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道教研究的新收获
——《浙江道教史》读后
邓国均[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道教研究出现了一种向其“本土”特色回归的区域史研究方向，一批以城市、省区为中心的道教史论著相继面世。国内学者如李远国的《四川道教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郭武的《道教与云南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宗奇的《宁夏道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樊光春的《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国外学者如苏珊·纳奎因的《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1400—190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万桑的《1800—1949年间北京的道士：城市道士的社会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当代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中，孔令宏教授是较早关注这种区域化转向并且创获颇多的学者之一。2003年11月，“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波召开，孔令宏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浙江道教史发凡》的论文。自那时起，他已开始着意于浙江道教史的研究工作。2005年5月，“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天台县召开，对于浙江道教史的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2006年，“浙江道教史”获得“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课题立项，标志着这一课题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如今，由孔令宏、韩松涛和王巧玲三位作者合著、历时十年之久的《浙江道教史》终于撰写完成，并于201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这一课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孔令宏教授还和韩松涛副教授一起合作完成了《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因此《浙江道教史》的出版，无疑是东南地区道教史与道教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也是三位作者对于当代区域道教史研究的新贡献。
《浙江道教史》全书九十余万字，共分为十章，上及吴越民族文化与道教的起源问题，下至清代浙江台州、湖州、杭州等地的道教传播发展状况，条理清楚，体系完备。细读之后，可以发现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一）资料丰赡，内容充实
丰富的道教史资料和较为全面的考察视角，是该书的第一个鲜明特点。通读全书可知，作者既注重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明史》等古代正史记载的参考，又广泛征引了《太平御览》、《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和《道藏》等道教文献的相关内容，并兼及《道教金石略》等书所搜集的道教金石文献，从而为全书内容的展开垫定了一个扎实的文献基础。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既有不同历史时期道教流派、道教哲学、道教科仪的发展流变，也有浙江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社会交往，以及某些道教经书的流传抄写过程，同时还涉及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堪舆之学等问题，凡此种种，均显示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和考察视角的全面，也使本书不但条贯分明而且内容充实。
对于浙江道教史上不同道教流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如第七章对于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浙江道教史的论述，就依次考察了白玉蟾与道教南宗、林灵素与神霄派、宁全真与东华派的兴衰演变，对于陈显微、褚伯秀的社会活动及其道家、道教思想也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与分析；第八章则以莫月鼎、林灵真、王惟一、王寿衍等人的道教活动和道教思想为论述重点，对神霄派、东华派、正一道等教派在元明时期浙江地区的发展状况做了细致考述，对于“神霄雷法”思想体系及其渊源演变的考察尤为详细。对于清代浙江道教史的考察，则以湖州地区的道教流派为重点，详细梳理了许筹山龙门派、金盖山云巢派、金盖山龙门派的源流演变，对于龙门派著名道士闵一得所著《金盖心灯》及其所辑录的《古书隐楼藏书》之内容，做了极为细致的梳理考订，并总结指出闵一得的道教思想具有“融汇三教、合归于心”、“即身医世、功行圆满”等特征[i]。上述对于魏晋以来浙江道教史上不同道教流派的考述，在本书中具有提纲挈领、醒人眼目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系统性和历史感。
对于某些道教经书流传过程的考证，也是该书富有特色的内容，如第三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经》流传过程的考察，就详细叙述了其历经许黄民、剡县马家、钱塘杜家的传承历史，最后由顾欢整理抄写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了广泛引用史籍记载和正统道藏的相关内容，还兼及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的历史资料，从而将浙江道教史的丰富面貌及其与其他文化艺术形态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如该书第八章对元明两代浙江道教史的论述，就重点考察了著名画家冷谦所作的《白岳图》、赵孟頫《玄门十子图》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对于《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与茅山道士张雨的关系，也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为探讨黄公望艺术文化思想的渊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道教文化本与上古时期的山岳崇拜关系密切，《庄子》等书所载“神人”、“真人”亦多具有“山居”的特征，我国宋元以来的绘画又多以山水为题材，因此书中对于道教文化与宋元时期绘画关系的探讨，对于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推源溯流，考论结合
鲜明的历史源流意识和叙述过程中的考论结合，是该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道教起源于西部高山地带还是东部海滨地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复杂问题，该书第一章即结合浙江地域史，尤其是吴越古国史的考察，通过对古越国著名政治人物范蠡等人思想的分析，论述了浙江道教传承发展的地理环境，及其久远而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第六章则通过对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历史的考述，特别是通过对吴越国王“投龙简”等仪式活动的考察，论述了道教与这一时期地方政权的关系，梳理了浙江地区的道教发展新貌。凡此均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为明晰的源流意识，是力图将浙江道教史的研究与道教的源流问题相结合而进行探索的。
