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馆陶县的卫运河边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叫做丁圈村。其村名的来历，据1999版的《馆陶县志》记载：
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民来此，在卫河故道一个拐弯很象牛鼻圈的地方定居，姓丁的为大户，起村名丁圈。
馆陶县老地图及发生此事的村庄“丁圈”
其实如此记载在这本县志里极为常见，大部分村庄来历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在丁圈村这段记载之下的文字，却是其他村庄里所没有的：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村西建造清凉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康熙南巡，舟阻河滩，众挽之不能行。有水次厂人名李珍，身长七尺，力绝人，只手曳动船泊清凉寺岸。皇上召见李珍于此寺，大加奖异，累因平西藏有功，内有四品京堂。后人重修寺宇，遂改名为兴龙寺。
在这段记载里，突出了两件事：一是村西有个明朝所建清凉寺，因康熙南巡停舟于此，后人在重修时，改名为兴龙寺；二是在康熙南巡时，有丁圈村旁边水次厂（即今东厂村）名为李珍之人挽舟前行，得以停泊在清凉寺岸边，因此被康熙皇帝奖赏，后来因平西藏有功，成为四品京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馆陶县乡土志》对丁圈村及兴龙寺的记载
同样，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馆陶县乡土志》中，对丁圈村的记载，也是大同小异。而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所修的《馆陶县志》中，则是对兴龙寺和李珍分开记载。
民国《馆陶县志·显达》中对李珍的记载
《人物志·显达》中有对李珍的记载：
李珍，东厂村人，体格魁伟，性朴忠，不事文藻，初任河南开封府原武县主簿，次任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主簿，奉旨内用充詹事府录事，康熙五十二年授为登仕郎，寻仕至四品京堂。
《宗教志·释教》的寺宇“兴龙寺”：
在城（指当时的县城，北馆陶）西北八里丁圈村西，原名清凉寺，明成化十三年建，清康熙南巡驻跸于此，改名为兴龙寺。
那么究竟李珍、兴龙寺、以及康熙南巡至丁圈村是不是确有其事呢？
先看李珍
光绪《馆陶乡土志》中对李珍的记载较为粗略，而民国《馆陶县志》中的李珍则有河南开封府原武县主簿、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主簿、詹事府录事、登仕郎、四品京官等履历。以此为准，在文中所涉及地方的地方志中进行详细查找，果然在清朝乾隆《原武县志》、光绪《海盐县志》中均发现了“李珍”。
河南原武县（左）、浙江海盐县（右）志书中对李珍的记载
乾隆《原武县志·职官》：
李珍，山东馆陶人
光绪《海盐县志·职官》：
（康熙）三十三年，李珍，馆陶例监主簿。
由上面两个记载可知，民国《馆陶县志》中对馆陶人李珍当过河南原武县、浙江海盐县主簿的记载是正确的。
那么兴龙寺的来历是否正确呢？
先来看清光绪年间以前的雍正《馆陶县志》、光绪《馆陶县志》的记载，两者是一致的，均为：
兴龙寺，在县北十里丁家圈。
但是却并没有关于这个寺是明朝清凉寺，后来因康熙帝南巡驻跸于此而改名的记载。
雍正和光绪《馆陶县志》中对兴龙寺的记载
再来看乾隆《东昌府志》、光绪《东昌府志》中馆陶县“寺宇”，由于东昌府是当时馆陶县的“上级”，所以在府志中对属县的记载不会面面俱到，而是选择规模大、影响力高的寺宇，在《东昌府志》中记载馆陶县寺宇只有宝应寺、洪济寺、弥陀寺、崇兴寺、圆通寺、龙泉寺等6座，而没有“兴龙寺”。
乾隆、嘉庆《东昌府志》中，馆陶县寺宇中并没有“兴龙寺”
康熙皇帝在二十八年南巡经过献县时，有民“进嘉禾一茎双穗”，就被他“甚宝之”，而被记载入《清实录·圣祖实录》中。那么在馆陶县清凉寺，皇帝得一壮士，并且嘉奖，更应该会被志书记载，并且大书特书。
不过在距离康熙朝更近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的府志和县志中均无相关记载，反而在光绪末年的《馆陶县乡土志》出现了这个故事，并且“影响”到了民国版和1999年版《馆陶县志》。那么，究竟是光绪之前的志书“漏记”了，还是光绪末年的记载是错误的？
看一下康熙南巡到没到过丁圈村就知道了！
康熙皇帝南巡一共有6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来的几次南巡分别是二十八年、三十二年……
康熙南巡图
在乾隆《原武县志》中，虽然没有李珍是何时任职原武县“主簿”的记载，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继任者王尔镳是于康熙二十六年接任的，因此可以推断和丁圈村、和“兴龙寺”、和李珍有关系的那次南巡，是发生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前，就可以判断出与之相关的“南巡”只能是康熙二十三年的那次。
《清实录·圣祖实录》的记载可以查到康熙皇帝的每一天都做了些什么，那么就来看看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的这次南巡，都途经了哪里？
