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设立的初衷，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教育和传承的国度，很多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欧。其实我国早在舜禹时期(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有了类似大学机构的记载，后来历经汉代的“太学”，隋唐至明清的“国子监”，作为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太学虽然是我国古代名义上的最高学府，接受太学教育的人多被称为“国胄”或“世胄”，但因其贵族特点和规模限制，不可能在全国推广，也无法圆更多人的“大学梦”。由是，“国子监”作为隋唐以后至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出现了。
国子监设立的初衷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太学生源太过狭窄，很多贵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已经继承了祖辈官爵，所以不必再进行额外努力，这就导致太学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国家栋梁。尤其到了魏晋以后，贵族子弟大多骄横无知，根本无法承担偌大帝国的管理工作。所以扩大人才培养范围，就成为统治者的必然之举，国子监应运而生。
中国在汉代之后至魏晋已经形成“士族”，所谓“士族”是区别“庶族”而言的，前者是贵族，后者则是平民。士族子弟从生下来就可以得到官职，从进入太学学习到做官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庶族除非有特别的功劳，一般不会授予官职，更不会封侯拜将。我国士族制度东晋发展到了顶峰，甚至士、庶两族互不来往，禁止通婚。
可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稠密，仅依靠那一小部分的士族无法做到有效管理，而且我国统一和平的时期远远超过欧洲，士族子弟经过几代的歌舞升平之后，大多腐朽衰落。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就只剩下另辟蹊径招贤纳士这条路，即利用与太学并行的国子监来接纳非贵族子弟，通过教育和考察为国家吸收人才。
国子监又称国子学，自晋代建立后，入学的学生素质较之太学生有很大提高，逐渐发展成为可以与太学中贵族士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到了隋唐，科举制应运而生，更多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参与到国家管理工作中来。
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国家官员出处的主要来源，国子监逐渐开始超越太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最高学府。这个时期国子监的职能除了日常教学外，还承担着如今教育部的管理国家教学的职责，很多国子监的讲师教授，还兼任“国家教育部”的行政职务，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
这个时期国子监讲授的课程较之以前有所不同，由“六艺”改为“六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到了明代科举改为八股取士以后，国子监课程也相应做出了调整，即研习“四书”、“五经”、“理性大全”以及各式律令等。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备考。
自科举制出现，尤其是明代以后，国子监由原本精英教育的基本职能，逐渐转变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备考职能。理由很简单，国子监和太学不一样，太学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得到官职，而国子监毕业后还得需要考试，经过淘汰后才可授予官职，中国的应试教育鼻祖应运而生。虽然科举取士有众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大学毕竟不单纯是备考机构，以应考的心态学习，怎么能达到培养多方面发展人才的目的呢？因此，自国子监成为“备考培训机构”开始，预示着我国古代大学与欧洲大学产生差距，至今影响仍在。
自明清开始，一些没有经过初步入学考试的有钱人家子弟，为了能进入国子监“镀金”，可以通过交纳一定量的粟米免试入学，甚至还可以“函授”教育。这些粟米的数量在一百石至八百石不等。
一开始，“纳粟”的数量较高为八百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按照明宣宗时期法律规定，死刑犯“免死”只需交纳八十石粟米，可想而知，八百石粟米十倍于此，一般人是绝对交不起的。后来，国家为了搞“教育创收”，逐渐将“纳粟”数量减为一百石，以达到薄利多销之目的。
“纳粟入学”制度衍生出一系列所谓的“教育创收”行当，到了清代，国子监的“毕业证”甚至可以通过法定渠道买卖。只需先向吏部交纳一百零八两白银的“护照费”，然后再到国子监交纳一两七钱的“监照费”（手续费）后，即可到手一张如假包换的“学历证明”。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国子监创收仅手续费就达到白银十四万两，也就是说，每年有至少八万名学员，未经考试拿到“毕业证”。实践证明，以出卖国家教育作为盈利模式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国子监到了公元1905年，走向没落，被学部所替代，随之，消亡的是诞生国子监的封建制度。
（本篇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