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铜环
摘要：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中铜石并用时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2500年，青铜时代大致在公元前2500~1000年，青铜时代本身还有早、中、晚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自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的互动交流，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新疆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
一
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是考古学中使用非常广泛的两个重要概念。青铜时代作为著名的“三期说”里的中间一期，在19 世纪前期由丹麦的汤姆森提出[①]。铜石并用时代是19 世纪后期出现的概念，又称红铜时代，一般包含在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当中[②]。
20 世纪20 年代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在1923 年出版的《中华远古文化》一书中，仰韶遗址的发掘者、瑞典学者安特生就认为仰韶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③]。在1925 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将“甘肃之远古时代”分成了六期，认为齐家、仰韶和马厂这前三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石并用时代，辛店、寺洼、沙井这后三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初期[④]。1945 年，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青铜时代的下限是在“周秦之际”，而上限至少可以早到殷代[⑤]。1963 年，郭宝钧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上限在以二里岗为中心的“殷商前期”[⑥]。1979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教材除了认为齐家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还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⑦]。张光直持同样观点，并对中国青铜时代进行了专门论述[⑧]。20 世纪80 年代，严文明系统分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铜器的发现，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⑨]；夏鼐指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铜石并用时代[⑩]；李先登则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11]。
时至今日，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青铜时代，但对其年代上下限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始于二里头文化，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12]。由于测年研究的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大幅后移[13]，导致多数人所认可的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也当由原先的约公元前2000 年后移到约公元前1750 年。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并未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明确的否定意见[14]，更遑论其年代上下限的问题。
中国之所以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很早就存在的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所致，而广大的新疆则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以往对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讨论，都基本没有考虑新疆在内。本文拟在亚欧视野下，从对新疆地区考古新发现的分析入手，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新资料，对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年代范围和基本特征略作讨论，以期有助于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二
2014 年以来，在新疆北部和西部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发现多处年代在公元前3000~2500 年之间的墓葬[15]，这也是新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之外的最早文化遗存。其中在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墓葬M22 中发现了4 件铜环，经对其中两件的检测分析，发现属于含有一定量砷的红铜或者类砷青铜[16]。在尼勒克县种羊场墓地的墓葬IIIM5A 、IIIM5B 中各随葬一件铜片饰[17]。另外，最近在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了一件锡青铜铜管残件，结合与青铜器同层位的小麦碳十四测年数据，发掘者认为青铜器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18]。
阿依托汗一号墓地M22 、种羊场墓地IIIM5A 、IIIM5B 等墓葬的圆形墓围、仰身屈肢葬式和尖圜底陶器，和亚欧草原中部叶尼塞河中游、阿尔泰和蒙古西部等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近同。阿依托汗一号墓地M22 发现的近方形铜环，和阿凡纳谢沃山附近发现的铜环形态基本一致，也应该是箍钉木桶或者树皮桶类器物的环扣[19]。因此这类遗存总体应该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但洞室墓等体现出新疆自身特色，或可称之为阿依托汗文化。通天洞的铜器很可能也属于这个文化。据研究，阿凡纳谢沃文化绝对年代也在大约公元前3000~2500 年之间，有人认为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20]，有人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21]。考虑到该文化的刀、斧、短剑、镞、锥、扣等铜器大部分为红铜[22]，故总体以划归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为妥，具体当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者具有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性质。新疆的阿依托汗文化经检测的3 件铜器都属于锡青铜或者类砷青铜范畴，自然也当如此。
