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事钩沉
陈世松
摘 要：元顺帝即位前后，一场持续七十年的蒙古皇室内乱，因“天历之乱”平定而告结束。恰逢此时，东南地区民众揭竿而起，全国性的反元斗争风起云涌。发生在红巾军起义初期的四川军团东征荆襄事件，是元末战略方向东移的产物。由四川军团所镇守的长江防线，因布防范围过宽，兵力相对分散，湖港交错的水域作战环境，不利蒙古步骑发挥特长，因此在决定江汉防区命运的一系列关键战役中，均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役的失败，对西部战场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影响，使元末战争战争格局为之改观，全国政治军事地图得以改绘。数万四川军马陷入荆襄战场泥潭，为蜀境失陷埋下了祸根，最终给元朝带来致命打击.
关键词：元末战争；荆襄地区；四川军团；西部战场；长江防线
元末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事，史无专门记载，仅在《元史·顺帝纪》中，存有三通诏令述及其发端缘由：（一）至正十二年正月，“命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为总兵官，与四川行省右丞长吉讨兴元、金州等处贼”；（二）闰三月壬午，“以大理宣慰使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与本省平章政事咬住讨山南、湖广等处贼”；（三）闰三月，“诏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与战事相关的人物、事件，附见于《纪》《传》记述别事的条目之中。荆襄战役之被《元史》忽略，与顺帝朝史官职废，无实录可征有关。明初草创之《元史》，成书于洪武元、二两年，巴蜀尚未入职方之时，《明实录》则在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四川信息来不及采录。披露顺帝朝掌故轶事的笔记野史，多出自东部作者之手， 西部史料来源有限。加之旧史所记战事，“往往只是战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结果如何，都茫然所及。” 以至荆襄战事之迹不彰，迄今鲜为人知。
四川军团东征荆襄之役，在元末战争史上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战役。因红巾军运动而起的元末战争，最终形成为东、西并立的两大战场——两淮战场和荆襄战场。当元朝东部战场败溃之势不可遏制之时，西部战场愈显其重要战略价值。元朝调遣四川行省数万军马，出征荆襄时间长达五年，由其所镇守的长江中游防线，与全国战局及蒙元帝国的命运多有关联。鉴于此前元史著述在涉及军事问题时，往往存在重元初轻元末、重东部轻西部、重农民战争轻王朝统治的现象。 为了填补这一学术薄弱环节，本文按照“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以西部战场为切入口，围绕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事过程展开，试图通过爬梳史籍，追溯其始末由来，推演其后果影响，用以勾连全国战局，展现元末战争的宏大场面，期能从战略层面探讨蒙元王朝覆亡的内在逻辑。
一、荆襄战场的空间范围
荆襄地区位居淮、江要冲，北与刘福通领导的汝颍红军活动范围毗邻，东与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军活动范围相连，最早成为两大主力红巾军的活动区域。荆襄地区反元武装的兴起，因历史渊源、地缘结构、文化传播的差异，最终形成为泾渭分明的两支红军派系：一支为“北锁红军”，另一支为“南锁红军”。
元末明初人权衡在《庚申外史》中，对于南、北锁红军的起源及分布作了简略的记述：“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锁红军，奄有唐、邓、南阳、〔襄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锁红军，奄有均、房、（襄阳）〔江陵〕、归、峡。” 这段文字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研究荆襄红军运动的重要史料，也是界定荆襄战场空间的可信依据。遗憾的是，后起的史家在解读这段文字时，往往对南北锁红巾军的缘起、名号、活动范围、地域分布等问题各执一词，多所偏颇臆断，以至混淆史事者有之，颠倒名号者有之。为了弄清荆襄战场形成的背景及缘起，颇有必要对此区反元斗争的兴起过程作一番梳理与驳正。
根据《庚申外史》的记述，在红巾军起义初期西部战场上，由布王三率领的“号北锁红军”的反元武装，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本区北部，即以襄汉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此区反元斗争形势，北受刘福通汝颍红军的直接推动。据史载，至正十一年九月，刘福通引兵西略，攻克汝宁府，官军不能御，知府完哲、府判福禄获图死之。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儿、河南万户察罕，相继死于南阳卧龙冈下。 受此形势鼓舞，布王三于同月“陷邓州、南阳。” 查《元史》确有“邓州贼王权”“伪将王权”的记事条目， 推断攻陷邓州的“布王三”与“王权”实为同一人，其身份“可能是布商”。 王权起兵攻陷邓州，挥军直指南阳。时“南阳无城无兵，贼入之若虚邑。”大司农铁木尔以兵驻诸葛庵，遇袭，死之。南阳城陷，南阳县达鲁花赤同喜被执，亦死之。 元朝遣失剌把都率军来攻，王权“葺外城以抗敌，粮尽自溃。”在北有官军压境、军粮不继的情况下，王权被迫往西南方向转移，进入与之毗邻的均、房二州，由此推动了当地反元斗争形势的高涨。
