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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卫618年!我和我的天津,这里有几代人的记忆拼图

1404年12月23日

(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正式得名,筑城设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18年历史积淀

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

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

从原住民到外来者

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

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

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

而紧紧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

冯骥才: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

冯骥才,1942年出生,著名作家、学者。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自费出了《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建起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件事写到了我的《漩涡里》。

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过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建一座曲艺博物馆。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冯骥才的天津》。那一系列还有《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巢》。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巢,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蒋子龙: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

蒋子龙,1941年出生,著名作家。

我生在河北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复员后,我又回到“天重”,当过厂长办公室秘书、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

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各地出了很多“乔厂长”。《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作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收到过沈阳一个护士写来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她爸爸是一个厂长,工作上犯错误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门。家里人没办法,找来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没过多久,他爸爸拿着杂志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仍在写。我以为一个作家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事。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不写出来,我觉得欠点儿什么。

我想从北洋练兵开始,写到日本侵华前。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都能拿到国际大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这也是一种责任。

孟广禄: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

孟广禄,1962年出生,著名京剧艺术家。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我母亲没工作,我父亲一个人上班,养活六个儿女。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家没人唱戏。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就爱听。4岁时,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一用劲儿,摔下来了。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

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的广场玩。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我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他唱,我跟他学。回家后我自己练。

我真正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浆,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了,我学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因为屋里空,有共鸣音,显得声音特别好听。我哥说,小禄,你嗓子怎么这么好?那时候我就爱上裘派了。

我记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水面上漂着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我又去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骆巍巍: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

骆玉笙

骆巍巍,1965年出生,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

我奶奶骆玉笙22岁在天津成名后,收入多,特别舍得在吃上花钱。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她也爱吃海参、虾仁。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

天津烤鸭店对面有一家川苏菜馆,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馆,干烧鱼做得太好了,奶奶爱吃。我小时候嫌那个鱼太辣,不吃。长大后,就连去四川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干烧鱼。那时常去的还有惠中饭店后面的宏业菜馆、新华路上的和平餐厅。和平餐厅既卖中餐也卖西餐,但他们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带我去起士林楼下吃冰激凌,每周至少一次。现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当年却是对以往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香草味奶油冰激凌两毛钱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上面浇着一圈可可汁儿,两毛五。我吃一个奶油冰激凌,奶奶就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我要是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奶奶就要一份3毛钱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钱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在起士林总会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或者也是退赔了财产的。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说话,最多点点头,感觉他们对一下眼神儿都怕被人议论。可那种非要吃到“毛干爪净”才罢休的心态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后,奶奶常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如果赶上我放假,她就让我中午提前到餐厅点好菜,等她散了会,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继续回去开会。我在那儿吃过一道炸烹虾,后来再也吃不到这种水准的炸烹虾了,可能虾也不一样了。还有一道西餐黄油鸡卷,用鸡胸肉把黄油裹起来,外面再裹一层面包渣炸熟,底下托一个炸好的面包托。一点儿也不腻,每次我都要连面包托一起吃了。这些年吃过的黄油鸡卷都特别腻。

奶奶对吃的要求确实挺高的。无论吃什么,她要是咬下去觉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买一堆苹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错了。桔子也一样。要是买了甜桔子,一会儿奶奶就都拿她屋里去了。西瓜打开她先看,看着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着还行,就问吃的人:“甜吗?”我爷爷说:“填啊,往嘴里填!”她就不吃。“我这嘴就是吸铁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坏来了。”奶奶说。我爷爷说:“你这属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谁让奶奶是一个对完美度要求特别高的人呢。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马小川: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

马三立

马小川,1981年出生,马三立之孙。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

爷爷爱看话剧。他总说,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比相声要复杂。相声演员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话剧演员演的是别人,这是最难的。在我小的时候,北京人艺的那些艺术家们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爷爷。尤其于是之先生,他跟我爷爷的交情很深。爷爷最喜欢看他演的《茶馆》,对于是之先生非常敬佩,于是之先生也很欣赏我爷爷的相声。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看他们就像两位老神仙一样,一胖一瘦,坐在那儿说话。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都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他并不埋怨什么,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开始,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花五宝:天津的老园子我都唱过

花五宝,本名张淑筠,1923年出生,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

我出身贫苦,自幼过继给孀居的姑母抚养。姑母身边还有一个养女,叫张淑文,艺名花四宝,在南市的书馆里唱梅花大鼓挣钱养家,十几岁唱出了名,被报界评选为“梅花歌后”。我常跟四姐跑场子,听她唱,也听她的唱片。四姐嫁人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卖艺养家。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邱玉山,一位是卢成科。他们也都曾教过我四姐。那时候,天津表演曲艺的园子特别多,电影院放电影中间休息,也加一场曲艺。我签约的仁昌电台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播放曲艺类节目,我每天都去电台实况直播,还要赶五个剧场,差不多唱九段。天津的曲艺园子,没有我没上过的。我能有幸跟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荣剑尘、常澍田、常宝堃这些曲艺名角一块儿同场演出,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从1986年开始,我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学生想跟我学,我听听嗓子不错,就行。我头一批徒弟是籍薇、安颖、杨云三个。要是从我们“花派”来说,我继承花四宝,算第一代传人,我的徒弟是第二代传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继承,还要把梅花大鼓发展下去。我是传艺不卖艺,我不卖关子,梅花大鼓艺术能够代代传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徒弟杨菲现在收了好多十来岁的小学生,梅花大鼓“花派”已经有第三代传人了。

2015年,我92岁,天津市曲艺团为我办了一场从艺80周年纪念演出,地点在中国大戏院。我说我还能唱吗?我在家试了试,还行!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演出前先去医院打封闭针。到演出时大幕一拉开,台底下座无虚席,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到台上一打鼓,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好!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有记者来采访,问我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您呢?我就说,观众好啊!

