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罕国究竟是啥国，为何敢图谋中国新疆？要从黑山和白山和卓说起

浩罕国究竟是啥国，为何敢图谋中国新疆？要从黑山和白山和卓说起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6世纪初，月即别著名可汴阿布海伊尔的孙子昔班尼，由咸海北南下河中地，在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布哈拉汗国的第一王朝即昔班尼王朝，开创了乌兹别克人在中亚的历史，从此费尔干纳地区长期听命于乌兹别克布哈拉汗国。

昔班尼朝的历史延续了近一个世纪(1505一1598)，后为第二王朝阿施塔尔哈尼朝所替代。

这个新王朝从一开始就十分虚弱，它仅支配着昔班尼王室过去领地的一部分。布哈拉汗的实际有效统治仅在其首都周围地方，汗的权力也受到阿塔勒克们的控制和干预。 在速不竿忽里统治时期（1680-1702)，这一王朝已极度衰败，汗国事实上已解体，分成一些各行其事的地区。18世纪初，乌兹别克明格部在费尔干纳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是为费尔干纳明格政权，即后世闻名中亚的浩罕汗国。

1、浩罕国和和卓

在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中亚和新疆政治生活中最瞩目的是，伊斯兰苏菲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伊斯兰和卓集团的空前活跃。

浩罕明格政权的创建，沿罕和清代新疆的关系，都与和卓集团和苏菲派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和卓，又译作霍加、和加、火者。一般认为和卓就是“圣裔”，即穆罕默德的后裔。

他们分为两类：

赛义德阿塔，拥有证书，证明其血统；赘巴依，遗失了证书，只能求助于传说和声望。

和卓与其它宗教名称，像赛义德、米尔、大毛拉之间的严格界线并不十分清楚，并往往拥有依禅、舍黑、哈司剌、吾力、吐热等名目众多的封号，这些封号有的已离开其本意，成为和卓们的尊称。

应该注意：

当时中亚的和卓家族林立，似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赛义德阿塔和赞巴依两家，有的人名字前冠有“和卓”之称，但他可能与和卓家族毫无关系。

当时，和卓是中亚伊斯兰社会的精神领袖，信徒心目中的神，民众中有传说：“见其一面，即两世受福”。

事实上，对和卓的崇敬有时甚至超过真主。

一部和卓传记写道：

和卓问信徒：“你怕谁？是怕我还是胡大？”

信徒答道：“我怕您，不怕胡大，因为您脸上闪耀着胡大的光芒”。

对于和卓崇拜，清朝官吏有极深刻印象。长龄将军在一份奏折中就将当地民众崇信和卓比作西藏崇信达赖。这种比拟是很恰当的。

和卓的支柱，是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托钵僧中，最有影响的纳合西班底耶僧侣集团。

2、苏菲派

一般认为，苏菲源于阿拉伯文Sufi，即“羊毛”意，这大概与最初的神秘主义托钵僧身披羊毛长袍修行有关。 托钵僧在波斯文中写作Dervish，即《西域番国志》中提到的“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的“迭里迷失”。

这个神秘主义教派早在公元8世纪前后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早期的苏菲信徒甚至受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攻击和迫害。

大约12世纪起，苏菲托钵僧开始创立自己的社团。14世纪巴哈丁·纳合西班底在中亚布哈拉创立社团，即苏菲僧侣团中最有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僧侣团，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随之成为推行神秘主义教义的基地。

帖木儿朝时期，正是中亚苏非思潮大发展时期，帖木儿就别尊崇赛义德族（和卓），他曾将社会分成12个等级，赛义德、舍黑等宗教领袖被列为第一等级。

苏菲思想广泛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是与阿拉伯的武力征伐相联系的。在阿拉伯武力耗尽后，特别是蒙古入侵中亚、西亚之后，伊斯兰在东方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菲派活动在这一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3、黑山和卓和白山和卓