是时，均州郧县人田端子等亦举兵相应，“聚众杀官吏”，襄阳路达鲁花赤孛罗帖木儿发兵捕之。在各路官军的进逼下，起义军沿汉水向南转移，致使谷城、光化形势一度告急。元朝急遣万户也先帖木耳率数千人驰援谷城，樊城主簿脱因进趋光化。 十二年正月初三日，与汉江上游陨县毗连的“竹山县贼”乘势而起，顺流而下，趁虚攻占襄阳城，襄阳路总管柴肃被乱兵刺杀于高齐坳。同日，荆门州亦告失陷。 依据上述事件的发生、发展脉络不难断定，襄阳城、荆门州的失陷，原本是北锁红军影响下的“竹山县贼”所为。但后来史家却张冠李戴，误将其系于南锁红军头上。如《庚申外史》称：是年正月“孟海马陷襄阳。”其后史家于此不辨，妄自臆断，或以为“孟海马，盖即竹山贼渠之姓名也。”或以为孟海马就是“竹山贼”“田端子之党”“郧县贼渠”。 补遗重修之各种《元史》著作，无不采信此说，以至造成南北锁红巾军名号颠倒，史事混淆，谬种流传，迄今难以纠正。
由孟海马率领的“号南锁红军”的反元武装，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本区南部，即以江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此区反元斗争形势，东受徐寿辉蕲黄红军的影响推动。史载帮助徐寿辉起兵的彭祖师，擅长“以妖术阴谋聚众”，“荆襄民”深受其蛊“惑”， 故江汉地区之民多追随响应。至正十二年初，徐寿辉自鄂东而出，相继攻克汉阳、兴国、武昌、安陆府、沔阳府、中兴路，接着又陷湘江重镇岳州。同日归州亦为“房州贼”所攻占， 直至最后攻占澧州。《元史》在记述澧州失陷时称：“邓州贼王权、张椿陷澧州”。 屠寄《蒙兀儿史記》最先发现这条史料有问题，指出：“邓州地在河南，王权等初起兵，岂能遽渡江，而陷湖南之澧州耶？” 历史真实是，入据襄阳的王权部北锁红军，当时正处于元朝各路兵马的重重包围之下，绝无穿越汉水、跨越长江、深入湖湘之可能。领兵攻陷澧州的，显非王权所为，而只可能是与蕲黄红军并肩作战的南锁红军。环顾当时两军激战之地，包括安陆、沔阳、中兴、监利、潜江、石首等处，均位于长江、汉水交汇的三角洲地区，它们正是据江汉而起的孟海马南锁红军的活动区域。出现在这一区域的“贼党”“贼将”，如刘咬儿、刘万户、许堂主、李太素，以及其后攻陷宝庆路的“湘乡贼”，复陷岳州的“贼将”党仲达等， 均应属于南锁红军系统。
综上所述，笔者推定元末荆襄战场的作战空间，大致在南阳盆地南部至江汉平原腹地之间。这一空间范围，可泛称为长江中游地区。按照元代辖境范围，荆襄战场可划分为两个防区：北区涵盖河南江北行省襄阳路所属襄阳、南漳、宜城、谷城、光化、枣阳与安陆府、荆门州等地；南区涵盖湖广行省中兴路、荆湖北道宣慰司所属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潜江、监利与沔阳府、峡州路等地。
二、荆襄战场的作战对象
至正十一年五月，全国性的人民起义运动爆发。“河南兵起，湖广、荆襄皆陷，而两淮亦骚动。”其后反元浪潮由淮而江、由江而汉，沿着由东向西的轨迹朝前推进，呈现出“红军半宇内”的局面。两大主力红巾军汇聚荆襄地区，大有“乘势连接”的态势， “襄、樊、唐、邓皆起而应之”。面对西部战场这一变局，朝中大臣惊恐不安，无不建言：“宜守荆襄、湖广以绝后患。”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顺帝传旨枢密院，急调四川行省以兵救援。出现在诏令中的“兴元、金州等处贼”“山南、湖广等处贼”和“荆襄贼”，遂成为四川行省出兵镇压的对象。
（一）“兴元、金州等处贼”。指的是活跃在汉水上游的北锁红军。根据立石于至正十四年的陕西省安康市牛山庙《牛山忠惠王庙碑》的记述， 位于汉江上游，素有陕西东大门之称的金州，最先被北锁红军攻破。金州东接襄沔，北阻方山，去城百步有汉水，东流郧县、均州、光化即可抵达襄阳。“舟车辐凑（辏），商贾接踵，秦头楚尾之都会也。”至正十一年冬，“有红巾强寇贼首者”进入金州，“啸聚晨昏，摽掠遐迩，俾生民遭涂炭之危……焚毁公廨民居房屋，延及本庙，尽付之灰烬之末矣。”受此形势鼓舞，陕西境内民众乘势响应，“红抹其额，群冲四突，所在俱起。” 陕州、商州、奉元、鸿门等地形势危急，省、台官员奉旨“便宜同讨贼”。
（二）“山南、湖广等处贼”。指的是活跃在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辖区范围内的湖广红巾军。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简称山南（道）廉访司，属于元御史台直辖，为内八道之一，置司于中兴路，治今湖北江陵。按中兴路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其地唐时为荆州，宋改江陵府，元初为江陵路，元文宗天历二年改中兴路，设江陵府上路总管府中兴路和山南道廉访司治之。其地为江上重镇，系兵家必争之地。至正十二年正月辛酉，南下西进的蕲黄红军，向江汉地区发起进攻。徐寿辉遣部将曾法兴首先攻破了与荆门州互为唇齿的安陆府，知府丑闾被执死； 辛未，占领江汉巨邑沔阳府，达鲁花赤咬住、推官俞述祖死之； 壬申，江汉藩屏中兴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轮失领兵出战，众溃，宣慰使锦州不花、山南廉访使卜礼月敦皆遁走。 随着中兴路的失陷，江汉平原南缘及其长江河段岌岌可危。
