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霁虹 | 云南与东南亚的瑶族宗教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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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与东南亚的瑶族宗教文书

萧霁虹

瑶族是中国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是西南诸民族中保留道教信仰及相关文献较多的族群。本文所指的宗教文书,包含了瑶族所有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过山榜、族谱、祖图、契约、碑刻、歌本、宗教经书、神像画,以及表、章、疏、牒、札、奏、启、申、关、文等等。伴随着瑶族先民的不断迁徙,瑶族宗教文书逐步从中国南方流传至东南亚,进而流传到欧美。近年来,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公共和高校图书馆珍藏的瑶族宗教文书被学者不断挖掘整理出来,有关瑶族宗教文书的历史源流和收藏情况,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仅对云南瑶族宗教文书在东南亚的流传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云南和东南亚瑶族的分布及宗教信仰

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地域分布广阔的民族。一般认为,瑶族先民是夏商至唐宋时期居住在今湖南五溪地区和洞庭湖沿岸的“五溪蛮”、“荆州蛮”、“长沙蛮”、“武陵蛮”。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莫徭”族称的出现,标志着瑶族已初步形成单一民族体。唐末宋初,一部分瑶人开始向南、西南迁徙,被称为“徭人”、“蛮徭”等。到了元朝时期,两广地区已成为瑶族的主要活动地区。据史料记载,最早在唐代,最晚在元代,已有瑶族在云南活动,并有瑶族在越南活动。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瑶族大量迁徙到云南,并迁徙到邻近的越南、老挝、泰国,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叶以后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东南亚战乱,约3万瑶人从老挝、泰国漂洋过海,迁徙到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据统计,2010年中国瑶族人口共有279.6多万,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区的山岳地带。在中国之外,还有90多万瑶族人口,其中越南瑶族约80万,主要沿中越、越老边界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地分布,在越南北部的渭川、文安、元平、北江四县瑶族人数最多,约占各县总人口的30~40%,越南有瑶族居住的881个乡(区)中,有20个乡(区)全部居民是瑶族,165个乡的瑶族人口占各乡(区)全部人口的50%以上;老挝瑶族2.5万,主要分布于中老、越老交界省区,以丰沙里、桑怒、南塔、乌多姆赛居多,琅勃拉邦、万荣、万象等地亦有分布;泰国5万,以清莱府的梅占地区和帕尧府的清坎地区最为集中,越南战争时期流入的瑶族主要分布于泰国北部、中部城镇的郊区;缅甸的瑶族约有千余人。除此之外,美国有5万、法国有千余、加拿大有百余瑶族。在新西兰、瑞典、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瑞士、丹麦等国家和地区亦有瑶族居住。

云南的瑶族主要分布于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的六诏山、西隆山、莱别山等山地林区中。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由广西、贵州迁移到云南的,主要居住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屏边、红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普洱市的景东、江城、墨江等县,曲靖市的师宗县也有一定数量的瑶族居住。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云南有瑶族人口17.3万,其中文山州有87,709人,是云南境内瑶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州,红河州次之。文山州境内的瑶族村社分布于全州的8个县:富宁、麻栗坡、广南、邱北、马关、砚山、文山和西畴的山区或半山区,呈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大多数瑶族聚族自成村落,与壮、苗族村寨相邻。

瑶族所信仰的宗教是道教与原始宗教信仰杂糅而成的一个混合体,同时也融和掺杂了儒、佛两教的某些成分,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瑶族宗教中的主要成分符箓派道教在与过山瑶的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融合后,形成了成仙信仰和济世思想,神鬼系统、科仪、经书、教派、神职人员等对瑶族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对瑶族文化的许多层面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个特点在云南瑶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各种道教神仙成为瑶族崇拜的对象,道教祭祀活动与瑶族固有的自然崇拜相融合,有一定的世俗性特征:如道教化的村社祭祀活动,道教化的男子“度戒仪式”等。

国外的瑶族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中国瑶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加以吸收,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泰、老、缅三国的瑶族在迁入前受道教影响较深,迁入后又受到基督教、佛教的影响。有些瑶族到美国后改信了天主教、基督教,这说明迁移国外的瑶族,其宗教信仰已部分本土化。