杨少华:走到哪儿都树人缘

杨少华,1932年出生,著名相声演员。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想干这行,自己找辙,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干检场。常宝霆比我大三岁,是他给我开的蒙,教我说《六口人》《反七口》。19岁时我来天津,进钢厂当钳工。常家也落户天津,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

说相声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只是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得有这能耐才行啊。

我最崇拜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来天津演出,观众排队买不上票。我能找到梅先生,买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拿到票以后,到外面高价卖给别人。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家里孩子多,只能想尽办法赚钱。有一回演出,下大雪,很多人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吧,都不容易。我心里特别热乎,觉得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后来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走不到今天了。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儿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的好。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

这几年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火,人缘怎么这么好。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出门打车,司机不要钱;去饭馆吃饭,别的桌的人过来说他给买单了。遇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答应。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是一个穷根儿出身。我常说一句话,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不行。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比较随意,乐呵乐呵得了,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杨议一直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的相声,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

天下霸唱 “大耍儿”如同“大侠”

天下霸唱,1978年出生,本名张牧野,著名畅销书作家。

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我影响颇深。我特别喜欢听评书,比如《岳飞传》《明英烈》《三侠五义》《雍正剑侠图》《聊斋》《封神榜》。也听过不少“野书”,很多奇案、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在路边给大伙儿讲,靠此谋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窦占龙憋宝》等作品,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

《大耍儿》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这部书时,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老城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胡同七拐八绕,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厚棉被底下蒙着绿油油的大白菜,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鸽子飞过去时,响起一阵阵悠扬的哨声……数不清的老街旧邻,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想让比我岁数小的朋友们对那段岁月、那座老城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

从我内心来说,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好脸儿好面儿,不欺软不怕硬,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尊老爱幼。造型必须得到位,一顶毛色巨好的羊剪绒帽子,一身将校呢衔服,一件将校呢大衣,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讲的是规矩、闯的是人物字号,做事有板有眼,绝不胡作非为。这也是老天津卫水旱码头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

过去的胡同大杂院里那些男女老少,平常大大咧咧,叽叽喳喳,不拘小节,口中张家长李家短,但遇上不平之事,真没有几个孬种,绝对会仗义出手,因为他们内在里都是古道热肠,这就是咱身边天津老百姓最淳朴、简单、善良的生存哲学。

《大耍儿》里面很多街道地名、饭馆小吃摊,乃至医院、学校、工厂、电影院、车站、胡同、居民楼,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年轻人也多听老辈人讲过,所以比较接地气儿,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我常想,说书先生为什么能吸引听众?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儿,肚子里有货,能把故事掰开揉碎地讲出来。假如忽略了这些细节,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了。

高峰:我是天津茶馆相声的老观众

高峰,1983年出生,著名相声演员。

相声老艺术家冯宝华和我奶奶家是邻居。按街坊邻里的辈分论,我喊他二爷爷。那个大杂院里住的人家几乎都是干曲艺行的,我五六岁时就特别爱去二爷爷那儿听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别和蔼。聊到晚上六七点钟,他提个包就出门了。现在回想,估计是到哪儿演出去了。

自初中起,我上台说相声,渐渐地,校园的大小活动中我的相声成了保留节目。平常我总守着一台收录机,挨个儿台轮着听,只要听到播出相声,就赶紧录音保存。如今我仍保存着这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磁带,大概有近700盘。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常和同学一起去园子听相声。记得中华曲苑门票10块钱,包厢15块钱,燕乐剧场6块钱,名流茶馆10块钱。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于宝林、冯宝华、尹笑声等老先生们恢复了相声茶馆,当时叫“老艺人相声队”。此后我和老先生们慢慢都认识了。

相声门户中,我的恩师是范振钰先生,师爷是班德贵先生,师祖是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师范振钰,赐“应”字。西河门户,我的恩师是曲艺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原名金刚,艺名金连瑞),师爷是张起荣先生,师祖是张士权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师金连瑞,赐艺名高增禧。快板门户,我亦是金文声先生的弟子,快板艺名高启明,师爷是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师祖是数来宝老艺人海凤先生。

2005年,郭德纲老师和经纪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声先生。金先生说:“你先别走,我叫来个孩子,给你看一看。”那天我正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电话没信号,金先生一遍一遍地拨号。等到晚上10点多,我出了实验室,立马接到电话:“郭先生在家里等你了,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可急坏我了!”我急忙打车赶过去,见到郭老师,随意聊聊天,问我在哪儿演出、和谁搭档、演什么节目。郭老师说:“行!既然金先生强烈推荐,周末你到北京,周六看一场,周日演一场。咱们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场给你50块钱买冰棍儿。”人家说考察我,那是客气,那时候一场50块钱不少了。

那一年的7月10日,我第一次到德云社,报的是《开粥厂》。演出很顺利,自此留在德云社。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一群热爱曲艺的人聚在一起挺开心,当然其中天津老乡也特别多。郭德纲老师火了以后,我们的演出场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这是好事,我也就一直安心地待了下去。

张云雷:我的根儿在天津

张云雷,1992年出生,德云社相声演员。

我生在红桥区,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个“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小辫儿”。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上班时开一辆白色吉普车,车里每天都放邓丽君的歌,我一上车就听到《小城故事》。我也喜欢唱,无论唱歌还是唱戏,打小就不走调。《青藏高原》的高音随便就能唱上去。吃过午饭,表姐王惠要去演出,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长寿园”剧场。我有时在前台,有时在后台,坐在小板凳上从头听到尾。时间久了,整段的京韵大鼓《宝玉探晴雯》都能唱下来。

2000年,我8岁,表姐把我带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老师学太平歌词、莲花落。墙上贴着一张纸,脸对着这张纸背贯口、唱太平歌词。不许出错,纸上不能有唾沫。一段《报菜名》,早上100遍,中午100遍,晚上100遍。别的小孩儿都在玩儿,我在背贯口,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我学会的第一段相声是《九艺闹公堂》。第一次登台是2002年,北京大观园庙会,郭德纲老师带我和另一名演员合说《训徒》。2003年,我正式拜郭德纲为师。师父告诉我:“你一定要尊重你的这身大褂,因为这是你的饭碗,你唱太平歌词的御子就是你吃饭用的筷子,你一定要对它好。”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2005年,我倒仓了,高音上不去,唱得也不好听,没自信了,只身回到天津。我在台球厅帮人摆过球,当过餐馆服务员,当过电信客服,天天接电话。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相声,放不下,一个人偷偷回北京。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住了没去找师父,四处打工,晚上睡在麦当劳。

表姐找到我,硬把我接回家。我师父根据我擅长唱的特点,教了我不少以唱为主的段子。此时德云社已经火了,好几百号人,环境变了,我和郭麒麟两个人,每天起床后收拾东西去小剧场,晚上演完出,找个地方吃点儿夜宵,然后回家。那段日子觉得特别开心。

李亮节: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

李亮节,“70后”,首创“天津摇滚曲艺”。

我出生在小白楼安善里一幢联排小二楼里。那是我奶奶家。我爷爷年轻时在那儿结的婚。他是塘沽东沽人,干过船务、货代,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说点外语。我妈和我爸是天津师范学院的同学。毕业后,我妈分配去了杨柳青一中,我爸一开始分到卫国道中学,后来也调到杨柳青一中。现在的石家大院,那时就是杨柳青一中的校舍。教师宿舍也在大院里,所以我是在石家大院长大的。每次回市里都要坐153路公交车,在西青道上开老半天,到西站还得倒车。

