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五年（1866），太平军残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率军转战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战火烧到了今福建漳州、永定、长汀、连城、上杭、武平，以及广东梅州、江西龙南等闽粤赣各市县。
天平天国战役图
对付这支太平军余部，福建方面的清军是主力，因为彼时的闽浙总督是左宗棠。一方面，左宗棠是清政府公认的打击太平军的牛人；另一方面，李世贤、汪海洋等太平军活动的闽粤赣山区，涉及福建的地区最广、地理位置最关键。闽浙总督左宗棠不得不担起“剿匪”重任。
而左宗棠最为倚重的率军人物，当属时任福建巡抚徐宗干。没办法，这是由徐宗干的身份角色决定的，贵为福建巡抚，至少要在福建界内充当阻截太平军的主力军。
如下图，这块历经磨损、木纹显露的【进士】匾，就是徐宗干在任福建巡抚时题写的，题匾时间为清同治乙丑（1865）年，上款文字为：“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抚福建等处地方 提督军务 徐宗干 为”。
落款文字中“巡抚福建”、“提督军务”字眼，说明了徐宗干领导军务的能力水平。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个靠得住的领军人物。
期间，长期驻扎于梅州界内的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多次率太平军想从福建武平方向冲开突破口，以便贯通闽粤赣征战路线（武平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但均被徐宗干率领的清军赶出了福建界。
困守梅州的太平军残部，最终于同治五年（1866）一月，被左宗棠部与湘军名将刘典部会师合围并歼灭于梅州城。过程不表，详情不赘述。本文要关注的，是当年的福建巡抚徐宗干。
徐宗干
徐宗干在巡抚任期内，除了配合左宗棠剿灭窜入福建境内的太平军，他的主要工作还有对台管理。因为在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以前，全台湾都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巡抚徐宗干为台湾事务可谓操碎了心。
早在同治元年（1862），徐宗干刚上任福建巡抚时，第一时间就去了台湾巡视。他这么着急去台湾做什么呢？有关历史记载道明了原委：“闽中好乱之风，台湾为甚。先生之巡台也，方赴任，值漳、泉民斗，闭城已三日，即驰往擒治之。”原来，清代台湾民众以福建漳州籍、泉州籍移民居多，他们到了台湾后，还是以原籍划分社区，经常发生械斗，徐宗干这是去台湾治理打群架事件去了。
清代福建（含台湾）全图
实际上，作为江苏通州人氏的徐宗干，跟闽台两岸（历史上均属福建）的渊源远不止于此。
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宗干就从四川直调福建任汀漳龙道，管辖漳州、汀州、龙岩三地。难怪如前述徐宗干常驻闽西阻截太平军，他根本就对这片土地知根知底嘛。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宗干又被调任福建台湾兵备道，掌管全台军务。他在台湾总共待了近六年时间。由此可见，徐宗干对台湾有多么熟悉。
清代台湾府全图
领兵打仗、缉拿匪患，当然是台湾道台的第一要务，譬如，咸丰三年（1853），台湾有叛乱势力洪恭等人，起兵攻陷台湾县（今台南市南部）、凤山县，徐宗干领兵平定了叛军。
但徐宗干绝不是一个只知领兵打仗的武夫，相反，他作为嘉庆二十五年的进士，是个真材实料的大文化人，他对金石之学、孔门儒学的保护和传承贡献极大。
徐宗干的官场生涯早期一直在山东为官，且一待就是二十年左右，历任泰安、曲阜知县、济宁知州等。当地的摩崖石刻文化、孔庙文化在清末发扬光大，徐宗干功不可没。
泰山摩崖石刻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五岳之尊泰山遗留下了诸多摩崖石刻图文，它们都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宝贵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在清代以前，世人常有抄录泰山摩崖石刻的习惯，但拓本不多。而徐宗干就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乐衷于制作泰山摩崖题刻原迹拓本，为后世留下了数不清的泰山珍贵文化遗产。
不但如此，徐宗干还极力保护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孔子文化遗产。譬如在他任职曲阜知县期间，见过一幅孔子圣像真本，即米芾版的“孔子赞像”，如获至宝，遂制作了墨拓卷轴保存；又请人钩摹刻制了这一版的孔子壁像，置于孔庙之中。
泰山孔庙
泰山孔庙有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这就是徐宗干题写的。可见，徐宗干本人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家。
尤其难得的是，徐宗干把孔子文化带到了台湾。前文不是说了吗？徐宗干手上有一幅孔子圣像的墨轴拓本，他一直将它随身携带。上任台湾道台时，徐宗干更是将孔子像漂洋过海带到了台湾。并请人照着拓本雕刻了孔子像，供奉于台湾府学圣祠（今台南孔子庙）。至此，台湾社会尊孔重教的氛围越发浓厚。
台南孔庙孔子像
从历史的视角看，徐宗干确实对促进两岸文化融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以至于有不少学人专门研究过徐宗干在闽台两岸传扬孔子精神的事迹和文化效应。本文不赘述。
身为台湾兵备长官，徐宗干还善于巧用民俗文化，促进社会治理。我心目中的良师益友、现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先生，不久前曾撰文讲述过徐宗干在台湾用神灵故事感召信众、制止械斗的往事。
1852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按照旧例，台湾民众巡游神像。结果有两路迎送队伍因为争抢巡游路线，大动干戈，相约械斗。关键时候，天降大雨、惊雷滚滚，化解了这场大规模纷争。这两路人，如果照约械斗，必然死伤多人。如是推之，可谓妈祖显灵，挽救了信众。
徐宗干将此事记述于《壬癸后记》，又曰“神之灵也，民之福、官之幸也”，意在用民俗文化感召台湾民众、治理台湾社会。今汪毅夫先生发掘转述并妙笔神评曰：“用神灵感召以防止和制止社会问题，是官方追求的幸事。今之台湾当局频繁地介入宗教(包括民间宗教)活动，但它以撕裂社会、制造社会问题为能事，是神谴、民怨的麻烦制造者。”相较之下，徐宗干作为清代驻台官吏，其政治智慧还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实际上，徐宗干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官吏，他对古代官场政治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常人。徐宗干曾写过一首借物言志的诗曰《咏炭》：“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百条黄锭心不动,万葆青春永耀玫。”
很多人初入社会或官场时，棱角分明、内有骨气，但走着走着，有的人就被名利冲昏了头脑，虽然一时风光无限、大红大紫，但一旦丢失了人格和原则，他离毁灭也就不远了，甚而挫骨扬灰、烟消云散，这就是徐宗干诗中所谓的“十分红处便成灰”。
有此清醒，徐宗干难怪能成为一代良吏。同治五年（1866年），徐宗干在福建巡抚任上抱病辞世，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左宗棠，在上奏朝廷时高度评价徐宗干：“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