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赶大营路上的故事
（故事中的人物纯属虚构）
作者：杨进
二〇一九年四月（初稿）
前 言
随着尘封多年的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这段历史事件不断被挖掘整理出来，并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堪称中国近代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赶大营”四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有关玉门市赤金镇地处戈壁滩腹地天津卫村的历史由来也随之浮出水面。据相关史志记载和不断发掘陆续完善的各项史料，以及综合梳理当地寻访和有关方面提供的信息都为《天津卫村的传说——一个赶大营路上的故事》（简称《传说》）提供了翔实的佐证，并为这一传说勾勒出既朦胧又显明的轮廓，希望有一天这种传说能得到求证并成为史实。
《传说》站在还原历史的角度，以史实史料为依据，以“大营客”真实经历为背景，结合有关线索而撰写的演绎式文学故事，其中人物虽属虚构，但却是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历史事件中“大营客”的一个缩影。
故事发生的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日益衰退，对新疆的控制力严重下降，加之陕、甘一带相继发生甘肃西北部变乱，已经蔓延至了新疆。同治四年（1865年）西北塞防崩溃，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趁虚而入，侵入新疆，盘踞并控制了大部分地区。陕甘总督左宗棠力陈放弃新疆的弊端和收复新疆的好处，说服了摄政的慈禧太后，于1876年4月，率领8万湖湘子弟西征新疆，到1878年1月，左宗棠坐镇酒泉，命部将刘锦棠率其精锐直扑乌鲁木齐，西征军用了近2年的时间，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阿古柏侵入新疆时，正值天津一带连年饥荒，兵祸不断，杨柳青受灾严重，人们纷纷外出谋生。然而在新疆平叛过程中，由于地处西域土地广阔，人烟稀少，军队很难买到生活用品，为解决十万大军的后勤补给问题，根据左宗棠建议，清政府决定由商贩们提供，遂命令在天津杨柳青镇招募一批商贩货郎，挑上津京等地生产的中成药、日用小百货、烟酒糖茶等日用生活品随军做生意，清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保障到哪里。因为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故谓之“赶大营”（亦称“赶西大营”、“赶西营”），这一“赶”就赶出去了一万里。后来，新疆收复战事休矣，已无大营可赶，后续的杨柳青人进疆谋生，依然被称为“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其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据天津文史学者研究，新疆收复后到清末期间，从天津到新疆，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路线，除了走蒙古草原（驼队为主）和乘沙俄火车（有钱人为主），大多数杨柳青人走大路（南线），即从杨柳青出发，沿途经过静海、沧州、临清、馆陶、濮阳，过黄河到河南郑州、洛阳抵豫陕交界的潼关，再经西安，从宝鸡、天水、伏羌(今甘谷)到兰州，过乌鞘岭、古浪、循长城脚下往西抵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至星星峡，即古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苦八站”。由杨柳青到迪化，全程9000多里。“赶大营”发端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期，到宣统二年（1910）发展到顶峰，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迅速转向衰落。据统计，“赶大营”使3000多户至少1．5万的杨柳青人去新疆谋生，约占同时期杨柳青人口的五分之一，现在，新疆仍有大营客的后代近六十万人。
当年那些“大营客”们走戈壁，过瀚海，不仅随军贩售，提供军需，而且舍命护干尸，大胆办协饷，借银救边防，时常遭遇土匪，命悬一线，九死一生，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很多人甚至抛尸大漠，血染戈壁，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来时每个人身上都会带着一把杨柳青运河边上的土，往西走，如果要没命了，把土往身上一撒，就是入土为安，魂归故里）。随着换防的清军前去
新疆，时间虽然长一些，但商人比较安全，否则路上的货物安全就成为了首要问题，有的人就在贩运的往返途中失去清军部队保护，遭遇土匪洗劫而落难他乡成异客，再也没有返回故乡杨柳青。
天津卫村的传说