从更大范围来看，西亚和东南欧地区铜器的出现可早到接近公元前9000 年[23]，冶炼纯铜的年代至少可早到约公元前5500 年[24]。西亚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000~3100 年[25]，东、南欧大约在公元前5200~3500 年[26]。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来源被认为是在亚欧草原西部地区，也就是东欧草原地区[27]，阿依托汗文化也不例外，这两个亚欧草原中部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年代比东欧要晚很多。
三
近些年还在新疆发现了较多公元前2500~1000 年之间的文化遗存，包括北疆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阿敦乔鲁文化、吉仁台沟口文化，东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等。
切木尔切克文化目前仅发现有墓葬遗存，除新疆北部外还分布于蒙古西部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等地，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400 年[28]。在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克尔木齐）的一处长方形石板墓围M17 中，发现了2 座石棺墓，出土了3 件铜镞、1 件铜刀和2 件石范，石范一为有銎铲范，一为刀、锥范[29]。在布尔津县阔帕尔墓葬中出土了1 件铜剑[30]。这些铜器均未经科技检测。从切木尔切克M17 的圆肩有銎铲范来看，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方肩有銎铲范有相似性，推测该墓葬的年代已晚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31]。周围地区与切木尔切克文化面貌最为相似者，当属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32]，比如两者都有长方形石墓围、墓前人形石碑、石棺墓及墓壁画、屈肢葬、平底筒形陶器等。奥库涅夫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1800 年[33]，所出较多短剑、刀、矛、锥、鱼钩、耳环等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锡青铜[34]。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别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切木尔切克文化早、晚期分别和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年代相当，理应也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此外，在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若羌县古墓沟墓地，发现过不多几件铜卷、珠、片等[35]，也未经科技检测。
阿敦乔鲁文化以温泉县的阿敦乔鲁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36]，还包括温泉县呼斯塔[37]和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38]和汤巴勒萨伊同期遗存等[39]，分布在北疆中西部等地，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800~1400 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40]，流行屈肢葬和鼓肩陶罐，阿敦乔鲁、呼斯塔和吉仁台沟口等遗址的大型石围墙聚落和大型石墙基房屋颇具特色。阿敦乔鲁文化青铜器发达，有管銎斧、矛、短剑、刀、镰、铲、锛、凿、锥、喇叭口耳环等多种，对阿敦乔鲁出土的55 件铜器的检测结果，显示其均属锡青铜[41]。在吉仁台沟口以及双河市泉水沟遗址，还发现了铜矿石、铜锭、鼓风管、坩埚、陶范和炼渣等与冶炼青铜器有关的遗存[42]。阿敦乔鲁文化时当青铜时代中期，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的面积374 平方米的单体房屋，边长120 米的方形高台大墓，显示其社会复杂化到了相当程度，应该已到了所谓高级“酋邦”阶段。
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市的天山北路墓地（又称林雅办墓地）为代表[43]，分布在哈密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1300 年[44]，和阿敦乔鲁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上下限略长。所出铜器多达3000 多件，包括刀、短剑、矛、管銎斧、锛、凿、锥、镰、镞、镜、牌饰、耳环、手镯、铃、泡、扣、珠、管等，大多为锡青铜，砷青铜其次，红铜少量[45]。铜器的种类和以锡青铜为主的情况，都与阿敦乔鲁文化接近，但流行彩陶的情况则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近似。天山北路文化主体自然当属青铜时代中期。此外，在若羌县小河墓地也发现了少量铜镞、管、耳环、片等，经检测多为锡青铜，少量为红铜[46]。小河墓地上部第1 、2 层年代约为公元前1650~1450 年[47]，在阿敦乔鲁文化的时间范围内。
吉仁台沟口文化以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的第2 、3 期遗存为代表[48]，房屋变小，出现较多圜底陶器[49]，分布于北疆大部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400~1000 年，和叶尼塞河中游的卡拉苏克文化年代大致相当。吉仁台沟口文化的铜器及其冶铸情况和阿敦乔鲁文化近似。约公元前1300~800 年，在哈密市的巴里坤盆地出现南湾文化[50]，发现石围聚落和较大的石墙基房屋，也有圜底陶器，铜器情况和天山北路文化接近。吉仁台沟口文化时期当属青铜时代晚期阶段。约公元前1000 年后，新疆地区铁器逐渐增多，文化和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51]。
四
黄河和西辽河流域最早的铜器，当属陕西临潼姜寨和渭南北刘、甘肃东乡林家、山西榆次源涡镇、辽宁凌源牛河梁等几处。姜寨遗址发现铜片和铜管各1 件，均为黄铜，其中铜片嵌入姜寨一期房屋F29 的房基面，铜管出土于同期文化层[52]。由于F29 埋藏较深，被姜寨二期的遗迹F25 、W77~79 所叠压，扰乱混入的可能性很小。姜寨一期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期，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500~4200 年之间[53]。北刘遗址的铜笄发现于“庙底沟时期地层”[54]，绝对年代就应在公元前4000~3100 年之间，经检测也是黄铜[55]。林家遗址的房址F20 出土1 件锡青铜刀，灰坑H54 的底部出土1 块青铜锈蚀渣，房址和灰坑都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测年约在公元前2900~2500 年之间[56]。源涡镇遗址一陶片上附有红铜炼渣[57]，严文明认为陶片本身当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义井类型[58]，那么其年代就应在公元前3000 多年。此外，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第2 地点的墓葬N2Z4-85M3 中随葬1 件红铜环，发掘者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年代就应该不晚于公元前3000 年[59]。