（三）“荆襄贼”。指的是活跃在汉江中游重镇襄阳的北锁红巾军。襄阳介在巴蜀、吴会、关洛、湖湘之间，地跨荆豫，控扼汉水，是东西枢纽，又是南北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称“天下之腰臂”。 襄阳自十二年正月为“竹山县贼”攻陷以来，一直处在拉锯争夺之中。元朝为了重新夺回襄阳，曾多次派军前来攻取。《元史》中留下了调兵遣将的相关记录：正月，命宣政院同知桑哥率领亦都护畏吾儿军与荆湖北道宣慰使朵儿只班“同守襄阳”。二月，以河南廉访使哈蓝朵儿为荆湖北道宣慰使都元帅“守襄阳”。三月壬子，河南左丞相太不花克复南阳等处。闰三月，命四川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率兵“讨南阳、襄阳贼”。四月，再命亦都护月鲁帖木儿领畏吾儿军马，同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讨襄阳、南阳、邓州贼”。上述诏令中的“守”或“守御”，是《元史》记述当时战事状态的一种笔法，其所表述的不一定是对作战目标的实际占领，而仅是对官军围攻态势的写照。因为自正月北锁红军王权攻占襄阳以来，直至五月为四川军团收复前，该城并未出现攻防易手情况。各路官军的征讨、守御军事活动，可能主要集中在襄阳路的外围，即在南阳、邓州等地带展开。也许正是因为各路官军合围未见成效，所以元廷才改命四川行省出兵东征荆襄。从诏令中“贼”号之多、涉及地名之广，反证出红巾军冲击下荆襄局势的危急程度。在如此频繁密集的官军调动中，元廷最终选中四川军马作为荆襄战场的主持单位，显然绝非轻率而为的。
三、四川军团的出境征战
根据枢密院传达的旨意，四川行省迅即组建东征军团，兵分两路，向荆襄战场进发，充当攻打红军的急先锋。
（一）东川军出征金州。出征“兴元、金州等处贼”的军队，由总兵官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率领，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都、右丞长吉随从助战同行。有关这路兵马的出征情况，《元史》失载，《元牛山忠惠王庙碑》正好填补了出征此役的细节。该碑题款显示，有多名四川行省长官及“东川”将领参与此役。其中有：镇国上将军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都、资善大夫四川行省右丞长吉、武德将军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镇抚神保、万户夹谷卜颜，千户末里不花、狗儿、拜延不花，东川蒙古权万户台力不花，敦武校尉东川蒙古千户保僧巴都鲁，东川权千户□杨帖木，东川千户赛因不花，权千户保儿，等等。 自蒙哥汗大举征蜀以来，青居（今四川南充市南）一直就是蒙古东川驻军的大本营。出境征讨金州的东川诸军，从驻地溯嘉陵江北上，经广元越秦岭，趋汉中沿汉水东下，即可直达安康。由于有地利之便，东川诸军最先抵达前线，故能成为此役主力。月鲁帖木儿所统之军，由“大小军官军人、民义头目、民官人等”组成，除四川军团外，参与是役的还有西部战区所属的，来自陕、甘、藏军团及其蒙古军探马赤军的诸多万户、千户、百户层级将领所率的官军。各路官军于“至正壬辰（至正十二年）季春之闰月”，向据守金州的北锁红军发起进攻，一举“捕获首冠，剿绝其党，收复安康”。 《元史》证实，金州役结束之后，月鲁帖木儿改以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头衔，带领陕西军队“讨南阳、襄阳贼”。 表明这支从川东出发的四川军马，在收复安康、结束陕南军事行动后，有可能随即返遣蜀境驻地。
（二）成都军鏖战江陵。出征“山南、湖广等处贼”和“荆襄贼”的军队，是四川东征荆襄的主力军团。这支军马由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统领，另有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四川行省参政野峻台随从助战同行。咬住所率之军，由五千人组成，另有朝廷拨付给答失八都鲁所统领的“本部探马赤军三千”。答失八都鲁为蒙古珊竹带氏，为蒙古征蜀名将太答儿、纽璘、也速带儿之后，家族世代镇蜀，掌管西川纽璘部探马赤军长达七十六年。其父囊加歹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文宗初立时，据蜀称兵作乱被诛。其后答失八都鲁一度被调罗罗宣慰司担任世袭万户，后以“镇守有功”举充舟桥万户，出征云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既而受命征讨荆襄，足见朝廷对其擅长统军作战才能的赏识与重用。野峻台为征蜀名将按竺迩之后，因其效忠元朝的军事家族背景，以及他本人在四川、河南任职的经历而获得启用，“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参政”，命其随“平章咬住讨贼”，担任“前驱”。元代江西诗人周霆震有诗篇描写四川蒙古驻军从成都大本营出发、东征襄汉的场景：“羽书兵马调西川，省署新兼上将权……一夜西风吹汉水，将军归去锦城春。”
由成都之湖广，取水路过岷江、入长江、出夔峡最为便捷。由于“是时，归、峡等州皆为贼所守”，故四川东征之兵，必先扫除沿途的军事障碍。《元史》称“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克复忠、万、夔、云阳等州”，又称“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桑哥失里复渠州”，即指此。随着蜀境内一个个反元据点被拔出，东征军团遂得以东出夔门，进入鄂西。出境后的东征军团，与红巾军大战于峡江之上，攻拔湖广重镇巴东县，继又收复归州。接着会同峡州总管赵余禠，大败南锁红军，诛其将李太素等，一举收复峡州。野峻台继又率军攻拔荆江之上的枝江、松滋两县，扫清进取江陵城的西部屏障。在向江陵城发起攻击时，野峻台所部“锐卒八百”遭到红巾军的阻击，战斗十分激烈，野峻台中“飞枪”身亡。 五月己卯，咬住复中兴路。至此，被南锁红军攻占四月之久的江陵城，终于为咬住所率之四川军团收复。
