即相对“中城”而言，可能还有失载之“下城”，要之大和年间已将木筤驿 升置为“上城”。
《太平寰宇记》黎州通望县所谓“大渡河在县南一十五里”，反映唐末宋初通望县城曾迁治大渡河北。 严耕望先生推断：“盖唐中叶（通望）县治在河南，后徙在河北十里或十五里，《寰宇记》述后期事，而去州里距仍抄旧籍耳。”按咸通十年（869）南诏寇巂州，攻清溪关，定边镇将安再荣退屯大渡河北，通望县可能临时北迁于上城。乾符时高骈收复河南地，当复旧治。至前蜀王建永平末年弃河南，再迁上城。 《太平寰宇记》通望县序有“本汉牦牛县地，在大渡河北、汉水西”一语，方位原不可解，如今看来，只需将“汉水西”改正为“汉水东”，即与上城（木筤驿）地望若合符节矣。
8.要冲城
《新唐志》黎州有要冲城。《元和志》谓：“贞元中置，在通望县东一十三里。”《太平寰宇记》云：“废要冲城，在通望县东一十三里，贞元元年筑，城下有龙泉水。”《大明一统志》黎州安抚司谓：“要冲城，在司城南一百里，临大渡河，唐贞元初韦皋筑，俗呼炒米寨。”《读史方舆纪要》黎州千户所：“要冲城，《旧志》云在所南百里，临大渡河，唐贞元中韦皋所筑，俗呼炒米寨，亦曰炒米城。”顾氏误司城为所城，已辩详上文。然明人坐实要冲城即炒米寨，亦为任乃强等先生信从：“据《明一统志》为今汉源之炒米寨，在富林东北。”冯汉镛先生讲得更清楚：“万公与要冲声近，当是唐时要冲城所在。”其实，万公古音与要冲发音差异还是很大，用读音来比定并不可靠，但依据《元和志》、《寰宇记》所载道里数据来看，将要冲城拟定在今汉源县安乐乡万场村（旧名万顺场老街，属万工乡，今已没入汉源湖），大概没什么问题。 要冲城除作为北岸岸防工事外，还能起到保护大渡河三角渡北岸收船码头的作用，故名“要冲”。其地本属汉源县，咸通中通望县治北移后，应当划归通望县管辖。
汉源县清属清溪县，然而清《越巂厅全志》以为炒米寨不在清溪县，而在越巂厅境内：“大南菁水屈南北流，过受（降）汛，土人呼为炒米关，《读史方舆纪要》云唐韦皋所筑要冲城在此。《一统志》谓之炒米寨，则误入清溪县下矣。”“炒米关：即受降营，（越巂厅）治南三十里，关在高山峡内，即韦皋所筑要冲城。《寰宇记》要冲城下有龙泉水，出龙泉山下也，为龙泉驿。今按关与龙泉相隔十里，关东南即南菁河，相传向时通为一镇云。”按《大清一统志》，要冲城不在越巂厅，而在雅州府清溪县名下，只不过炒米关作炒米寨。看来《越巂厅全志》的说法并不可靠。
《元丰九域志》载，黎州有大渡镇，在故阳山县东。以此度之，唐要冲城入宋为大渡镇，明曰炒米城。《大明一统志》又载：“大渡废县，在司城北一百里，唐置，属雅州，后废为镇，入飞越县。”此大渡县在今芦山县境，后人往往误以为大渡县临今大渡河，而置之于今泸定县境，或误与宋大渡镇相混，皆 不足取。
9.杖义城
《新唐志》黎州有杖义城。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曰：“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杖义，义同仗义，即仗义制夷之意。《太平 寰宇记》误作“伏义城”，意不通。《李卫公赞》曰：“仗义城在大渡水北，以水为险，使迤逦接黎州。”《大明一统志》更有道里数据：“仗义城，在（黎州安抚）司城南九十里，唐太和五年德裕筑。”按司城南九十里已至大渡河北岸，而北岸流沙河东已置有要冲城，杖义城当置在北岸流沙河西，即今汉源县富林镇新乡村（旧属市荣乡），旧名娃娃营，为大渡河三角渡北岸放船码头，今已没入汉源湖。
顾祖禹复改“（黎州安抚）司南九十里”为“（黎州千户）所南九十里”，其误已如前考，今不再辩。顾氏 引《土夷考》云：“今越巂卫东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古隘堡，即古清溪关也，德裕所筑琉璃、仗义二城亦在其处”。以为杖义城在清溪关，当是从“（黎州千户）所南九十里”之误说推衍而来，不足信。然〔光绪〕《越嶲厅全志》卷二竟用其说，冯汉镛先生亦以为杖义城“即今深沟（清溪关今 地）”。