我姥姥家住在服装街鸿源里,一个大四合院,进院后靠左边的一排房子。院子里有花有草,门口有天津小孩儿最喜欢的门墩儿,“小小子坐门墩儿”,我表哥和我俩人特别愿意在那儿坐着。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开始弹琴,上吉他班。后来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宾馆行李员、在乐园筑波游泳场干过一夏天救生员、在服装厂当过保安。也去歌厅给人家伴奏,弹贝斯,但技术上马马虎虎。这一行也讲关系、师承,大家互相介绍活儿。我其实并不善于跟别人交往,找活儿难。

后来我在小海地东江道市场开了一家“星光吉他行”,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开始组乐队,写了好多歌。2010年,我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许建把弹三弦的吴斌介绍给我,录了一首歌——《做个有钱人》。有了三弦,乐队的演出比以前好看多了。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以后,我突发奇想,自己买了把三弦。装上拾音器、背带,按吉他的把位定音,穿上大褂,背着三弦去演出。我为相声广播写了台歌《说学逗唱》,电台总放,认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机缘巧合,我拜入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门下。师父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书上查不到、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听他说包袱怎么设计,揣摩他的想法,潜移默化学到好多东西。我也在琢磨:怎么才能让一首歌既能赞美天津,又不喊口号、走形式?受众肯定不喜欢听口号,他们需要好玩儿、好听的歌。有一年我为天津春晚写的《津津有味》就避开了唱高调,因为曲艺、历史、民俗、美食,都是天津的代表,找到这些细节,问题迎刃而解。

怎么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我有一首《哏都青年》就是用天津话唱的。《那年初二》借用了一点点天津时调。有时我想,像我这样唱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唱出个“天津大鼓”来?我要为天津写100首歌,把与天津有关的内容做好,把天津传统的、时髦的都吃透,对我的创作来说就足够用了。我只是个“民间艺人”,没人对我提要求,为天津写歌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事。

最近我刚刚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名字叫《似曾相识的人们》。 一共18首歌,分上下两集,全部是从传统相声里汲取的素材。相声也是曲艺的形式,所以这张专辑仍是摇滚大鼓。上集马上就要发行,下集明年推出。这两张专辑出版以后,为天津写100首歌的夙愿就完成了。最近正在制作中的还有一首《天津民谣》,今年12月31日鼓楼跨年时,我要唱这首歌。

 许丽丽:流行歌手回归传统文化

许丽丽,1964年出生,第二届青歌赛冠军。

上世纪80年代,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宁公园畅观楼饭店当服务员。因为爱唱歌,机缘巧合加入了天津市歌舞团演出小分队,在1986年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天津有180多名歌手参加预赛,业余组经过六天选拔,我有幸进入复赛。

选手们集中在北京武警招待所。复赛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湖北男歌手谢青。1986年4月27日晚上,决赛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我和谢青在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加赛一曲,我又唱了一遍《春光美》,终以9.38分获得第一名。

天津市为获奖歌手召开庆贺会,老市长李瑞环讲话说:“要把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搞得更加活跃,让全市人民工作得紧张愉快,生活得丰富多彩。”我成为天津市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剧院奖励我一套单元房、一台彩电。也得到音乐界的肯定,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音像公司为我和牛虎、牛豹三人录制了《牛虎豹》专辑,磁带销售百万盘,创下当时最高发行纪录。

那些年经历过一些风浪,后来生活和心态趋于平和。我父母喜欢曲艺,我也开始学鼓曲。著名梅花大鼓艺术家籍薇老师教我唱《丑末寅初》,这是个二番唱段,第二段长腔最难,每个字的发音,从字头到字尾都有讲究。我练了足足三个月,终于拿下了这段鼓曲,在“天津相声节”上登场演唱。籍薇老师还教我学唱梅花大鼓《二泉映月》,唱鼓曲要学击鼓和打板,击鼓用在前奏、间奏和某些特定的过门儿,打板则要从头打到尾,一板三眼,鼓和板的配合最难。我又自学了骆玉笙骆老的《剑阁闻铃》,这个长段儿有二十多分钟。

当初我在畅观楼当服务员,溥佐、张洪千、慕凌飞、启功、龚望、毓震峰等书画大家常来饮酒绘画、谈艺论道。我接触到绘画,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还认识了一起学画的顾砚。顾砚是爱新觉罗宗室后人,受家族影响勤学苦练,绘画造诣不断提升,成为非遗项目“津派宫廷画技法”传承人。我俩因共同爱好重逢,经常一起交流心得,提升画技,慢慢走到一起,结为百年之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对人生有了新感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能浮皮潦草,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

李德林:路边吉他队大队长

李德林,1956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天津红歌星。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路边吉他队》,可惜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在那部电影之前,还真有一个话剧团的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个路边吉他队绝对可以拍成电影。但我们哪敢想啊,对我们来说,歌舞团是“皇家”,电影是“殿堂”,我们是“野路子”。

我在尖山中学上学。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楼道里走,突然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那声音太美了。顺着声音走过去,是体育老师在办公室弹吉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声音。初中毕业是1971年,我分配到一家医院干后勤,业余时间全交给了吉他。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晚上在路边玩吉他。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玩吉他的习惯保留下来。我跟着收音机短波频率和录音带学了不少邓丽君、凤飞飞、刘家昌、刘文正、陈彼得的歌,自己录了两盘磁带。歌都不长,两三分钟一首,因为前奏和间奏都短。这两盘磁带流传出去,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

夏天的晚上,我们去路边唱歌。因为晚上安静,吉他声能传得很远。有一次我们在围堤道95路无轨电车车站旁唱歌,过路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派出所民警来了,站在后面听,当我唱刘文正的《黄色的玫瑰》时,民警过来拦住不让我唱,把吉他没收了。

王朔的小说里写到北京顽主“茬琴”,我觉得特别真实。我们也茬琴,但天津不叫茬琴,叫“会琴”。我们去王串场会琴,对方熬一锅绿豆汤,坐在路灯底下开唱。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边没歌了,就算输。有人因为会琴打架,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路边吉他队大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

1985年,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随后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报幕员报我名字,台下观众鼓掌叫好。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儿名气了。那一年流行张明敏,我唱《我的中国心》,一首歌中间有六七次掌声。在河西体育馆演出,我最后一个上场,全场观众高喊“李德林”。鼓手王合下来跟我说:“这是唱歌吗?简直是足球赛!”但那时候不敢想成名,就是被动地唱歌,谁找我演出我就去。

我这个人容易满足,容易快乐。想想那么多一起在马路边玩吉他的朋友,咱玩到这个程度,从爱好唱歌变成以唱歌为生,该知足了。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更好听,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声音没怎么变,但是有底蕴、有沉淀,不像过去光追求唱高音。见过我的朋友都说,你可不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瓦尔特说过:“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别放弃梦想。