（三）招义丁收复襄阳。据《元史》记载：“至正十一年……（答失八都鲁）从平章咬住讨贼于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时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鲁请自攻襄阳。十二年，进次荆门。”答失八都鲁受命东征，时在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壬午，出发时间不应在一年之前的九月。疑此处“十一年”当为“十二年”之误。十二年五月，咬住平定江陵，九月，答失八都鲁进抵安陆，屯驻在汉江之上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安平水站。 至是，主动请求自带本部军马进攻襄阳，进次于几个月前刚刚收复的荆门州。襄阳交战在即，双方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时贼十万，官军止三千。”答失八都鲁乃决定在荆门州就地招募义丁。“义兵”组织出现于红巾军起义初期东南各地，系由世家豪族和士大夫主持招募的守境自保的产物，是正规军之外的的民间武装力量。答失八都鲁的招募行为，属于官方临时募丁之举。元末官方募丁之议，始自浙东。将此议付诸实践，则是以徐州、襄阳战役为发端。徐州攻城前，脱脱采纳募丁建议，组建了一支“通二万人”的攻城队伍，其构成多为“盐丁及城邑矫捷”。答失八都鲁在此基础上，专以“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作为招募对象，一举募得“义丁”二万。
答失八都鲁于攻城颇有心得，其所采取的战术极具针对性。第一，通过间道出兵，首先突破王权设置在城南汉水支流蛮河上的外围防线，致使北锁红军退至襄阳城内，闭门不得复出。第二，根据襄阳城的地理形势，将攻城兵力分层次展开：内列八翼，对城南十五里的襄城形成包围态势；外置八营，在西南七里的峴山、西南八里的楚山布置兵力，以截其援；答失八都鲁自率中军四千，据西南三里的虎头山，以瞰城中，发号司令。第三，通过约结内应，摸清敌情，制定攻取襄阳城的计划和接头“密号”。第四，五月初一四更，官军如约攻城。为切断守军出逃水路，答失八都鲁事先阴募善水者，凿坏停靠在城北的红军船只。及至襄阳城破，红军巷战不胜，“走就船，船坏，皆溺水死。”王权领千骑西走，遇伏兵被擒。 至此，失守半年之久的襄阳城，终于被答失八都鲁率领的探马赤军所收复。
四、独镇襄汉的历史插曲
在元代为平息某一地区战乱，而传令附近行省发兵会剿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当战乱平定之后，除指定军队留镇外，其余增援兵力例得散遣还归所部。根据先例，留镇战乱地区的行省诸军，其屯驻时间一般不超过一至二年。襄阳、江陵收复后，四川东征之兵不仅没有遣归成都大本营，反而被留镇荆襄战场。这是根据战场形势未靖、红军残余势力犹存的情势决定的。《元史》关于“十二月壬寅，答失八都鲁复襄阳”的记事， 便透露出此中端倪。原来在官军五月收复襄阳之后，北锁红军又曾一度夺回襄阳的控制权，于是这才有答失八都鲁十二月再复襄阳之举，战事僵持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襄阳路在元代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有关征伐调遣之事，多有鞭长莫及之虞。元初以来，“尝以重兵戍襄樊，临制东南”，部署了两万户之兵加以镇戍。汝、颍红巾起义爆发不久，襄阳城即被竹山义军所攻占，襄阳府管军万户也先帖木耳及其所部数千官军，“闻之惊溃”。受此冲击，襄汉境内政权机构相继瘫痪，官民四处流散，社会全然失控。率军攻城的答失八都鲁，不得不以“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作为招募对象，将避兵在外的地方官吏和土豪搜罗起来。由于地方官吏拥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与政治谋略，在地方上极具威望；经济富足、实力雄厚的土豪，在社会中颇有号召力。将这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搜集起来，委以重任，不仅可起到收拾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能够协助军队筹集馈饷。襄阳攻城开始后，鉴于馈饷无从筹措，答失八都鲁又于招募对象中，委任“从征人”李复为南漳县尹，黎可举为宜城县尹，命其“拊循其民，以赋军馈。” 这种由出镇诸军委任地方官员，用以安抚百姓，征收赋税以供馈饷的做法，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肯定。襄阳收复后，元廷对答失八都鲁奖赏有加，同时正式任命其弟识里木为襄阳达鲁花赤。这样，襄阳城在答失八都鲁弟兄的治理下，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北部防区四川驻军大本营，四川军团也因此成为独镇襄汉、填补襄阳防务真空的军事力量。