10. 飞越镇——飞越县城
仪凤二年 （677），析汉源县西境置飞越县，以飞越岭、飞越水为名。开元末，吐蕃屡寇剑南、陇右，天宝初，飞越县废，并入汉源县，从时间上看，似亦与吐蕃寇边有关。如《旧唐志》雅州言：“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无州县。……皆天宝已前岁时贡奉。”度其意，天宝后十九州有所沦没，盖天宝元年吐蕃实有攻掠雅、黎沿边之举，导致部分雅属羁縻州和飞越县罢废，黎州北徙，而史失其载。《通典·州郡典》、《旧唐志》仍以飞越县列目，不妥。
《舆地广记》又载：“故飞越县，五代之际，省入汉源。”《大明一统志》卷七三则谓：“飞越废县，在废汉源县西北一百里，唐仪凤初置，宋省入汉源。”如此，则天宝后又曾复置飞越县，而两《唐志》又失记载。复置时间，据《旧唐书·李晟传》：“德宗即位，吐蕃寇剑南，晟乃踰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当在建中元年（780），而《元和志》失载。
仪凤飞越县治既在黎州暨汉源县城（今九襄镇）西北一百里，则应在今三交乡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在今汉源县三交乡汉恩村（旧名胜利村），当是。《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等以为在今宜东镇（旧名泥头驿），按宜东距旧黎州依古道仅约八十里，不合里距，不取。
《读史方舆纪要》黎州守御 千户所条又载：“飞越废县，在所西北七十里，唐仪凤三年分汉源县地于飞越水置县。”顾氏误以为黎州千户所在今清溪镇，故减去三十里。
《新唐志》又载，黎州有飞越镇兵。按飞越县城位置比较靠近西部边界，与一般县城位处县域中部有所不同，当是为备边而置，应有驻兵，故飞越镇应即飞越县城。
11.三碉城
《新唐志》黎州有三碉城。《大明一统志》云：“三交城，在飞越山下，唐时所筑，旧名三碉，后讹为三交。”宋人以为三碉城因三里碉为名。《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云：“飞越城西又有飞越山，山下有唐时所筑之三碉城，后讹为三交城。”地在今汉源县三交乡三交坪，各家无异议。天宝初飞越县轻易陷落，估计当时尚无三碉城，至贞元间始置。
12.和孤镇（和孤城）
《新唐志》黎州有和孤镇。《太平寰宇记》谓：“汉水在汉源县西百二十里，从和姑（按：《方舆纪要》引《寰宇记》作和孤）镇山谷中经〔县〕界、通望县入大渡河。”任乃强先生以为：和孤“名不常见，距黎州当最远，故叙其镇与于皆最后，疑在今泸定县境。”冯汉镛先生则谓：“三碉与和孤两城，前者在飞越岭下，后者在飞越岭上，即飞越岭山口。”又说：“和孤城位置，自当在野牛山口。”泸定县境唐后期属雅州都督府，飞越岭上（野牛山口）则已置有飞越镇与三碉（交）城，故任说与冯说皆有未当。按汉水即今汉源县流沙河，和孤镇在流沙河上游，宜东镇宜为其地。其名不常见，盖始置于贞元年间。
13.铜山城
《新唐志》黎州有铜山城。《元和志》谓贞元中置，在汉源县西北五十里。 此“汉源县”应是置于清溪之新汉源县，其西北五十里，当在今汉源县富庄镇大堰村（旧大堰乡）一带，属飞越县地界。谭图标绘在今汉源县宜东镇，冯汉镛先生亦 谓：“东”、“铜”合韵，铜山城应在宜东。按宜东一名系“泥头”一名在解放后的雅化 ，“东”与古地名的“铜”无关，冯说极为牵强，且宜东距清溪七十多里，与《元和志》不合，不可取。另，今清溪镇西顺利村应进堂有唐代遗址，然距清溪仅数里，当为黎州城郊附属聚落，非铜山城之所在。