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玉门一带的荒漠戈壁深处有个“天津卫村”，它在其神秘的面纱下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说，犹如在流沙的掩埋下沉寂了很久。
故事发生在清光绪和宣统年间。清朝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盘踞并控制新疆大部分地区，成立了所谓“哲德沙尔国”（后改国号“洪福汗国”），妄图分裂我们国家。光绪元年（1875），陕甘总督加授钦差大臣左宗棠奉朝廷之命西征平叛。由于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日益衰退，国库空虚，然而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因为地处西域土地广阔，人烟稀少，军队很难买到生活用品，为解决十万大军的后勤补给问题，清政府决定均由商贩们提供，遂命令在天津杨柳青镇招募一批商贩货郎，挑上津京等地生产的中成药、日用小百货、烟酒糖茶等日用品随军做生意，清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保障到哪里。因为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故谓之“赶大营”（亦称“赶西大营”、“赶西营”）。
清代时的天津西郊杨柳青镇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商业市镇，它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与位于京冀腹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商队到此经营，而且本地土著居民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事铸造、雕刻、绘画、饮食、杂货等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多是种植蔬菜，曾使区域社会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可是，十九世纪中叶，地处京津要冲的京杭运河码头重镇杨柳青一带不断遭受兵火侵袭，加之旱涝和蝗灾，百业萧条，民不聊生。那时，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天津杨柳青御河码头上总会聚集着一些人，有青壮年的男子，也有拖家携口的夫妇，他们挑着担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准备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这一天，京杭运河杨柳青镇的御河码头上，几个或因生意不好，无事可做，或因辍学失业，赋闲在家而到码头上扛大个（装卸搬运工）做零活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被天津县衙在岸边张贴的清军西征征招挑夫货郎随军卖货做生意的布告所吸引，不禁联想起有关当地人安文忠随军做生意赚钱后回到杨柳青开银号修祠堂的故事。安文忠生于1852年，祖籍浙江绍兴，其太祖父辗转保定、北京最后定居在天津的杨柳青镇。为生计，十六岁的安文忠拉纤到西安潼关码头后当起了货郎，追随修筑古丝绸之路的官军和民夫大队做生意挣钱，很快安文忠便衣锦还乡做起了买卖，谁知后来一次南下做生意时失利，无奈之下只好再去当货郎，这次是跟随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先锋刘锦棠部队进入西域，行程万里，途径一百五十三站点，肩挑扁担为官兵提供日用百货，日常补给，不仅赚到了钱，而且开辟了一条杨柳青人赶西大营的致富之路。“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当年破衣烂衫的穷孩子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这无疑成为全镇上下争相效仿的楷模（据史志记载，在安文忠的带动下，杨柳青的货郎们形成了庞大的天津赶大营商帮，在当时他们不但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更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安文忠是近现代杰出的商人代表，他是杨柳青赶大营的三千户人家向贫穷命运挑战而发家致富的典范。由天津杨柳青货郎随西征军“赶大营”起家的“京津八大家”分别是永裕德、同盛和、公聚成、复泉涌、升聚永、聚永兴、德恒泰、中立祥，它们后来在新疆形成很大的商业势力）。想到这里，几个年轻人不由心生意念，一拍即合，经过合计，决定结伴而行，追随“大营客”的足迹，挑起货郎担，跟着左宗棠西征大军做生意。紧接着大家凑了些钱，几人中为首的张大哥又向杨村（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的亲戚借了200两纹银，购置了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头线脑、辣椒咸菜、常用药品等一些日用百货，经过一番筹备之后，初春的一天，他们在杨柳青御河南岸玉皇庙前烧了三柱高香，拜过菩萨保佑之后，整装上路了。