答失八都鲁出征荆襄时，先以万户、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统军，后因战功于至正十三年正月升四川行省右丞，十四年三月又升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荆襄诸军，从宜调遣。”此时的答失八都鲁，不仅是提调北区军马的四川行省长官，而且还兼任四川行枢密院的长官，由是他得以“总四川军”。元制，“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省。” 在世祖平宋征蜀的战争中，曾设置过地方统军机构——四川行枢密院，及战事结束后即被撤销。直至元末，仅在战事频繁的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省，始有行枢密院这一机构的设置。四川行省因出兵征战荆襄，继续留镇以示威重，故元廷特地批准在前线设置临时指挥机构——四川行枢密院，堪称打破历史纪录之举。
答失八都鲁独镇襄汉期间，率领这支“四川军”八方征战，对境内红军发起攻击。经《元史》记录下来的战事即有：至正十三年六月，答失八都鲁总四川军“自襄阳分道而下，克复安陆府。” 这次行动分两路包抄夹击：沿汉江南下，直取西南的荆门州，所谓“十三年，定青山、荆门诸寨”即指此；另一路向汉江下游推进，先收复安陆府，继攻取沔阳府。其所攻打的对象为蕲、黄红军。九月率兵北进，配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孛罗，“略均、房，平谷城，攻开武当山寨数十，获伪将杜将军。”其所攻打的对象为北锁红军余部。十二月，兵指长江中上游交界之峡州，“破伪将赵明远木驴寨”，十四年正月，复峡州。其所攻打的对象，当为南锁红军余部。
值得注意的是，答失八都鲁还统兵远征过淮南。据《元史》载，答失八都鲁在收复均、房等州后，曾奉命“讨东正阳。” 东正阳在淮河南岸，属安丰路管辖，其境西北与汝宁府的颍州、东北与归德府的宿州毗邻，系南北之咽喉，为红巾军争夺之要地。自郭子兴起兵攻克定远、濠州以来，此支义军即与自徐州败逃的红巾军残部汇合，活跃在淮南一线，相继攻克灵璧、虹县，邻境宿州因此告急。答失八都鲁奉命率兵远征东正阳，正与此背景相符合。由襄阳进讨东正阳，需要跨越多个府州，军队馈饷不继，例由沿途官府提供。元代江西诗人周霆震撰有纪实诗《宿州歌》一篇，对打着“遣兵出援”旗号的四川军将，以保证军前供给为名，行勒索钱财之实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揭露。该诗记述了宿州知州因无钱进谒上官，“军前供给”未到，而宿州早已失陷的经过。诗前小引云：“客有自中兴来者，能言四川闻乱，遣兵出援，主将日寘酒高会，收其子女玉帛而西……宿州遂陷。”全诗共五首，诗中有云：“群盗河南稔祸端，此邦城守古来难；知州一纪心如水，那得金钱谒上官。宿州知州无一钱，官差供给赴军前；军前未到宿州陷，从此红巾势灼天。”
至正十四年五月，元廷诏命答失八都鲁“以兵赴汝宁”。 答失八都鲁所率之军，除领有“本部探马赤军三千”外，还包括其招募所得的“义丁二万”，以及在襄阳平定后，经朝廷批准划拨的、“听其调发”的乌撒乌蒙元帅成都不花所部五千人。这支军队一直被元朝当做正规军来使用，而他们也一向以官军自居。答失八都鲁移军中原战场后，其所留下的襄阳防务，最初移交世袭万户、邓州人杨克忠接管。十五年三月，襄阳失陷，杨克忠众寡不敌，投汉江而死。七月，官军收复襄阳，元廷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守御。十一月，元廷正式任命外戚出身的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招捕湖广、沔阳等处，湖广、荆襄诸军悉听节制。” 标志着原由“四川军”镇守的襄汉防区，此时已为湖广行省军马所接管。这样在元末战争史上，一段由四川军团独镇襄汉的历史插曲终告结束。
五、江汉防区的镇守格局
四川平章咬住率军收复江陵后，南部防区屡遭蕲黄红军攻击，形势十分严峻。至正十二年八月，“蕲、黄、安陆之贼，其势复振”，“安陆贼将”俞君正合兵来攻荆门州，知州聂炳于死之。 九月，俞君正来袭江陵城东门，中兴路判官上都统兵出击，死之。咬住领兵与战于楼台，败绩，奔松滋。中兴义兵击败俞君正，收复中兴，龙镇卫官军入城，咬住自松滋还，屯兵于石马。 此后，咬住率部坐镇中兴，南部局势趋于稳定。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中兴，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荆江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左吴右蜀，前临江汉，故有“为江汉藩屏”之称。 四川军团坐镇中兴，守御江汉防区，以长江上游的四川为后援基地，主要防御方向是，集中应对本区之内来自汉江中游南下的北锁红军，与来自荆江下游的蕲黄红军。与此同时，还要面对区外武昌、汉阳失陷所带来的冲击。武昌自至正十二年正月失陷以来，湖广行省一度权治澧州。四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铁杰及万户陶梦桢复武昌、汉阳，寻再陷。 鉴于武昌遭到残毁，“民死于兵役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米直翔涌，民心惶惶。”而官廪所储无几，粮食不济，湖广行省不得不遣官籴粟于河南、四川之境。 为此，时有招募的“勇敢之士”，穿越红军控制的江河地段到太平、中兴等地购粟。这样，为武昌、汉阳粟米短缺提供帮助，也就成为江汉防区的一项重要任务。
