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榆林市总工会）
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回忆
张达志 口述 韩海燕 记录
宣统三年（1911 年）三月十六日，我出生在葭县店镇南坬村。
我们葭县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实在让人敬佩。比如木头峪的苗存权。他在榆中上学，看不惯井岳秀儿子的霸道，拉起板凳就朝他的头上砸下去。井岳秀是什么人？榆林大军阀，土皇帝！闯了那么大的祸，苗存权还不跑。后来还是別的同学硬拉着他逃脱虎口。这件事轰动了榆林，轰动了整个陕北，都说葭县出了个大英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还有乔国桢，店镇乔家寨人，离我们村不远，更是一个有胆有略的革命家。可惜从苏联治病回来，路过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了。为了纪念乔国桢烈士，1952 年，经省委批准成立葭县国桢图书馆。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一种纪念，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记住革命先烈。1984 年，在中央有关领导关怀下，陕西省拨款 24 万，在葭县新建国桢图书馆。图书馆的同志找到我，想请和乔国桢－起工作战斗过的彭真同志题字。我找到彭真，彭真自然也很高兴。字题好后，我交给了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让他转交给葭县。文瑞给我回话说他把字交给了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霍世仁又转交给葭县县长。我这才放下心。我还想等到图书楼修起之后去参加落成典礼，亲眼看着把彭真的题字挂在图书楼上。
我的曾祖是个秀才。祖父张殿才，五男二女。父亲张文华排行老二。我的祖父辈和父亲辈都没念过书。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中我是老大，老二老四死的早，在世的就我和老三。我九岁到神堂沟私塾念书，后来在㹀牛沟念书。后来葭县一下就办起了五所高小。我又在店头高小上了两年学。我在店头上高小时，杜衡、杜嗣尧、乔鼎铭从绥德四师回来，领来了杨明轩在学校宣传作报告，让我初步接受了些先进思想。高长直动员我考绥德四师，他说绥德四师的老师大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党。我考虑我祖父手上虽然还过的不错，可我父亲弟兄五个。人常说好家业还怕三份子分，我家要分五份。父亲连孔窑都没分上，得自己动手修窑。我们弟兄姊妹又多，生活十分紧逼。上师范眼现花钱少，又能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我就决定上绥德四师。父亲在祖父那里借了四块大洋，打发我到绥德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多，店头的刘光显，贺家沟的贺大增，关甲的刘德禄，还有张生辰都去报考。考试对于我们这些在私塾念过四书五经的人来说，不是难事。更何况我又在店头高小上过，考个绥德师范太容易了。
我是十七岁进入绥师，还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入了共青团，乔鼎铭、高再位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有一天，他们两个对我说有一个最好的革命组织你参加不？我说参加。然后就填了个表，表中要填家里的财产状况，动产，不动产什么的。我填了表，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去开会，说出了操场有个贫民学校，到了那边有人接头。我按他们说的找上了接头人，就入了团，宣了誓。那时党团不分，入了团，到入党的年龄自然就成了党员。党员、团员一样要求，一周活动一次，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论》《入党须知》等等。
1927 年绥师被查封了。校长被抓了，教师被抓了，进步的书籍也看不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公开化了。后来查得越来越严，在学生中也开始抓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的工作不得不转向农村。于是，我又回到我们村里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28 年春，党派我到王城、郭家圪崂以教学为名开展工作。这两个村子离城很近，离高起家坬更近。1929 年冬，敌人在农村查得越来越紧，党又通知我撤出王城回到我们村里教书。从此，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
