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和西南夷是古代散布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古老氏族部落。根据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它们的起源和文化不一定比华夏诸族要晚或落后，它们也并不与华夏诸族完全隔绝，毫无来往。不过先秦文献里确是较晚才提到它们。可以肯定地说，巴蜀在商周之际已经与商周发生关系，而在春秋战国以后，与楚秦等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以及《山海经》等著作里对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有专门的记载，但仍有史料不足或模糊不清的感觉。今且从《牧誓》的八族谈起，然后分别论述楚、秦对巴蜀的经营开发。
《牧誓》的八族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会师于孟津的誓师辞。当时，西南诸族多拥护周，而反对殷商。在《牧誓》中提到的诸族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其实它们只是氏族部落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国家。它们也并不一定恰好只有八国。当时会于孟津的诸族，一说有八百之多。这也说不上有多大可信的程度，但可见当时来会的诸侯之多。
关于《牧誓》八族，前代学者从孔安国、郑玄到孙星衍以及近人徐中舒，顾颉刚等都有考证。他们认为，大体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的西南，包括今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交界的区域。商周之际，殷纣王对其四周小国都很暴虐，因此它们拥护周文王、武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殷商末年，不但殷丧失了对东夷的控制，而且西南诸族也大都依附于周。但周文王、武王还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非到时机成熟，是不采取非常行动的。
《牧誓》八族有蜀而无巴。彭，可能就是巴。前辈学者认为彭在四川彭县。彭、巴双声，自可通用。《左传》襄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以后，不见彭而只见巴，而且巴、濮往往并言。
《牧誓》中的髳，前辈学者考释，都以春秋时的茅戎当之，固指定其地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我们认为，茅戎也就是苗蛮的支族。《后汉书•西羌传》透露了这一消息，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西羌自出三苗，学者颇为置疑。但是苗羌必定地域邻近，而且迁徙活动也常相因，是可信的。析支即西南夷中的■或臾，所以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有苗蛮人参加，他们住在蜀的徼外。
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从而发生经济文化的接触，以及血缘关系的融合。研究巴蜀和西南夷的族源，易有分歧，其原因即在于此。巴濮的迁徙与楚的经营春秋以后，楚国由丹水以北向江汉流域发展。巴大概也在这时向东发展，都于江州（今四川重庆），并且沿着长江向下发展，直到巫峡、宜昌，沿江都有巴人的踪迹。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始见巴人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据此记载，巴当在楚国之西北，与邓（今河南邓县）相近。巴要与邓友好，而须先告楚国，则巴为服属于楚之附庸。
《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又进而攻楚之城门。冬，巴人又因楚阎敖“其族为乱”而伐楚。由此可见巴人的顽强。这时楚国的都城为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巴国当在襄阳附近。
《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林（当在今湖北荆门），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可注意的是庸人、麇人为首，联合群蛮、百濮共同反叛楚国。庸见于《牧誓》，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师东来而百濮避锋先走。百濮在竹山之南。百濮包括许多属于濮的部落，正象群蛮一样，不易固定于一个地点。这时，从湖北北部山区到江汉流域，都有濮人的活动。平定这次动乱时，秦与巴都帮助楚国。《左传》这样说：“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石溪和仞皆在今湖北均县，为八庸之道）。秦人、巴人从楚师。”战争结果是楚灭了庸，百濮罢归。自此之后，巴更进一步服于楚了。
但是百濮与群蛮，氏族林立，没有统一。楚自若敖、蚡冒“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蛮濮以来，直至战国，始终没有能够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处在湖山荆山、武当和桐柏大洪山的山区之中，时叛时服，非楚之兵力所及。吴、濮是楚国春秋晚期两大外患。这时也有一部分濮人顺着犍为、宜宾所谓“僰道”而举族向南迁徙，到了云南、贵州境内的。
蜀作为族名，已见于甲骨文，如“蜀射三百”，“丁卯卜，共贞，至蜀，我有事。”“王登人正（征）蜀”等等。就内容看来，殷王有权征调蜀之射人；殷王有事，蜀有所谓“王事”之义务。但是蜀并不老老实实地服从于殷，故殷王屡有征蜀之役。
唐宋时，成都附近曾经发现很多人工堆积而成的巨石和石棺，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故。其实，这是东夷人（包括殷商）的风俗习惯。今在辽东、辽西以及苏北铜山丘湾，都有发现。有人称之为“巨石文化”。蜀地有“巨石”的发现，也许是蜀人从沿海或中原迁徙到西南之诬。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有王曰杜宇，一名杜主。“杜主”，古即“社主”。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个传说的年代，并不很古，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情况。大体说来，蜀这时的领域北抵汉中，西达氐羌，南到峨眉、乐山、宜宾，东与巴接壤。这一区域正是所谓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因此春秋战国时蜀成了楚秦移民的目标。