四人中，岁数大的不过二十多岁，小的才有十七、八岁，他们之间按年龄以“大哥”、“二哥”、“三哥”和“老四”相称，“大哥”姓张，跟“老四”姓崔的之间是姑表亲的兄弟。“大哥”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随船去杨村扛过活，“二哥”姓李，曾在杨柳青镇上的一个商号学过徒，懂得些生意门道，“三哥”姓宋，从上到下一身的力气，因做手艺不景气，常在码头上扛活。临行时，家里人按照北方“穷家富路”的习俗为他们每人做了两双耐磨的千层底布鞋，用棒子面（玉米面）做了一篮子“贴饽饽”，还装上了一袋儿“五香疙瘩头”（一种咸菜），说这东西撂得住（即便于携带和存放），路上就点水就能吃。启程的那天，他们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等亲人们依依不舍的送了一程又一程，边走边为他们整整衣服，紧紧担子，一再嘱咐“家人不在身边，路上要知冷知热的照顾好自己，别忘了捎个信回来”，“路上哥儿几个要互相照应着点，张三啊，你是大哥，一定要保护好弟弟们”，“如果找不到队伍或者不行了就早点回来，别让家里人惦记着”……亲戚们一你一言我一嘴，四个人挑着担子只顾低头往前走不敢回头，生怕看到亲人们的泪水，走出了很远他们才回身望了一眼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家乡。
随着天津客商往来逐年增多，杨柳青人赶大营后来 发展成了南、北、中三条线路，北线是乘火车到满洲里出境，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阿尔泰支线的斜米车站，再雇马车抵达新疆塔城，这样虽然绕点路，但时间短，而且路上也不用过多受罪，可是费用昂贵，多为富人或赚到了钱的“大营客”选择；中线是 途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哈密、星星峡、吐鲁番等地抵达新疆乌鲁木齐，期间要穿越草原和沙漠，因为人烟较少，且常有土匪出没，所以多为骆驼商队和马、驴车商队选择这条路线；南线是向南出河北过黄河 到郑州、洛阳抵豫陕交界的潼关，再经西安，从宝鸡、天水、甘谷到兰州，过乌鞘岭、古浪、循长城脚下往西抵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过玉门、哈密经奇台至星星峡……，南线和中线交汇于兰州，向西合为了一线，即古丝绸之路。南线是杨柳青人赶大营最先形成的线路，对于挑担步行的商贩来讲， 这条路虽然远点但相对比较安全。 于是，一行四人 怀揣着费了很大劲才从别人那里花钱抄来的“路单”（路程名单的简称，是赶大营前人为走过的路径驿站所记录的线路地图，这个“路单”在当时非常抢手），选择了南线。后来，他们曾走过的“南线”成为了固定线路， 许多前往新疆“赶大营”的人们可以乘坐马车了。
一日两，两日三，半个月十五天，简短节说，兄弟四人一路上晓行夜宿日夜兼程，直奔酒泉（肃州）而去……静海、沧州、德州、濮阳、郑州、开封、洛阳……，从杨柳青出发时，几个人路上还有说有笑，指指点点的看见什么都新鲜，可进入黄土高原之后，满眼望去，清一水旳土黄色更增加了疲劳感，大家只顾低头赶路。虽说进入陕西潼关、西安，特别过了天水、金城（兰州）以后他们的步伐缓慢了许多，但仍在六十天后还算比较顺利的到达了酒泉（肃州）。当年的“收复新疆之战”是一场“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经过一年的准备，1876年4月7日（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营酒泉，在酒泉设立行营（“前敌指挥部”）亲自坐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为发起进攻收复新疆，做了充分准备，他调集军队，部署兵力，筹备军需，筹集军饷，积草屯粮，改善装备，并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四月底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嘉峪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也就在这个时候，大批来自杨柳青的货郎商贩先后聚集到了这里，向驻军贩售各种生活用品。为鼓励商贩，军方还在军营附近划定了一段街道，设立“买卖街”，如同一个集市，同时也好随时召集这些商贩随军出关。其中一些商贩除了自己带来的日用商品，还应军营之约，远行数百里以外其他城镇采购，然后轮番送上前线。为便于管理随军商贩，清军专门制定了“管理办法”，派专员负责登记，符合条件者发给“龙纹执照”，俗称“龙票”，凭票通行关外。兄弟四人赶到酒泉时，首批清军部队已经出发，他们只得暂住下来，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吃东西不小心，或是精神上的一度放松，老四害起了肠胃不适，一天拉好几回肚子，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必须治疗调养一下，正好利用老四调治这段时间，他们在“买卖街”上摆下个摊子，向驻军官兵售卖一路带来的小商品，一来了解一下市场情况，二来等待军情行动时机，三来联络其他商贩争取与之结伴而行，这样会更安全些。