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半地穴房屋地穴深度较浅，方便实用是其建筑的主要目的，同时还应有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其房屋造型及屋面构造可能为墙体与屋顶合一的形式，房屋占地应大于实际穴坑范围。另外，位于墓地的临时性建筑虽建造简单但具有重要的文化涵义。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 —4600 年）上承后李、北辛文化，下接龙山、岳石文化，发展脉络清晰［1 ］。其早期阶段发现的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少量地面式建筑；至中、晚期，地面建筑开始增多，除单间房外，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西南部还出现了排房建筑。
目前，对这一时期建筑的复原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实验考古上。2017 年，北京大学在烟台市长岛县大黑山岛对北庄遗址中面积最大的F16 和在平面、规模和结构上最有代表性的F39 进行了复原建造，对建筑平面、空间、屋顶、墙体构造及其施工都作了有益尝试。可惜的是，由于时间限制，没有全部完成墙体及屋顶建造，也未涉及室内的完全复原［2 ］。另外，少量考古报告中也有相应复原简介，如安徽蒙城尉迟寺排房的局部复原［3 ］，山东大汶口地面式房址F204 、半地穴房址F201 ［4 ］等。这些复原大多是在技术层面进行的，亟需对建造动因进行深究。
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的梁王城遗址，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房址12 座，除F4 、F15 为地面式房址以外，其余10 座均为半地穴房址。本文选取梁王城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半地穴建筑作为研究对象，拟对其进行多角度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梁王城遗址半地穴房址分析
1. 房址概况
梁王城遗址发现10 座半地穴房址，主要集中在“金銮殿”高台区域，地势较高［5 ］，适合挖地穴，且排水、防潮较好。根据大汶口文化生活遗存分期，梁王城遗址半地穴房屋属第二期的有6 座，第三期的有4 座［6 ］，初步归纳如下：居址平面多为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或不规则椭圆形。地穴内面积约7.3 ～23 平方米。有门道者，均伸出房外，呈长方形斜坡状, 与室内居住面连成一体, 但门道部位未发现柱洞等遗迹。除F26 、F27 外，其余地穴内均有灶坑，房址以居住功能为主。
穴坑地基一般先挖深0.45 ～0.6 米的坑，坑底铺一层厚约0.15 ～0.3 米的细腻灰黄垫土或细红烧土。为使土质密实坚硬，一些垫土内夹少量炭屑颗粒。地面未见特意加工处理痕迹。此后在垫土之上或地穴四周立柱建房。
未发现完整的墙体或屋面遗存，基址上的大面积红烧土应为房屋倒塌后堆积。多数烧土块上留有清晰的植物茎条或稻草颗粒痕迹, 应是草拌泥。有些红烧土块一面光滑平整, 有些烧土块两面都抹有2 ～3 毫米厚的白灰面。发现有圆形柱洞, 残剩外围红烧土表壳, 柱洞不甚规整, 上下粗细不一，直径3 ～5 厘米，可能是墙体或屋面中的木骨留下的。
本文选取7 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半地穴房址进行分析。这7 座房址又分两种情况：（1 ）未见柱洞，（2 ）柱洞在地穴内或外边（表一）。
2. 较浅的半地穴房屋建造成因
半地穴房屋需向地面以下挖出一定深度的穴坑，具有两方面优势：（1 ）方便实用，只需向地下挖出墙壁，可省去建造或减少砌筑墙壁及其所带来的与屋顶连接不稳的问题，而且有利于搭建屋架、覆顶等施工；（2 ）保温、隔热、防风效果较好。当然，半地穴房屋也有闭塞、潮湿、进出不便等缺点。我国半地穴房屋分布以北方为多，特别在东北、内蒙古等大陆性高寒气候区，至今仍有这样的建筑形式，比较适合作为冬季住宅。
梁王城遗址既存在地面式建筑，也存在半地穴建筑，这说明当时建造地面建筑的技术已经掌握，而遗址中半地穴房屋多见，或有前述两方面的原因。不过，梁王城房址也有其特殊性，地穴较浅，深0.2 ～0.6 米，保存较好者也不过深0.6 米。《梁王城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之为“浅地穴”。浅地穴保温作用相对较弱，当时气候与环境条件已好转，从之前的冷湿转为略显温暖湿润的气候［7 ］。因此，方便实用应是最重要目的，保温次之。以上判断，仅是逻辑推理所得。具体建造方式，则可参考民族志资料。