云南瑶族宗教文书在东南亚的流传

瑶族十分重视自身的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的本民族珍贵古籍文献,这些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有宗教经典、歌本、家谱、习惯法、牒表等。这其中,云南瑶族民间珍藏着大量古代文书,多是瑶族道教的经典文献,是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习惯上被称“瑶书”。

“瑶书”以毛笔字书写于棉纸上,多是线装书,书写文字大都为汉字,只有个别的字为瑶族创造或改造过的汉字,是用汉字夹杂着瑶族土俗字书写的。不管是汉字还是瑶族自创字,均读瑶语。瑶书种类繁多,云南文山曾对常见的瑶书予以收集和整理,约150卷1000多万字。大致包括历史、度戒、丧葬、教育、本命书、阴阳牒、历书、科技、中医草药、故事书、创世歌、婚姻歌、祭祀歌、鸳鸯歌、各种信歌、各种新民歌等16类。这些瑶书均用七字句写成,以便诵唱。其中,最多的是度戒文书,有《大道科》、《初真度戒科》、《安龙科》、《明真科》、《临时发丧科》、《丧场科》、《破狱科》、《诸品经》等50多卷;有师教书《受戒科》、《接圣科》、《开山科》、《救患科》、《招兵科》、《帝母本度科》、《长脚科》、《大通书》等10多卷。仅上述度戒、丧葬、还愿、救患等道公所用的道书和师公所用的师书就有60多卷。此外,还有祭祀诗词和歌谣,如《盘皇歌》、《盘皇唱》、《盘王教人传》、《度戒仪式歌》、《开山歌》《甲子歌》、《婚姻歌》、《风流歌》、《迁徙信歌》、《寻亲信歌》、《鸳鸯信歌》、《风流信歌》等50多卷,还有《伏羲兄妹》等故事36卷。

云南的瑶书大多流散民间,究竟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据云南瑶族学者黄贵权的估计,有300本左右或更多。近些年来,随着对少数民族文献抢救保护的日益重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献的搜集和保护工作的力度。云南瑶族宗教文书主要集中收藏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2013年10月,笔者查阅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搜集珍藏的瑶族文书,这批瑶族文书主要是从文山州和红河州元阳县、绿春县的蓝靛瑶那里征集到的,包括瑶族文书480多册,神像画300多幅,其中落款年代最早的为乾隆初年,此外还有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抄本。目前,这些瑶族宗教文书只是做过简单的分类整理,经由瑶族学者整理的宗教文书有《玉经三朝科》、《天师科》、《玉皇经揭对三时科》、《开山科》、《度戒法咒语》、《东岳科》、《接圣大献科》、《斋醮建坛科》、《招兵科》、《喃灵科》、《安龙科》、《雷府解冤科》、《祭龙科》、《解冤谢墓科》、《炼度科》、《迓王科》和《血湖经》、《祭花王经》等,其中最早的藏本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抄本《谢雷科》,供文山蓝靛瑶的师公在举行还愿、挂灯科仪式时念诵,内容是恭请道经师宝天尊等众神,消灾解厄,保佑人间康泰。这批文献涉及面广,有经书、歌书、历书、占书、合婚书、启蒙读本等,几乎囊括了瑶族文献的所有类别。其中《评皇券牒过山榜》版本最佳,图文并茂地记录了瑶族起源、图腾崇拜、姓氏由来、祖先迁徙等内容。宗教文书按用途可分为祭祖、度戒、送亡超度、消灾解厄、赦罪拔苦、赶鬼驱瘟、择吉书等。

