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元城开始算起，贵阳已经走过了近 800年。在城市东隅，有一处文物建筑密集之地，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城建、文教、名人、抗战、市井生活等各个维度的记忆，跨越了 600多年，实在是筑城之幸。这一片夹在富水北路与文昌北路之间的历史沉淀之地，官方称之为“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
这片文化街区，用文昌阁为它命名，似乎是众望所归的默契。
文化旧韵：文昌阁、大觉精舍、君子亭
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坐落在贵阳东门月城上，这座西南地区难得的奇楼在“九”上面做足了文章，九角攒尖的造型、五九四十五根柱、九九八十一根梁，二三层的楞木又各为九根，二三层的楼面各为九方。九在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是数之至尊。古代的贵阳人为何将这至尊之数以耐人寻味的形式运用在文昌阁的营造上？对于这番匠心与巧思，史料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体现。
文昌阁
文昌阁之下，是贵阳城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城墙，文昌阁的对面，是在遗址上复建的武胜门，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那一年，贵阳共建五座城门，武胜门便是其一。城门洞在光影的作用下显得深邃而令人敬畏，仿似异时空的隧道，穿过它，便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这便是电台街，一条具有历史厚重感与人间烟火气并存的小巷子。
武胜门
电台街文韵深厚，自然也孕育了一些文化名人，贵州著名的古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专家向义，就曾居住在电台街一座精致的小院（见何京《守得寒窗苦，花开应有时》一文，发表于2022年5月31日贵州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电台街确实有电台，不过那是战火纷飞年代的往事。
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云、贵、川变成抗日后方基地。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于1939年1月1日建成贵阳广播电台，以供战时宣传之用（《贵阳市志·文化新闻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台址租用贵阳三大家族之华氏家族的私房——大觉精舍。电台街因此得名。
大觉精舍是贵阳商贾华之鸿的私家佛院，始建于1920年。华家祖籍江西，清朝入黔后定居遵义，祖上靠行医为生，到了华联辉一代，开始经营盐业。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经营盐业，自然也就意味着利润丰厚，因此，华家在贵阳三大家族中，以富有著称，人称“华家的银子”。但华家家风优良，有文化，有情怀； 对待财富，不是无节制的沉迷于纸醉金迷，而是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华之鸿于1909年创办了贵州首家民营出版机构——贵阳文通书局，凭借抗战文化西迁的时代契机，文通书局一跃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成为贵州近代文化史上的佳话。
晚年的华之鸿，皈依佛门，不问外事，大觉精舍是他留给贵州最后的遗产，也是他不朽人生的漂亮尾章。庭院虽小，但精致耐看，主体建筑是五层的八角翘檐攒尖阁楼，层层上涌，如宝塔，如山峰，如华家之风度。其余的古树与附属建筑相得益彰，用各自的韵味去构建这一院清幽。
在大觉精舍背后的君子巷，化身成民房的君子亭缄默不语，只用自身的对联向路人述说着过往，光绪十二年（1886），现存的君子亭重修竣工，恰逢赵以炯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李端棻得知家乡出了这么个人才俊杰，欣然提笔，写下一副对联寄往贵阳，刻于君子亭亭柱。而清人李宗昉的《黔记》有这样一段记载：“省城外东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为‘阳明’也。”原来，关于君子亭的命名，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王阳明先生。就这样，王阳明、赵以炯、李端棻三位文化名人，因为一座亭子而串联了起来，完成了两个朝代的握手。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必然。
从高处看大觉精舍
文昌阁、大觉精舍、君子亭，以不同的建筑形式，不同的气韵，讲述着贵阳有明以来对文化教育事业一如既往的追求。
红色往事：高家花园、八路军办事处
从大觉精舍走出，迎面的一条笔直的路便是文笔街了，街道一面是贵阳市第二中学，一面是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老校与历史建筑隔街对望，倒还有几分积淀感的契合。
高家花园， 即贵阳三大家族之高家的庭院，不同于华家的财富，高家以土地多著称，人称“高家的谷子”。 清乾隆年间，高家从乌当迁入文笔街一带定居。1934年，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成立，高氏家族的高言志便是其中一位成员，经他本人建议，委员会的活动基地便定在了他家。高家花园便在名门故居的基础上，增添了红色纪念地的历史身份，让今人在回顾高氏家族往事的同时，多得一份带着星火与锋芒的叙事。