在尼日利亚，莱拉人（Lela ）的房屋有地面、半地穴、架空（仓房）各类建造形式。其中，半地穴较浅（图一）。从穴坑中挖走的土可用来建造墙体和屋面，平衡土方。挖掘时，房屋四周留有平台作为室内桌面或座位；或挖成二层台，摆放物品。在炎热的日子里，中午室内平均温度比室外温度要低4 ～6 ℃。居住面下沉越深，越恒温［8 ］。其建造方式，对理解梁王城半地穴房址启发颇大。
首先，地穴里挖出的土可以就地用作糊墙、屋面，减少土方运输量。其次，室内留有部分地面和二层台，地穴深0.2 ～0.6 米，坑外周边适合坐卧或摆放器具。梁王城房址在半地穴的坑边也出土不少立着的陶鼎，《报告》推测其为建房奠基用。笔者认为，有些房址坑边的陶鼎埋于地下，如数量较少或可理解为瘗埋功用；而那些立于穴坑外地面者，据民族志资料，房屋地面兼做置物平台的可能性更大些。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墓葬中，由于墓室是对墓主日常居住建筑的象征和模拟［9 ］，二层台相当于室内的平台，具有摆放器物的功用，这从梁王城遗址的墓葬中也可看出。
除实用功能外，民族志资料也记载了半地穴房屋具备的精神文化内涵——对大地的崇拜，半地穴犹如大地母亲的子宫。例如，在西非波波人（Bobo ）的神话中，有一个强大的卡尼神（Kani ）。女人的繁殖力和男人的丰产都归功于卡尼，而卡尼住在地穴中，据说村民的先祖就是从卡尼的地穴住所中出来的［10 ］。无独有偶，北美普韦布洛人（Pueblos ）的神圣礼仪建筑——基瓦（Kiva ），也是半地穴，其室内地面有一个小洞（Sipapu ），这个小洞是其祖先从地下进入现世的通道［11 ］。我国也有土地崇拜的悠久历史，半地穴居住方式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还需进一步探讨。另外，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中的房址也以半地穴为主，应对后续的大汶口文化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选择建造较浅的半地穴房屋，应是为了方便实用，同时还应有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二、柱洞与屋架之内在关系
考古遗迹及民族志资料统计表明，半地穴房址的柱洞与墙体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制（图二）。
梁王城遗址半地穴房址发现的柱洞分布符合A 、B 型的特征。其中Ac 、Bc 型井干式建筑墙体与柱洞分离，且墙体没有柱洞，与C 型构架规模相似，多适合中型及以上规模房屋。由于梁王城遗址发现的都是小型半地穴房址，故本文复原房址时没有采用Ac 、Bc 型。小型半地穴房址分柱洞在地穴内与柱洞在地穴外两类，本文以柱洞分布在地穴内的B 型房址为例，进行复原探讨。
梁王城遗址中此类房址有两座，分别是F8 和F10 （图三），这两座房屋的四角及四边处分布有柱洞，室内中心柱洞直径相对较大、较深。假设此类房址采用Bb 型建造方式，以F8 为例，中心柱支撑脊檩，四周较小的柱子支撑檐檩。根据《报告》判断房址为木骨泥墙，外墙上涂白灰。屋架用叉手式，与脊檩及檐檩绑扎牢固。檩条或椽子木骨上用苫背，苫背或掺杂红烧土，其上覆草顶或树皮顶（图四）。
此复原方案问题有二：（1 ）直接把地面房址的复原方法搬到半地穴房址中，除少许保温作用外，没有体现半地穴房屋的优势；（2 ）排水存在问题，虽然复原也考虑到加大散水坡度，甚或可设计排水沟，但地穴壁易被侵蚀坍塌，且一旦房屋内进水后排水不便。
依据民族志资料，并结合遗迹细节判断，笔者认为此类房址采用Ba 型可能性更大（图五），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墙”体也可能是屋面，即墙体与屋顶合二为一。
众所周知，坡屋顶结构不仅有自身的承重问题，还有屋顶重量施加于墙壁上的推力，迫使墙体重心向外移动，导致墙壁因弯曲应力而变弯斜，甚或倒塌。在传统叉手式构架中，“叉手”在顶部相遇（上部连系檩架），与水平向的“系梁”一起通过三角构架抵消这种侧推力。半地穴房屋可减少墙的高度，减短力臂，减小弯矩。甚至不需要垂直的墙，叉手式构架的斜梁直接落于地面，地面支撑相当于水平向的“系梁”，屋架与墙体合一，形成简单而稳定的屋架结构。即为Aa 、Ba 、Ca 型。
由于F8 地面有红烧土堆积，并含有植物茎秆，《报告》推测此“墙”体为木骨泥墙，其内部可能用红烧土块和泥砌筑［12 ］。笔者认为，由于红烧土块颗粒多比较大，此种情况或是失火造成，且倒塌堆积中不仅有墙面，也有屋顶倒塌的可能。