九月
辛卯，上东巡。是日，驻跸永清县南哥驿
壬辰，上驻跸霸州苑家口
癸巳，上驻跸任邱县李花村
甲午，上驻跸河间府城南
乙未，上驻跸献县单家桥
丙申，上驻跸阜城县伊家村
丁酉，上驻跸德州南关
戊戌，上驻跸平原县七里铺
己亥，上驻跸禹城县二十里铺
庚子，上幸济南府。是日，上驻跸杜家庙
辛丑，上驻跸长清县大湾底地方
壬寅，上至泰安州，登泰山极顶。薄暮、驻跸行宫。
癸卯，上诣东岳庙、躬祀泰山之神，是日、驻跸泰安州崔家庄。
甲辰，上驻跸新泰县西舟村
……
从路线上看，在河北省境内经过永清、霸州、任丘、河间、献县、阜城，山东省境内经过德州、平原、禹城、济南、长清、泰安、新泰……，而后来的几次南巡，其路线基本与第一次相同，因为这条道路就是在明朝以来就使用着的、有“中大道”之称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
明朝京师、山东驿路图，可见与康熙南巡路线一致
从时间上看，古代计时为“天干地支”法，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循环使用，《清实录·圣祖实录》的记载都是连贯的，每天驻跸在哪也都很明确，杜绝了缺少某一天，而这一天“恰巧”到达馆陶县的可能性。
从路线上、时间上来看，康熙皇帝这次南巡根本没有经过馆陶！
网络上有篇自媒体文章所说“康熙帝南巡进入山东地面，决定暂时分行，只乘一舟，减少扈从，昼夜前进，往阅卫河。这一日，来到馆陶地面”，也是错误的。经过搜索可见，康熙皇帝“决定暂时分行，只乘一舟”的行为，只有在第六次南巡时，去过黄河以南的高家堰、归仁堤，估计是这个作者由此臆想、抄袭而得的结果。
网上关于这件事的文章，连时间都是错误的
既然没有康熙南巡在丁圈村经过的一事，那么李珍又是怎么当上原武、海盐主簿的？
雍正版的《馆陶县志·选举志》“例贡（附例监）”中有李珍的名字。
自明朝至清朝雍正时期的”例贡“
何为例贡、例监？
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如果按照正常考试，在县试、府试、院试等考试中，会产生童生、庠生（即俗称的秀才）、附学生员、增广生员、廪膳生员等，生员里能够升读国子监的称监生，其他的称为贡生，这种途径被称为“正途”。
正途的“贡生”
此外，还有一种非正途获得贡生和监生的方式，就是通过捐钱而得的“捐纳官”，由上述的廪生、增生、附生等“贡生”通过纳捐成为“监生”的，称例贡；由身家清白的“俊秀”纳捐成为监生的则为“例监”。
光绪《海盐县志》中记载的李珍为“馆陶例监主簿”，就是第二种情况。
对于捐纳官的使用，《清史稿·捐纳》中有明确的规定：
清制，入官重正途。……捐纳官不得分吏、礼部，道、府非由曾任实缺正印官，捐纳仅授简缺……准贡、例监出身官不得升补正印……各途出身官，经该堂官及督、抚保举称职者，升京官及正印；无保举者，升佐贰、杂职。
大意就是：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正途”的官员才可以得到重用。通过捐纳而成的官员不能分配到吏部、礼部工作，也不能当道、府的“一把手”，只能是“虚职”或者权力小的那种官，但如果有总督、巡抚这样的一、二品大员保举，可以做到京官以及各级“一把手”，没人保举的，只能任副职或者杂职。
李珍因为是通过捐纳而成“例监”，只能被授“简缺”，当“佐贰”或“杂职”，也就有了他在河南原武、浙江海盐的“主簿”任职经历。
主簿又是什么样的官员呢？
据《清史稿》记载，在县里的官员和品级，以及职责分别为：
县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无定员，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
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
可见，主簿是名副其实的“佐贰”和“杂职”，不仅级别是比“未入流”仅高一点的九品，而且在县里没有固定的“编制”和职责，只是根据上级的安排，“哪里需要哪里搬”。
那么后来李珍的“奉旨内用充詹事府录事，康熙五十二年授为登仕郎”经历，是不是在官职上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呢？
在《清史稿》中，对这两个职位也有记载
詹事府是古代管理东宫事务的官署，也就是辅助皇太子的生活、办公等事务的机构。其官员和品级主要是：
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录事、通事舍人各二人，并从九品。
而“登仕郎”则是一个散官名字。散官只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有官名而无职事。大概和今天采取的“职级并行制度”类似，是一种“非领导职务”，和实职相比，这种散官称号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俱授敕命”，即由皇帝下敕书来任命。
清朝的詹事府，位于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一带
具体到“登仕郎”来说，《清史稿》记载为“正九品授登仕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级主任科员”。