有一天，赵伯平来到我家，赵伯平当时是特委书记。没过几天马明方也来了，看了我们村里的地理环境，认为我们村很隐蔽，群众基础又好，决定把特委搬到了我家。从此经常有人在我家来往。有一天，王兆卿从我家起身，到安定找组织汇报工作。返回时，马文瑞交给两疙瘩大烟，要他带回陕北特委做活动经费。路上约了个老乡同行，那个人起了歹意，走在米脂班家村附近，一棍子把王兆卿打倒，推到无定河里。王兆卿会水没死，他从水里爬出来，找到姜好兴，准备在米脂姜家新庄养伤。刚刚把头包扎了一下，敌人就进了村，赶紧向佳县转移。白天不敢行动，只能夜里走。好不容易到了乌镇，敲开一家饭铺的门。饭铺主人代号灯壶壶，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乌镇也不安全，喝了一碗面糊糊，拿了几个馍又转移到店头。店头查得更严，刘光显把他连夜背到我们家。到我家时，人已经快不行了。头上缠了不知多少层烂布，剥也剥不开。瘦的没有了原来的一点人样子。脚也烂了，肿得馍馍似的，连袜子鞋都脱不下来，急得我妈直掉眼泪。好好一个人，刚刚走了不多时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妈用各种土办法，扶起放下，胡疗乱了很久才把伤养好。王兆卿大我三岁，神木人，脸上有几颗麻子，我们都叫他王麻子。他一家子都参加了革命，他父亲，他弟弟王兆相，都是我党的坚定分子。走时，我妈舍不得让他走。王兆卿说，张爸张妈，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说罢，挥泪而别。
南坬学校成了特委的机关，我家成了地下党接头的地方，好多文件就在我家藏着。不久，红 26 军又给特委送来两大包洋烟作活动经费，就在我家藏着。父亲为此提心吊胆，夜里不论谁家的狗一咬他就起来。我们开会他就更是担心了，常常为我们放哨。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都在刀尖上过日子。一天我去井上担水，头一仰看见了毕维舟，他从天津回来，传达北方局的指示。留着头，戴着礼帽，穿着很洋气。井岳秀的军队见了留头的就抓。我连水也没担，一把拉上就往家里跑。到了家，赶紧烧了一盆热水，让父亲给他剃成光头，然后从头到脚换成农民服装，我妈捡了一块旧羊肚子手巾，给他头上一拢说，这下像个拦羊小子了，放羊去！
马明方不放心，怕我家来的人多，会引起村里人怀疑，让我了解一下群众反应。我说这事由我舅舅去做。立秋那天，我舅担了两罐麻汤饭给我家送。他是石窑上村的，经常和我们村的人说耍逗笑，见了人就啦话啦上走不了了。了解了一圈，就把两罐子麻汤饭也快散完了。回来告诉我说，外甥，放你二十四条心，村里的人都红了。
1933 年春上，特委派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到神木整顿党团组织。王兆卿在神府主持工作，领导班子有点问题，他要求特委派人整顿。我到了之后又来了张成义、马万里、吴堡的歪嘴，还有一个姓常的。整顿过后，准备在神木开展游击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武器，只有老常带一枝短枪。听说神木有个地主有两枝枪，我们就去提枪。地主说枪不在，我们不信，要把他吊起来。地主说，枪真的不在，在的话我肯定交给你们了。我有钱，你们拿上钱去买，国民党军队里的连长排长大都是烟鬼，拿一圪垯洋烟就能换一枝枪。
这次行动没弄到枪。我们又回到高家堡，高家堡有我们的一个支部，他们说民团有枪，民团里有咱们的人，可以弄出来，结果也没弄到。晚上我们几个藏在石壳子里，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围起来用石头打。我们开了枪才把他们吓跑。
神木之行没有把游击队组织起，后来还是马文瑞到神木，指示王麻子的弟弟王兆相先成立 7 人特务队，后改为三支队，再后来发展成数百人的一支红军武装。
我不在家的时候，特委就搬到了乌镇。我从神木回来向特委汇报，必须到乌镇。到了乌镇先和“灯壶壶”接上头，此人就是张书信。由他引我见到马明方。我向马明方汇报了工作，并提岀用钱买枪的建议。汇报完了我准备再到神木。马明方说，刘光显出了点事，特委决定让我当佳县县委书记，因此就再没有去神木。县委书记这副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想得先到王城巡视一回。可没到王城就拉起了肚子，一天拉十几回，怎么也好不了。回到家里母亲说，你快死了，还跑！
1933 年农历六月初一，特委在高起家坬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我和高长久代表佳县参加会议。会议是在高录孝家开的，他家有个掌窑，里边放个便桶。我们白天不敢出外，只有晚上才能分次出去透透气。吃饭也是送在里面吃。里面白天都要点灯，薰得人人鼻孔里是黑的。高家是个革命家庭，一家有几个党员，其祖父是个老中医。会议期间，高老先生要请与会人员吃饭，我们考虑人多，目标太大，不安全。但老先生盛情难却，只好派我和马明方去表示谢意。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可要冒全家人被杀的风险啊！