《太平寰宇记》载有另一铜山城，在通望县（当为通望军）东二百里，唐贞元元年筑。《大明一统志》黎州安抚司亦谓：“铜山城，在司城东一百（当为二百）八十里，唐贞元间韦皋筑。”此铜山在今峨边东北新场，属嘉州罗目县地界。雅州荣经县亦有铜山城，任乃强先生曰：“荥经为汉严道县地，有铜山，其名易致，其地当在今小河场一带。”此三铜山城不可混淆。
14. 阳山城——旧通望（阳山）县城
《元和志》黎州：
通望县，北至州九十里，本汉牦牛县地，隋开皇二十年于此置大渡镇，大业二年改为阳山镇，武德元年改为阳山县，属巂州，天宝元年改为通望县，割属黎州。……大渡水经县北二百步。
这段记载将唐通望县的历史沿革和治地都讲得比较清楚，只是误把开元四年阳山县割属黎州的时间与改名时间混在了一起。《太平寰宇记》说，通望县城南有朝阳山，至大渡河而绝。按唐末宋初通望县曾治木筤驿（今汉源县富林镇），可知朝阳山即今安乐乡官家山（旧属万工乡）。可是《寰宇通志》黎州安抚司却说 ：“朝阳山，在郡城（按即司城）北百里，隋唐于其下尝置朝阳县，后废，城址尚存。”《大明一统志》亦谓：“朝阳山，司城北一百里，隋唐于其下尝置朝阳县，城址尚存。……阳山城，在大渡镇西，唐初置阳山县。”黎州安抚司治今清溪镇，其北一百里已属雅州荣经县地，故知其“城北百里”应是“城南百里”。朝阳县不见于唐宋记载， 疑即“阳山县”之误。阳山县治今汉源县大树镇，与朝阳山隔河相对，也可算是在朝阳山下，改为通望县后，县城仍名阳山。
《读史方舆纪要》黎州守御千户所云：“通望城，所东南九十里。”如前所考，里距乃误以黎州千户所为司城而得出，不足采信。
15.通望镇（通望军、通望戍）
唐人曾撰《通望镇碑记》云：“黎州处越巂、邛、蜀之中。”然《新唐志》有通望军无通望镇。《元和志》云“定蕃城在通望军东一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亦谓：“废通望军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置，今废。”疑通望军亦为通望镇之别称，如汉源镇与汉（洪）源军例。
《元和志》通望县条又载：“通望戍，在县西南一十二里。”参以上述通望军道里，可知通望戍即通望镇、通望军别称，其地在今晒经乡李子村 ，《寰宇记》之“大渡河南”当为“县南”之误。
16.中城－－望星关（望星驿）
《新唐志》云：“巂州有清溪关，大和中节度使李德裕徙于中城。”其意似指移清溪关于中城 。然《新唐书·南蛮传》载：“乾符初，高骈戍望星、清溪等关。”严耕望先生以为：“此望星地望与此驿相当，是且亦置关矣。”此为的见，则所谓“徙关于中城”即于中城另置望星关以代清溪关，非移清溪之名于中城。中城即望星关城，当是大和中以望星驿改置，故关以望星为名。《云南志》云：“望星驿，在木筤驿南四十五里，清溪关北五十里。”其地在今汉源县晒经乡。
17.琉璃城
《新唐志》黎州有琉璃城。《太平寰宇记》载：“废琉璃城，在大渡河南，太（大）和五年筑。”《元丰九域 志》汉源县云：“瑠璃城，唐李德裕所筑。”《大明一统志》黎州安抚司云：“琉璃溪，在司城西南四百里，接蛮羌界。琉璃城，在大渡河南，唐太（大）和中李德裕筑。”综上所载，琉璃城在大渡河南，本在唐通望县南境之地，宋废通望县入汉源县，故《元丰九域志》列琉璃城于汉源县条亦不为误。但琉璃城绝不会远在黎州之南四百里，因为那里已深入巂州地界，不属黎州。诚如任乃强先生所估计：“应不出今大树堡、纳尔坝（石棉县永和乡）、安顺场一带。”按李德裕筑城多为防御性质，防线收缩，靠近汉界，大树堡为通望县城，附近还有杖义城、通望镇（通望军）、通望戍（详后）等，防守已较密集，似不会再置琉璃城于此。至于石棉县永和、安顺两地，皆深入蛮境，距望星关（中城）较远，亦不合德裕规划，故推测琉璃城可能置于今汉源县大渡河南的小堡乡，其地处大树堡与永和乡之间，与望星关、杖义城恰成犄角之势，亦与肃宁城隔大渡河相应，琉璃溪盖即今宰罗河。于此亦可知《大明一统志》所谓琉璃溪在黎州安抚司城西南之“四百里”当为“百四里”之误倒。