上述早期铜器虽然数量有限，但多有确切的地层根据，不能轻易否定。公元前4500~3100 年之间用铜锌共生矿经固体还原工艺获得黄铜[60]，和公元前3000 年之后出现的锡青铜合金技术，属于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约公元前3000~2500 年，黄河上中游和西辽河流域都开始零星发现铜器甚至出现锡青铜，而且此时恰好也是中国大部地区走向文明社会的关键时期，有的区域已经迈进文明社会。严文明曾基于铜器的发现和社会的变革这两项事实，提出仰韶文化后期（包括一般所说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并根据当时的测年数据，将这个阶段的年代推定为约公元前3500~2600 年[61]。但根据近年的新测年数据，这个阶段被压缩在了公元前3100~2500 年这个范围之内[62]。这个时期基本就和新疆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同时。将新疆和黄河流域等地综合起来考虑，可以肯定中国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的确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西亚等地和中国一样迈入文明社会，但考古学上却已经跨进青铜时代。
问题是，如果认为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是通过新疆从西方传入，那么北疆目前发现的最早铜器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 年，而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又怎么能早到公元前4000 多年？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可能存在更早的遗存，只是尚未发现，二是黄河流域等地最早的冶铜技术本来就是本土发明，只是后来才受到西方冶金技术影响[63]。需要引起注意是，中国和西方的早期文化交流大多数时候都必须通过中亚和新疆，但却不止中亚北部—北疆这样一条草原通道，还应该有中亚南部—南疆这样另一条绿洲通道。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庙底沟时代晚期的彩陶盆，上饰锯齿纹组成的菱形图案[64]，与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彩陶有较大相似性，这说明中亚南部彩陶文化在公元前3500 年左右就可能已经通过南疆影响到甘青地区[65]。稍后的公元前3000 多年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或者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多件源自西方的羊和黄牛的骨骼[66]；考虑到中亚北部和北疆地区目前发现的这类家养动物遗存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 年，而在中亚南部地区却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 年左右[67]，所以它们更可能是从中亚南部—南疆一线传入甘青地区。另外，中亚南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4200 年左右，也是远早于中亚北部。
五
公元前2500~1800 年间的龙山时代，尤其是公元前2200~1800 年间的龙山后期，河西走廊至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铜器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出现了冶铸遗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中国铜器铸造的两大技术系统。
第一个是以二合石范铸造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铜器的技术系统，分布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这也同样是亚欧草原常见的铜器铸造技术传统。铜器及其冶铸遗存主要发现在甘青地区，包括永登蒋家坪[68]、酒泉照壁滩和高苜蓿地[69]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刀、锥等铜器，张掖西城驿遗址马厂类型的铜炼渣[70]；西城驿等遗址所谓西城驿文化的锥、环、泡等铜器，炉壁残块、鼓风管、镜范、矿石和炉渣等冶铸遗存[71]；武威皇娘娘台[72]、互助金禅口[73]、同德宗日[74]等齐家文化中期的刀、锥、指环、耳环、泡等铜器。这些铜器以红铜居多，砷青铜其次，也有锡青铜。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还发现老虎山文化晚期的刀、锥、镞、齿环等铜器和刀范[75]。
第二个是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系统，属于中原地区的发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晚期文化的铃、容器残片、齿环、环等铜器[76]，在河南登封王城岗[77]、新密新砦[78]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铜容器残片、刀等铜器，在河南汝州煤山[79]、郑州牛砦[80]等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附有铜渣的炼铜坩埚片。这些铜器除陶寺的容器残片、齿环为砷青铜，王城岗的容器残片为锡铅青铜，其余为红铜，炼铜坩埚片上的也属红铜。此外，在属于造律台文化的河南杞县鹿台岗[81]和淮阳平粮台[82]等遗址出土刀形残铜器、铜渣，在山东胶州三里河[83]、栖霞杨家圈[84]龙山文化遗存发现黄铜锥、铜条，在属于肖家屋脊文化的湖北天门罗家柏岭[85]、阳新大路铺[86]等遗址发现有铜器残片。可见铜器及其冶铸技术已经扩散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