和卓政治的顶峰是和卓玛哈图木·阿杂木(1462一1542年)的时代。

但是在玛哈图木·阿杂木死后，和卓在中亚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

和卓们为争夺教权及教权带来的政治、经济权益展开激烈斗争，玛哈图木·阿杂木家族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这一斗争在新疆南部地区则表现为白山宗和卓与黑山宗和卓的斗争。

黑山宗和卓源于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庶出幼子伊斯哈克。

玛哈图木·阿杂木曾到喀什噶尔活动，娶当地人比比察·喀什噶里为第三房夫人，生伊斯哈克。伊斯哈克虽以第23代圣裔自居，但毕竟庶出，遭到歧视。

大约1580年他辗转来到母亲的家乡喀什噶尔，受到察合台后王的欢迎，经过一段周折，伊斯哈克家族掌握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的宗教地盘。

在伊斯哈克到喀什噶尔40年后（大约1620至1630年)，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嫡传长系玛木特玉素布也来到喀什噶尔，是为白山宗和卓。

由此开始了白山、黑山的斗争。

这一斗争表面上是教派之争，实质是争夺宗教和世俗统治权。

黑山宗虽也源于中亚纳合西班底耶，但它已经伊斯哈克改革，适应了南疆维吾尔社会，衍成一新教团伊斯哈克耶。

实际上，伊斯哈克耶是当地化、维吾尔化的和卓僧侣集团，在这一点上看，它与后到的白山宗的斗争，形式上又表现为当地教派与外来教派的斗争。

斗争初期，白山宗往往处于劣势，玛木特玉素布的儿子和卓阿帕克甚至被逐出南疆，长期在外流浪。

及至准噶尔在中亚称霸，白山和卓走上了与准噶尔勾结的道路。

1680年左右，准噶尔应阿帕克之请发兵南疆，灭掉支持黑山和卓的察合台后王世俗政权，扶植了阿帕克和卓傀儡政权。

准噶尔进而打击四分五裂的布哈拉阿施塔尔哈尼朝，1683年进入并占领费尔干纳，其一支队伍甚至远征到帕米尔地区。

虽然如此，和卓对中亚和新疆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久远的，对18世纪中叶开始的浩罕与清代新疆关系发生的影响是深刻的。

而18世纪中叶的另一件大事便是，清王朝在平定准噶尔(1755一1758年)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1757一1759年)后统一新疆，这是汉唐以来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强盛，对中亚政治地理局势必然发生强烈影响，浩罕这个中亚封建伯克政权很快成为清的附属国。

4、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与浩罕国藩属关系的建立

清朝是在平定大、小和卓的过程中与浩罕政权发生直接联系的。

大、小和卓是著名的阿帕克和卓的后裔，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

大和卓名曰波罗泥都，小和卓为霍集占，系南疆白山宗的领袖。

玛罕木特为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拘禁在伊犁。 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仍在伊犁为准噶尔种地。

1755年，清军进剿达瓦奇，波罗泥都和霍集占投诚清军，擒获达瓦奇后，清当局决定派遣波罗泥都前往南疆招抚各地，而令小和卓霍集占仍留伊犁掌管伊斯兰教。阿睦尔撒纳叛乱时，小和卓曾参与其事。

事平后，小和卓潜回南疆喀什噶尔、叶尔羌，并煽动大和卓发起叛乱。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清军征讨大、小和卓。

平叛初期，战事并不顺利，先是苦攻库车数月后才下，后是兆惠前锋部队在叶尔羌城下受到叛军优势兵力围攻，困在黑水营。为了顺利解决南疆的叛乱，清政府在中亚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

