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西周以来，有职业官史的存在，因此孔子便有《书》可读
西周有职业史官，“史”的职能已经具备。周人烁金为鼎，铸鼎纪事。从金文的内容来看，凡大事、大功、王命，往往做一吉金为铭，刻辞以扬王法成命，以显赫王命之尊，以记身世之威，以佑子子孙孙永保用。铸一吉金为纪一事，铸百千吉金便成史。周史记王室之事而成为史，以此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有官史色彩。近代学者反思传统史学，将之蔑称为官史，并以近代西方史学的多样性，作为批判传统史学的参照，用两百年以来形成的西方史学观，作为标准去批判三千年的中国史学，这只能说是对传统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矫枉过正。
因为西周以来职业官史的存在，因此孔子便有《书》可读，有《春秋》可删。这对古代思想史的推进、文化品格的行成，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孔子的读本只可能来自西周盛世和春秋中早期，春秋各大国均做国史，蔚为大观，他们的源头当然是西周王室的一种文化习惯。从今文《尚书》的文辞来看，不乏跟金文颇为接近的。二者的区别则在于一个是西周文献原型，一个经过后世传写。传写过程中可能包括字形、字义、句法等随着时代变迁而引起的讹异等，但是大体上保留着几分神采。根据各国史书，“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儒学或其他学派于是逐渐在官史的基础上形成，古代史学对于思想史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西周、春秋有官史，而战国则开始出现有私史色彩的著作。如果《春秋》是官史，那么《左传》就有一定的私史色彩。《左传》不知为何人所作，虽然来自多人手笔，但一部分内容与孔子思想十分接近，接近于孔子的《春秋》教本。《左传·昭公十七年》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周王室的有史官之职，是否上承于殷商不得而知，影响到诸侯各国却是事实。《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战国乱世，依然有史官。就连来自西戎之地的秦，也有官史，只不过其官史过于简陋。以前以为秦史没有编年，但从睡虎地秦简的相关文档看，秦史也是有编年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转述司马谈语：“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司马谈所言或有失实之处，但战国史官地位降低、官修史书不如春秋时期详实应当可信。
官史将君主政治行为或日常行为上升为文化内容，当然也有如《诗经》者，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咏叹也有来自下层士人的声音，《礼仪》则是从上到下均可各自得到适用内容的行为规范。这一切都依赖“史”以保存下来。“史”几乎从文明自觉时期起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基础和重要部分。看巫、史、卜三种职业：巫通鬼神，主持神判，卜则以天意主人事，史是将卜的内容刻于龟壳牛骨上的操刀手。“卜”完成了问天的工作，“史”负责将这个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史”完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批档案记录，可谓不辱“史”命。《礼记·礼运》云：“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随着西周思想中人文主义色彩的日趋成熟，周王室对神的依赖较殷商王室大幅度降低，巫角色的重要性大幅减弱，卜的职能也逐步融入“史”中。官史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使得《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作为古代思想史核心的儒学，对于史学的倚重更是极为突出。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并不能因为“史”的早期活动形式与占卜的密切相关，而认为中国史学起源于占卜。史，作为远古社会最识字的阶层，殷商时代不自觉的史学工作者，两周时代自觉的职业史家，他们地位或许并不高，他们的职业工作所生成的成果并不能体现出个人人格或情怀，却奠定了中国史学最初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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