 刘德印:我是天津方言发音代言人

刘德印,1949年出生,曲艺作家、天津快板演员。

我生在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河东郭庄子老地道。那地方有很多小园子,曲艺演出不断,我最爱看快板书。有时家长给5分钱,拿块饽饽喝老豆腐,我不舍得喝,光吃饽饽,存一个礼拜钱。跑到园子门口蹲着,听里面一报“快板书”,不管谁演,就进去看。园子里计时收费,为了省钱,快板书刚唱完,我就赶紧出来,回到家基本上半段就记下来了。

1965年,初中还没念完,我顶替老娘到天津针织厂上班。针织厂在河东十三经路,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针织厂,有五六千人。我当辅助工,月收入33块8毛。别看少,其实当时8块钱够一个人过一个月的。

厂工会隔几个月搞一次职工汇演,我跟着一块演出,学着唱李润杰的快板书《劫刑车》。我特别崇拜李润杰,打听到李老师家住在总医院后身儿,就去登门拜访。那天李老师正在家蒸饽饽,手上沾着棒子面,开门出来见到我并不认识,但听我一提快板书,就特别热情地把我拉到屋里。

除了唱快板,我也学着写快板、写相声。有个电影叫《创业》,我写了段相声《创新业》。天津市组织相声大会,我和厂里一个同事表演这段相声。同台的有魏文亮、孟祥光、刘文亨、班德贵、寇庚儒这些专业演员。1978年,《天津演唱》杂志发表了《创新业》这个作品。

天津电台搞全市新相声小段大赛,我写了《二斤桔子》《家庭药房》两个小段,在红桥区一个大剧场演出,电台录音播放。《家庭药房》讽刺了一种现象,有人不自觉,钻公费医疗的空子,给孩子解馋吃山楂丸,裤子破了从里面贴上伤湿祛痛膏,用伤湿祛痛膏包凉席边儿,苏合丸能换煤气炉条……年底《天津演唱》杂志交流评选,《家庭药房》得了三等奖。

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单位图书馆翻看小人儿书《三打白骨精》,灵机一动,写了一段天津快板《三打白骨精》。写完之后在单位演,一演火极了。我对天津快板着了迷,写了好多,有一段《大杂院的变化》,演出效果特别好:“……尤其下水道,上面顶满罐儿了,要到了夏景天,那苍蝇算过年儿啦,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甭花一分钱儿就像进了大饭馆儿……”

天津电视台拍高英培、范振钰《钓鱼》的相声TV,“二儿他爸爸”这个角色找了几个演员都不合适,编导给我打电话,去了之后一拍即合。我和高英培在外形、声音、感觉上都比较近似,高英培表演时说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得特别完整,拍相声TV,那个劲儿必须得对上,口型和词都得对得特别严实。拍摄用了两天,剧情中的小院在红桥区,演姥姥的是红桥区工人俱乐部的张碧瑶,二儿他妈妈是胡珂瑜,演鱼贩的许敬义后来演了很多影视剧,包括《水浒传》《大话西游》,可惜在2017年去世了。

1992年,我从工厂借调到河东文化馆,成为文化干部。有人劝我去茶馆说相声,其实我一直没离开表演,出版了《刘德印天津快板选》,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时,用天津快板形式做了宣传片。我还是天津方言发音的代言人之一,声音录入天津档案馆,永久保存。

刘春慧:爱说相声,也爱做公益

刘春慧,1965年出生,相声演员,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发起人。

我从小喜欢表演,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在河北区文化馆业余话剧团演话剧、演小品。小品和相声在一块儿排练,我觉得《报菜名》《地理图》的贯口挺好,找人家相声演员要本子,回家背着玩。

1996年,天津市举办业余相声大赛,通过老师介绍,请于宝林先生给我排练。到了1998年夏天,于先生跟我说,好多老观众看见他都问他怎么不演出了?他自己也想演,找到南市的燕乐剧场跟人家谈。人家也挺高兴,每周二、四下午可以在那儿演出。于先生召集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连报幕,带说相声。

本来挺开心的职业,但回忆起来全是眼泪。当时没有女的说相声,自己半路出家没基础,甚至于说得不行,被观众轰下来了。无论多难,我都在坚持,从没中断过。因为我有我的追求——人生要活得有色彩,有了色彩人就快乐,有快乐人才会幸福。我不能当家庭妇女,我想说相声,而且我非得说好了。

园子里的演出上了轨道,基本生活也能维持,我就想,我该回报社会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都要捐助困难学生,同时至少做十场公益演出。有人问我,你做这些事图什么呢?我说,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我不能涨工资,更升不了官。我什么也不图,就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图活得踏实。

我小时候家里七个孩子,我爸爸一个人工作,每月54块钱工资。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也只够全家人吃十几天,剩下的日子就得四处借钱、借粮。街坊邻居这家给二两粮票,那家给块剩饽饽。我上学以后买不起文具,老师和同学帮我解决。我奶奶、我爸、我妈总嘱咐我们,人家帮过咱,将来咱条件好了,一定要回报人家,要感恩。这句话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我的搭档庞军老师也特别支持我,他跟我说:“春慧,只要你去义演,去做公益,无论去哪儿,我准跟着!” 我和庞军老师组建了“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长期做公益活动,做了二十几年。这件事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画家朋友们,他们跟我说:“只要是做好事、做公益,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我带动他们做公益、做慈善,他们的行动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感动。

赵振岭:天津人说话不躲不虚

赵振岭,“60后”,男高音歌唱家。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小时候在少年宫学唱歌,舞台是我的梦想。我考上过戏校,也考上过天津歌舞剧院学员班。去报到时人家说,你又能朗诵又能表演,天津成立了木偶剧团,你去那儿支援吧。我拿着通知书去儿童艺术剧院的前身——天津木偶剧团报到。到那儿一看,这木偶比我个儿还高呢,我不喜欢,自作主张跑回家了。团领导到家里找我,给我做工作,因为无论歌舞剧院还是木偶剧院,团带学员都是中专待遇,有工资,有干部编制,能解决就业。可我还是想当独唱演员,想考音乐学院。

第一年考试落榜。第二年准备再考时,我父亲突然病逝,我是戴着黑纱走进考场的。父亲非常疼爱我,特别支持我学音乐,他的去世给了我一种动力。入学后我更加努力,想从声乐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也是为了追求梦想。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记得是200块钱,相当于她好几个月的工资。磁带也是一笔开销,四五块钱一盘,对我来说很贵。我们声乐系主任董琴老师送给我一盘吴雁泽老师的磁带,我听了很多遍,到后来舍不得听了,怕把磁带磨薄了。