总起来看，龙山时代河西走廊至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现铜器及冶铸遗存，红铜和青铜共见，和同时期新疆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甚至叶尼塞河中游奥库涅夫文化的情况近似。龙山时代也是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进一步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长江流域本土文化逐步走向衰落，北方和中原文化强盛，出现陶寺、石峁等超级中心聚落。因此，从铜器及相关遗存的发现和社会变革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2500 年以后确已进入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1800~1000 年之间，除新疆外的中国西北地区仍然为二合石范技术系统。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卡约文化等当中，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数量大为增加；中原地区的复合泥范技术系统发扬光大，以鼎为核心的成套的锡铅青铜礼器成为主流，先后出现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全国性的中心都邑。其他如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等以复合泥范技术系统为主，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以二合石范技术系统为主，两个系统有明显的融合趋势。总体上这个时期青铜器发达，进入夏代晚期和商代所代表的成熟文明社会阶段，和新疆一样应当属于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大约公元前1000 年进入西周，黄河、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由于新疆地区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从全局角度出发，理应认为中国此时已经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
总之，包括新疆、河西走廊以至于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中铜石并用时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2500 年，青铜时代大致在公元前2500~1000 年，青铜时代本身还有早（公元前2500~1800 年）、中（公元前1800~1400 年）、晚（公元前1400~1000 年）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自公元前3000 多年以来的互动交流[87]，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阶段性成果
[①]C. J. Thomsen. 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undskab (Guide to Northern Archaeology), 1836.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848; [ 加拿大] 布鲁斯·G ·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98~103 页。
[②]Mark Pearce. The ‘Copper Age ’—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32 (3), 2019: 229–250.
[③]“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见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第1 册，北京京华印书局，1923 年，第19 页。
[④]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 年，第19~20 页。
[⑤]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 年新1 版，第200~300 页。
[⑥]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第3 页。
[⑦]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4 页。
[⑧]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年，第1~2 页。
[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1 期，第36 ～44 页。
[⑩]夏鼐指出，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80 页。
[11]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史学月刊》1984 年第1 期，第1~8 页。
[12]李伯谦就说，“至约公元前21 世纪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经过夏代二里头时期的初始阶段，早商时期的发展阶段，晚商至西周前期的鼎盛阶段，西周后期至春秋的衰落阶段，到战国初最终被早期铁器时代所代替，大约经过了一千五六百年”。见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 年第2 期，第82~91 页。
[13]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 年第8 期，第74~89 页。
[14]许宏：《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2015 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123~132 页。
[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219 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 年第1-2 期，第55~81 页；刘汉兴、特尔巴依尔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137~139 页。
[16]该墓人骨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大约在公元前2800~2500 年之间。见罗武干、胡兴军、张杰等：《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出土铜器科技分析》，《新疆文物》2017 年第1 期，第94~100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 年第2 期，第19~39 页。
[17]IIIM5A 、IIIM5B 人骨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分别为公元前2908~2771 年、公元前2933~2872 年，同一墓围内的另一座墓葬IIIM5C 两具人骨测年分别为公元前2925~2871 年、公元前2911~2756 年。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线古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20 年第12 期，第3~20 页。
[18]《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5000 年前青铜器》，《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 年12 月12 日第2 版。
[19]Вадецкая Э.Б., Поляков А.В., Степанова Н.Ф. Свод памятников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ред. В.И. Молодина. – Барнаул : АЗБУКА, 2014: 214.