有关特委扩大会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选新的特委。大部分人都认为马明方当特委书记合适，之前他就是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可崔逢运提岀特委书记要工人出身。崔逢运是北方局派来的，说这是北方局的指示。但在我们这些人里头没有工人，连手工业工人都没有，选来选去选了个崔田夫。崔田夫是个雇农，没有文化，革命坚决，工作热情，对党忠诚，做一般工作行，但当特委书记确实不行，连他自己也说他当不了“老掌柜”，可还是硬把他选上了。马明方组织部长没变。团的负责人原来是马文瑞，马文瑞当得好好的，论功劳、论本事非马文瑞莫属，结果也改选成了鲁学增。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舟、王兆卿、崔逢运、鲁学增、崔田民、高长久和我为特委委员。
会后，派高录孝随王兆卿、毕维舟一道去安定，取一支队给特委的活动经费。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到姜新庄姜好兴家里起草文件。别的委员回各地传达落实会议精神。
散会没几天，就出了大事。
那天，我正和父亲在山上锄地，常学恭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地里找到我。我问出什么事了？常说出叛徒了，赶紧跑，你不敢在家里住了！我们刚到姜新庄，敌人就直端到姜好兴家抓我们来了。幸亏我们分散跑脱了。马明方、马文瑞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了。听常学恭这么一说，我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我连家也没回，先把常学恭藏起来，就去找高长久。我们商量了一下，无论如何，得先派个人到米脂打探一下情况，再决定如何营救。谁去？刘光显说他去。几天之后，刘光显回来了，说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崔明道、高寿、王品肖六个同志被逮。敌人用尽刑具，皮鞭抽，烙铁烫，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绳，浑身被整得没一处不烂，至死什么也没说。敌人怕我们营救，很快就在米脂十里铺枪杀。更惨无人道的是抛尸于无定河之中。
听到这个不幸消息，真如万箭穿心，怒火中烧！怎么办？
高长久、马文瑞到我家来了，崔田夫、 马明方也来了。就是崔逢运和鲁学增没有来。我们在高长久家里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召开一次特委委员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刚刚开了特委扩大会，两个特委委员，一个交通，还有米脂的两个同志就一齐被杀。这件事太大了，必须想出应对的办法。会议在什么地方开？得选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绝对不能再出事了。开会的地址由张俊贤、张鹏图同志选择。商量过后我们分头行动。很快，开会的地址就选好了，选在了寨子沟。寨子沟是木头峪王宁山附近的一个一家村，非常隐蔽。这家又是张鹏图本家，很可靠。在这个地方开会， 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好跑，离黄河又近，山路水路都可以逃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周围村里的群众基础好。开会址选好后，分别派人通知。我去通知马明方。我到了米脂叶家岔，马明方的父亲是个阴阳，会看日子，我找到马明方的家。他们问我做什么的？我回答是看日子的。这是我们预先定下的接头暗语。马明方的妈妈一听是自己人，就把我接待下。过了一会，不知从什么地方把马明方找回来。等到天黑了，我们连夜回到神堂沟高长久家。第二天晚上就往寨子沟赶。参加会议的人陆续到了。这次会议是继高起家坬特委会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后派常学恭到天津北方局汇报工作，别的特委委员分别到各地巡视，整顿组织，传达贯彻高起家坬会议决议。在这么严峻的时候是继续斗争，还是退缩，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常学恭出去再没有回来，崔逢运、鲁学增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经特委会研究，将崔、鲁二人开除党籍。