与此同时，“大哥”、“二哥”还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接下来将是他们越来越艰难的行程，因为除了一部分较有实力的商贩被编入军队后勤管理以外，其他商贩只能跟在队伍后面，一切需要自理。西出嘉峪关就进入了人烟罕至的浩瀚沙海和茫茫戈壁，那里几乎找不到水源，干旱的路上吃喝非常困难，十天里头有九天刮风，风餐露宿乃是家常便饭，即便赶上驿道客栈，条件也是十分厂简陋，说是客栈，实则避风窝棚，客人们吃的都是自己带的东西，所以商贩们在离开酒泉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兄弟四人也不例外。转眼十来天过去了，一批军队即将出发，这时，老四的病情虽然大有好转，但消瘦了许多，为了节省大家的体力和照顾“老四”的身体状况，兄弟四人用酒泉兵营外“买卖街”上赚到的钱除了补充些货源以外，又凑了点钱吗，买下一头驴骡用做运输和代步工具，并且非常顺利地办好了路上通关用的“龙纹执照”（龙票）。离开酒泉他们先来到了嘉峪关交验“龙票”并与随军商贩们汇合（大批清军在此整装集结，誓师出征）。从嘉峪关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兄弟四人在“大哥”的带领下来到嘉峪关东城门外，朝门面西，每人点上三柱高香，然后顺风扬起一捧黄土，向城门里投进几枚铜钱，祈求并寓意一帆风顺，财源广进，一路平安。因为，西出酒泉后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上的荒漠腹地，嘉峪关就好像一座分水岭，将茫茫的戈壁与成片的绿洲分割开来，这里的气候属大陆性干旱气候，气候干燥、冷热变化剧烈，风大沙多，寸草不生，人烟稀少。“西出嘉峪关，千里戈壁滩，大漠人止步，苍凉断炊烟”，无际、荒凉和风是戈壁滩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三大特点，号称“生命禁区”。“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唐·岑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王之涣)等古人在描写河西走廊时所留下的不朽诗篇一语道尽了戈壁滩悲凉的意境和路途的艰险。出关后，兄弟四人在商贩的队伍中跟随者清军部队，时而走在无际的戈壁和无尽的沙丘上，时而走在峡谷中盘旋的羊肠小道，尤其那山谷两旁叠嶂的山峦，嵯峨的怪石，卷着飞石的“妖风”令人生畏。
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常有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以及络绎不绝的商队，所以建有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和驿站，到了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时期亦是如此。驿站大约三十里一个，多为官方使团、差役及军队使用，给养和安全系数比较高，而普通商贩只能住条件比较简陋的客栈，这里安全系数一般都比较低，更谈不上什么给养，粮草几乎全由商贩们自备。话说兄弟四人离开嘉峪关上路后随军一路西行，晓行夜宿，由于“老四”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消瘦许多，体力下降，当他们途径火烧沟（清泉）、赤金堡（赤金镇）后，“行军”速度逐渐慢了下来，已经大大落在清军大部队甚至结伴商贩的后面，往往是大部队下午到达驿站后，他们天黑时才感到，这样坚持了十多天，最后不得不在汉玉门关附近赤金峡的边上一个叫“连赶三”（意为星夜兼程连走三天才能到达该处驿站）的客栈暂时停留下来。赤金峡地处祁连山北麓，东面的石仙山和西边窟窿山横锁两岸，气势宏伟，峡谷蜿蜒，地势险要，古人留下了"脂山天片指，玉门不生玉，荒芜几人家，如棋剩残局"的千古绝唱。左宗棠1873年平定陕甘回乱后（1862年开始，伊斯兰教想利用回汉矛盾，趁着清朝动荡时期，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不断煽动并带领回人在陕西甘肃两地进行的暴动，后被左宗棠率官兵镇压），落寇于河西走廊肃州一带的匪患不断，尤为峡谷险要地带甚是猖獗，经常出没骚扰洗劫过往商旅驼队，这让“赶大营”商贩受到很大损失。对此《清实录同治朝实录》、《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均有“大股逆回接连肃州回匪，陆续出关，在赤金峡一带盘踞”，“甘肃玉门县赤金峡地方，突有番贼窜出，抢掠过往车辆货物”的记载，很多人经过此地时均不敢逗留，然而兄弟四人对此却毫不知晓。他们在路边搭起一个简易凉棚，就地摆摊，沿途经营，向过往的清军部队官兵贩售生活日用品。