明谭希思《四川土夷考》云：“今越巂卫东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古隘堡，即古清溪关也，德裕所筑琉璃、仗义二城亦在其处。”越巂卫在今越西县城，故知此“古清溪关”乃唐旧清溪关，文宗时已没于南诏，懿宗时始为高骈收复，李德裕不可能筑城于此，然〔光绪〕《越巂厅全志》与冯汉镛先生皆误从其说，亦不审之过也。
18．大定城——旧和集县城（和集镇）
《旧唐志》巂州载，贞观八年置和集县。盖以和集蛮獠为名。今人多定和集县在巂州会川县（今会理县）南之目集驿（今凤营）。按目集驿西南有泸津关（今鱼鲊），《新唐志》云会川县有泸津关。泸津关既属会川县，则其间不应再有和集县。
据《云南志》，从黎武城南行第四日程：自清溪关至和集镇27公里，合六十三里（《云南志》原作六十里）。和集镇，以名称观之，当即故巂州和集县废后所置，如旧汉源县废后情况一样。《旧唐志》巂州天宝领县无和集，和集县当于大足元年省入阳山县，开元年间置镇。其所以废县为镇，可能与县境大部置为黎属羁縻州有关。
《新唐志》黎州有大定城，《元和志》谓贞元中置，在黎州南二百三十里。《云南志》谓在清溪关南六十里，巂州达仕驿北五十里。与和集镇里距相当，《新唐志》有大定城无和集镇，可知大定城即以和集镇改置。其地在今甘洛县海棠镇．
任乃强以为大定城在今汉源小关子（属唐家乡）。冯汉镛说：“考《清一统志》引《元和志》作一百三十里，就证明了（《元和志》）确有误字，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所到之处为大树堡，则大定城就是大树堡。”皆与《云南志》所载各站点之间的里程不合，不取。
19.清溪关（下城？）
乾元二年置，关外三十里即巂州界。大历中没于南诏，贞元中韦皋复取之。其时既以木筤为上城，望星为中城，则清溪疑即下城。《云南志》云：清溪峡在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清溪关在望星驿南五十里，大定城北六十里。《通鉴》卷二一八胡注：“清溪关，在大定城北。在巂州界，自关而南七百三十里至巂州。”《读史方舆纪要》云，清溪关“在黎州千户所南一百三十五里大渡河南。”此误改黎州为黎州千户所，不足取。〔嘉庆〕《四川通志》卷二九《关隘》：“考今越巂卫东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古隘堡，其南隘广不盈丈，两岸壁立千仞，峡内流水淙淙，即古清溪关也。大和四年，李德裕帅西川，上命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既而德裕徙关于中城，北去大定城一百十里。咸通十年南诏寇巂州，攻清溪关，定边镇将安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乾符元年高骈帅西川，复戍清溪等关，五代时关没于蛮。”其地如谭图所绘，在今汉源县河南乡大湾村（旧名光荣村）。《四川省汉源县 地名录》云：“唐朝开拓疆土，李晟征西，大破吐番于深沟，设平西桥（今河南）。”按深沟即清溪峡，德宗时李晟西讨吐蕃，出飞越岭及廓清城道，未至清溪峡，此李晟疑为高骈之误。
20．石门镇