至正十三年夏秋，江南诸省出兵围剿江右的徐寿辉红巾军，战事率先在长江下游展开，逐渐向中游推进。先是五月，江西、江浙行省合军收复饶州，“蕲、黄等贼闻风皆奔溃”。七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趁势收复武昌及汉阳府。八月，元廷调集四川军团参与对蕲黄红军的围剿，并为进兵步骤作了安排。其一，以四川平章咬住改任淮西元帅，命其率领“乌撒军”到长江下游前线。另由玉枢虎儿吐华继任为四川平章政事。其二，命镇守四川的西宁王牙罕沙（别作牙安沙）赶赴前线，督促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别作桑哥失里）率军参与对蕲黄红军的夹击。其三，十二月，命四川军团配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铁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率江西、江浙、湖广三省联军，对蕲州发起总攻。官军破黄连大寨，“拔其伪都，获伪将相而下四百余人。”徐寿辉等仅以身免，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
战役结束后，留镇江汉的四川行省军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镇守中兴路的四川行省长官，除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右丞完者不花之外，还新增加了从四川带兵前来参战的参知政事桑哥失里、哈临秃。至正十四年五月，顺帝又颁布两通诏令：其一，“命玉枢虎儿吐华代答失八都鲁守中兴、荆门”，其二，“诏以玉枢虎儿吐华募兵万人下蜀江。” 随着从蜀中招募的一万军士入驻中兴，至此在荆襄战场上，归属四川行省管辖的军士人数已近五万。一年后，元廷又命湖广行省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以及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儿麻失里等，率领各部军马屯驻中兴。这样在江汉防区，就形成了四川、湖广行省诸军共同镇守中兴的格局。
在增派援军的同时，顺帝还特许玉枢虎儿吐华“便宜行事”。 在红军起义初期，顺帝曾经颁诏，对用兵频繁的江南、四川诸行省长官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元末战场上皇帝特许的“便宜行事”之权，其权限有大小之别，大者如“爵赏有功，诛杀有罪，绥顺讨逆”之权和“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之权， 这是专门授给在前线统军的右丞相脱脱行使的特权。而一般颁给行省长官的“便宜行事”之权，则仅涉及部分行使调兵之权。元制规定，行省遇有较重要的兵戎事务，需要随时向皇帝奏报，违者受处。 在荆襄战场上，顺帝对于身处江汉前线的四川行省长官，特许以部分行使调兵之权，反映了朝廷对于四川统军将领的依赖与重视。
留镇江汉的四川军团的馈饷供给，按照此前四川军马出征云南的惯例，均应由“兴兵进讨”单位四川行省“调遣”，其内容包括“市马、造器械、军官俸给、军士行粮”等。 从四川后方调遣馈饷至江陵，完全仰仗长江水运输送保障，维系楚、蜀江畅通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元廷针对馈饷调遣中所涉及的政区管辖问题作出调整，决定“以湖广归州改隶四川行省。” 归州“郡当峡口，扼楚楚蜀冲要”，原本隶属于湖广行省管辖，是镶嵌在河南江北行省与四川行省之间的一块飞地。 此前湖广行省曾于巴东县设立官司，专门负责盘查四川至江陵的过往物资，严禁食盐“犯界” 。在四川数万军马常驻中兴的情况下，为便利四川至江陵间馈饷调遣，革除跨区行政管制所带来的不便势在必行。元朝及时调整行政区划，将归州划入四川行省，使得坐镇中兴路的四川行省，从此便可以对长江中、上游防线，进行有效的居中控御了。
六、四川军团的节节败亡
正当元朝调整荆襄战区布防、稳定长江中游局势之际，淮东地区爆发了令统治者感到沮丧的事件。至正十三年五月，泰州亭民张士诚聚集盐丁造反，乘势攻泰州，克兴化，陷高邮，据以为都，建号大周。 十四年九月，右丞相脱脱统领大军出征高邮。十二月，顺帝以老师费财，诏削脱脱官爵。脱脱遽解兵柄，百万“王师”顿时溃散，“兵机不振从此始”。高邮之败，为各部反元武装乘势而起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也给长江中游军事防线带来巨大的冲击。
为配合脱脱出征高邮，元朝加强了对淮水、长江中轴军事防线的防御。在调集湖广、江浙行省、江南行台兴兵“讨沿江贼”的同时，元廷还决定重新启用威顺王宽彻普化。是时，“伯颜不花征淮东，蛮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顺王还武昌，而卜颜铁木儿独控长江。”一直为“剧盗阻绝”的长江水运，至此得以恢复开通。 十四年十二月，宽彻普化奉命复镇湖广行省。 在其出征期间，武昌总管成遵暂摄省事，籍民为兵，使城池防御之备甚至，“贼船往来江中，终不敢近岸”，由是城赖以安。
长江中游局势恶化，滥觞于倪文俊在沔阳举兵复起。至正十五年正月，徐寿辉遣部将倪文俊一举攻占沔阳府，标志蕲黄红军从低谷中崛起。三月，一支“号扫地冯”的红军，由安陆进趋襄阳路，攻克襄阳城。此次红军之能顺利攻破襄阳城，与高邮溃散的“铁甲军”进入襄阳、转投红军不无关系。 五月，四川军团镇守下的江陵，也遭到倪文俊部的攻击，中兴路因此失陷，“元帅朶儿只班死之。” 面对倪文俊举兵再起，元廷最先采取恩威并举、剿抚结合的方针应对。十五年六月，朝臣普颜帖木儿等持诏“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七月，命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及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宣慰使等，“以兵屯中兴，招谕诸处，有不降者，与亲王秃鲁及玉枢虎儿吐华以兵讨之。”接着又命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林秃等，“守御沔阳，如贼徒不降，即进兵讨之。”
