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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

原标题: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

洪仁可以是一个思想家、辩论家,却不是一个实干家。他前期的革命性不够,后期却无比坚定、至死不悔,很有革命风骨和男儿气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太平天国其实只是一个军事集团,缺乏完整的政治体系,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政权。但中学历史教材,为了突出这场运动的正义性,总是不遗余力地颂扬和讴歌其所颁布的土地改革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和施政方针《资政新篇》。

这其中的《资政新篇》就出自洪仁之手。

该书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改革均有论述,被认为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读了《资政新篇》,虽然口头上没有说什么,却在日记中坦白:“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留洋归来的容闳这样评价《资政新篇》:“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洪仁也因此被称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的人。

《资政新篇》之外,洪仁还著《颁新政喧谕》、《克敌诱惑论》和《兵要四则》等作品。

则从这一点上说,称洪仁为思想家并不为过。

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政治人物,光有思想是不够了,还必须拥有实干精神。

可惜的是,洪仁缺的就是这个。

我们简单看一看洪仁的革命经历:

洪仁比洪秀全小九岁,号称是洪秀全的族弟,但血缘关系是很疏很远的,他俩往上数,要数上五辈,才有共同的先祖。也就是说,他们俩的亲缘关系刚好出了“五服”。

洪仁爱读书,却和洪秀全一样,累试不第。

在洪秀全痴迷上了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拜上帝”时,洪仁就和冯云山最先成为了拜上帝的信徒。

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外地宣传教义、吸收教徒。洪仁畏难怕苦,没有跟随,只在家乡给乡亲讲解一些“崇拜独立真神皇上帝”、“拜上帝不拜邪神”的教义。

洪秀全、冯云山毁掉了孔子的牌位,不容于乡里,被迫远走广西。

洪仁知道广西土地贫瘠、民风剽悍,就以“家人反对”为由,没有同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冬洪秀全回到了乡里,说要到广州、香港等地寻访外国教士受洗入教、指点迷津。洪仁认为到这些“花花世界”是开阔自己眼界的机会,就欣然相陪,找到了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处“研究圣经”,请求受洗礼。

不过,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是有意曲解教义,入教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属于居心叵测,拒绝给其施洗。

哥俩悻悻而回,和冯云山在花县密谋起义大计。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1849年6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同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准备举事。期间,洪秀全两次往返两广间,洪仁都没有追随。

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义在即,洪秀全派江隆昌等人回花县接家人、族人及乡亲前往紫荆山。洪仁作为一个知情者、共谋者,也同样没有动身。

甚至在这一年,洪仁还参加科举考试。

当然,毫无意外地,又一次落第了。

改年,金田起义爆发,洪、冯家族约50人担心祸及自身,抱团在一起,赶往广西。

这一次,洪仁赫然身居其间。

但他们到达浔州(今桂平县)时,太平军已移营北去,没办法,只好诚惶不安地踏上归途。

1852年初,洪秀全在广西永安州稍稍站稳了脚跟,派部下江隆昌回搬去洪、冯家族。

江隆昌到了广东,召集洪冯族人在谷岭举事,参加者有200多人,却被当地团练很快剿杀。

洪仁未参与起事,却也不敢再在家乡安身,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洪仁到了香港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戳破了大清朝半边天了。

洪仁向韩山文详述洪秀全创拜上帝会及起义经过,由韩山文以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则撰写了《洪秀全来历》一文。

别小看这件事。因为这个,为太平天国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早期资料,同时,也因为基督教的原因,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认可和同情。

当然,洪仁也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还有,在韩山文的关照下,洪仁受韩山文洗礼,任伦敦布道会牧师,为西方传教士教授汉文。

1854年春,洪仁听说洪秀全在南京定都,改南京为天京,顿时革命热情高涨,以稿费充当路费,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豪兴勃发地前往天京。

哪料,苏、常一带水陆两路清军稽查甚严,无法通过。

为此,洪仁多番求助于外国传教士和小刀会领袖,一直没有结果,最终无功而返。

1858年6月,洪仁再次离港前往天京。

这次,他的路费是从英国老师詹马士那里争取来的。

洪仁对詹马士说,自己去天京,是要“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

对于这套说词,另一个英国老师理雅各打死也不相信。

但英国老师詹马士无法抵抗洪仁那一套套天花乱坠的说辞,不但提供了路费,还承诺照料他留在香港的老婆、孩子。

洪仁这次走的是陆路,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辗转跋涉,终于在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

看见洪仁仿佛从天而降,洪秀全乐坏了,拼命宠爱,拼命加封,在20天内就加封了3次,5月11日,更封为“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

对这些封赏,洪仁当仁不让,全盘笑纳。

他在诗集《军次实录》里,就写了一首诗,以张良、姜太公自况,并以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睥睨当世。

随后,洪仁写出了足以震惊当世的《资政新篇》。

但写好后,却束之高阁,未付诸实施。

并且,和族兄洪秀全一样,洪仁也过起了养尊处优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英国传教士富礼赐曾到天京登门拜访过洪仁,事后写了一篇小短文,载于1861年6月29日的《北华捷报》。

富礼赐在记述里这样评价洪仁: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注意,富礼赐并不是太平天国的敌人,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并且到洪仁的评价也是褒多于贬。

但贬损处却是那么明显:“懒惰,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还有,富礼赐在离开干王府时再次重述说:“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

所以说,洪仁只是一个思想家,而非实干家。

天京失陷后,洪仁先走广德,后至湖州,再入江西,往西上湖北,最后在广昌、石城之交的古岭与清军作了最后一搏,全军溃散。

洪仁被执后,表现得比李秀成、石达开还要硬气,在供词(即《洪仁自述》)中表达了决心效法文天祥的忠义之举,要以身殉国,作有《绝命诗》,被洋人译载于《北华捷报》,为:

Andnowinpartingonewordmore,

Onepleasurablethoughtoutpour。

Thoughourkingdom’spassedaway,

Itwillliveagainanotherday。

上世纪二十年代,简又文先生将之转译为中文,云: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

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从洪仁的最初表现和最终结局看,他的前期的革命性不够,后期却无比坚定、至死不悔,很有革命风骨和男儿气概。

最后补一点,从哪儿看得出他是个辩论家呢?

从他忽悠韩山文、詹马士、富礼赐、罗孝全等西洋传教士的事迹看?

不,这些都是小儿科的。

单从他被捕后的供词,就知他是一个巧舌如簧、雄辩滔滔的大辩论家。

如果说,洪仁单单是斥责满清的邪恶、颂扬太平天国的正义;或者与席宝田、沈葆桢等人大论特论“华夷之辩”,这没什么问题。

可笑的是,他竟然在牢中坐辩起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谭绍兴、林绍璋等人的是非起来。

事情的起因是:李秀成于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时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由前队保护幼天王脱走,自己则因奸人出卖被俘,在狱中挥笔写了几万字自述。曾国藩杀害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

沈葆桢出于某种动机,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看,洪仁看了,火气压不住,一蹦三尺高,写出了一大堆签驳意见。

洪仁这些意见正确与否,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查看。

我想说的是,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人都已经死了,而洪仁自己又已经是一介阶下囚,还这样一个劲地疯咬自己以前的上级、同事,难道就不怕清人和后人笑话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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