[20]Кирюшин Ю. Ф. Энеолит и ранняя бронза юг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 Монография. –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02 ;Святко С.В., Поляков А.В. Новые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 начала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 Рол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х методов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 Барнаул, 2009 :146-149; 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 年第1~2 期，第105~121 页。
[21]E.N. Chernykh. Transl. by Sarah Wright.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3-91.
[22]E.N. Chernykh. Transl. by Sarah Wright.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3.
[23]伊拉克沙尼达尔墓地发现的一件自然铜的坠饰，测年约公元前8700 年。R. S. Solecki; R. L. Solecki; A. P. Agelarakis. The Proto-neolithic Cemetery in Shanidar Cave .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
[25]Chris Scarre,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ird Edition), Thames & Hudson, 2013:433-438.
[26]David W.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125, 162.
[27]David W.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274-276, 307~311.
[28]A. A. 科瓦廖夫著，贺婧婧译：《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切木尔切克人从法兰西向阿尔泰的大迁徙》，《吐鲁番学研究》2015 年1 期，第118~155 页。
[29]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1 期，第23 ～32 页。
[30]张玉忠：《布尔津县发现的彩绘石棺墓》，《新疆文物》2005 年1 期，第124 ～125 页；张玉忠：《新疆布尔津县出土的橄榄形陶罐》，《文物》2007 年2 期，第66 页；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博物馆）：《切木尔切克文化》，新疆人民出版总社、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年，第26 页。
[31]我曾经说过，切木尔切克M17 “从其铸造铜铲等的合范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相似性来看，该类遗存的下限或许可晚至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林沄则认为M17 的铲范銎柄长而圆肩，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无銎柄或短銎柄的方肩铲有很大差别。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46 页；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从布尔津县出土的陶器说起》，《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143 ～161 页。
[32]邵会秋：《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西域研究》2008 年第4 期，第59~65 页。
[33]Святко С.В., Поляков А.В. Новые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 начала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 Рол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х методов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 Барнаул, 2009 :146-149;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 ，第254~258 页。
[34]E.N. Chernykh. Transl. by Sarah Wright.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4~185.
[35]王炳华：《古墓沟》，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 年第7 期，第25~32 页。
[37]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39~151 页。
[3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 年第7 期，第57~70 页；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 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120~125 页。
[3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伊犁尼勒克汤巴勒萨伊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2 年第5 期，第13~22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汤巴勒萨伊墓地（2016 年）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 年第4 期，第95~102 页。
[40]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125~154 页；丛德新、贾伟明、艾莉森·贝茨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 年第4 期，第15~28 页。
[41]谭宇辰、李延祥、丛德新等：《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网络首发时间：2020-12-02
[42]韩建业、陈晓露：《新疆双河市泉水沟青铜时代遗存的发现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42~143 页；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 ～2018 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33~138 页。
[43]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179 ～184 页。
[44]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39~40 页；Jianyi Tong, Jian Ma, Wenying Li, et al. Chronology of The Tianshanbeilu Cemetery in Xinjiang, Northwestern China. Radiocarbon ( IF 1.975 ) Pub Date : 2020-10-12 , DOI: 10.1017/rdc.2020.96.