为了安全，接头的方式、地点、代号都作了新的调整，写了一单，都缝在马明方的夹袄里。我们离开寨子沟，到了米脂姜家新庄姜好兴家里。马明方拿出笔墨纸张写文件，姜好兴的母亲放哨，突然发现敌人来了，老人就喊白匪来了！我们就跑，一气从后山跑上去，分成几路跑了。可写文件的坛场没来得及收拾，马明方的夹袄也没来得及拿。姜妈妈很机智，我们跑了之后，她立马把坛场收拾了，把夹袄也藏了。敌人把姜家包围起来，进行搜查。姜妈妈正在纳鞋底子，一点都不慌张，什么蛛丝马迹都没被敌人看出。
寨子沟会议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武装力量。我和马文瑞到绥德、清涧巡视工作。清涧的白如冰，代号高超，袁家沟人，在袁家沟教书，是袁家沟特支书记。他同白雪山、王聚德、唐洪澄谋划在徐家圪圫、解家沟杀了九个半土豪劣绅。其中一个没杀死，弄了几枝枪，又将原一支队埋了的枪找回来。一支队是杨重远、魏武等人组织的，在一次战斗中主要领导都牺牲了，一支队不得不人散枪埋。他们把枪找出来，枪支就多了。解家沟事件惊天动地，敌人派了大量军队实行抓捕。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进入清涧的。我们化妆成农民，进入清涧，准备在王家山开个会。饭刚熟，敌人来了，拿了两个冻冰黄米馍就跑。跑到一个深沟，在石岩里开了会。会后，唐洪澄穿个烂皮袄把我们又送到了崔田夫家。在崔田夫家连水都没喝一口，敌人又追来了。我们又跑上了山，跑到郝家畔侯明康家，下起大雪。侯明康穷得连锅也揭不开，冷锅冷灶，冻的连猴都拴不住。想给我们弄得吃一点，看情形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再跑，跑到刘九公家里，这个村有个支部。刘九公知道我们没吃饭，弄了几斤羊肉，准备捞上一升小米的捞饭，让我们美美地吃一顿。可刘九公的女人，摔牒子掼碗，气色好不对劲，赶紧走。走到了石峁，雷礼峰的戏班正在石峁唱戏。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和戏班班头说好出了几个铜板，每人吃了半斤白面，喝了一大碗面汤。第二天，天还不明就起身又回到了我们家。
几天之后，在曹家坬曹世华家里又开了一次特委会。曹家坬党员多，群众基础好，尽是穷人，只有一家地主，儿子还是共青团员。郭洪涛讲了话，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右倾错误，走了富农路线。我们许多人接受不了他的批评，争论得很厉害。一直争论到快天亮，也没争论下个什么。我说算了吧，散会！再不走敌人就来了。这次会议没作任何结论，只是又把马明方的组织部长换了。在高起家坬会上没把马明方选成特委书记，留了个组织部长，这回把组织部长也下了。
会后，我就到佳吴一带组织革命武装。1933 年腊月二十三我参加了木头峪暴动。敌人悬赏要我的人头，我就离开了家。敌人抓不到我，把我父亲抓走了，把我舅舅也抓走了。不仅我家受牵连，亲戚、村院老小都受了牵连。隔三差五就来村上，不是叫这个问话，就是叫那个训斥。我父亲打入大牢，百般折磨，父亲就说三个字：不知道！党组织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无果，最后还是通过贺家沟的杜四先生花了不少钱，又寻了几个保人，保证随叫随到，这才把老人家放了。石窑上我舅舅刘思温坐了几个月禁闭，也受尽折磨，只字未吐，最后也是寻了保人，用六十块大洋赎回来。名义上放了，实际上还是想以我父亲为诱饵抓住我，白天黑夜暗中监视。党组织考虑必须把我父亲及我的家人全部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行，不然还会受到迫害。但转移又怕牵连保人，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父亲“死”。父亲经受到那么大的折磨，本来也不行了，将计就计。又是请医生，又是抓药。有一天晚上，我家突然动了哭声。大门上岁数纸也钉上，墙头上堆放着父亲用过的被褥、毡、席片、枕头。家人披麻戴孝，哭声恸地，四处的亲戚都来了。接下来，阴阳、和尚、道士，吹鼓手都请了来。埋的那天早上，三声铁炮响过之后，一座棺材抬出大门，哭天嚎地，把父亲抬上山埋了。事情办得和真的一样，就连我家的亲戚，村里的人都相信父亲真的死了。其实父亲早已安全转移。这一切都是白如冰告诉我的。
1934 年 5 月，特委派我到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而且就我一个人。先到北京，后到天津。天津到处有特务，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有人从后把我拦腰一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两个穿长衫的彪形大汉就强行搜身。幸好我把带的汇报材料藏了，身上什么也不带。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得放我走。