目前,国内学者对云南瑶族经文进行整理研究的相关成果不多。1980年赵廷光先生根据对云南省文山等地区蓝靛瑶的调查,收集到“度戒”时用的瑶经20多种。徐祖祥的《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对瑶族文书的分类和道教经书瑶族化的特点进行过分析。黄贵权的《简述蓝靛瑶道教的经籍和唱经》,将蓝靛瑶道教的经籍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道派经籍即“道书”,这类书大致有30多种以上,列出了19个书名;第二类是师派经籍即“师书”,这类书大致有10多种,列出7个书名;第三类是道派和师派共享的经籍,没有列出书名。黄贵权的《靛村瑶族——那洪村蓝靛瑶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一书,罗列了著者所见到的云南蓝靛瑶书约220种(已把同书异名的书名进行归并),其中有著者本人收藏的70多种宗教、歌谣方面的瑶书原件或复印件,但未能进行相应的整理和研究。此外,该书中还罗列了著者见到的泰国清迈鲍列特(Jess G·Pourret)博士搜藏的清代、民国时期40多种的蓝靛瑶文献名称。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东南亚瑶族宗教文书的调查、整理、研究要早一些。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从1969年开始即对泰国北部的瑶族进行调查,并对泰国瑶族的宗教文书及宗教仪式进行研究。1975年,他撰写的《瑶人文书》由东京讲谈社出版。白鸟芳郎在1973年除夕和1974年元旦,到清莱府钦根县克纳库村搜集瑶族文书,拍摄瑶族文书的照片多达几千张,内容大多是关于瑶族祭祖、成年结婚、丧葬祭礼、民间风俗的,祈祷用的祷文也很多。他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揭示内容及用途。他所接触到的瑶族宗教文书包括:1、《开法书》,是进行“卦灯”和“和年”礼仪时实际使用的祈祷书。2、《超度意者》,是祭祖时向祖宗灵魂谈话的咒书。3、《香骨表书》,有人死了,遗体无法找到的时候,使用这种书祝愿故人在九泉之下安眠。4、《开山书》,是呼唤森林里的精灵时用的咒文,在深山老林劈山建村、修筑房舍时还用以祈福,驱魔。5、《招魂书》,瑶族人是信奉星宿的,星光暗淡就感到不吉利,闪闪发光时,就认为是吉祥之兆。满12周岁以后,司祭就给他一个星辰。星分两种:一为本命星,一为保命星。本命星是保护生命的星,保命星是保护身体的星。本命星又分男星、女星。保命星又分衣服星、食粮星、金银星、福禄星,发生疾病和灾祸时,司祭就用《招魂书》作祈祷。按照场合的不同,将右边的星名插入文句中进行祈祷。这本书还可以用来对所信奉的星群进行祈祷。他们将这些群星称作“众位长生主昭本命保命星官”。6、《解结书》,瑶族的丧葬制度有两种方式:一是火葬,一是土葬。本书是土葬州闷用的祈祷书,假如土葬有臭气的话,他们认为不吉利,就用这本书进行祈祷。7、《做鬼书》,这本书是招呼一般鬼魂时用的咒书。8.《叫天书》,这本书是招呼居住在九天之上的灵魂时使用的咒书,要吹响牛角后才进行祈祷。9、《衣禄书》,这本书是小孩子身体不舒服、家畜的状态不佳时,祈求好转时使用的祈祷书。10、《金银状书》,此书是陷入极端贫困时祈祷幸福用的书。例如,因遭火灾、被盗身无分文的时候使用。11、《增广书》,是瑶族学习文字时用的教科书,老幼皆读。12、《地狱书》,这是爷爷、奶奶、父母去世时,为他们祈祷安息的书。13、《合婚书》,在结婚前,首先男青年的双亲要在女方的生日去拜访她的双亲,然后告诉自己儿子的生日。双方父母在场核实年龄是否合适,届时,使用这本书选择良辰吉日。14、《法书》,也叫《符法书》,身体受伤、被蛇咬了的时候或夫妻关系不和时所用的咒文书。15、《安坟墓书》,是修复祖先坟墓仪式上用的书。16、《超度书》(叫祭饭书更正确些),在祭祖时,燃烧红、黄纸,并在这些纸上记着各种祈求,这些祈求就是从这本书上选出来的。17、《三戒人可用超度书》,大司祭和度师死的时候,为他们祈祷冥福,就从这本书里选出一些文句写在纸上烧掉,认为这样就可把祈祷送上天了。18、《元消鬼书》,瑶族人认为隐居在森林中的精灵会加害于人。在受到疾病之类的灾害时,司祭就摆上许多供品,驱赶精灵时就使用这本书。19、《女人唱歌》,这本书是瑶族人对传说中的君王“盘古”进行祭祀的仪式中所收集的女人唱的歌。这一类歌曲,只能用在“作藤”以及祭祀十八神的“和年”仪式上,此外,还应该在“挂灯”仪式上使用。20、《游梅山书》,所谓的梅山是精灵们住的地方(即阴间)。在那里分10个阶层,死者的灵魂都得经过这10个阶层进入天堂。各阶层都住着一些精灵,在最后一个阶层,灵魂被最后判决,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21、《洪恩赦书》,患病的时候,司祭就打开这本书念咒文,例如,碰到恶魔得了精神病的时候,司祭就打开这本书里的《彰怪表》、《彰怪引》,念咒文驱逐恶魔;要安慰精神病患者的灵魂就读《追魂碟平用》,把鬼魂赶出家里就读《当天用追魂碟》。这本书里一共收集了19种咒文。