是年九月，参赞大臣富德派遣侍卫蒙固尔岱等赴塔什罕（干）地区“宣谕威德”。

其时塔什干为莫尔多萨木什、沙达和吐尔占三和卓分辖，羁属于哈萨克右部。吐尔占排斥哈萨克所置和卓莫尔多萨木什，哈萨克因此兴兵问罪。

蒙固尔岱“谕以睦邻守土之道”，平息了他们的争端。 于是哈萨克右部图里拜、塔什干和卓吐尔占、莫尔多萨木什等向清表示归诚。

侍卫乌尔登、托伦泰亦受命往抚布鲁特，布鲁特萨雅克、萨拉马哈什等部亦表“投诚”。清同时还派人去“招降安集延、纳木干二城回人”。

1759年夏，清军分兵二路再讨大、小和卓，节节胜利，叛军土崩瓦解。大、小和卓抢掠喀什噶尔、叶尔羌地方维吾尔人马匹、财物外逃。

在出征之前，兆惠、富德两将军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制定了围追堵截计划。

该计划要旨是迅速抢占通往浩罕、巴达克山、巴勒提和喀喇土伯克特等地的鄂坡勒岭、敏珠尔岭、玉斯屯阿喇图什岭、英额奇盘山、伯克呼尔璊岭、玉鲁克岭、裕勒阿哩克、萨纳珠各要隘。

清当局风闻大、小和卓与额尔德尼“交好”很担心大、小和卓向浩罕方向逃窜，为此派遣侍卫达克塔纳等“传檄额尔德尼伯克、玛尔噶朗、安集延、纳木干城，并布鲁特之额德格讷等部落”。

达克塔纳等由乌什出发，先进入鄂什招抚布鲁特额德格讷部，后沿卡拉河过安集延、玛尔噶朗到浩罕。额尔德尼迎接清使入城，盛情款待，“询问中国边疆形势，畏慕，奉表请内附”。

1759年底，兆惠将军报告，浩罕额尔德尼派遣安集延伯克陀克塔玛特为首的使团进京朝觐。

这是浩罕派出的第一个入觐使团，清政府对此相当重视。

该使团在1760年初抵北京，受到清政府的盛情接待。

1760年3月18日（二月丙子），乾隆帝通过浩罕使臣，发给额尔德尼伯克第一封敕书，清廷派索诺木车凌、伍岱、诺尔占、阿布赉三、摩罗莫尔瓒等人护送此浩罕使团返回。索诺木车凌等“资敕往谕”，额尔德尼“郊迎成礼”。

是年九月，浩罕额尔德尼又遣使贡马回。所有这些标志着浩罕与清的藩属政治关系的确立。

5、乾隆后期与浩罕的藩属关系

额尔德尼及其继任那尔巴图，和爱里木三代伯克统治时期，浩罕对清是“恭顺”、臣服的。这集中表现在它不定期地向喀什噶尔遣使入贡和随同回部年班进京朝觐。

1809年，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那彦成查阅了50年来清喀什噶尔官府的正式记录，这一时期浩罕使至喀什噶尔达23次，平均每二、三年一次。

这一时期浩罕使者随同回部年班进京朝觐9次，平均每六、七年次。

所谓回部年班制度就是，新疆各城伯克六品以上分成4班轮流于新春之际赴京朝觐清帝。这是维吾尔显贵向清帝效忠应尽的基本义务，也是他们向清帝邀宠的机会。年班制度本是清统治者联络、团结蒙古王公的一种手段。平定新疆后，清政府在新疆回部推行年班制度，在于笼络维吾尔上层人士。

在浩罕臣服于清前后，中亚的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各部，帕米尔以西的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即阿富汗）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

清代史籍一般把浩罕与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诸部并列称为“藩属”(《西域图志》)、“新疆藩部”(《大清一统志》)、“外夷”（《回疆志》)、“边外诸部”(《新疆图志》)、“属国”（《清史稿》)。

但浩罕与这些部落相比，地位并不完全一样。

清廷极重视哈萨克、布鲁特，与之关系相当紧密。哈萨克老帐和中帐的许多部落几乎年年派人进京朝贡，其部落头目更换时往往要取得清政府册封。布鲁特，特别是喀什噶尔、乌什附近的一些布鲁特首领也接受清政府的顶戴。