走出文笔街，耳畔开始由远及近地传来喧哗的人声、叫卖声、车流声，斜前方，是民生路，民以食为天，这条路一如其名，以深厚的美食文化和丰富的食品选择著称。民生路上，有一座不起眼的老式贵阳宅院，乃典型的“前店后院”形式，临街店铺的喧哗总是让路人忽视院墙深处的宁静，与宁静之下的历史积淀。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在贵州乃至西南的抗战历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日军侵华深入内地，地处大后方的贵阳，战略地位开始凸显，设置一个机构以支援抗战成为迫切之事，1939年，进步教师熊逸民的住宅，被择为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所在地。从1939年至1941年1月被查封，短短两年间，“八办”承担了转运军需物资、接待转送来往人员的重要功能，虽昙花一现，但却立下汗马功劳。
民国政坛风云之见证：省府路、虎峰别墅
与民生路平行的省府路是一条见证贵州政权更迭的道路。自明朝设立巡抚都察院署开始，便是贵州行政要地，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政府仍设在省府路，这也是“省府路”路名的肇始。
时过境迁，省府路沿街的老建筑已消失殆尽，曾经的高墙大院，已被大厦和住宅小区替代，路口一家凯里酸汤鱼店乃美食打卡地，远近闻名，每当夜幕降临，身着绚丽苗装的乐手就会齐齐站在门口吹奏着芦笙乐，招徕处于饥饿边缘的食客。今天的省府路，没有森严的戒备，只有庶民的喜乐。
八路军贵阳办事处维修前旧貌
但当我们把视线从街道两边移至脚下，沧桑的石板路又向我们透露着省府路的风云过往。
脚下用石块铺就的路，老百姓俗称“石板街”，被摩擦得锃亮的石块，像脱发的头顶，让人一看就知道上了年纪。大部分石块身子骨还硬朗，还牢牢固定在地面，而有些已经开始松动开裂，如同患上了骨质疏松症 。这条路的修建历史要追溯至1927年，时任贵州省省长周西成从国外购进了一辆雪佛兰轿车，但当时的贵阳，路面质量低下，对车伤害极大。 为此，他下令修建一条高等级道路，从省政府修到他的官邸“世杰花园”，按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条地道的“通勤路”。
历史是多面性的，有时出于个人利益的决策反倒可以惠及更多人，甚至推动一个地域的进步，这条原本是周西成为自己修建的路就成了贵州第一条高等级路面。
省府路口，贵山大饭店处是周西成的会宾楼所在地。
会宾楼不在了，但虎峰别墅还在。
武胜门西面，邻近蔡家街口，一幢三层楼的恢宏建筑藏于街面背后，远远望去，鲜明的中西合璧特征昭示了房主的不凡，这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公馆——虎峰别墅。
中式的屋顶，西式的回廊，如此交融，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特征，亦是大时代格局的写照，那时的中国人，对海外感到新奇，愿意接纳新鲜事物，根性上却仍固守传统。人称“末代贵州王”的王家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 军 军长、贵州省 政府主席 、贵州民政厅厅长等职，他是黔军最后一个军阀，因此，他的公馆便是贵阳军阀豪宅的尾声。
旧地名里的历史：皇宫卡、皇殿上
建筑，作为历史的一种物质载体，它若存在，其背后的故事就更容易被人记起；但若消失了，仅剩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其历史就只能靠潜入史海探寻。
比如高家花园所在的文笔街，旧称皇宫卡，其北面的忠烈街，旧称皇殿上。这西南偏远之地，又怎会有如此霸气的地名呢？原来，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将领孙可望欲反清复明，曾在忠烈街与文笔街一带修建皇宫、皇殿，只不过宫殿早已随着孙可望的失败雨打风吹去，沦为史书里尘封的地名，只有深入用心的历史爱好者才能偶然拾得。
类似的旧地名，文昌阁街区还有很多，如六座碑，得名于贵山书院中树立的六座石碑；戈什坎，清朝时居住着 抚台的亲信及随从，满语里侍从护卫叫“戈什哈”，戈什坎因此得名，这也是贵阳少有的带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印记的地名。
一个地名，一段文化过往，如历史之门的门锁、史海钩沉之线索。
文昌阁街区的变与不变
跨过 600年，文昌阁街区带着几个朝代的风霜走到了我们这代人面前，斗转星移，山海变迁，曾经用于防卫的城墙变为孩童游乐的胜地，孩子们把大块的青石当成“梭梭板”，爬上——滑下，一遍遍享受着乐趣；曾经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成了市民饮茶小聚的场所，谈天说地，维系情感，好生快意；曾经带有私家色彩的大觉精舍，也早已向公众开放，成为市民的共同财富。
这世间，既有绝对的、永恒的变，也有相对的、暂时的不变。
一切在变。文昌阁一带曾是贵阳城的东部边缘，“东门”这个地名仍然流传在市民口中，如今在城市的扩展下，早已变为热闹的“一环内”。旧街窄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店铺，电台街，烟火与清雅共存，火锅、烫菜、烤肉、日料不影响咖啡馆、酒馆、图书馆的存在。文笔街如今是贵阳有名的粽子街，每到初夏，粽香溢满街。从民生路到蔡家街，丁家脆哨、福鑫炒鸡、但家香酥鸭、金牌肠旺面串联起贵阳人的味觉记忆。每一条街道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性格、一副面孔。
一切没变。文昌阁街区仍然留存着筑城的文化标签，文昌阁和大觉精舍风采依然； 武胜门内，省府路小学（二分校）传出朗朗读书声，与对面的文昌阁形成一种微妙的呼应，亦是教育人文延续之体现。这里仍然保留了老城的生活步调和趣味，任宽阔的街道如何车水马龙，人们的步伐仍是不紧不慢。高低错落，坡坡坎坎还大致是百年前的山城形态。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仍然会把城墙的大石板当成是最好的“梭梭板”。
这就是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它走过了 600年，还将继续走下去，用时光在未来写下更多未知的故事。
版式：刘 丽
校对： 王封礼
责编：郭 军
统筹： 姚胜祥
审核：罗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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