《新唐 书·南蛮传》云：“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 镇，置戍、守捉。”剑山即今牦牛山脉，石门、柳强等三镇各防一路吐蕃。柳强镇唐后期曰保塞城，在今冕宁县城，所防一路为中路；石门镇在石门山下，所防 一路为北路。[光绪]《越巂厅志》卷二云：“石门山，治西北二百一十里，诸峰交耸，挺拔雄健，隋史万岁开石门以通南诏，即此。”清代越巂厅治今越西县城，其西北二百一十里处（合89公里）即今石棉县回隆乡石门坎，宜为古石门镇地。石门山，即镇东之小相岭，史万岁所经，当是石门山东侧的清溪道 ，亦即前文所言入滇“南路”。
21.定蕃镇（定蕃城）——羁縻秦上州城
《新唐志》黎州有定蕃镇。《元和志》谓：“定蕃城，贞元中置，在通望军东一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则谓：“废定蕃城，在通望县东二百一十里。”《大明一统志》黎州安抚司：“定蕃城，在司城东南（二）〔三〕百二十里，唐贞元间韦皋筑。”《册府元龟》载，贞元间唐军曾出定蕃栅击吐蕃。任乃强先生认为：“唐定番镇，即定番栅。应是今金口地方。”笔曾考证其亦为黎属羁縻秦上州治地，即今金口河区永胜乡。谭图绘于今峨边县南，恐非。
22.肃宁城——羁縻昌明（？）州城
《新唐志》黎州有肃宁城。任乃强先生以为此城无考。冯汉镛先生则 因《清一统志·雅州》引《旧志》谓清溪关在黎大所（清溪镇）南一百三十五里，唐末侨置宁州于此，以为肃宁城当在大定城附近，即今大树堡一带。按唐末并无宁州析自黎州者，《旧志》或误以肃宁城为宁州。考肃宁一名与“廓清”义近，疑亦贞元年间韦皋所筑，并且相邻，很可能也是以三王蛮中的某一姓酋首驻地为名，即郝姓东面的刘姓所居（郝姓之西者为杨姓）。今石棉县丰乐乡（旧安乐乡）红岗村发现有唐代砖室墓数座，采集到唐代墓砖、青瓷四系罐及饼足褐釉碗等，而迎政乡只发现有战国遗存。可知丰乐乡在唐为有一定地位、实力人群所居，疑即某一羁縻州（昌明州？）亦即肃宁城之所在。《元丰九域志》黎州有永安镇，疑即此。
23.廓清城——羁縻河东州城
《新唐志》黎州有廓清城。《通典· 州郡典》云廓清城在汉（洪）源郡城西一百六十里。《元和志》、《寰宇记》对廓清城有更详细的记载：“贞元中置，在黎州西一百八十里，其城西临大渡河，河西生羌蛮界 。”则距新黎州城道里当以“西一百八十里”为是。笔者曾考证其地在今石棉县新棉镇安靖村，谭图所绘无误，即唐河东州治，属笮都夷刘氏。宋代改为安靖寨。
任乃强先生疑其地在今泸定县境的得妥或加郡地方。冯汉镛先生则谓：“由于廓清是‘临’大渡，故不一定在河岸，且距清溪为一百八十里，若按途程计算，廓清城当在龙坝铺。”王现平即直指今泸定兴隆乡。按廓清城既置于贞元年间，而泸定县全境当时已割隶雅州都督府，不属黎州都督府，故虽里程相合，亦不能定为廓清城之所在。
当然，安靖村一带当时也非黎州直辖地区，而是黎属羁縻州中的三王蛮控制区域，估计唐朝并未在当地筑城，而是以三王蛮中势力最大的酋首郝姓驻地赐以城名以嘉美之，故有“廓清城道蛮”之说。贞元年间，韦皋以郝全信为出击吐蕃的经略使，其余杨、刘二姓则未有类似任命，足见郝姓是三王蛮中的强者。
三、唐五代黎州城镇关驿军防体系的演变
根据以上考证，可制成图1。于此可见，唐五代时，黎州都督府所统黎州及羁縻地区境 内，至少有23座军事防御性质比较明显的城镇关驿，在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正州之中，数量仅次于成都，而与雅、巂两州相当，也算是比较密集的。雅州距成都平原较近，且人烟较密；巂州领县较多，面积远大于黎州，两州多置军镇自在情理之中。黎州处万山丛中，地狭民寡，乃新置葺尔小州，军镇关驿的设置居然比肩雅、巂，足可见唐朝对其军防设施的重视。
图1 唐大和年间黎州城镇关驿分布（郭声波考绘）
以下对唐五代黎州城镇关驿的军防分区及其演变作进一步探讨。
（一）地理形势与黎州城镇关驿的分区防御体系