由此可见，李珍“奉旨内用充詹事府录事”之后，由于从地方到中央的机构任职，其职务不升反降，由九品的主簿变成了从九品的詹事府录事，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因为“熬资历”被授予正九品的“登仕郎”。
从这方面讲，李珍的任职经历可谓用“惨不忍睹”形容才对，从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正九品主簿，到康熙五十二年的享受正九品待遇的虚职“登仕郎”，近30年的时间级别没有改变，怎一个“惨”字了得？
最后，李珍是不是成为了“四品京堂”？
细分析一下，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从级别上来分析。
“京堂”，是清朝对高级官员的称呼，表示为堂上之官，一般为三品或四品官。在通政使司、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鸿胪寺等卿寺衙门工作的堂官，均称“京堂”。
民国《馆陶县志》中记载李珍成为“四品京堂”是这样的：“康熙五十二年授为登仕郎，寻仕至四品京堂”。
“寻”在文言文里表示时间不久、很快、随即等意思。
清朝四口武官补子
康熙五十二年授为了九品的登仕郎，其实职只能是低于或者平级于九品的官员，可能那时候仍然是那个“詹事府录事”。九品到四品，中间差了足有11个品级，怎么可能“寻”到四品京堂？特别是清朝对他这种纳捐而成的官员，除了有总督、巡抚保举之外，只能做“佐贰”和“杂职”。
显然，李珍是不属于有总督、巡抚保举的那一类人，如果有这层关系，他也不至于近30年时间一直是个九品官。并且是哪怕有人保举，也不可能一下子升11级，这样的“火箭式”升迁，即便是“连升三级”的张好古，在做梦的时候也不敢这么想。
有人可能考虑到，他在为太子服务的詹事府工作，是不是太子提拔的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来考量。
其次，从政治上来分析。
康熙朝的太子名为爱新觉罗·胤礽，他当太子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一波三折。
胤礽刚满周岁就确立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被废太子位，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为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再度被废黜。
爱新觉罗·胤礽
太子是一国之储君，其废立是仅次于皇帝登基的大事，在太子被废、复立、再次被废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发生的各种宫斗、官斗可谓是不计其数。太子的废立也影响到了服务于他的詹事府官员们，大臣们纷纷躲避还来不及呢，县志记载李珍成为四品京堂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二年之后，是太子最后一次被废后不久，此时不可能有人会给一个九品的、给太子服务的“詹事府录事”保举。
那么，先不看这个“寻”字，是不是在康熙朝平西藏之战中因功而得到提拔呢？
细分析起来也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平西藏之战发生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此时距离太子被废没多长时间，应该仍然影响着太子詹事府系的官员。而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朝结束，在如此的政治环境和极短的时间里，李珍没有提拔的条件。
由于带兵进藏的“抚远大将军”是皇十四子允禵，他是在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中，属于和雍正皇帝对立的“八爷党”成员，其嫡系部队在雍正朝也不会有很好的政治前景。所以有着康熙朝詹事府“工作人员”和雍正朝“十四爷”部下身份的李珍，在康熙、雍正两朝能够成为“四品京堂”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估计终其一生，也仅仅是个九品的官员吧。
那么为何会出现开篇时的那些记载呢？
估计有乡民为了显示村庄历史的显赫，把康熙皇帝南巡、兴龙寺以及李珍等元素综合到一起，而形成的传说，这样的话，可以展示出本村有着比较“辉煌”的历史，在皇帝、有寺庙、有因此而兴的大官，多好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结果在光绪年间编撰《馆陶县乡土志》时，被“采访”进了志书里，以至于后来被民国版、1999年版的《馆陶县志》所收录，以至于成为了官方记载的“正史”。
《馆陶县乡土志》中的“采访”
其实，按照语言逻辑推断的话，也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故事的不实之处：如果清凉寺真的是因康熙驻跸后而改名，也只能改为“龙兴寺”才对，是取因皇帝这个“真龙天子”而兴之意。绝对不能是“兴龙寺”，兴哪条“龙”？李珍吗？这样的说法在古代可是谋反大罪，谁敢这样去命名？
所以，整件事情只是村民杜撰的故事，被官方志书不加判断收录成为“正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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