民族志资料显示，木骨泥墙柱洞是成排密集分布，柱与柱之间用枝条拉接，以增强骨架的整体性（图六）。但是，遗迹现象表明，柱洞与柱洞之间有一定间距，约0.3 ～1 米不等，并未紧靠。因此，如果是墙体遗迹，编条抹泥墙的可能性较大（图七），其外以掺杂稻草或植物茎秆的草拌泥抹平。值得注意的是，编条抹泥的做法也可用在屋面，类似北美印第安人的半地穴土屋（earth lodge ）屋面的做法（图八、九）［13 ］，只不过印第安人的土屋规模更大，为Ca 型。
其次，遗迹现象也表明地穴外周边或可能属于室内。
F8 在地穴外西北侧发现一直立的陶鼎，且地穴外发现一个向地穴内倾斜的柱洞D9 。器物放置在地穴边，这与前述莱拉人半地穴房屋的穴边平台作为家具一致，也与墓葬二层台类似。偶尔发现向内倾斜的柱洞，正是Ba 型屋架向心倾斜的特征。因为屋架斜梁搭建在地上的支点既可搁置在地面之上，也可斜插入地下，前者见于东北的“撮罗子”“斜仁柱”及印第安人的帐篷（Tipi ），后者可参考印第安人的半地穴土屋。
再次，扩大室内面积。
F8 是柱洞在地穴内最大的半地穴建筑，穴内面积17.5 平方米，斜柱洞D9 与坑边的距离约0.5 米，这样实际可增加一圈进深0.5 米的室内面积，约9.6 平方米，使得房屋面积扩大至27.1 平方米。虽然该区域室内空间不高，但作为置物台面还是适宜的。
三、两个特殊平面的房屋形制及复原初探
1. 功能分析
梁王城遗址中半地穴房址F26 、F27 紧邻，形制较特殊，室内未发现灶址；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地穴壁为斜弧壁，与前述长方形、有灶、直壁的房屋不同。
新石器时代，小型不规则平面一般对应于一些棚屋类建筑，即为临时性建筑较多。弧壁应是直壁的减省做法，虽不如直壁适合居住使用，但无需防塌陷护壁措施。
更特殊者是区位。此二者位于梁王城大汶口文化墓地D 区，不在居住区内，与墓葬之间无打破关系，属大汶口文化生活遗存三期。由于D 区分布主要为第5 —7 组墓葬，其分期相当于生活遗存三期及其前后时段，说明这两个房址与D 区墓葬共存。
另外，这两个房址都没有发现灶，其功能应不同于居住的房子。《报告》推测其为修筑墓地用的临时性建筑［14 ］。笔者认为此为临时性建筑的判断较合理，但是否为修筑墓地之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墓葬建造简单，都是小型竖穴土坑墓，距离居住区亦不远，专门搭建工棚似多余。
此外，与墓葬相关的建筑，通常与丧葬活动关联。那么，这两座房子是否为举行某些仪式的场所？这可在房址内出土的器物上得到印证，F26 、F27 中发现了大量用于陶棺葬的葬具——陶鼎［15 ］。F26 居住面上共发现陶鼎11 件，多分布于房内东部，坑外东部及东南部发现陶鼎8 件；F27 房内发现陶鼎1 件、石斧1 件，坑外西部及南部发现陶鼎7 件。这些陶鼎均呈站立状，而在其他居住类房址内发现的陶鼎则明显较少。
但是，作为举行神圣仪式的房屋，为何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神圣场所并不一致。
民族志资料表明，原始文化及其思维有其独特性，同时也在不断发展演化之中，反映在聚落规划及其单体建筑中也是千变万化。同一个聚落或由不同族属的人组成，其建造形式可能一致，但文化传统又有不同，也会影响到房屋的功能。如居住在美国密苏里河岸鱼钩状村（Like-a-fishhook Village ）的印第安人，由三个定居为主的隶属部族组成：曼丹人（Mandan ）、阿里卡拉人（Arikara ）、希多特萨人（Hidatsa ）。其房屋以半地穴土房为特色，整个村落有两个仪式用房和相应的举行仪式的开放空间（室外），分属于曼丹人和阿里卡拉人；而希多特萨人虽有举行仪式的开放空间，但无专用房屋。希多特萨人的一些小型仪式是在普通住所、临时房屋或露天举行；最重要的仪式是在一个用柳枝搭盖的临时棚屋中举行［16 ］。可惜的是，希多特萨人这种临时房屋构架形式并没有记录下来。但至少可知，在某些文化传统中，临时性建筑也可作为神圣场所。F26 、F27 虽建造简单，但从区位、遗迹现象和民族志资料等证据可知，其也可能作为神圣场所。
2. 复原初探
F26 面积稍大，约20 平方米（图一〇）。圜底，弧壁，室内无柱洞，室外西北、西南、东南比较有规律地分布着3 个柱洞（D1 —D3 ），均为圆形柱状，直径0.2 ～0.16 米。柱洞都不大，说明屋顶较轻。估计东北角被灰坑毁坏处，原应有一个柱洞，否则三个相距较远的柱洞无法搭成合理的屋架。