[45]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 年第6 期，第79~89 页。
[46]梅建军、凌勇、陈坤龙等：《新疆小河墓地出土部分金属器的初步分析》，《西域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39~49 页。
[4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 年第2 期，第8 ～64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10 期，第4 ～42 页。
[48]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 ～2018 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133~138 页。
[49]韩建业：《公元前2 千纪中后叶亚洲中部地区的圜底陶罐》，《考古》2017 年9 期，第82 ～93 页。
[50]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184 ～187 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 ～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 年第1 期，第3~27 页；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市文物局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201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20 年第12 期，第21~36 页。
[51]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 年4 期，第366 ～374 页；韩建业：《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7 期，第130~137 页。
[52]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18 、19 、148 页。
[53]姜寨F29 炭化木椽的测年校正数据为公元前4790~4530 年，应该有所偏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 ～1991 ）》，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262 页。
[54]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市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北刘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6 年第1 、2 期合刊，第111~128 页。
[55]韩汝玢、柯俊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175~190 页。
[56]F20 炭化木柱的测年校正数据为公元前3369~3098 年，可能偏老。同期的F21 罐内的炭化粟测年为公元前2882~2504 年，可能与实际年代更接近。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111 ～161 页。
[57]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 年第3 期，第269~285 页。
[58]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1 期，第36 ～44 页。
[5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207~208 页。
[60]韩汝玢、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544~548 页；王昌燧：《科技考古进展》，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51~70 页。
[61]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24 ～37 页；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 年第1 期，第40~49 页。
[62]张雪莲、仇士华、钟建等：《仰韶文化年代讨论》，《考古》2013 年第11 期，第84~104 页；韩建业：《龙山时代：新风尚与旧传统》，《华夏考古》2019 年4 期，第47~51 页。
[63]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 年第7 期，第25~37 页；柯俊、王昌燧：《青铜冶金考古的一些问题》，《科学时报》2006 年8 月7 日第1 版。
[64]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1 期，第15 ～20 页。
[65]韩建业：《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彩陶溯源》，《考古与文物》2018 年2 期，第54 ～59 页。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5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 集，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380 ～454 页；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 年，第93~99 页；吕鹏、袁靖、李志鹏：《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商榷< 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 一文》，《南方文物》2014 年第3 期，第48 ～59 页；蔡大伟、孙洋、汤卓炜：《中国北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4 卷第1 期，2014 年，第166~172 页。
[67]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的哲通文化（Jietun ，约公元前6200~42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安诺— 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Namzga I ，约公元前4200~3500 年）和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Namazgae II-IV ，约公元前3500~2600 年）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的人群都饲养牛、羊。A. H. Dani, V. M. Masson(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 UNESCO Publishing. Paris, 1992; Harris D. R., Masson V. M., Berezkin Y. E.,et al. Investigating early agriculture in Central Asia: new research at Jeitun, Turkmenistan. Antiquity , 67, 1993: 324-338; Philip L. Kohl,.The Namazga Civilization: An Overview. in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 M. 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1981: vii-xl; L. B. Kircho, G. F. Korobkova, V. M. Masson, The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Eneolithic population of Altyn-Depe as the Basis of the Rise of an early Urban Civilization, European House, St.-Petersburg. 2008: 71; Christoph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s . I. B. Tauris, London, 2012: 60-62.
[68]蒋家坪的铜刀为锡青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第3 期，第287~302 页。
[69]照壁滩的铜锥和高苜蓿地的铜块，均为红铜。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225~253 页。
[7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10 期，第66~84 页。
[71]西城驿二期出土锥、环、泡、条状器、管等铜器21 件，以红铜为主，也有砷青铜和锡青铜。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 年第7 期，第3~17 页；陈国科、李延祥、潜伟等：《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2 期，第105~118 页。
[72]皇娘娘台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的刀、环等陶器30 件，其中经检测的13 件均为红铜。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2 期，第53 ～72 页；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4 期，第421 ～448 页；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 年第7 期，第75~84 页。
[73]金禅口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的指环、耳环、泡等铜器6 件，包括砷青铜3 件、红铜2 件、锡青铜1 件。测年校正数据在公元前2000 年左右。王倩倩：《青海互助县金禅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3 年第5 期，第156~159 页。
[74]宗日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环等铜器10 多件，经检测的3 件均为砷青铜。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5 期，第1 ～14 页；徐建炜、梅建军、格桑本等：《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2010 年第2 期，第31~37 页。
[7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 年第7 期，第46~56 页。
[76]陶寺的铃和环为红铜，容器残片和齿环为砷青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 年12 期，第1069 ～107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 年3 期，第3 ～6 页；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 年第1 期，第91~95 页。
[77]王城岗的容器残片为锡铅青铜。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第99~100 、327~328 页。
[78]新砦的容器残片和刀为红铜。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 ～2000 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223~224 、608~616 页。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 年4 期，第427 ～476 页。
[80]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 年第12 期，第75~78 页。
[81]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71 页。
[8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3 期，第21~36 页。
[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5 、6 、21 页。
[84]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198 页。
[8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第2 期，第191~229 页。
[86]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2 卷第5 期，2015 年，第1~8 页。
[8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年第3 期，第239~275 页；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 年1 期（创刊号），第20~32 页。
原载《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