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治水到商鞅变法 在上海博物馆遇见最早的“中国”

原标题:从大禹治水到商鞅变法 在上海博物馆遇见最早的“中国”

1965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何尊,上面的铭文记载了武王灭商和周成王营建成周(今洛阳),其中“宅兹中国”特别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意味着成王营建成周洛邑是为了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也隐含着当时的天地意识和国家观念。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拉开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序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日。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河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平原,古代视其为“天下之中”,这里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夏商周三代的都城皆建于此,这里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故上海博物馆选择河南作为“何以中国”系列的开篇。

展览精心遴选文物217件/组,文物总量314件,汇集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20家博物馆和考古机构的诸多重要藏品,涉及89个考古遗址,集中展现了河南省内发掘的夏、商、周三代重要考古发现。

第一财经记者来到展览现场,看到展厅里人流如织,有一些年轻人穿着传统汉服在展厅门口留影,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学习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知识。展览序厅处并置排列着的夏、商、周三代各一件代表文物,昭示着本次展览的主题,也让每一位参观者意识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将在这里真实地呈现在眼前。

夏:茫茫禹迹,王权萌生

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邦国林立从多元走向一体。公元前21世纪,大禹之子启继位,推举联盟首领的“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代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文博研究员李琴表示,由于史料的缺乏,长期以来,夏代的许多史实没有解开。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胡嘉麟也提到,1920年代,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中国的上古历史遭受了系统性批判,大禹被视为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直至1950年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持续发掘,以及中原诸多夏代遗址的发现,才证明了约公元前21世纪初,夏王朝在中原建都的事实。

展览从人们对“茫茫禹迹”的追寻开始娓娓道来。两周时期的金文和竹简书中记载了不少大禹的事迹,说明夏代历史在当时广为流传。文献记载了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后羿代夏、太康失国等历史事迹。河南境内发现的一系列具有王都规模的城址和大型聚落,揭开了夏代历史的神秘面纱。随着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等遗址的发现,逐渐勾勒出夏人的活动踪迹。

在伊、洛河交汇处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也是关于夏代考古的最重要的发现。这里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组合等。

在这个部分,有件展品特别引人注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其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令人惊叹的是,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的兽面纹,历经三千余年无一松动脱落。该器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应该是沟通天、地、神、人的重要载体。

商:饮酒盛行,诡谲神秘

商原是夏王朝东部的方国。商人始祖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商代共历17世31王,前后500余年。李琴表示,商朝曾五次迁都,六个都城中的四个都在河南境内。目前在河南偃师、郑州、殷墟都发现有商代具有王都规模的遗址。

安阳市西北郊,跨洹河两岸的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都城。当时,青铜器、玉器被广泛使用于祭祀、宴享、会盟等重大活动,成为等级制度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甲骨文则记载了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李琴特别提到,殷墟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艺术品、车马器和杂器等。商代青铜礼器以酒器为核心,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有尊、卣、罍、壶、瓿、方彝、斝和觥等盛酒器和贮酒器,有爵、觚、角等饮酒器以及勺等挹酒器,这与商朝贵族饮酒之风特别盛行有关。展览中有一件白陶象尊非常精致,象尊是商周时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之一,白陶质地细密,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诡谲神秘的造型、威严凝重的纹饰,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对中国同时代其他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器物组合、纹饰,直至丧葬习俗、礼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核心所在。

周:奇巧轻灵,接近生活

周原是商王朝西部的方国。周人始祖后稷,善于农业耕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史称“西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西周共历11代12王,东周共历25王,前后800余年。

李琴介绍说,周人提倡“德治”,从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两个方面构建了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成为后世文化思想的宗基。东迁以后,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争鸣,思想和技术广泛传播,文化和民族相互融合,为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十多年来,在洛阳、郑州、三门峡、平顶山、南阳等地,发现了大量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造型由厚重威严变得奇巧轻灵,浓厚的神秘色彩渐渐消退,纹饰开始变得更接近于生活。

展览中有一件镶嵌金银团花纹带流鼎特别引人注意,这件文物是1976年在洛阳西郊小屯村出土的,其造型精巧玲珑,装饰华丽,错金银对称和谐,是战国时期错金银工艺的典范。

战国晚期,西周以来的礼制不复存在,贵族墓多以仿铜陶礼器随葬。此时,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铁器和漆器制作上,鼎盛一时的青铜文化由盛而衰。

展览中最后一件展品是商鞅方升,这件战国晚期的文物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在长方形的有柄量器的外壁刻有两处铭文,分别是:秦孝公十八年商鞅颁布量器的标准容量,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令。这件展品也昭示着下一个时代的来临。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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