由于唐五代黎州 地区的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的分布如蜻蜓一般呈现“四翼”情况，故而城镇关驿基本上也就分布在“四翼”一带。又根据各城镇关驿与黎州地形与交通路线的关系，制成《黎州城镇关驿军防分区情况表》。
表1 唐大和年间黎州城镇关驿的军防分区情况
上表虽然将要冲城归入清溪道河北军防区，实际上如图1所示，上它是“黎州蜻蜓”的头，全黎州交通格局均以要冲城为顶点，它也可以单列出来。其余各城镇关驿，属于左前翼即的有上城（木筤驿）、沈黎镇、汉源镇、新武侯城、故武侯城、山口城、潘仓城等7处，可划为“清溪道河北军防区”，主要作用在于策应其余三道，防御南诏和吐蕃的夹击，并直接保障清溪道河北段及黎州城的安全，如果黎州有失，雅州就暴露在敌人面前，而雅州基本上无险可守，所以本区不仅是黎州军防重点，也是成都平原乃至剑南西道军防重点；属于左后翼即飞越岭道的有铜山城、和孤镇、三碉城、飞越镇等4处，可划为“飞越岭道军防区”，是“清溪道河北军防区”的前哨阵地，主要作用在于防御吐蕃的进攻，直接保卫飞越岭道的安全；属于右前翼即清溪道河南段的有阳山城、通望镇、中城（望星关）、琉璃城、清溪关、大定城（和集镇）、石门镇等7处，可划为“清溪道河南军防区”，主要作用是防御南诏和东蛮的进攻，直接保卫清溪道河南段的安全，并控制黎属东部羁縻地区20余州；属于右后翼即廓清城道的有杖义城、肃宁城、廓清城等3处，可划为“廓清城道军防区”，主要作用是防御吐蕃的侧面进攻，并控制黎属西部羁縻地区20余州，也可与上城、要冲城、定蕃镇东西相连，构成大渡河北岸防御体系。
（二）力量消长与黎州城镇关驿军防体系的调整演变
其实，黎州军事地位的上升，是与姚、巂两州的安危密切相关的。
在高宗时代，随着姚州都督府的建立，唐朝的西南边防呈现积极外扩的形势。黎州只是应接雅、巂绵长交通路线的中继站，地位不是十分重要，故而武后时旋置旋废，基本也没有下属军镇关戍。玄宗开元三年九月，巂州蛮寇边，十月，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于是有剑南道巡按使兼益州长史陆象先复置黎州之请。可见此时黎州的作用仍然在于加强川滇交通线运输的人力物力保障方面。但飞越县城、故武侯城、沈黎镇、白土驿、木筤驿、望星驿皆与州同置，显示已初具军事防御与军情传递功能。
天宝元年飞越县的失陷，除《元和志》外，唐宋史书皆无反映，但《通典》记载的新黎州城位置，已从汉源城北移到故武侯城旁，汉源城因此改置为镇，而未增置其它军城，可见当时唐朝对黎州军防并未加强。大概当时唐朝国力强盛，对抗吐蕃的战线太长，西北有安西战线，北有河西战线，西有松、茂战线，南有姚、巂战线，均处于进攻态势，故而不太计较黎、雅之间一城一地的得失，暂取迁移州城，避其锋芒的权宜措施。
但是后来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玄宗的意料。随着云南易帜，安史叛乱，姚州、巂州等西南边防前哨重镇先后失陷，黎、雅二州成为剑南道最后防线 。但肃、代之时，中原战乱孔殷，唐廷未暇西顾，仅增通望镇、清溪关以备南诏而已。及至德宗践祚，乃遣李晟收复黎、雅失地，继委韦皋经营剑南军政，黎州军防始得大幅增强，陆续新建或改置了一大批军镇关城，如山口、潘仓、三碉、和孤、铜山、要冲、上城、中城、大定、石门、肃宁、廓清、定蕃等，并展筑黎州永久城防，建立起黎州“四翼”军事防御体系。
德宗贞元九年至文宗大和年间，南诏与唐和好，韦皋和李德裕加强的城镇关驿军防设施主要集中在大渡河以北地区，防御吐蕃的军事意图十分明显。如贞元十七年，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三王蛮主郝全信渡大渡河反攻吐蕃，正是取由廓清城道。《寰宇记》亦言： 李德裕筑琉璃、杖义等城，“皆备西番之所置”。