道教起源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齐威王、宣王之时，“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ii]。“方仙道”在秦汉时期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今本《庄子》“外”“杂”篇中也有部分相关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曾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论文，指出“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iii]，说明了“滨海”地理环境对早期道教发展和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浙江地区的道教之所以自六朝以来即长盛不衰，应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书在这方面的论述，应是有助于启发读者更为深入地思考道教的起源问题的。
无论是考察道教的起源还是论述道教在后世的发展，作者均表现出较为明晰的“史论结合”思路；传统的考据研究法与对道教历史人物和道教哲学思想的解析相结合，使得本书既具有史学的基础，又有了一定的哲学深度。如该书第二章在论述魏晋南北朝道教史时，就仔细考察了左慈、葛玄、郑隐、许迈等人与葛洪的关系，从而将葛洪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状况与浙江道士的关系清楚地展现了出来；第九章论述元明两代浙江道教史的发展面貌时，也基于对刘大彬、杜道坚、赵嗣祺、宋濂、何道全、周思得等人生平事迹的考述，深入解析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学术活动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从而使这个时期的道教发展呈现一种立体的面貌，其中对于杜道坚道教哲学思想的解析尤其详细深入。从中不难看出，“考论结合”的传统研究方法，在该书撰作过程中的运用是熟练而富有成效的。
（三）论道析术，角度新颖
对浙江道教史上重要人物的“道术”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并力图提出富有新意的见解，是该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庄子·天下篇》曾指出，墨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学术思想均源出于“古之道术”，《汉书·艺文志》所载大量的“术数”、“方技”类文献，或许即与此有关。孔令宏教授在多年的道教研究工作中，逐步总结出“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iv]这一重要观点，并由此而对道教的源流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v]本书的写作也体现了这一视角与思路，如第四章在论述隋唐时期浙江道教发展史时，就重点对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人的“道术”理论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
对司马承祯道教思想的考察，以其《服气精义论》、《修真精义杂论》、《坐忘论》等著作为基础，从“道术结合”的角度着眼，对其“养气”、“服食”、“修心”等思想理论和实践要领进行了深入解析，将唐代道教理论的一些精要之处清楚地展示了出来。对于吴筠思想的论述，则以其《玄纲论》、《形神可固论》、《神仙可学论》等论著为基础，深入剖析了吴筠的道教思想和生命哲学体系，指出“炼形、炼气、炼神三者交相为用，是吴筠修炼成仙思想的关键”[vi]。对于唐代著名道士杜光庭，则以其《道德真经广圣义》等论著为依据，从“道体”、“道与德”、“无为之理”等几个方面对杜光庭的道教思想进行了多元解读，并进一步论析了杜光庭道教思想中“道术”与“生死”、“修真”与“修心”的关系问题。上述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著名道教学者，虽然未必出生于浙江本地，但或在此传道，或在此终老，均与浙江道教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家、道教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重视“自然”、研究“自然”并取法“自然”，因此其发展历史始终与自然万物、自然规律保持着密切关系，古代很多重要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也与道教紧密相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道教文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本书的这些内容，从“道”、“术”关系的角度考察道教的发展历史，极为准确地切入了道教的这种实践性传统，从而将道教文化与古代人民广阔的社会生活连接起来，也有助于突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进一步挖掘道教文化所包含的化学、医学、体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现代价值。从这个角度说，不但浙江道教史研究，即便整个古代道教史研究，都还有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可做。
当然，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由于受结项时间的限制等原因，加之浙江道教史资料又极其丰硕，每位作者的文风也不完全一样，因此部分章节也许还有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的余地。但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浙江和东南道教史的研究，乃至中国道教史的研究和写作，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该书所提出的部分观点也许还可以商榷，但其对于浙江道教史上相关人物与论著的考述，对于浙江道教史的发展流变及其线索的梳理，对于今后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最近几年来，在完成院系教学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孔令宏教授每年都带领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团队成员，深入江苏、安徽、福建等地的庙宇宫观、道教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第一手道教史资料，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孔令宏教授和他的团队成员一定会在东南道教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创获。
[1]邓国均，1980年生于四川，四川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i]孔令宏、韩松涛、王巧玲著：《浙江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30—744页。
[ii][汉]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8—1369页。
[iii]陈寅恪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iv]孔令宏：《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文史哲》2006年第3期，第61—69页。
[v]孔令宏著：《道教新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9页。
[vi]孔令宏、韩松涛、王巧玲著：《浙江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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