和组织接上头后，北方局代表孔原同志要见我，地点选在阎红彦家里。事先告诉我，窗台上的花盆要是在，就没事，可以进 ；若不在，就是出事了，马上走。花盆在，我进去了。先后到了连我一共四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装着打麻将。我当时还不会打麻将。我向孔原同志汇报了陕北特委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后，壮大党团组织，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孔原同志仔细听了我的汇报，对陕北特委的工作很满意。谈话整整进行了一上午。结束时孔原写了一封指示信，密写在一本《红楼梦》书里交给我。离开天津我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块刻蜡板的钢板。这块钢板几乎闯出大祸。过一道关口，警察要检查行李。钢板就裹在衣服里。我主 动打开行李，警察见是些一脏衣服，用刺刀挑了几下，把我放过了。
二十多天后我又回到陕北。枣红时节，北方局派黄翰同志在吴堡山上找上 我，他是来巡视陕北特委的。我派人把他护送到清涧去找郭洪涛。巡视完了，又由清涧返回吴堡。我送他过黄河回天津。黄翰对我说北方局定了，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调刘志丹回陕北，成立 27 军，成立 84 师，要我当师政委。从此我就到了部队上，再没有在地方上工作。
8 月初，北方局派朱理治来陕北主持工作，刘志丹要我去驻地通知，说次日要在戏楼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第二天会议如期召开，由刘志丹主持，朱理治作 了政治报告。在会上，朱理治批评陕北红军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的是富农路线。这是我第一次系统的听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报告。大家都觉得不对劲，纷纷议论。因为这个报告不切合实际，纯粹是强加在陕北红军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虽然谁也没反驳，但在实际行动上是抵制的。这就引起“左”倾路线执行者的疯狂打击。劳山战役刚刚结朿，就命令我 81 师到羊泉原一带打了一场糊涂仗，付出惨重代价。事后我才知道，打这一仗纯粹是为了把 81 师和 78 师分割开。81 师刚刚离开就对 78 师下手，打着肃反的旗子逮捕了营以上的全部干部。对于 81师来说，就是为了借敌人的刀削弱 81 师。当我撤回甘泉王家坪宿营时，居然将我 81师参谋长任浪花同志也逮捕了。我路过下寺湾时，发现大院里关押了几窑人。这时我才知道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听说王兆卿的父亲也被抓了，是不是也关在这里？我便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坐敌人的牢狱，受过敌人的拷打。而这些却是坐自己的牢狱，受自己人的拷打。王兆相曾对我说过，兆卿被杀的事，一直没有告诉老大人，他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兆卿已经不在了。我和贺晋年同志回到营地，彻夜难眠，深感忧虑。
不久，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等许多久经考验的陕北红军领导人，以及红 26 军 78 师营以上的干部，统统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富农分子等罪名关押下狱，并进行残酷的拷打迫害，有的被打死，有的甚至活埋。我和贺晋年虽暂时未被捕，已经列入黑名单，只是在等待适合的时机。
幸亏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倾。尽管停止了部队捕人，但人们仍是心有余悸，心神不安。我去找总理说出了我的忧虑。总理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为了革命的胜利，有很多同志年轻轻的就被敌人杀了，有的牺牲在战场上，还有不少同志被“左”倾机会主义残害了。每每想到他们，我心里就很难过。还有那些跟我们出生入死闹革命，至今依然过着贫苦生活的老百姓。我们闹革命的目的就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吃饱，穿暖，有个好的住处，安居乐业，不受压迫，不被剥削，不受欺负，能当家作主。老百姓跟上我们闹革命！为的也是这个。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1990 年 4 月初于北京复兴路 2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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