咸通十年南诏复叛，并举国来攻。当时南诏已经北取神川，南收银生，东并曲靖，西开寻传，国力臻于极盛。黎州守将安再荣初守清溪关，不敌，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河南的通望县当于此时权治移于河北的上城。寻窦滂率军来援，然南诏使诈，乘和谈之机抢渡大渡河，遂陷黎、雅，南诏兵攻入成都。兵退之后，唐与南诏对峙于大渡河，通望县城未再迁回河南，原属汉源县地的上城、杖义、要冲等城划归通望县，河南之地基本弃守。
僖宗乾符元年（874），南诏复陷黎州，是役，南诏军两次从阳山城与杖义城之间正面渡河不成，俱是“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而潜渡成功，度其里距，潜渡点大约不出故琉璃城、要冲城两地。可见原来大渡河南岸的防御体系丧失之后，北岸仅存的防御工事是力绌不支的。所以，高骈主政剑南之后，“收邛崃关，复取黎州，南诏遁还。骈召（黄）景复，责大度河之败，斩以徇，戍望星、清溪等关”。高骈收复黎州河南失地后，又“修复邛崃关、大度河诸城栅”，这是唐代对黎州军防体系的最后一次巩固。
前蜀永平四年，大长和国复寇黎州，王建遣王宗范、宗播、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败之于潘仓嶂、山口城，破其所占“武侯岭十三寨”，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此桥当如乾符间之“浮梁”，临时以舟相连为之。宗范等欲乘胜仿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识者谓“盖不欲劳师远攻，驱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其实放弃河南地并非王建本意，当时王建正与岐王李茂贞对垒于秦巴之间，两头用兵，兵家大忌，王建乃迫不得已。只要收复黎州，以少量兵力保住大渡河防线，解除成都平原直接威胁即可。退守大渡河的防御战略意识，甚至影响到宋。宋人云：“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之上策。” 因此所谓太祖“挥玉斧断大渡”之举，其实不过是对五代王建弃守大渡河南地战略的继承而已。
从唐后期到五代，黎州一直作为剑南道西南边防军事重镇，中原王朝与南诏、大理之间的军事行动和使者往还经常经由清溪道（如樊绰《云南志》、韦齐休《云南行记》所载），虽然王建最终弃守河南，但黎州仍是中原王朝与云南联系的中转站，而且还是著名蕃、汉交贸市集 ，所谓“蕃部、蛮夷混杂之地，元无市肆，每汉人与蕃人博易，不使见钱，汉用绸绢，茶、布，蕃部用红椒、盐、马之类”。反映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仍然通行，并未断绝。直到宋初，太宗还曾令黎州官吏在 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利“西南蛮”朝贡。
总之，唐代在黎州境内构筑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对于阻止了吐蕃和南诏的入侵，起到了积极作用，基本保障了成都平原及其南经巂州通往云南地区的交通安全，在西南丝绸之路交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历史地理》第3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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