通往艺术金字塔的路上困难重重,能最终爬上塔尖儿的人凤毛麟角。拿我来说,除了感谢父母,还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一位是张松益老师,他跟吴雁泽、李双江老师是同班同学;我考上音乐学院以后,又得到曹悦荪老师的悉心教导,她是吕水深先生的夫人。二位恩师对我帮助很大,为我奠定了从事声乐演唱的基础。我也要感谢两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师:著名作曲家鲍元恺老师、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老师。他们为我写了很多歌曲,应该说,要不是他们在录音棚里、在教室里一字一句地教我,我也很难在民族声乐这条道路上走到今天。

如果问唱歌我有什么独门秘籍,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我也有点儿自己的心得和技巧。比如,我会让学生说天津话。天津是一个有歌唱传统的城市,出了很多歌唱家。有人说海河水滋养了天津人,但我认为,天津的方言对于造就天津的歌唱家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我做过专门研究,写过论文。我们知道,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语言之一,因此才有意大利歌剧。天津话跟意大利语有相通之处——都是以元音结尾并且元音重读,都有很多开口音,这样的发音非常适合歌唱。天津人性格开朗幽默,说话不躲、不虚,因此天津出了一批戏剧名家、戏曲名家,包括曲艺界,鼓曲、相声名家好多都是咱天津人,这和我们天津的方言有着直接关系。

张威:复原老建筑的历史痕迹

张威,1970年出生,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念书时,一次测绘实习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在蓟州独乐寺,走进这座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见到低眉肃穆的观音像顶天立地于木制大阁中,阳光透过格扇门映照着墙上若隐若现的壁画,那场景让我感到震撼。那次与古建筑的亲密接触,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建筑测绘实习,还是职业选择的起点。

当别的同学都去描绘新建筑的蓝图,我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埋首于建筑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建筑的灵魂。读博士时,在导师的指点下,我把目光投向主持清代皇家建筑200余年的雷姓世家“样式雷”图档的研究。我每周往返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通过雷氏祖茔碑记拓片查到样式雷祖坟地点,某年清明节当天到雷家祖坟前守候雷家后人,并将这些故事写入了《建筑世家样式雷》一书。

天津的建筑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保持着古雅、庄重的风格,又有西式建筑的符号和细节,取长补短、中西合璧、相得益彰。近年来,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天津文庙、李纯祠堂、庆王府旧址、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百余处津城文物建筑的修复设计。我认为,一座文物古迹可能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修复文物建筑必须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尽可能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等原则,不能大拆大动,又必须确保老建筑修缮后安全适用。

给庆王府的老楼加装电梯,一开始有很多人投了反对票,都认为应该“修旧如旧”,装电梯会破坏建筑的韵味,看上去比较突兀。但我认为,设计电梯是为了包容更多行动不便的人来参观、使用这幢老建筑,于是拿出合理方案,在主楼室外侧面安装了一部可拆卸电梯,既没有影响景观,也没有变动房间结构,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案例。

修复安里甘教堂时,我们经过严谨考证、判断,认为主堂屋面瓦的形式应与钟楼一致,于是提出采用陶红色牛舌瓦。后来,在二次挖掘地面时,恰巧发现了红色残瓦,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保留了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比如教堂外檐灰黑色的墙面,距离地面约一米多的位置镶嵌着一块残缺的石片,铭刻有“1939”的字样,这是1939年天津城区洪水内涝的水位标记;教堂里面的柱子上保留了当年这里作为工厂搭建二层厂房时的钢架。这些细节都在诉说着某段历史,某些故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物建筑的公共文化属性及社会价值,我们逐步探索出一些有效方法。比如,恒隆广场的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如今改造为星巴克旗舰店,楼道里的墙面和展架上挂了很多展板,展示历史照片,顾客喝咖啡时也顺便浏览了一个小展览。花园路上久大精盐公司旧址建筑的业主也同意把侧门打开,让游客进入一楼展室,了解以“永久黄”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工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对公众开放,天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底蕴、有味道。

耿福林:利顺德的金牌主厨

耿福林,1936年出生,曾获国际美食金绶带奖。

1956年,我20岁,从河北区饮食公司调到利顺德。那时候利顺德的正门在解放北路,外檐的木头柱子是紫红色的,特别漂亮。英国人刚刚把利顺德移交给中国政府,归属于天津市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改名叫“天津大饭店”。

天津大饭店有两位领衔主厨,中餐部的荣益海师傅和西餐部的王耀祺师傅。我跟荣师傅学了三年。饭店经常邀请各地的高级厨师来交流传艺。广州有位汤师傅,是一级厨师,擅长做野味;四川有位陈师傅,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的师傅;上海锦江饭店的师傅也被请到天津,我们学他的上海菜,他们也学我们的北方菜。

做宴会厨师,一要靠经验,二要反应快,什么客人、什么场合搭配什么菜,都有讲究。原料不见得多么好,关键要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随时调整。邵逸夫来天津,在凯悦饭店吃了一顿饭,鱼翅、鲍鱼,他不爱吃。第二天来利顺德,经理让我给他做点儿天津风味的。我安排了两道菜,贴饽饽熬小鱼和炒虾仁。配上几样小吃,蘸小糖墩儿、烤山芋、煮玉米,再加上小米绿豆稀饭、香菜葱丝拌榨菜丝。吃完了饭,邵逸夫主动到厨房见我,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呢,吃这顿饭比吃山珍海味都舒服、都饱。”

在北京新侨饭店我学会了一道凉菜——果仁生菜。五香果仁擀成碎颗粒,和生菜一起拌。汁儿最关键,又麻又辣又甜,特别爽口。上世纪80年代我们饭店合资后,董事们去美国的五星级酒店交流、开会,回来坐飞机的时间很长,累了,想喝点儿粥,来点儿爽口的凉菜。我弄了一大盘果仁生菜,都吃了。新加坡的董事说:“这个菜挺简单,但非常好吃。”他回国后又派了两个厨师来,带着摄像机,专门跟我学这道菜。

1993年,国际酒店委员会俱乐部的评委来中国考察,评选“世界名厨”。利顺德的总经理田玉堂正在国外,给我打电话,让我代表利顺德参赛。我说:“行,但咱有那么大本事吗,够那个资格吗?”田总说:“没问题,你就大胆干。”考察团先到广州白天鹅宾馆,那是当时广东最好的饭店;第二站是上海的锦江饭店,也是最高级的地方;第三站就是利顺德。我准备了一桌菜,八冷八热,每个菜的味道、颜色、造型都不一样。有一道番茄虾球,用苦瓜雕刻了几艘小船,做成器皿,用胡萝卜刻了划桨的老头,摆在船尾。每艘小船上放四个用番茄酱炒过的虾丸。评委看了都舍不得吃,说这简直是艺术品。还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把橙子的顶部切去、挖空,炒好的牛柳盛在里面,橙子皮被热菜一烫,香味四溢。宴会吃到一半,评委会主席就对大家说:“我们来到中国这几站,今天这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不用再评了,金牌就应该给天津利顺德!”

