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呼和浩特市商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特别关心内蒙古和蒙古族的革命和建设，对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具有特殊的感情，有以下历史事实为证。
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里的内蒙古青年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设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任部长，中共党员、“农运大王”彭湃任秘书。5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林伯渠任主席，以配合和加强农民部的工作。国民党中央批准彭湃关于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提议。讲习所设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原为明代建造古色古香的番禺学宫，即孔庙。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办6届，招收学员共930名，培训后大多数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土地革命做出了贡献。前5届主要是培养广东本省的农民运动干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并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任命毛泽东为本届农讲所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赵自选任军事训练部主任。毛泽东为专心致志地培养农运骨干，从事农运理论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第六届农讲所从1926年5月3日开学到9月11日结业，从全国20多个省区招收学员327名，占6届总人数的35.16%，是招收范围最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聘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萧楚女、张太雷、邓中夏、彭湃、李立三、恽代英、张秋仁、安体诚、于树德、阮啸仙、甘乃光、陈公博、周其鉴、赵自选等20多名教员。此外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亲临农讲所作报告或讲演。
内蒙古地区的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工委选送了18名蒙汉族青年，其中热河5名、察哈尔5名、绥远8名。绥远有康富成（又名贾力更）、荣继珍、任殿邦、赵文翰、麟祥、李春荣以及因与孙文主义学会学员发生争执从黄埔军校退学后、在国民党中央北方政治委员会李大钊的帮助下转入的高布泽博和王建功。8名中只有王建功是汉族，其余7名都是土默特旗籍蒙古族。学员们按军队体制编为一个总队，下分两个中队和按省区组成6个分队。绥远籍学员编为一个小组，住在南北对称的4张上下床的同一宿舍。
在开学典礼上，绥远籍学员与其他省的学员身着整齐的灰色军装，坐在绣着犁头的红旗下，聆听毛泽东讲的第一堂课《中国农民问题》。农讲所十分注重政治理论的学习、军事训练和农民运动实践。农讲所开设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法律、工运、农运等25门课程。毛泽东讲授《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地理》课；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他们结合各自的斗争实践，深入浅出地、讨论式地向学员传授革命理论和斗争经验，每堂课学员们都听得声声入耳、受益匪浅。每次听课，土默特旗籍的康富成总是最早来到教室，坐在前排，认真听，仔细记，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作个记号，课后再向同学或老师请教。
第六届农讲所把军事训练列为正式课程，毛泽东把广州黄花岗作为军训基地，对学员进行严格训练。1911年4月，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和黄兴在这里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有72位烈士为推翻封建王朝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在这里搞军训可激励学员们在农民运动中，以烈士为榜样与封建势力战斗。学员们穿着军服、扛着枪支、挎着子弹带，听从军号的指挥，由教官带着学习瞄准、射击、刺杀、投弹、列队、行军等项目，还进行实弹、巷战演习和夜间紧急集合。生龙活虎得像军校一样，学员们为毕业后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勤学苦练。
第六届农讲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组织学员深入海丰、韶关、曲江、番禺等县农村调查，参加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1926年5月，学员们参加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学习工农运动的经验。调查结束学员人人写出了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阅读调查报告，召开座谈会听取学员畅谈调查的收获，鼓励大家回到各地把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员们还与教员们共同编辑了52期《农民问题丛刊》，刊载学习心得体会、调查报告，出版了20多种精选本。此外，农讲所还组织学员参加了五四纪念会、五卅惨案纪念会、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北伐誓师大会等政治活动，增强了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使命感。农讲所的教学特色引起报社记者的关注，报道了学员们的学习、实践、军训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况，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对内蒙古蒙古族学员关怀备至，经常深入宿舍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得知他们不习惯吃米饭，就让庶务部增设了面食，改善学员的伙食；广州气候炎热、蚊子多，生怕他们被蚊子叮咬而得病，三番五次地叮嘱他们睡觉一定要放好蚊帐。有一次，康富成等在学校的水池中洗澡，毛泽东看见了，担心他们不适水温，北方人游泳技术不佳，连忙急着喊：“快上来，水深，预防意外！”
毛泽东经常与绥远学员聊天，调查绥远地区的蒙古族农牧民情况。1926年5月底的一天，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到宿舍说：“毛所长请你们去做客！”学员们心情激动地来到毛所长的办公室。毛所长亲切地把他们迎进来，在粗瓷碗里倒上开水，拿着香烟问谁会吸。热情的招待使他们放松下来，毫无拘束地与毛泽东攀谈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述了家乡的阶级状况，地主老财如何剥削农民，军阀官吏如何压迫百姓，王公贵族如何压榨农牧民。他们把家乡土匪肆虐、清丈土地、灾害频仍、蒙汉贫苦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一股脑倾诉出来。
毛泽东听了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几万万各族同胞，都生活在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你们来所里学习，就是要学会革命道理，提高觉悟，回去组织广大农牧民投入革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还强调指出：你们从绥远来的8名蒙族和汉族学员，要把蒙汉各族团结起来一起革命，不要分汉族和蒙族。因为汉族的官僚地主，不仅压迫蒙古人民，同样压迫汉族人民；蒙古王公贵族不仅剥削汉族人民，同样也剥削蒙古族农牧民。汉族军阀官僚与蒙古王公贵族相勾结，一齐压迫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因此蒙汉人民要像亲弟兄一样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军阀、王公和地主老财。