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发生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平定以后，若敖氏的子孙遭到灭亡，斗氏、斑氏属于若敖氏的分族，也被迫迁徙“实边”。岷山庄王大概就是这时到了蜀的西南，与氐羌杂处，成了大族，被称为“豪”。豪就是敖，犹酋长的意思。另外，还有爨氏和一个被称为“盗”实即农民起义领袖的庄0，在战国时由楚都迁到滇黔。这情形，正象商周之际殷商的宗支向四处迁徙一样。不管它们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民族的迁徙也就是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的金币（锾和金版）已流行于长江流域。近半个多世纪来，在今湖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当时的金矿地点究竟在何处，徐中舒《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0的关系》一文，首先揭开丁这一秘密。汉代的严道（原是庄道，因避汉文帝讳改为严道）所在的岷山脚下，有一条犁牛河。犁、丽，同音，故亦名丽水，盛产黄金。同时云南腾冲北面的金宝山长傍川之间，也盛产黄金，也名丽水。
楚国为了在两地开采金矿并运输到楚国，先后在云南楚雄和四川荥经置官设吏，即由岷山庄王经营其事。因荥经距楚雄较近，交通方便，所以较楚雄尤为重要。战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自它占领了汉中之后，秦代替了楚在巴蜀的统治，于是，金矿的事业便停顿下来。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向东发展。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不忙攻伐三晋，而向巴蜀发展。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产足以富氏缮兵”。秦于是向蜀扩展。
公元前3年，蜀和道、巴发生战争。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从剑阁伐蜀。蜀王亲自到葭萌（剑阁东北）迎战。结果败退，被秦兵追及杀死。就这样，蜀国就亡了。接着，秦又乘势灭了苴、巴。
蜀的灭亡是很迅速的。但是，秦统治蜀却化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蜀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尚未形成国家，时叛时服。秦不能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如封蜀王的子弟为侯，又使陈庄相蜀，张若为守。秦在巴设置巴郡同时，仍然保留了蛮夷君长，又使他们“世尚秦女”。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尽管秦派蜀相蜀守以监视蜀侯，但是蜀仍不断发生内乱。实际上，秦对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公元前311年，西南夷中的丹犁降蜀，而蜀相陈庄杀死丹犁，这就是怕蜀侯和西南夷勾结，以抗秦国。次年，秦武王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又封蜀侯子辉为侯，仍是使用以蜀治蜀的政策。公元前301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辉自杀，继立辉子绾为侯。公元前285年，秦怀疑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
秦灭蜀后，连封三侯而又连杀三侯，然后才改蜀为郡，使蜀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加强了对蜀的统治。
西南夷
古代巴蜀西南，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区，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如夜郎、滇、邛、昆明、冉、駹等，总称为西南夷。他们的族源非常复杂。有的来自黄河流域，有的来自西北，由新疆通过青海甘肃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一地区还杂居着彝、羌、苗、傜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史记•西南夷传》根据秦汉时期的材料记载其分布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秦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大体说来，这些部落都还没有形成国家，所谓“君长”也只是头人而已。秦汉至今，这一地区除了大部分彝族以外，还有氐羌、苗、徭、侗、僮等等。关于他们的族源和迁徙，是如今中外学者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还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环”，不能解决。解放以后，在七十年代，考古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王的坟墓和出土铜器。其中有一个铜鼓上有许多人物，有的是编发，有的是椎髻，正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述相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件的铜釦或兵器的装饰物上铸有许多野兽（如虎、豹、狼和鹿）互相搏斗和噬咬的情状。这显而易见，是西北或北方游牧部落所常见的图象。苏联学者把它们和中亚的游牧部落斯基泰文化相比较，提出晋宁石塞山文化中有斯基泰文化影响。日本学者白岛芳郎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一假设。他认为昆明就是《汉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所说的昆弥。他们自战国以后，通过羌人或随着羌人一起来到云南洱海和昆明湖一带。因此，晋宁石塞山有西北游牧部落文化，甚至中亚斯基泰文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的历史材料辗转曲折，其根据是脆弱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庄王就是若敖氏的后裔。他在四川荥经和云南楚雄经营开采金矿的事业。战国时期，庄率领农民进入贵州南中（夜郎、牂牁）等地，他们与楚（濮）人一起结成部落。魏晋时的爨氏，即楚国斗氏（班氏）。其后他们子孙繁衍，成为大族。晋代的“五荼夷”，唐代的“勿邓”、“多岗”，宋代的“五斗夷”，其实都是斗氏的不同音译。勿、五，是少数民族在名字前加的“阿”字。勿、五，就是“阿”的不同写法。果如徐先生所说，云贵境内的西南夷人中确有楚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总之，古代西南夷是一个不同的氏族部落的通称。由于长期的杂居和迁徙，促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共同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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