捞面大姨:别的能将就,吃的不能差

汪金雯,“60后”,自1995年起开办“大姨捞面”面馆。

要问我为什么爱做饭?还得从我姥爷和我爷爷说起。小时候天天盼过年,盼着能穿上老舅给买的新衣服,更盼着大年初二姥爷亲手做的那顿饭。我姥爷是厨师,过去在广开开“李家老馆”,做的饭那叫一个香。我爷爷也是厨师,在“义德成”掌灶,听奶奶说,那时候一胶皮一胶皮地往家里拉海货。姥爷惯坏了我妈的嘴,我爸对吃也很挑剔,惯坏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嘴。住的差点儿、穿的差点儿都没关系,吃的不能差,这也是我爸这辈子的追求。

以前我们家住在广开四马路。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小孩儿到点儿就饿,用牙刷抹上圆铁盒里的“牙净”刷牙漱口,洗完脸抹上蛤蜊油,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钱,掀开馒头笸箩,拿个凉馒头去吃早点。穿过六吉里就是二纬路,那有卖面茶的,是用大铁锅熬的糜子面面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稀不稠,撒上双料芝麻盐、淋上麻酱,5分钱一两粮票一碗。屋里有三四张木头方桌,凳子全是长条的,几个大人早就到了。我端着碗找地方坐下,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喝面茶不用筷子不用勺,端着碗转着圈吸溜着喝。喝完以后碗里很干净,碗边上稍有点儿芝麻盐和麻酱的痕迹。我喜欢吃凉馒头就这个面茶,有富余钱时,再来一根热棒槌馃子。

卖炸馃子的地方叫馃子铺。大棒槌馃子是奢侈品,用茶缸子打一碗浆子,棒槌馃子蘸浆子。一张大饼夹个热炸糕或卷圈,现在一桌子酒席也换不回那时的味道。我总站在烧饼铺门口看师傅烙烧饼。拖上一大块很软的面,跟拔糖一样摔到案板上,撒上干面粉,用擀面杖擀开,用手一捧一捧舀着油酥抹在面上,两手一边抻一边卷。卷完揪成剂子,两头掐紧往底下一抿,按扁了就成了。油酥的直接放到烤盘里,芝麻的上面刷上水,沾上白芝麻。那时都用煤球或煤块烧火,那样烤出来的烧饼才好吃呢。油酥烧饼4分钱一两粮票一个,油酥的香味儿让人舍不得一口吃完。托在手里一层一层揭着吃,必须得托着,不然渣儿都掉了。吃到最后一仰脖,把手里的烧饼渣儿倒在嘴里,回味无穷。

广开那块儿有条六合街,十字路口是一个大食堂,早晨卖5分钱一碗的胡辣汤。也有锅巴菜,7分钱一两粮票。到了冬天我就爱喝胡辣汤,也是拿一个馒头,多倒点儿醋,胡椒味儿特别浓,又酸又辣,喝到胃里跟火烧一样,又暖和又舒服。现在做出来的那个什么酸辣汤,里面还有豆皮啊、黄豆啊,那都不对,那时候汤里只有粉条和海带。到中午,推开大食堂的大门,一股啤酒香扑面而来!大铁桶里有一个压把儿,啤酒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用大玻璃杯接着,一扎一扎的。我爸买一扎啤酒,倒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再打一小盆素面汤,买几个花卷,要一个炒肝尖儿,带回家。

我从一个单纯爱吃的人变成从业者,开了家捞面馆,可能也是一种缘分。1995年创业第一天,20斤面条不到一小时就卖光了。转天煮了30斤面条,第一天吃的顾客几乎全回来了,都说太好吃了。那时候网络不如现在发达,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新世界”那儿有一家“大姨捞面”,又便宜又好吃。慢慢有了点儿小名气,被天津电视台聘为美食嘉宾,在电视上教大家做咱天津的传统美食。刚创业时的确是为了挣钱生存,现在更重要的不是钱——我希望吃过的人都能记得“大姨捞面”,就像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这才是我最开心的事。

卞学诊:乡祠卞家在天津赓续三百年

卞学诊,1942年出生,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乡祠卞家后人。

天津卞氏家族起源于山东泗水。1715年,卞大瑛以文人之身为幕僚北上天津,娶妻生子开枝散叶。卞氏子孙定居津门,延续诗书门风,至北迁四代“礼”字辈开始经商。1803年开设“隆顺号”经营土产杂货,凭勤奋及头脑精明,借天津水陆要塞之地利,值天津开埠之时机,几代人精诚团结,跻身津埠富家之列,但书香门风始终未断。

卞氏为南人体质,北迁数代仍水土不服,族人时有外感肠胃不和之苦。卞树榕熟读医书精通方药,为族人治病药到病除。但当时药店所售药材品质不佳,影响药效,于是1833年他在针市街开设药店,以自家生意“隆顺号”和他本人名字中的“榕”字结合而成“隆顺榕药庄”。本是为自家用药保质量,所以选材精细,遵古方自配丸散膏丹,结果却因其药材道地,无心插柳柳成荫,隆顺榕享誉津门成为金字招牌。在天津发展为六家店,在外地也设了分号。

我出生在香港道175号,现为睦南道79号,81至87号是我四伯父家。我们两支同时买地比邻而居,建造了不同风格的府邸。因祖父早逝,祖母是杨柳青名翰林刘学谦的胞妹,受书香熏陶,治家严谨,教子有方,三个孩子在学业、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全家二十多口住在这座四层洋楼里,生活并非奢侈腐化,相反,仍秉承了勤俭持家的家风。

我熟悉那个时代大宅门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因此开始细读家谱及有关资料,加以艺术渲染,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临水朱门》,通过几家宅门故事,展现了当年天津的民俗轶事和社会风貌。

我们这一脉的一家之长是我祖母,家庭支柱是我父亲卞颖新,执掌家事的主事人是我母亲李芸。我父亲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先后经营新亚油厂、宏孚化工厂、隆和货栈等。他对建筑、古玩都有研究,他有律师资质,但从未执业,他的一件律师黑袍被我改成了裙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二轻局任工程师。

我母亲是天津盐务纲总李玉麒的女儿,肄业于天津女师,受过良好家教,善于管理家务。记得当年每天下午3点左右,哥哥们放学回家,会依次背书给母亲听,周末家里还会开茶话会。我们兄妹几个先后都考入名校。母亲于1956年创办了有数十名员工的大沽路幼儿园。