头开始四人相安无事，所售货品不仅受到清军将士的青睐，还吸引着当地的过往的路人，没几天就卖出一筐的小商品，大家不禁有些喜出望外。可是好景不长，一场灾难意想不到的落在了他们的头上。那天，午后不久天上突然刮起了沙尘暴，瞬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能见度低的几乎看不见路，路上变得车少人稀，眼看继续摆摊已无意义，兄弟几人便收起货摊挑担回到客栈。天近傍黑时分，客栈院里风风火火进来六七个骑马的人，只见他们头缠白巾面裹白布（只露出眼睛），腰挎两尺多长略带弯形的腰刀，店家以为来了避风打店的客人，便笑着迎了上去，谁知还没缓过神来他就被两人迅速按倒在地控制起来。这些都被坐在窗台前抽烟的“大哥”看在眼里，心想不好，遇上土匪了，正想怎么办事时，客房的门就被踹开，一下涌进了四五个土匪，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嘴里还叽哩咕噜不知喊些什么（估计是当地方言，大意交出钱财），“大哥”虽然在码头上“扛大个”长得一身力气，而且也练过摔跤（在天津，“扛大个”的一般都会摔跤），怎奈面对全副武装的彪贼悍匪，又手无寸铁，“好汉不吃眼前亏”，因为在家时大哥曾听说过，一般劫道的土匪是图财不害命的，但凡是劫道的，便是专门打劫过路之人钱财的土匪，他们只是图财不伤害性命，只要给了钱，便让道。面对眼前一幕，他将三兄弟护在身后跪地央求“好汉”，比划着说他们只是“赶脚的”经过此地，身上并没有什么钱财，说着便把身上当天赚来的钱掏出来给匪首，请求放过他们，别伤害他们。谁知这些土匪根本不听他的，挥舞着大刀在屋里一通乱翻，连从身上搜出的带货郎担里的，除了炕上几人合用的两床铺盖，凡是值钱的有用的一律拿走，并且把抢来的东西驼在那头驴骡的背上，然后牵着扬长而去，消失在漫天的风沙之中。本来身体就不好的“老四”经过这场惊吓后一病不起，几天来高烧不退，肚子疼得大汗湿透衣衫，由于再也无钱支付店租，加上店家怕“老四”死在店里带来晦气，执意让兄弟四人离开。风云莫测，雪上加霜，兄弟几人离开“连赶三”客栈没走多远，“老四”就死在了“大哥”的背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面对途中落难，举目无亲，西行无望，归程无期，看着“二哥”“三哥”用手刨坑安葬“老四”，一路上的艰难险阻都没掉过眼泪的大哥，这回却在老四的坟前禁不住悲天跄地放声大哭，他不仅为没照顾好老四感到悲痛，也为遭到劫难而怨恨，更好像要把一路上的艰辛一股脑的倒出来，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啊。临走时，“大哥”对着“老四”的坟茔悲痛欲绝的说，“老四啊，你好好休息吧，当我们回家时一定把你带上”。可是，赶大营对他们来讲是初来乍到，在这里他们毫无经济基础生和活依靠，今日遇难于此，真是前进不是后退不了，草草掩埋了“老四”并用石块做好记号之后，兄弟三人便在赤金峡以北顺溪而下沿村乞讨,从此踏上了漫漫的求生之路。
不知不觉兄弟三人进入了戈壁深处。一天他们来到一处地形低洼溪流弯曲平缓的地方，见到几处不知道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半地下的干打垒式的残垣断壁时，走在前边的“大哥”停住了脚步，“二哥”、“三哥”不觉心领神会，分头从周边找来一些红柳树枝和骆驼刺（戈壁滩上特有的一种带刺耐干旱的针叶草）搭盖在断墙上，又压了些鹅卵石，见此大家不约而同的异口同声——“家”！就这样，兄弟三人决定先在这里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想回家的办法。那么，接下来就要首先考虑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因为乞讨要饭终归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必须寻求其他谋生手段。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依山傍水的新“家”好像在绝望中为三人又燃起了一线生的希望，那天晚上三人围坐在火堆前，随着“大哥”一句“大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的开场白，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七嘴八舌言来语去的一直“讨论”到深夜……。从此之后，三人齐心合力，分工协作，各尽所长，分头行动，首先他们在“房前屋后”靠近溪边的地方开垦了一大片地用于解决粮菜自给自足问题，此外利用外出打短工挣到的钱置办和制作了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靠着在家时的一技之长开始了在附近一带以手艺吃饭的营生，他们走村串乡锔盆锔碗锯大缸、开设作坊制作贩售用麦麸酿造的醋（在天津家乡时都是用稻糠酿醋）、石磨豆腐（没有卤水，便就地取材用戈壁滩地下的土石膏点豆腐）、压榨胡麻籽油，贩售他们自己种植的蔬菜，以及替人代写文书家信等，逐渐由“游贩”发展为“坐商”。他们所经营的内容不仅很受当地欢的迎，而且填补了当地种植、生产技术的空白，丰富了当地的经济生活。没出两年几个人的生活就得到了改善，不仅盖起了干打垒住房，养起了羊，更有人上门提亲成了家，这些，都替代和改变不了兄弟三人对家乡的思念。