有趣的是，在对F26 东部房外堆积解剖发掘时，发现站立的陶鼎遍布于地穴内外，“坑外陶鼎未发现有明显的挖坑痕迹”［17 ］，而且数量较多，分布不规则，这说明陶鼎作为奠基瘗埋的可能性小。据前文分析，这些地穴外的陶鼎应立于地穴外圈平台上，仍属于室内。其上屋顶范围明显大于半地穴的坑边，发掘资料也可证实。这些陶鼎被蔓延到房外的红烧土倒塌堆积掩埋，说明陶鼎上部周边不是墙面就是屋面。综合考虑，其复原采用墙屋一体的屋顶形式，即Aa 型（图一一），以保证有足够空间覆盖椭圆形地穴壁周边空间。倒塌堆积中红烧土块上多留有清晰的稻草痕迹，一些烧土块上发现有涂抹的白灰面，因此屋面檩条上为编条抹灰，其室内下半部局部抹白灰。或室内有小隔断也未尝不可，其上也可能抹白灰，或呈两面白灰状。
从大量红烧土堆积看，屋面可能是在苫背上覆草顶，也有可能是编条抹灰顶。对临时性房屋而言，编条抹灰便于搭建，即便下雨修补也方便。如果使用类似三合土材料，则坚固防雨。民族志资料表明，这些临时编条抹灰房屋不少配有简便的防水措施。如非洲西部的豪萨人（Hausa ）、莱拉人、西沙拉人（Sissala ）墙壁和屋顶外部灰泥的最上层具有防水功能。有的用抹泥与草木灰混合，有的用石灰替代草木灰。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人们在泥土和细砂砾混合物中加入一种从秋葵茎（okra stems ）浸渍中获得的黏性液体［18 ］，或拌和槐树豆荚制成的马库巴（makuba ）［19 ］，任何一种灰泥都可以使屋顶和墙壁至少防水一年［20 ］。
由于缺少此处红烧土检测资料，暂无法判断屋顶是否采用了具有防水功能的编条抹灰顶。因此，本复原根据红烧土上的稻草痕迹，拟定屋顶材料为草顶。东北满族的草屋面，椽子上用木板或劈柴，抹坐泥12 厘米厚，上部苫草厚30 厘米左右［21 ］；东北朝鲜族的草屋面首先用草帘子或柳枝铺在椽子上，上抹黄泥拌和沙子混合的泥层约7 ～10 厘米厚，其上再加盖草。草顶草根向外，短头露出，厚约30 ～50 厘米，然后再用草绳编织方格网包住屋顶以防风，再于屋脊、檐部进一步用木杆压住［22 ］。借鉴以上民族志资料，F26 复原采取草顶的做法，椽子上盖草帘子，苫背约7 厘米厚，上覆30 厘米草（图一二、一三）。
F27 的遗迹现象与F26 基本一致，发现陶鼎8 件。有7 件陶鼎在地穴外，均呈站立状。房屋中心还发现石斧1 件。但是，与F26 不一致的是，该房址地穴内外均未发现柱洞。如采用Db 型井干结构，则无论在用材还是用工方面均费时费力，不符合临时建筑的特性。故其复原采用帐篷式构架（图一四、一五），这样斜梁都搁置在地面之上，无需开挖柱洞。两个三角架支撑起脊檩，脊檩上搁置落地椽子，上铺草帘子。屋面苫背、苫草做法同F26 （图一六）。
F27 另一特点是有双门道。由于地穴内面积约16 平方米，不是大房子，从使用功能上说不太需要两个门。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或有多种：如早先一个临时建筑毁了，后在原址上重建；或同一个建筑，后期小门道不敷使用，在中部另开个大的等。《报告》并未说明双门道是否是不同期建造，如果仅从使用角度而言似乎颇为费解。
民族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出现双门道的可能原因。譬如，北欧萨米人（Sami ）的土屋及帐篷（goatte ）房屋面积同样不大，不超过10 平方米，也有两个门，并被赋予一定的宇宙象征意义：其圆形平面空间被划分为九个区域，中间火塘象征太阳；小屋内有前后两门，前门用于日常活动，后门平时不开，仅用于重要活动。火塘之后与后门之间的区域，为神圣空间（boaššu ），仅供男主人在仪式规定的特定时刻才能进入［23 ］。云南佤族干栏式建筑大小不一，面积约在30 ～100 平方米不等，除有前后两门外，还有一“鬼门”［24 ］。F27 作为与墓葬相关的礼仪建筑，或许其双门也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礼仪需求。
四、小结
梁王城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房址多属于小型建筑。其居址所反映的普通聚落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与墓葬所反映的情况一致［25 ］，即梁王城遗址虽然已出现较明显的社会分化，但分化程度相对较低，并未形成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这些看似简单的建筑平面，其建造方式可以展现先人在有限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的建造智慧。然因其时代久远，很多迹象并不能全部为今人所理解。
