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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出土的西晋《徐文惠墓志》略论

原标题:莱州出土的西晋《徐文惠墓志》略论

莱州出土的西晋《徐文惠墓志》略论

/ 刘国庆

西晋《徐文惠墓志》虽寥寥60字,但关涉到莱州历史文化方面两个大问题。一是地方历史考证,一是书法艺术的传承,可以说至为重要。本文试对该墓志的相关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 墓志出土地与著录情况

西晋《徐文惠墓志》因从出土之日起即被转卖外地,又因从开始著录起即有不同说法。因此,对墓志出土地一直众说纷纭,现根据各家的著录情况尽力厘清墓志的出土地点。

编纂成书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四续掖县志》并没有载入此墓志,其它的地方文献也从未提及。因此,多年来莱州的地方历史研究者从未注意到此墓志,对墓志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也无人提及。

我所见到的最早著录此墓志的是罗振玉,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徐文惠墓志》,记载最早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蒿里遗文目录续编补遗》,但记载最详细的是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石交录》,其文云:

徐文囗墓碣,五行,字大逾寸。文曰: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廿六日,晋故东莱卢乡新乐里徐君讳文囗年九十七,不禄薧。其子其丑,卜吉改葬,西去旧墓七有一,都国治卅有五,西南去县治七。详记改葬之地距国治县治里数,他刻所未见,殆树之墓前者。石出山左,今亦藏胶西柯氏。

柯昌泗的生前稿本《语石异同评》载此:

山东掖县出卢乡徐文惠一石,予曾购致未得,《石交录》误记为敝藏者。

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1984年)载:

晋徐文德刻石,正书,五行,行十二字。晋元康八年。民国十五年山东莱阳出土,归柯昌泗,今藏故宫。

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载(1985年):

徐文囗墓志元康八年庚午朔二十六日(二九八年)。未见拓本。罗振玉《墓志徵存目录》一.一有录。交二.二五蒿续二

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1989年)收录该墓志,定名为《徐文德改葬记》。

西晋元康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刻。民国时期山东莱阳出土。隶书,行十二字,字之间有方界格。《艺林月刊》三十期收录图版。

马子云《碑帖鉴定》一书有此墓志的详细记载(1993年):

徐文墓志长方似小碑,上圆、有界格。隶书五行,行十二字,其文为:“元康八年(298)十月庚午朔二十六日,晋故东莱庐乡新乐里徐君讳文,丧年九十七,不禄薨。其子其丑卜吉改葬。西去旧墓七有一,郡国治三十有五,西南去县治七。”1925年山东掖县出土。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2008年):

徐文囗墓志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二十六日,晋故东莱庐乡新乐里徐君讳文囗,年九十七,不禄薨。其子其女卜吉改葬。西去旧墓七有一,囗国治三十有五,西南去县治十。北京图书馆藏拓。

注:元康八年九月庚午朔,十月庚子朔。原志石误。(原石为小碑形。砖质。无盖。)

其中,柯昌泗的《语石异同评》,在其生前并未出版。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语石 语石异同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出版说明:“一九五三年我所图书室购藏柯昌泗著《语石异同评》原稿本十卷六册。……柯氏稿本前两卷系手录清本,卷三以下则为手写原稿,涂改零乱,阅读极为不便,乃请国家文物局张明善同志将全书仔细誊清……”而记录山东掖县所出《徐文惠墓志》则是在卷一,但并未录入墓志文字内容。

以上各家对墓志文字的厘定略有差异。现仔细审视拓片厘定如下:

元康八年十月庚午朔廿六日,晋故东莱卢乡新乐里徐君讳文惠,年九十七,不禄薨。其子其女,卜吉改葬,西去旧墓十有一,郡国治卅有五,西南去县治十。

第二行的“卢乡”二字,马子云、赵超误为“庐乡”。第三行“文惠”漫漶过甚,有未加厘定者,也有厘定为“文德”者,细视原拓,我们厘定为“文惠”。而马子云,将“惠”字厘定为“丧”字并下连,为“丧年九十七,不禄薨”,文理不通。第四行第一字应为“女”字。第五行第一字为“郡”字,因前有“东莱卢乡新乐里”,西晋时东莱郡改称东莱国,治于夜县,卢乡为其所辖县之一,夜县为侯国,所以此处言“郡国治”。再是表示距离的两处,“去旧墓十有一”和“去县治十”,这两处都应当是“十”而非“七”,志文中前面有“七”字,第二笔竖向右折离第一横距离很近,字是扁的,而后面两处误厘定为“七”的,其第二笔右转处过于往下,显得字很邋遢,查汉晋隶书“七”字均作扁形,无此种写法,细审原墓志拓片,其第二笔右转也不像是笔画,而是原志石的漫漶。这样,墓志全文可谓文通字顺。在元康八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东莱郡卢乡县新乐里的徐文惠去世,时年九十七岁,子女将其安葬,新墓地西边方向离着以前墓地十一里,离着东莱郡治三十五里,西南方向离着卢乡县治十里。