正如魏源所说：

“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而已”。

爱乌罕、布哈尔等部与清的关系疏远。爱乌罕“偶一朝贡”，被认为是“回疆最西之属国”。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在同一天里清廷分别给浩罕、巴达克山、爱鸟罕和布鲁特额德格讷部、齐哩克部颁发敕谕。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给诸部的敕书中都有“应谨守天朝法度”，“一切事务俱遵驻扎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等节制语”，惟独没有对爱乌罕提出这样强制性要求。由此可见，清对爱乌罕的统辖是纯粹名义上的。

浩罕作为清的藩属，其地位既不同于哈萨克、布鲁特的一些部落，也不同于爱乌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一定时期里，在涉及到清朝切身利害的重大交涉中，浩罕要受清驻扎大臣的节制，但同时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魏源说：

“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东之郡县矣”。

在清廷看来，其浩罕仅为边外“小夷”，不能与蒙古、哈萨克相比，仅以伯克相呼，不许其称汗。如果妄自称汗就是一种妄自尊大的罪过。

1762年额尔德尼声称：奉有谕旨，称伊为汗。

当即遭到清当局的痛斥：

“向来寄尔之书，俱称伯克，何得妄自称汗？…嗣后往来书札，惟以恭顺信实为主，不可似以蹈故辙，致取罪戾”。

南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统一新疆后面临的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起初清对南疆少数民族中的伊斯兰白山宗、黑山宗教派斗争情况是不清楚的。

它只听说大、小和卓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

平定准噶尔后清放大和卓回南疆，企图利用其政治宗教上的号召力招服南疆各地。

但白山宗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反清叛乱，而黑山宗拥护清军平叛，自此，清转而依靠黑山宗。

清治理南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依靠本地统治阶级上层，并对各方面代表人物分别不同情况给以不同待遇。

在依靠力量中，清当局按其忠诚程度分成三个层次：

首先是归附最早忠心不贰的吐鲁番、哈密伯克；

其次是在平定大小和卓中作战有功的库车、拜城东四城伯克；

再次就是拥戴清朝统治的西四城黑山宗伯克。

另外还有两支伯克集团也参加了平定大、小和卓的战斗：一是乌什伯克霍集斯，一是白山宗喀拉玛特系的额色尹等。

这两支伯克集团尽管在平叛过程中也立下战功，但前者不但与大、小和卓关系密切，而且有“总统回部”的野心，而后者与大小和卓毕竟是同一教派，所以，清对他们在政治、宗教上的影响不得不防范，清统一新疆后，很快将霍集斯、额色尹等移至北京，封赐以高爵厚禄，闲养起来。

清政府集中打击的是搞叛乱的阿帕克系白山宗。

和卓叛乱平定后，大、小和卓身亡于巴达克山，然其影响并未随之消失。 小和卓霍集占无子，而大和卓却有子多人，流亡在巴达克山等地。清政府已意识到他们是自己在南疆统治的隐患，经过一番外交交涉，终将大和卓的三个儿子从巴达克山引渡过来，送解北京看管起来。

但还有一个名叫萨木萨克的和卓流亡在中亚。

萨木萨克和卓大肆活动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的事。

萨木萨克和卓从色默尔罕（撒马尔罕）派人到南疆秘密串联。这一阴谋活动引起清当局的关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满提议用计将萨木萨克诱来剿除。

起初乾隆不同意这种办法，但不久，当他查阅截获萨木萨克的书信，看到其言词悖谬，十分恼恨，下令照鄂斯满前奏，“以计剿除”，“永绝愚回妄想”。

然而与萨木萨克和卓相勾结的有地方大封建主。追查私通萨木萨克案，牵连到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 阿其睦为了包庇其弟竟反诬鄂斯满，事败被拿解。阿其睦之子燕起疑惧潜逃。