梁世和:宝鸡东道的花鸟鱼虫

梁世和,“50后”,曾到内蒙古插队,后担任教师。

早年间,老天津的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交汇处形成了“华界孤岛”,人称“老西开”。老西开教堂,是天津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公私合营时,我父亲的公司兼住所入股了一家工厂,我家便在教堂旁买下一栋小楼居住,与西宁道小学一墙之隔。很多年以后我问父亲为何选址于此,父亲说这是块福地,“飞机丟炸弹是要避开教堂的!”这也是经历过战乱的人们摸索出的一点小经验。

那个年代的男孩几乎没有不养蛐蛐的。我家门口有一条“蛐蛐胡同”,并不是真实地名,而是因为一批贩卖蛐蛐的小贩聚集于此。胡同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宝鸡东道花鸟鱼虫市场所在地。当年,远道而来的小贩带着竹、苇、高粱秆皮儿编的收口大筐,称之为“戽”,戽的内壁爬满蛐蛐、“棺材头”(一种平头蟋蟀)或“油葫芦”,买主凭眼力和运气挑选,交完钱,顺进纸筒里带走。市场里有很多斗蛐蛐的,看热闹的人们围得里外三层。

记得有一个外号叫“金牙”的小贩,其实他没镶金牙,而是姓金,家住贵阳路世昌里。他似乎并不在意卖不卖蛐蛐,倒像是专门来展示他的各种盆盆罐罐。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把蛐蛐盆摆成好几排——有紫砂、澄泥、陶瓷;有棕色、黑色、青色。有的光滑如镜,也有的雕刻着龙纹、山水、虫草。蛐蛐盆里的过笼也同样精巧。听说1976年地震时,金牙家的房子塌了,好在他的那些蛐蛐盆都放在一个包着铁皮的樟木戏箱子里,毫发无损,这让他觉得万幸,连呼“天不绝我”。

独山路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界,后来又聚集了很多卖观赏鱼的摊贩。也有卖鱼虫子、水生植物、鱼缸的。在工厂里按尺寸切割角铁,用自行车驮回家做成玻璃鱼缸,一个能卖20块钱,那可是一般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实验室的玻璃器皿也用三轮直接拉到了地摊上。

独山路紧靠教堂的路口曾有一个茶汤摊,桌上摆着龙嘴大铜壶,我攒了好长时间钱才尝了一碗。后来茶汤摊消失了,靠西宁道小学墙根儿的小人儿书铺、那个一分钱看一本小人儿书的简陋平房也拆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家邻居张叔在卖茶汤的地方推车卖煎饼馃子,成就了那个年代“煎饼张”万元户的传奇……

上世纪70年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花卉,常会在天津适应一段时间气候、土壤环境,再北移南迁。那时独山路、宝鸡东道有人出售米兰、桂花等南方花卉。随后几年,东北贩花人带来了君子兰,成为宝鸡东道的花卉主角,并风靡一时。西安道八角楼花市迁入,又为宝鸡东道增添了人气。有一位姓李的商户,常年卖梅花桩、银杏桩等盆景树桩,一来新货人们便排队抢购。这些不到季节不长叶、不开花的树桩干枝怎么看都像柴禾棍儿,所以当时有个笑话,说宝鸡东道顾客多、买卖好做,就算你拿张废纸裹一根柴禾棍儿,也能卖个百八十块钱。那个卖盆景的商户因此得了个外号——柴禾李。他在宝鸡东道市场经营了三十多年,直到2021年才退休歇业。

1986年,独山路上建起两幢西洋古典风格大楼——国际商场。这是国内首家经营进口商品的大型商场,曾创下全国商场销售额第二名的业绩。后来人们再提到独山路这片区域,往往会用“国际商场”代指。

李建中:五大道童年往事

李建中,1953年出生,重庆道老住户。

我的童年是在五大道度过的。第一处住所是重庆道12号(原为重庆道18号),一座二层小洋楼,往西走近百米是庆王府旧址。我家住一楼,两个大房间,屋里能骑自行车。出房门再下几层楼梯是一个大院子,院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们就去打枣。

父亲是天津市重工业局计划处处长,工作很忙,司机每天开着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接他上下班。母亲在第二圆珠笔厂上班,无暇顾及我们。我二姐在二十中学上学,离家很近,我和哥哥建国、弟弟建津三人每天跟二姐去学校操场玩,二姐放学后再带我们回家。

不久后,我家搬到现在的成都道93号,有幸与书法家华世奎的遗孀华太太成为邻居。我大姐从四十三中保送到耀华中学,后考入河北工学院,平常住校,寒暑假才回来。由于家离二十中学远了,二姐没法带我们去学校,母亲上班时就把我们哥儿仨反锁在家里。有一次我们玩弹球,球滚到床底下,太黑了找不到,我弟弟点火柴照亮,把褥子烧着了。幸好我哥脑子活,端起脸盆里的水浇灭了火苗。母亲回家发现褥子烧坏了,要打我们,我们苦苦哀求才逃过一顿狠揍。

从我家出门,左侧是世界里,右侧是兴富里(原幸福里),在我家和兴富里之间隔着一个部队家属大院。我常到大院里找小伙伴玩儿。我们哥儿仨的小学不在一起,我哥在河北大学附属小学(后改为新华路小学)、我在西安道第一小学、我弟去了常德道小学。

成都道博爱里是一个大院,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一个小伙伴,她领我到她家玩儿,房子很大,厅里有一架钢琴。我饶有兴味地坐在凳子上,胡乱弹奏了几个不成调的音,这是我第一次弹钢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著名作曲家、《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的住所,我弹过的那架钢琴竟是王莘使用过的钢琴。

1966年,我家搬到世界里22号三楼,两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一个露台,二楼半有一个大卫生间。梅花大鼓艺术家史文秀(花小宝)一家,相声艺术家苏文茂一家都住在世界里。天热时,吃过晚饭,邻居们手拿大蒲扇、小马扎出来,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邻里关系和睦相处,那种“温馨世界里,和谐大家庭”的氛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我大哥特别喜欢音乐,学过二胡、小提琴,为了不影响别人,就在二楼半卫生间练琴,把弱音器放在琴码上降低分贝。很快他就能演奏世界名曲了,达到了专业水平,可惜没干这一行。我三姐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单位宣传队的独唱演员。我也受到熏陶,时不时自娱自乐,拉拉二胡、吹吹笛子、拉拉小提琴。有一年除夕晚上,我哥和几个音乐爱好者在我家聚会,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我三姐唱了《北风吹》《雁南飞》,大姐、二姐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嘹亮的歌声吸引了邻居们,大家都来了,一边听一边鼓掌叫好,这场“音乐会”一直演到后半夜。

刘长福:家住王串场,最怕下大雨

刘长福,“40后”,在王串场住了近70年。

1953年春季,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到新建成的王串场新村。大路、胡同全是土路,房子挺大、挺新,四面墙很白,抬头能看到房梁,上面排满苇子扎成的把子,门窗还散发着油漆味儿。在屋子里说话很拢音,依稀记得我大声喊过。我家人口多,父亲单位一次分给三间房子。那年我5岁。

王串场从南到北,东西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真理道、正义道、幸福道、富强道、增产道、革新道。自西向东,南北向的马路分别命名为一号路、二号路……直到七号路。“道”和“路”把新村分成若干方块,每个方块称一个段,共31个段,一个段内盖若干列平房,每一列叫一排。平改后不叫段了,改称某某里。后来有人向我问路,某某里在哪儿?我只能反问一句,您知道原来是多少段吗?

