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也称“清谭”或“玄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魏晋的士大夫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所以又被称为“清言”。
这种“清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士大夫和名流们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能事。因为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和推崇，因此“清谈”在当时成为时尚，魏晋士大夫们都以清谈为荣，因此能言善辩之士的地位也相当之高。
魏晋时期的清谈源自东汉末年的“清议”。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东汉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大批太学生聚集京城，针砭时政，议论国事，这就是所谓的“太学清议”。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一些有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遭遇各种迫害和困厄，但是却无力扭转乾坤，于是转而逃避于老子、庄子等所谓的“玄学”，逐渐形成了“魏晋玄风”。
曹魏正始年间，随着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加上王弼、何晏等人的大力提倡，“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正式转变为“辨析名理”、“标榜虚玄”的清谈。
清谈
清谈的具体内容为“三玄”、“三理”和“才性”。“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三理”即《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才性”即“才性四本”的辩论，才就是才能，性就是德操，才性四本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才性之辩说白了就是讨论选拔人才时品行和才能哪个更加重要。
清谈的方式为依方辩对，反复诘难，以“别同异，明是非”。论题确定以后，先由主方审述自己的见解，接着再由客方对主方的见解进行诘难，双方反复辩论，每难答一次，成为“一番”，这叫“互为客主”。
如果是自难自答，则称“自为客主”。辩难获胜一方的持论称为“胜理”。把道理说得圆满通畅者，称为“通”，为人赞服的谓之“名通”。有时双方会互不认输，所以争论的过程会十分激烈和艰苦，甚至有人过劳死。
徐陵
清谈时，士大夫们还会手持麈尾，也就是拂尘，以助谈锋。 麈是古代的一种鹿，传说他与鹿群通行，可以指引方向，用麈的尾巴制作拂尘，象征着领袖群论之意。南朝徐陵《麈尾铭》曰“拂静尘暑，引饰妙词”，可见麈尾既可拂暑，又是清谈的道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的著名人物，最出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欢宴纵歌，高谈阔论。
清谈为什么能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呢？
1、魏晋时期国家实施“九品中正制”，选官只注重门第和资格，不重视德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实行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是门阀士族出身的，即便是无德无能也有官做，如果不是士族出身，哪怕你是绝世大贤也不得重用，这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马端临说：“魏晋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犹卯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
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终生不得重用，而门阀士族的子弟却天生就可以当官，他们不用为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发愁，因此也就不求上进，不学无术，闲来无事就以清谈来成就虚名。
《颜氏家训》
对此，《颜氏家训·勉学》曾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士族出身的官员越多，清谈务虚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清谈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重要原因。
2、政府机构和官职重叠庞杂，很多官员都是有职无责，无所事事
魏晋以后，统治者从中央到地方广置官府，多设官吏，其数量远超秦汉之时。但是很多机构职能重叠，闲职官员也非常多。
以地方为例，据《晋书·傅玄传》 记载，傅玄的儿子傅咸曾在一封上书中指出：“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使，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意思是晋朝的人口只有汉朝的十分之一，但是地方郡县机构的设置却比汉朝还多，刺史的数量还翻了倍。
荀勖
然而，官吏虽多，大多都是多余的。西晋开国功臣荀勖曾提议说：“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意思是从地方上抽出一半的官吏去基层抓生产，由此可见当时最起码有过半官吏都是闲职，吃闲饭的官员很多。
这些人没有实际职务，每天无所事事就聚在一起喝酒闲扯。“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这些闲官饱食终日，不去关心民生政务，只知坐而论道，务虚不务实。
3、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于清谈家格外优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果在清谈届有点名气，那么即便在官场玩忽职守，也会受到统治者的格外优容，甚至不予追究。统治者的纵容导致清谈不务实的人越发肆无忌惮，清谈之风也愈刮愈烈。
《晋书·阮孚传》 曾记载了一个典故，说“阮孚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示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 ”，元帝丝毫不以为意，也没有降旨怪罪他。这主要因为阮孚在清谈届素有虚名，皇帝想以此向世人表达自己是重视名士的。
统治者对于清谈家不但不惩治，甚至还委以高官厚爵，例如何晏官至尚书，王衍官至司徒、司空，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清谈之风愈发蔓延滋长，统治集团内部风气异常败坏，大家都以“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为荣，而那些勤于政事的实干派官员却遭到排斥和打压。
魏晋时期清谈盛行所带来的影响
清谈的初始目的，本是为了针砭时政，讨论国事，但是随着九品选官制度的实施，门阀士族官员的泛滥，导致清谈逐渐成为士族子弟的进身之阶，用以获得高官厚禄、以求名利双收的工具。
大批清谈之士做了官后，放不下名士的架子，治国安邦方面又无半点才能和建树，众多官员只知坐而论道，不务实绩，统治者的纵容又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
这是西晋国力疲弱、被外族欺凌，短短三十年便亡国的根本原因，也是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大多只有几十年的寿命、倏兴倏亡的重要原因。
因此，虽然有人说清谈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清谈误国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外族入侵、民生凋敝时，这些身居要职、深系天下安危的名士们，却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名理之辩中，这是清谈带来的最大恶果。
身居宰辅的清谈大师王衍，在被石勒“填杀”时曾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死前的忏悔之言无疑为“清谈误国”做了很好的注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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