越南有大约80万的瑶族人口,大约分布在34个省市,主要分布于越南北方的越中、越老边境和红河中游一带。在越南老街省,瑶族约有10万人,分别居住在102个乡的466个村寨。过去每个瑶族村寨都有一个小型图书馆,用于保存1949年前的瑶族典籍,包括祭祀、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几类。瑶族老年人借助宗教文书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传授给后辈。传承下来的典籍中最为突出的是蓝靛瑶宗教信仰仪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书。度戒仪式用书比较丰富,仅老街省保胜县春光乡眉村,有关蓝靛瑶度戒仪式的就有121卷,其中有28卷经诗、17卷神秘法和76卷玄科。在沙巴县左平乡的红瑶还有教使用乐器、乌龟舞蹈及巫术仪式舞蹈等书籍。20世纪70年代,瑶族村寨中掀起了一股学南瑶字的潮流,并出现了用南瑶字编撰的教学书籍。在老街省共收集到1119本不同程度的南瑶字教程,其中红瑶被编撰成三级教程,蓝靛瑶被编撰成五级教程。南瑶字教程在保存瑶族文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几乎所有的老街瑶族村寨都保存有宗教文书,而目前老街省466个瑶族村寨中只有274个村寨存有宗教文书。其中,蓝靛瑶支系保存的宗教文书数量最多。保安县77个蓝靛瑶村寨中有48个村寨存有宗教文书,但数量比上世纪70年代少了近50%。究其原因,主要是:1、瑶族居住区生活条件艰苦。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地方的瑶族还过着游耕游居的生活,这些文书在迁移过程中极易失落。北河县是瑶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宗教文书失落数量也是最多的。2、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街省在瑶族地区开展排除迷信活动,一些乡政府禁止一切巫师活动并焚烧宗教文书。3、近15年来,旅游业蓬勃发展,每年约有10万外国人到老街旅游,有的游客专门购买民族古物,其中也包括宗教文书。仅河内就有10个书店在暗中进行古籍买卖,甚至协助外国人对古籍进行统一收购。据越南文化官员介绍,2000年在老街旅游胜地沙巴左平乡考察时发现有宗教文书450本,而今却只剩233本。