在屡次招谕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元廷遂命威顺王宽彻普化亲率湖广行省军马，对倪文俊军根据地沔阳发起进剿。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从武昌发兵，以大船四十余，与湖南元帅阿思蓝水陆进讨，水陆并进，且载妃妾以行。兵至汉川县西百二十里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倪文俊伺机发动伏击，以火筏进攻，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死之，报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全军覆没后，宽彻普化狼狈逃窜，败走陕西。 《永乐大典·威顺王》记载此次战事经过甚详，《元史·宽彻普化传》基本照录其文。对于战事发生时间，二书皆系于十六年“镇遏怀庆”之后的“不久”。《元史》中有三处文字记述宣让王帖不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以兵镇遏怀庆路”获赏之事，时间在“至正十六年三月戊子”。“二王”获赏，属朝廷大事，有案可查，《元史》故得以采入，史料来源可靠，史事应该准确无误。惟镇遏地点“怀庆路”有问题，疑为“安庆路怀宁县”之讹。结合汉川伏击战中“水浅船搁”的细节推测，此役极可能发生在当年三月戊子（三月初八，1356年4月8日）之后的枯水时节。
然而《元史》编辑工夫粗疏至极，误将汉川之败系于至正十五年正月倪文俊复陷沔阳条目之下，以至造成《纪》《传》互异，铸成大错。将汉川之败的发生时间提前一年，明显有悖常理。因为汉川之败后，宽彻普化本人早已败逃陕西，其后绝不可能带兵“镇遏怀庆路”。况且他早有武昌弃城逃遁、夺印前科在案，岂有汉川败后还能再获顺帝赏赐之理？《元史》这一误缀，还割断了历史的内在联系，使许多重大事件变得不可理喻。如倪文俊占领武昌、汉阳，建都汉阳，迎徐寿辉据之等军事行动，在元末战争史上堪称重大事件。但《元史·本纪》却将其系于十五年七月和十六年正月， 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当时武昌、汉阳尚在宽彻普化掌控之中，倪文俊何以能据以建都？但若将这一事件放在汉川败后，即置于宽彻普化远遁陕西的背景下，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汉川之败是西部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捩点，长江中、上游防线自此开始溃堤。倪文俊挟汉川之役大胜之势，继续追歼湖广行省军队残余势力，一路所向披靡，攻陷了湖南宣慰司辖境重镇。十六年五月丙申陷澧州路，乙巳至辰州，八月陷衡州，十二月陷岳阳路，杀威顺王子歹帖木儿。 于是，“荆鄂潭岳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虔洪吉等州，皆为所据。”在湖广行省之军败没，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为倪文俊军所破的情势下，由于整体局势被动不利，四川军团陷入孤立无援状态之中，以至在其后进行的江汉战役中，均以无力招架而告失败。
洞庭湖之败。据杨学可《明氏实录》记载，镇守镇沔阳的倪文俊部将明玉珍，经常与“元帅哈麻秃”连战湖中，明玉珍因此“为流矢中右目。”此处之“元帅哈麻秃”，别本写为“元将哈临秃”“哈林秃”“哈林都”。其汉语记音，与出现在文献中的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都、哈临秃、哈林秃显系同一人。其人作战经历丰富，先后参与过征金州、讨蕲水、守中兴、攻沔阳、“为患洞庭湖”等战斗，是一位长期与红巾军为敌的元军悍将。汉川之役后，湖广行省之军被歼，四川军团气馁，红巾军整戈以待，明玉珍聚歼哈林秃当在此时。江汉战场后，哈林秃销声匿迹，其后现身重庆，曾以“四川行省左丞”头衔主持“募兵”，而与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不相能”。 据此推测，哈林秃所部的四川军团，因在洞庭湖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为卷土重来，回到后方重庆再次“募兵”，也在情理之中。
中兴之败。《元史》载：至正十七年二月，“诏以高宝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将兵取中兴，不克，贼遂破辘轳关。” 中兴作为四川军团的大本营，容不得半点闪失。既然失陷，必定全力反扑，高宝奉命将兵夺取，结果却以“不克”告终，表明此役失败已成定局。败军之后，高宝溯江溃逃，出奔峡州便是其必然归宿。
峡州之败。倪文俊军乘胜追击，于十七年二月陷峡州。占领峡州后，倪文俊立马向长江上游进军，即命部将姜珏占领并镇守夷陵，文献中所谓“夷陵皆属徐国参政姜珏所辖”，即由此出。又令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至四川夔府哨粮。由于沿途尽在倪文俊军的掌控之中，当船队从峡州出发，经由归州过夔峡，进入入四川夔、万之境，一路上浩浩荡荡，几入无人之境。表明此时元朝苦心经营的长江中、上游军事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一路溃逃的高宝所部四川军马，从此飞灰湮灭，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七、结语