毛泽东的谆谆教诲使大家对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谈话结束时，康富成紧握毛泽东的手表示：“我们一定学好革命本领，回去后按您讲的参加斗争！”在农讲所除赵文翰外，其余7名学员都先后在农讲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服从组织，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学员们经过4个多月紧张的学习，就要毕业了。他们依依不舍地和毛所长、各位教员话别。王建功回忆说，1926年9月学习结业后，我们绥远的学员走得最晚。临行前，毛所长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再一次嘱咐我们，回到绥远搞农民运动要有个组织，要成立农民协会。他深情地说：“将来有机会，我和楚女同志一定去你们那儿看一看。”高布泽博回忆说：“我们离所时，毛所长把我们送到学宫门外，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他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眼神中寄托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毛所长，踏上回家乡之路。”
是年10月，这8名绥远学员带着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回到了家乡土默川，以昂扬的斗志投入火热的农民运动。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指示他们，与绥远国民党左派合作，建立了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农民部，麟祥担任部长，康富成、高布泽博、王建功、李春荣、荣继珍担任农民部的特派员。他们深入土默特农村，访贫问苦，宣传组织农民投入反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搜刮蒙汉农民的清丈斗争。康富成化装成货郎，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讲社会为什么不平等，指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与官府和土豪做斗争就有出路。不久，在农民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绥远省农民协会，绥西建立起区农民协会，各村也纷纷建立农会。全省农民运动一度搞得如火如荼。1927年3月，由绥远国共两党和农民协会发动了“孤魂滩暴动”。这是一次由农牧民、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五六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迫使当局停止了清丈土地、停止了扣发流通券等苛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毛泽东提出“要恢复内蒙古的历史地域”
当我们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看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酷似一匹腾飞的骏马位居祖国的北疆。这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逐步形成的。然而解放前由于反动当局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没有内蒙古的踪影，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被分割在临近各个省。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臭名昭著的“满蒙政策”，内蒙古、东北三省、华北五省首受其害，形势极端危急，为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动员内蒙古人民与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投入反抗日寇的斗争。毛泽东依据历史上蒙古各部长期游牧和生息的广大地域，从清朝至民国以来长期在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历史，特别是1928年，以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变本加厉地将热、察、绥3个特别行政区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行省以及此前呼伦贝尔地区和哲里木、昭乌达2盟归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归宁夏省分割统治的现状，1935年12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庄严宣布：“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笔者注：应为二）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这是毛泽东最早划定的内蒙古的地域。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仅辖兴安、纳文慕仁、锡林郭勒和察哈尔4盟。1948年1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改称呼伦贝尔盟，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恢复内蒙古的历史地域”。为使中央了解内蒙古的历史，乌兰夫代表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和自治政府写出《内蒙概况》呈送全会秘书处，周恩来将这份材料印发与会委员讨论。随后，毛泽东、周恩来找乌兰夫征求对恢复内蒙古区域的意见，乌兰夫高兴地说：“蒙古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能够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版图的原貌，真正实现东西蒙地域的统一。”为落实“要恢复内蒙古的历史地域”，是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将由热河省、辽北省所辖的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9月，绥远省和阿拉善旗、鄂济纳旗和平解放。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称谓。
1950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电报通知，赴北京商讨内蒙古自治区的划界工作。周总理按照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划定的内蒙古地域，在展放在地板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用红笔粗粗地把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勾划出来后，站起来对乌兰夫说:“这样把绥远省和西部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逐步划归内蒙古，就会实现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了。”
总理指着地图上内蒙古的红色轮廓，问乌兰夫：“你仔细看看，内蒙古的版图像不像一匹骏马呀？”
乌兰夫端详了一会儿，高兴地回答：“像，太像了，这可是一个新的发现！”
同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由乌兰浩特搬迁至察哈尔省会张家口。9月，政务院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将察哈尔省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952年初，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内蒙古、绥远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与绥远省的合并问题”。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蒙绥合并’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古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钢；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这样有利于蒙汉团结，建设边疆。”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内蒙古与绥远工作关系的决定》，规定绥远省人民政府受政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8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由张家口迁至归绥。1953年11月，内蒙古和绥远两省区人民政府合署办公。1954年4月，绥远省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建议绥远、内蒙古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案〉的决议》。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消绥远省建制的决定》，完成了法律程序，史称“蒙绥合并”。
