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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昌最后一战:考证推翻传统认知,打的果然不是夏朝后裔

根据史记记载,姬昌获释回国之后,很快发起扩张战争,“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其中黎国在山西长治,邘国在河南焦作,崇国在西安一带,但姬昌最后一战才攻打崇国,应该是先易后难。

攻打崇国之战,可谓是姬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军事冒险,史书记载姬昌围城攻打三个月,仍未能将其攻克,遂“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落”,就是在城外积土为山,整个过程极为艰险,最终才灭掉崇国,随即姬昌迁都于丰地(西安一带)。

根据传统解释,崇国是夏人后裔,即帝尧封禹之父鲧为“崇伯”,在河南登封市嵩山的周围,商汤灭夏之后,登封崇国部落西迁关中,这就是崇国来历。但问题是,这个让姬昌头疼的崇国,真的是夏人后裔吗,传统理解到底可不可信呢?

甲骨文中侯国,颠覆传统认知

商朝武丁时期,甲骨文卜辞上有数十条崇侯跟随商王出征的记录,其中“崇侯虎”(史记误以为他是纣王时人)曾多次出征攻打“周方国”(不是后来的姬周)。因此,崇国的确历史悠久,至少早在武丁时已经存在。

学者李硕认为,商朝之“侯”只能商王族人,投靠商朝的异族首领不可能称之为“侯”。笔者认为,这结论是可信的,理由有三:

首先,甲骨文的“侯”,是望楼之下的一支箭,说明身负警戒之责,后来演变为“侯国”,但总归还是含有守卫王朝之意,由于“侯国”事关王朝安全,一般不会假于他族。后来古代侦察兵叫斥候,渊源就在于此。

其次,甲骨文中的“伯”,学者通过梳理发现,“伯”是特指商朝境内外的非商族之人的地方族群首领,而不是我们理解的爵位。

第三,崇侯伐周时,甲骨文上记载的是“周方”或“周”,但之后却记载“周侯”,比如“令周侯今生亡月”。后来,纣王封姬昌也只是“周方伯”。因此,“周侯”身份非同一般,应该是武丁灭周之后,又封了商族之人为“周侯”,只是这个商人周国存世不长。

因此,商朝侯伯之别,应该是商族之人为侯,异族之人为伯。既然如此,那么属于“侯”的崇国,应该是商族之人,也就不应该是夏朝后裔。

考古崇国:完全属于商朝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距离西安市中心27公里之处,考古发现“老牛坡遗址”,与史书上的崇国位置基本可重叠。

考古报告显示:若老牛坡遗址所在地果为崇国都邑旧址,者丰、镐一带地属崇国势力范围或政治辖区,是完全可能的。

更为重要的是,老牛坡遗址的考古,还有两点有助于揭开崇国的面纱。

首先,考古发现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崇侯居住的宫殿,还有庞大的铸铜作坊,其中炼铜矿渣堆满了一条长18米、深2米的沟渠等,说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强大的政权。崇国是商朝控制西土的据点,河南以西没有比之更大的商人据点,商朝放心将其交给夏人后裔?如果崇国是夏人后裔,一旦心生异心,那么商朝西部将崩盘。

其次,老牛坡遗址完全属于商人文化,包括存在血腥的人祭习俗,看不到丝毫异族文化风格。如果崇国是夏朝后裔所建,或多或少应该会保留一些夏人文化,不太可能完全被商人同化。因此,从考古事实上看,崇侯不太可能是夏朝后裔。

由此,崇国只能是商人封国,目的是为了控制西土,属于战略性据点。

综合上述甲骨文与考古发现,武丁以来的“崇国”,就不可能是夏朝后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推翻“帝尧封鲧在崇”,因为商汤灭夏之后,可能顺势灭掉了夏人崇国,又建立了一个商人崇国,最终这个商人崇国响应西部大开发,迁徙到了老牛坡遗址。

既然崇国是商人封国,那么先周某些历史或许就要重新思考,比如周人直接领导是不是崇国,周人如何摆脱崇国控制而逐渐做大,姬昌灭崇之后纣王如何应对周人等等。总之,老牛坡遗址之下,必然埋葬着无数秘密,其中很多秘密应该是周人不愿公开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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