当年住在王串场,最怕夏天下大雨。印象中搬到这里几年后才开始修排水设施,在道路两侧便道边挖出近一米深的沟,用砖砌上,抹上水泥,沟的表面盖上水泥板。最初几年效果还好,后来沟内淤泥堵塞,上面的水泥板断裂,沟不通水,残缺的水泥板又成了陷阱。后来重修了暗的排水管道,情况有所好转。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到雨季,王串场就变成了水城。

那怎么办呢?每逢下大雨,家家都得或用砖、用木板加高门槛,用泥堵上缝隙,再用塑料布封上,大雨过后拆除。有一次下大雨,我家事先备好的泥土用完了,可还有一个缝隙没堵上,急中生智,和了一块面堵在缝隙上,抢险成功!后来每到雨季,干脆用水泥、砖块砌上坚固的门槛,效果明显改善。但屋里还是有水,那是由地面砖缝渗进来的,只能慢慢往外淘。

水龙头安装在胡同里,几十家共用一个。几乎家家要准备一口大水缸用来存水。每隔一段时间要把水缸清底,刷洗干净。埋在地下的水管严重锈蚀,内径变小,水流儿变细,一个个水桶、水壶在水龙头前排起长队。关于水费,我们这里电业局家属的水费都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的,每人每月两分钱。

我小学毕业前,1960年前后,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停电。每周大约有三四次,一停就是一整天,来电了,大家一阵欢呼。小学毕业那年学校组织晚自习,每人都准备了一个小煤油灯。到后来,由于我们这里是电业局宿舍,停电次数减少,站在正义道上能看见铁路三段总停电。那边漆黑一片,我们这边家家亮着灯,心里竟有些窃喜。

王串场十九段电业局宿舍是较早进行平房改造的。在二排、三排开始施工,施工前先在一段中医二附属附近盖了周转房,几十个拆房户搬到这里临时居住,原住地拆平房盖楼房。施工进度异常缓慢,一栋楼从施工到竣工,让拆迁户们等到没脾气。1976年,三排靠近正义道的几十间平房终于拆除,一栋楼的建筑材料也备齐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把一切都打乱了。工地的建筑材料被附近居民搬走盖了临建棚,等到楼房复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一直到1988年,十九段剩下的平房开始改造。1990年初,我们终于搬进了新楼房。

王鸿书:运河边繁华古镇杨柳青

王鸿书,生于1942年,杨柳青西渡口胡同老居民。

杨柳青因水而盛,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交汇。明代以来,运河两岸人烟日趋稠密,南方客商来此开行设栈。到清代,随着年画业兴起,杨柳青的河沿大街、估衣街、猪市大街等几条街道成为繁华地区。《杨柳青镇志》记载,晚清时,本地经营行业有六十余种,包括石印、白铁、电料、煤炭、发电等,商号数百家,也有搭棚业、脚行、典当行、麻行,可以说是商贾如云、车水马龙。

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杨柳青镇有三家澡堂子,全在运河边:一是药王庙大街的周家澡堂子,堂名“清泉池”;二是河沿大街的张家澡堂子,堂名“新泉”;三是估衣街东的王家澡堂子,堂名“聚华”。

澡堂子门口的幌杆子比其他商户高一些,杆子上挂着一盏长圆形的红灯笼,上写一个“堂”字。挂上灯笼表示营业,摘下灯笼表示水还没烧开,或是歇业。每家澡堂子的外墙根儿都摆着一溜大水缸,这也是杨柳青特色,因为那时杨柳青一带运河水质浑黄,澡堂子的小工每天傍晚从运河里挑水,注满水缸,转天一早泥沙沉底儿,舀出上面的清水,挑到后院,用大灶烧热,再灌进浴池里。

这三家澡堂子都没有莲蓬淋浴,只有大池子。平常池子里的水整天不换,水浑得像米汤,逢年过节洗澡的人太多,才会一天换两次水,还要在大门口贴告示。所以有经验又有时间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顶门就去,这时池子里的水最干净。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亲到澡堂子洗澡,甭管多浑的水,照样扑腾得开心,洗得清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过去的日子了。

杨柳青镇有两条胡同的名字也跟澡堂子有关:一是老塘子胡同,位于估衣街南侧,相传清乾隆年间胡同里开了一家澡堂子;二是串心塘子胡同,也在估衣街南侧,形成于清道光年间。

过去有一种行当——水铺,老天津人都有到水铺买开水的习惯。杨柳青有十几家水铺,后大街有梁记水铺、估衣街南有张记水铺、药王庙西有郭记水铺,镇内最大的是“三不管”的于家水铺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铺。

早晨5点,水铺的第一锅热水就烧好了。农村人起得早,泡茶、洗漱都要用热水,所以水铺的买卖从大清早就开张了。开水一毛钱一大铁壶,杨柳青人管买热水叫“倒水”,大人一般都吩咐家里的半大孩子,“到水铺倒壶水去”。富裕人家买了开水回来,倒进暖水壶,喝完了再去买。普通人家过日子节省,每天买上一两壶开水,只是沏茶时,或小孩子吃饭时才喝些热开水。穷苦人家基本不买水,中午或晚上做完饭,用大铁锅烧一大锅开水,用土灶里柴火的余温温着铁锅,也能喝上热水,不过铁锅里的水总有一股菜汤子味儿,只有家里来客人时,才会去水铺买一壶开水给客人沏茶。

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清光绪年间,天津城里的点心铺需要瓜子仁,组织城里居民嗑瓜子。但城里人不爱干这个活,祥德斋、胜兰斋等点心铺就到杨柳青找人干。杨柳青有一户姓范的人家,组织附近居民嗑瓜子赚外快,逐渐发展成小产业,陆续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人家干起这个业务。这些人家从东北进货,主要是西瓜子、南瓜子、倭瓜子、葵花籽。村民们领来瓜子,嗑出瓜子仁后交货、领钱。我记得每到学校要交学费时,妈妈就让我去嗑瓜子。我搬个板凳坐在院门口,连着嗑好几天,能挣一点儿钱。所以过去有个说法,门牙有豁口的闺女十有八九是杨柳青人。

来源:津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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