（一）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役，是元末战略方向东移的产物。元初以来，北边诸王乃颜、海都、笃哇称兵叛乱不断，日寻干戈，“西北棘矣”。英宗“南坡之变”开始，蒙古汗位继承危机爆发，十年更立五帝，皇室内乱不断。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元朝中前期一直将西北和北边作为战略重点防御方向。但到了顺帝即位前后，一场持续七十年的蒙古皇室内乱，因“天历之乱”平定而告终结。恰逢此时，东南地区民众揭竿而起，全国性的反元斗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的这一变化，必然会对元朝的兵力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元朝完全有必要将战略方向东移，即将原来用于对付北边叛王的军事力量，调去攻打东南地区的反元武装。在西北局势无忧、北边局势宁静的背景下，国内两支精锐之师正好派上了用场。一支是屯驻在四川盆地，作为控驭西部疆域支柱的蒙古探马赤军，正可利用“东南控接荆湖” 的地利优势出兵东征；另一支是作为北边屏障，屯戍于漠北草原和西北地区的东、西道蒙古宗王属下的军队，正可听命朝廷抽身南下。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顺帝及时下达了命蒙古宗王“以北方兵南讨”，以及命四川行省之兵东征荆襄的诏令。随着“诸宗王及异姓王”之军大举南下，以及四川行省军马渡江东下，在元末战场上顿时上演了“北兵南讨”与“西兵东征”的场面。
（二）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役，对元末战争西部战场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川军团所镇守的长江中游防线，是全国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出征荆襄的前两年（至正十二年至十四年），四川军团凭借擅长攻城野战的优势，一举收复襄阳、中兴失地，充当了扭转西部战局的关键角色。在出征荆襄的后三年（至正十四年至十七年），四川东征军团由于布防范围过宽，兵力相对分散，湖港交错的水域作战环境，不利蒙古步骑发挥特长，因此在决定江汉防区命运的一系列关键战役中，均以失败而告终。四川东征军团出征荆襄失败，对西部战场局势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在四川军团消亡后，原来由其镇守的襄阳及其汉水上游地带，先由“蜀河莽张”掌控。 “蜀河莽张”后被朱元璋部将邓愈所擒获，其所控制的金、商、均、房之境归入明朝职方。 原来据以镇守的中兴及其江汉腹地，先为倪文俊军占领，后为陈友谅所兼并。及陈友谅败殁，朱元璋后将荆湖、江西诸郡收入囊中。于是，平定荆湖遂成为决胜天下“第一功”而载入明朝史册。 派往夔州贸粮的倪文俊遣部将明玉珍，自峡州西进，乘虚破袭重庆，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夏政权，割据巴蜀。随着红巾军势力遍及中原大地、江淮之间，以及汉、沔、湘、湖，乃至秦陇、巴蜀地区，龟缩于大都的蒙元王朝，仅拥有关陕、晋冀、山东与京畿地区，而与据有江左的朱元璋，独控川蜀的明玉珍，形成“三国鼎峙”之势。这样，元末战争战争西部战场格局为之改观，全国政治军事地图得以改绘。
（三）四川军团东征荆襄战役，凸显了四川在元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四川是蒙古亡金后，为征服南宋而在长江上游建立的军事据点，成都为蒙古军最早占领的城市和稳定辖区。元朝灭宋后，四川行省兵戈军戎色彩浓厚，军事精英家族云集，兵多将广，被朝廷倚为干城，在元初以来的重大战事中，四川蒙古驻军莫不充当中坚。 四川行省之兵之所以能在元末战争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绝非偶然。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尽遣四川行省主力军队东征，让数万四川军马陷入荆襄战场泥潭，也却为蜀境的失陷埋下了祸根。孤注一掷的出兵东征，致使四川本土“别无重兵厚贮”，结果却为明玉珍趁虚而入占领重庆，进“陷川蜀诸郡”， 聚歼元军残余势力，终结元朝在四川的统治提供了可乘之机。四川地区不再为元所有，使蒙元苦心经营百年的军事基地毁于一旦，这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元朝政权说来，更加性命攸关。因为四川盆地的存在，尚能使大都政权凭借沟通蒙古、青藏、云贵三大高原的战略要道，有可能将漠南、漠北的蒙古势力连成一气，以图东山再起。但是，随着这条战略要道之被割据关陕的地方军阀集团与明玉珍大夏驻军拦腰阻断，困守大都的元王朝只剩下坐以待毙的结局。
（本文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一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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