因为魏晋时期禁碑,地面碑刻大量减少,逐渐形成了埋葬墓志的习俗。罗振玉的《石交录》说:“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魏晋时期的墓志大都是仿照两汉时期的地面碑刻,从地面转到了地下,因此多为长方形、竖式,后来逐渐演化成方形墓志。这一通《徐文惠墓志》正是早期墓志的制式。

我们再来分析墓志出土地。据上面的引述有两说,一为莱阳,一为掖县。最早著录墓志的罗振玉并未说明详细地点,只是说“石出山左,今亦藏胶西柯氏。”而柯昌泗很明确说出土于“山东掖县”,并订正了罗振玉对墓志归属的错误记载。但后来,张彦生却说出土于“山东莱阳”,并在错误延续着“归柯昌泗”的说法,说明他并未见到柯昌泗的《语石异同评》对该墓志的记载。后来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也在延续着出土于山东莱阳的说法。马子云则明确说是山东掖县于1925年出土。所有著录者只有柯昌泗曾经亲自调查过墓志,他说“予曾购致未得”。另外,柯昌泗与山东掖县可谓关系极为密切,他的祖母是清代著名才女李长霞,系掖县名门之后。曾出土于掖县的西晋三大名碑之一的《郛休碑》也是由柯昌泗购归故宫博物院的。所以,他对《徐文惠墓志》的记载应当是最可靠的。因为《语石异同评》于1994年才出版,所以在此之前的编纂六朝墓志者对柯昌泗的记载见者很少。柯昌泗与马子云曾先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马子云对墓志的出土地点首先采用了柯昌泗的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墓志的命名。根据通常的命名方式,墓主名,加墓志铭,无铭文者直称墓志。此墓志因无铭文,当称《徐文惠墓志》。《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则因是迁葬,因而命名为《徐文德改葬记》。根据文字内容,我们认为不应当作为题记类来命名,还是作为墓志对待为宜。

二、墓志的文献价值

学术研究的进步主要靠新材料的出现,尤其是历史研究更依赖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从万历本、康熙本、乾隆本的《莱州府志》到《掖县全志》对于现莱州境内的古代城址从未有卢乡县的记载。而此墓志的发现对我们研究魏晋时期卢乡县治的位置提供了非常准确的信息。

我们先来谈一谈卢乡县的基本情况。

《汉书》卷28载:“东莱郡,高帝置,属青州,县十七。掖、腄、平度、黄、临朐、曲成、牟平、东牟、惤、育黎、昌阳、不夜、当利、卢乡、阳乐、阳石、徐乡。”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卢乡县是西汉初期由汉高祖所设,但我们不能得知卢乡县的具体位置。据《后汉书》卷112记载,东汉时期依然设置着卢乡县,仍属东莱郡。《晋书》卷15记载,西晋时期东莱郡改封为侯国,称“东莱国”,东莱国下辖掖、当利、卢乡、曲城、黄、楶等6县。此墓志所称的“郡国治”,就是汉代的东莱郡治,与《晋书》的记载完全相符。据《魏书》卷106记载三国时期东莱郡领掖、东曲城、西曲城、卢乡四县。《隋书》卷30载东莱郡统9县:“掖、胶水、卢乡、即墨、观阳、昌阳、黄、牟平、文登。”《旧唐书》卷38载:“莱州中汉东莱郡。隋因之。武德四年,讨平綦顺,置莱州,领掖、胶水、即墨、卢乡、昌阳、曲城、当利、曲台、胶东九县。六年,废曲城、当利、曲台、胶东四县。贞观元年,废卢乡,割登州之文登,废牟州之黄来属。”

卢乡县从西汉初期的设置到唐初的贞观元年废掉,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而对卢乡县治的具体位置从来没有明确的记载,致使后人众说纷纭。

《平度州志》载有:“卢乡故城,《寰宇记》‘胶水县西北五十里有卢乡城’。《通志》同之。《齐记》曰‘卢乡城东三十里有明堂山’,以山城互证,与《寰宇记》之言吻合。旧基尚可辨。土人呼为北城子,或以为即平度城者,误也。”认为卢乡故城在现在平度城西北五十里。