云南与东南亚瑶族宗教文书的外流

目前,流传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瑶族宗教文书,有不少是源自云南、东南亚的,这些文书主要收藏于这些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博物馆。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有一批瑶族经文。由德国东方及东方文化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Lucia Obi,M.A.和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的Dr.Shing Müller合撰的《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巴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详尽介绍了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瑶族宗教文书的收藏状况及其分类整理研究,这是目前世界上较早介绍公共图书馆馆藏瑶族经文的研究文章,初稿是慕尼黑瑶族经文研究计划小组在1995年写成,后经Lucia Obi,M.A.和Dr.Shing Müller修改整理,于1997年发表在《东亚自然与民族研究学刊》上。台湾学者何翠萍对此文有过专门介绍: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收藏的这批瑶族经文是1980年、1990年从英国古董商处购得,这位古董商又买自曼谷的一位泰国古董商,而非民族学者的收藏和捐赠。从手本的外貌、装帧形式和纸张看,大部分较老的手本来自中国、越南,较新的来自泰国和老挝。这一批馆藏主要是瑶族手本2776件,2005年9月前已编目整理867件,分为宗教性质和非宗教性质手本,可确认的有80%,其中约550份属宗教性手本,70份为非宗教性手本。在宗教性文本中有39册“经文”,约100册“密语”,少部份“醮”经文,300多册“度戒”,无法列入“正统”道教仪式的小型宗教手本约30册,还有一部分无法归类;非宗教类是道德教化类书、汉语文教科书及辞典类约有40本,包括盘王歌本的神话史诗及歌本20册,占卜类书籍26册,其中包含《评皇券牒》、家谱、医书等、经文的版本年代三分之二源自于19世纪,多来自云南、广西,其中记录的最早年代是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他们采用的分类方法是四个方面:1、借助文献资料对手本进行分类。将馆藏文本分别归类为不同的瑶族支系,如蓝靛瑶的道公文本(云南及印度支那)———授职仪式的标题:《天师戒度科》、《道范科》,斋/醮标题:《三朝科》、《清醮科》等等。2、按照瑶族不同支系对科仪本进行分类,不同的瑶族支系强调不同的文本传统,相对地也大多有不同的仪式。3、神话史诗类歌谣与纪录文件。4、按道公、师公的名号来分类。这篇文章发表后,德国还开展了这批收藏的研究和展览活动:1999年11月4日~12月22日,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举办“瑶族宗教手本”的小型展览;2004年瑶族经文研究小组整理出版了一本涵盖850件手本的目录。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书是2005~2007年间先后三次从英国书商Robert Stolper手中购买的瑶族手抄文献241件,这批文献是Robert Stolper从东南亚一带收购的,与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1995年收购的850余册瑶族手卷同出一处,可比较互证。这些文献年代最早的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明确标明乾隆年间的经书有6本,还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经书,最晚的年代落款为“皇上民国管下七十六岁丁卯年三月初五日”,即1987年。文书抄成年代上下间隔达230年左右。这批文献内容丰富,包括《评皇券牒过山榜》(“过山榜”)、《盘王大歌》、经书、历书、占书、合婚书、歌书等,其中有4份“过山榜”。这4份“过山榜”均为卷轴式,长32~33.9厘米,宽474~518.7厘米,图文并茂,榜文文字有三四千字,除一份在入馆安检中人为受损外,其余均保存良好。4份“过山榜”虽然也标有“正忠景定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字样,但实际年代待考。瑶族道公和师公用书是这批文献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有《太上洞玄灵宝经卷》、《诸品经科》、《度人经》、《尊典》(上、中、下卷)、《百解秘语》、《斋亡秘语》、《丧坛秘语》、《洪恩秘语》、《天仙麻疯秘语》、《度戒科》、《救患科》、《喃灵科》、《安龙科》、《谢境水符科》、《招兵科》、《神目科》、《过神书》、《做鬼书》等60余种。

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收藏有289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瑶族道教经卷手抄本。四川大学郭武教授借阅过这批文献,发现这批文献包括:“乾隆壬子年四月抄完”的《水符科》、“雍正叁年乙巳岁五月初四巳时起抄”的《正一初真授戒科》、“嘉庆十一年录抄存本”《大小斋用奏式》、“大清道光贰拾年六月二十日腾禄(誊录)法书一本”《上梯雪山法书》等。道教的科仪文本内有各种表、牒、状、符等,有《求花表》、《收邪表》、《五谷表》等表文,有《都天豁落猛吏元帅牒》、《投师状式》、《普请状式》、《延生申奏状式》、《申三官状》、《丰都表式》、《玉清宝篆朱投幽魂救赦灵符》等,这批与瑶族道教有关的文献中,以科仪、法术类型的文本居多,而在科仪类文本中,又以人道奉戒、驱瘟除疾、超度亡魂、合和婚姻等内容为重,在法术类文本中,则以治病除患、制邪伏鬼、藏身变化等方法为最,其它类型的文本,包含建造、择吉、看相、算命等不同内容,涉及瑶族生活的很多方面。

结语

云南瑶族宗教文书向东南亚的流传是伴随着瑶族的不断迁移而传播开来的,流传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瑶族宗教文书有不少是源自中国云南、广西及东南亚诸国。瑶族宗教文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不仅涉及瑶族宗教仪式、瑶族宗教与道教经典的渊源关系,也涉及瑶族的历史迁徙、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习俗风尚等。对瑶族宗教文书进行广泛搜集和研究,可了解云南与东南亚和欧美瑶族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现状,促进瑶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拓展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对象和领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视野。

文章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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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西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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