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其所属的翁牛特、喀喇沁、乌丹、赤峰、宁城、敖汉6个旗县划归自治区。4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解放前的热、察、绥3个行省全部撤销。1962年，国务院将河北省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解决了内蒙古与河北省行政区划的遗留问题。至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恢复了内蒙古的历史地域，圆满完成内蒙古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区划任务。经过近10年的区划调整，形成了由12个盟市、101个旗县组成的，50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的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从此，结束了长达300多年内蒙古地域被分割统治的历史，揭开了内蒙古走向民族平等互助、共同繁荣的历史新篇章。
60年的历史风雨相伴，“文革”中内蒙古的地域又被肢解，“东三盟，西三旗”（呼伦贝尔、兴安、哲理木盟和阿拉善左、阿拉善右、额济纳旗）划入附近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重新划入，表明“恢复内蒙古的历史地域”是实现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提出“绥远方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时指出：“有过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就好办多了。可以先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绥远问题可采取‘绥远方式’解决，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和平界限线，让董其武将军先做内部工作，把铁路接通，把贸易搞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绥远方式”。他这样解释：“所谓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对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之后，半年内毛泽东7次会见傅作义，耐心倾听傅作义的意见。鼓励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为人民再立新功，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走在湖南、新疆的前面。
3月23日，双方确定了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方面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周恩来对谈判代表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能性急，要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们有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愿望，而且应看到这种思想是占主导的。但他们思想上还存在着幻想和顾虑，有许多困难和想法，是我们所不理解和想象不到的。我们要积极、耐心地去工作，等待他们觉悟。否则，就不成其为“绥远方式”了。周恩来对华北局、华北军区报送的有关绥远问题的急电，随到随批，从不积压。
双方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反复协商，讨价还价，于6月8日，在华北人民政府会议室，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和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划定解放军和绥远军队的临时分界线，即以归绥东郊古力半乌素村向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向北至四子王旗为界，双方均不得越界；恢复平绥铁路通车、通邮、通电，人民可以自由往来；恢复商业贸易；双方货币可相互流通、兑换；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办理金融业务；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绥远方面停止扩军，解散特务组织，停止特务活动等6个部分、18款。
《协议》签订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贯彻《协议》，决定将绥蒙地区改称为绥远省，中共绥蒙区委和绥蒙政府分别改为中共绥远省委和绥远省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第8军编入绥蒙军区，改为绥远省军区。绥远省军区部队集结集宁地区，进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对绥远问题的指示和《协议》，要求各级干部对绥远军队以友军相待，对他们在经济上的困难要帮助解决。
在实施《协议》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国民党顽固派竭尽破坏协议之能事，命令董其武西撤，停发经费；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河套，逼迫董其武西撤；阎锡山也利用山西与绥远的历史渊源，封官许愿，收买上层军官，阻挠起义；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破坏活动十分猖獗。
董其武为实施协议，在军政干部中开展革新运动，集中组织学习，亲自作报告，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引导他们审时度势，革除旧弊，走向新生；改组省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革除了持反动立场的厅长；要求省府机关报《奋斗日报》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和平，抨击时弊，揭露顽固分子的破坏活动。
7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主任鲁志浩一行26人抵达归绥。当晚，顽固派指使暴徒砸毁了奋斗日报社。7月17日，联络处处长潘纪文率第二批人员100多人抵绥，紧张而艰难地落实协议。7月24日下午，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市毛织厂附近被特务开枪杀害。潘纪文提出严正抗议，决定联络处留少量人员，其余撤离归绥。董其武严令缉拿凶手，但凶手被策划者枪杀灭口。
8月初，毛泽东与中共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及潘纪文分析绥远形势，要求继续执行协议。又接见了傅作义，指出：“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请傅作义、邓宝珊赴绥促成起义。”
8月23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委托，傅作义一行在潘纪文的陪同下，携中国人民银行拨付的15万银元及布匹抵绥。8月26日至9月1日，傅作义等在归绥、美岱召分别接见了归绥、包头驻军官兵代表，发放了慰问金。9月2日至4日，傅作义在包头对驻军进行说服工作，宣讲中共“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解除了绝大多数绥远军政人员的顾虑，挫败了国民党的造谣、威胁、利诱、破坏行径。
9月19日上午，董其武召集绥远军政高级干部、各族各界代表，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起义签字仪式。董其武领衔在澄色虎皮宣纸写好的通电上签字，共39人依次签了字。通电表示：“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欢庆新生。”
9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等复电：“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在“绥远方式”的影响下，阿拉善旗、额济纳旗札萨克达理扎雅、塔旺嘉布分别于23、27日通电起义，至此内蒙古全境解放。
“绥远方式”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国所采取的三种方式之一。它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都不诉诸武力，而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和平解放的特例，它是把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于军事斗争的成功尝试，避免了战争的破坏和双方人员与绥远人民的伤亡。
“绥远方式”使绥远起义获得成功，揭开了绥远历史的新篇章，随后实现了“地区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並推动了全国解放的胜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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