本文根据遗迹现象、建造技术并结合民族志资料，尝试探究和复原先人建造半地穴房屋的建筑方式。半地穴房屋内部空间下沉，不仅可保温隔热，利于修建；地穴边外的台面还可作为原始的家具，类同板凳、台面、桌面甚至床面等，实际室内范围或并非仅限于地穴坑内，应包含至地穴外圈的一定空间。半地穴房址内外可以有柱洞，也可没有；墙面与屋面可分离，也可合一等。除建造技术要求外，文化因素也应进一步思考。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半地穴房屋，进而“透物见人”，探究人类史前建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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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烟台市北庄遗址F16房屋复原搭建实验考古报告》，《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32页。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2—76页。
［5］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梁王城遗址发掘报告·史前卷》（上），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6］同［5］，第27页。
［7］赵琳、马春梅、林留根等：《苏北梁王城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地层学杂志》2014年第1期。
［8］Jean-Paul Bourdier, Minh-Ha Trinh. African Spaces: Designs for Living in Upper Volta.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1985:48.
［9］周学鹰、宋远茹：《汉代“建筑明器”的性质与分类》，《华夏考古》2010年第12期。
［10］同［8］，第132—133页。
［11］Joseph E. Brown.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ith Letters While Living with Black Elk.Bloomington: World Wisdom，2007:16.
［12］同［5］，第27页。
［13］a. Christian Schittich.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tlas for Liv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Basel, Birkhäuser, 2019:352, Fig23、24.b.Ulrich W. Hiesinger. Indian Lives: A Photographic Record from the Civil War to Wounded Knee. Prestel Pub,1994: 92.
［14］同［5］，第44页。
［15］同［5］，第118页。
［16］G. Hubert Smith. Like-a-Fishhook Village and Fort Berthold Garrison Reservoir, North Dakota: Anthropological Papers 2. National Park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972:25-26.
［17］同［5］，第42页。
［18］同［8］，第141页。
［19］同［8］，第47页。
［20］Paul Oliver. Shelter in Africa. London: Barrie and Jenkins, 1971: 68.
［21］张驭寰：《吉林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22］同［21］，第150页。
［23］Av Gustav Ränk. Grundprinciper för disponeringen av utrymmet i de lapska kåtorna och gammerna. Folk-liv，1948(49): 87-107.
［24］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25］孙浩然：《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相关问题探讨》，《文物春秋》2019年第10期。
（作者：马晓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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