康熙《莱阳县志》载:“卢乡城,在县西南四十里,汉置东莱郡,历代因之,唐省入昌阳,遗址尚存。”民国《莱阳县志》载:“邹卢城,即今县西南四十里之古城,传齐侯灭莱时筑,汉置县,莽曰始斯,东汉省,隋即其地置卢乡县,唐并入昌阳,遗址犹存。”则将卢乡与邹卢混而为一,认为卢乡故城在现莱阳城西南四十里,与《平度州志》所载不是同一处。

在网络上进行百度“卢乡县”,得到的结果也大致和《平度州志》和《莱阳县志》相同。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将从西汉一直到隋代的卢乡县都确定在现莱州市与平度市的交界处。

当然,卢乡县在其存在的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城址迁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迁徙就会存在多处卢乡故城,而《徐文惠墓志》为我们探讨西晋时期卢乡县城的位置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信息。

根据墓志记载,徐文惠的子女将徐文惠由旧墓地迁至新墓地,新墓地距离郡国治三十五里,距离卢乡县治十里。如果我们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参照,卢乡县位于东莱郡治的西南方向莱州市与平度市交界的位置,大约可以计算出西晋时期卢乡县城距离东莱郡城是四十五里左右。因为每个时代“一里”的实际长度各不相同,根据换算,西晋时期的四十五里相当于现在的三十里左右。

巧合的是现在莱州城西南三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村庄名叫“路响”,当地民读为“lūxiàng”,而与“路响”两字的现代读音不同。对此,我们进行了实地调查,路响村在民国之前称“路南”是因居于“ xiàng”地之南侧,民国二十四年的《四续掖县志》的《全县区域图》标注的即为“路南”。后来村子逐渐向北扩展,高台地仅剩其北面一半,村名也直接改为“路响”了,但读为“ xiàng”。高台地上现在有的种植着果树,有的种植着粮食作物,在上个世纪集体时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曾从地里拣出大量的残砖、残瓦等,填在了附近的沟里。

根据墓志“西南去卢乡县治十”可知,徐文惠改葬的墓地在卢乡县治的东北方向“十里”,即现在的七里左右,距此高台地东北方向七里是白沙村和南段家村附近。2008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南段家村东和白沙村西北发现了汉魏时期的墓群,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可能正是此墓志的出土地点。

据此我们推测路响村的这一高台地,可能就是西晋时期卢乡县治的所在。当然,这只是根据墓志文字进行的推测,真正确定此处是不是西晋时期卢乡县治的所在,还需要正式的考古发掘来证明。

三、墓志的书法价值

魏晋时期,朝廷频布禁碑令,所以魏晋时期的碑刻传世不多。而莱州境内存世的魏晋时期的碑刻有数种,足以让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莱州的基本书法面貌。现莱州境域之内魏晋时期主要的书法遗迹能看到的有近十种。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个时期书法的主体是隶书,但是楷书、行书、草书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完全成熟。当时汉字运用的情况较为复杂,流传后世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碑刻类作品,当时称之为“铭石书”,此时铭石书的主体依然是隶书,铭石书中楷书、行书、草书虽未出现,但已初露端倪。而在其他的日常应用书写中楷书、行书、草书均已出现,近年出土的汉晋简牍即可见一斑。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铭石书的发展情况。

莱州境内流传下来的这一时期的铭石书作品,最主要的是《郛休碑》、《房宣墓志》、《徐文惠墓志》等,《郛休碑》尚较多保留着汉代隶书的体势,如横向取势、以波挑作装饰等。《房宣墓志》依然是横向取势,用笔平直,但以波挑作装饰这一隶书最主要的特点已经消失,是由隶书向楷书靠近了一步。《徐文惠墓志》在结字上的体势已经脱离了隶书横向取势的特点,隶书横向取势的波挑笔法也基本消失,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横画多少还有些波挑,算是介与隶楷之间,最后的三行横画波挑完全消失,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已经是初期的楷书了。并且,《徐文惠墓志》的笔画粗细均匀,起笔、收笔均藏而不露,纯用篆法。

出土于文昌路街道南五里的“夜国君”墓砖砖文“晋太康九年四月夜国君之吉窀”(插图),书写风格与《徐文惠墓志》如出一辙。此墓砖不仅是晋时掖县名“夜国”的唯一实物见证,而且砖文书法也是当时典型的书写风格。

清代嘉庆年间,城东北四十里的大朱村出土的“晋逢将军”(插图)墓砖,因同墓出土的带铭砖文有题“晋元康”者,所以知是西晋元康墓砖,其书写风格与《徐文惠墓志》和夜国君墓砖砖文相类,结体基本脱离了汉代隶书的横向取势,用笔均是粗细均匀、起笔收笔藏锋,这可能是当时莱州地域较为流行的书写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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