在此之前，有一个布鲁特比伯尔克获罪逃往浩罕。起初，乾隆还认为“似此些须小事”“不值兴师动众”。

可是到了1784年乾隆看到浩罕那尔巴图呈文替伯尔克说情，却勃然大怒，立即传谕伊犁将军：“速发严谕索取”，并打算扣押浩罕使节以迫使浩罕交出伯尔克。

这样，伯尔克案尚未了结，萨木萨克和卓和燕起案迭起。不久边卡竟传来燕起、伯尔克与萨木萨克和卓纠集一起“图掠喀什噶尔”的消息。

清政府为此大伤脑筋，为捉拿燕起，清军奔波于边卡，一直闹到1787年最后才将其拿获。

在审决燕起时，乾隆心病犹在萨木萨克和卓，诚如所言：“根株既未尽除，不免又有结伙滋事等患”。

1788年，清政府得知萨木萨克和卓在霍占特伯克呼达雅尔处，屡抢商人。

霍占特是浩罕的地盘，为此清政府敕谕浩罕伯克那尔巴图：

“尔欲兴兵往擒，如能获献，朕当加恩。况自尔祖额尔德尼伯克以来，世受朕恩，极为恭顺，尔当倍加奋勉，以承渥眷”。

1789年，那尔巴图曾一度拿获萨木萨克和卓，但没有解送给清廷，却私自释放，于是萨木萨克和卓又流窜到鄂罗陀依帕。

乾隆闻知大怒，降旨喀什噶尔参预大臣明亮：

“如那尔巴图遣使请安，著不必准行”，并警告那尔巴图：“将萨木萨克章解来，亦可了结一事”。

萨木萨克和卓一案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

1797年萨木萨克和卓及其长子玉素普和卓窜犯边境，浩罕伯克那尔巴图带兵堵截，又派儿子迈玛迪敏前去捉拿玉素普和卓。

虽然未能擒获萨木萨克，嘉庆帝也为此欢欣不已，他当即下令赏给那尔巴图贝勒衔，并赐以宝石顶三眼花翎珊瑚朝珠。

但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认为，那尔巴图自称阿浑，按回子经典，不得承受官职，而且那尔巴图截拿萨木萨克和卓未必出于诚心。 他提议无庸赏职衔、顶戴。嘉庆帝听从了长麟的意见。

1798年，萨木萨克和卓一度打算投诚，让自己的儿子去北京朝觐返回后，再带家口来投。据说他甚至已“抱经起誓”了。

后来听到一些谣言，再加上他妻兄从中播弄，乃又携眷远去。 萨木萨克和卓一直在中亚珲都斯、巴达克山、爱乌罕(阿富汗)、色默尔罕（撒马尔罕）、霍占特（忽毡）、鄂罗退帕、西牙尔萨布斯等地流浪，踪迹无定。

清廷只得酌调官兵于各卡伦分头防守，如其来滋扰，即擒捉治罪，如其悔悟来投，“仍照前赏给职衔翎顶，以示绥怀”。

不久，长麟报告，萨木萨克逃赴布噶尔（布哈拉)，并准备搜求。

当即遭到嘉庆帝一顿训斥：

“此时萨木萨克既经远匿，在天朝体制，当置之不管。况边疆重务，该处大臣惟应持以镇静，岂可轻举妄动，自生事端。长麟此时惟在严守卡伦。倘该犯有犯边情事，即缉拿惩治，方为正办，若仍不知自悔，希图见长，或致妄挑边衅，长麟自问能当此重罪乎”。

这是关于萨木萨克和卓的最后消息。以后的资料中，我们知道他的长子玉素普和卓在布哈拉当了阿匐，他本人就老死在那里，但不知死在哪一年。

萨木萨克和卓一案，从1784到1798年14年间，一直是南疆边境上不安定的因素。

清当局也一再设法捕捉而始终未获，但总地来看，它对萨木萨克和卓问题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以后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萨木萨克和卓虽然退下历史舞台，但到19世纪，萨木萨克和卓的儿子玉素普和卓、张格尔和卓，孙子倭里罕和卓、布素鲁克和卓等勾结浩罕封建主一次次地骚扰喀什噶尔，则是乾隆帝、嘉庆帝所始料未及的，以后的道光帝平定张格尔之乱对这一关系的进程的影响就更加深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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