在这期间和后来的数年里，兄弟三人或一起或分头没有少去到赤金峡古道边上的“连赶三”客栈，以其作为联系地点，托往来的天津客商捎信回家，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非但如此，经“连赶三”店家的一再“推荐”，他们还同病相怜的先后收留了十来位在“赶大营”沿线上同样遭遇的天津贩商，就这样，大家先来后到的聚落成村定居下来，还有了自己的名字——“天津卫”，以示来处、区别、特点与纪念，并且沿用至今。原来他们住的地方是没有名字的，由于他们出门打工和做生意时，介绍自己是“天津卫的”，后来人们就把一问一答的“从哪来？天津卫”，“去哪里？天津卫”成了约定俗成的俚语，时间长了，这个以天津人为主聚落的村庄便成了“天津卫村”。毕竟那个时候天津是地处沿海较发达地区和商埠口岸，漕运重镇杨柳青“大营客”的到来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可以说从某种角度和程度上它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一晃三十年，每当经过埋葬“老四”的地方时，兄弟三人总要在坟前磕三个头，添上几把土，以示对逝者的怀念。大约1910年前后（宣统年间），兄弟三人感觉回家的归期无望，便带头出资并发动村里天津籍同乡集资，并带表大家及其他们后代的意愿，在当年他们遇难地的附近（安葬“老四”的旁边）地势凸起的地方（今赤金镇金峡村五组西北塔尔梁戈壁大约1公里处）捐筑了一尊佛塔，人称“天津卫塔”，又名宣统白塔，它是当年“天津卫”人的主要供奉祈福祭祀之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凡清明、仲秋、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天津卫村的人们都要带上各种祭品供物来到这里，面向东方举行隆重的祭祖祈福仪式，以此寄托他们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和对家乡亲人的祝福，仪式鼎盛时人数可达一、二百人。“天津卫塔”虽经一百多年的风吹日晒和岁月的侵蚀，但它如同思乡的信念，更像一座“大营客”的丰碑，至今然屹立在戈壁滩上。今天看来，这尊由土坯修筑，外裹白灰，塔体高十四米，直径八米的圆形底座上为高大的折叠形须弥座，塔身呈圆椎状，塔顶为覆钵形，顶立一木柱的佛塔形式来看，应是一尊纪念先人，庇护后人，以求祈福与寄托的，象征诸佛身、口、意的汉传菩提塔。
这段悲怆的故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它发生在清代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路上，是“大营客”经历中的一个缩影。遇难聚落， 栖身繁衍虽是为了生存，但它也拖累了回乡的脚步。 140 年过去了， 今天，他们的第六代，甚至第七代已经出生，尽管他们已经在当地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却一直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寻求着回家的路，乃至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天津卫村的传说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续写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里发生巨大的变化，村里通了电有了公路，缩短了戈壁上的距离；兴修了水利，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人畜同饮；村里有了小学，孩子们可以不出村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敬老院可以使老年人安度晚年；通讯手段以不止于“电灯电话”，互联网让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特色农业使该村及其所在赤金镇顺利通过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国家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誉名评审会评审，以“天津卫韭”为代表荣获“中国韭菜之乡”荣誉称号；先人落难的赤金峡如今变成了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后 记
《天津卫村的传说》（简称《传说》）旨在填补玉门市天津卫村村史空白，为当地修志而在史料的搜寻、征集、求证方面提供一种思路和方向，以期一得之见“抛砖引玉”之效。
《传说》作者杨进，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原处长、天津市海外交流协会原秘书长，二〇一二年八月退休，二〇一四年十月离任。其在部队时，团部驻地附近有个“天津卫村”（当年叫“天津卫大队”），人烟罕至的戈壁滩上怎么有个天津卫，它是怎么来的？出于天津籍战士的敏感与好奇，当年他曾走访过该村的几位长者，得到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听家里的上辈人讲，我们的先人是从天津来的。据说以前有几个天津商人（或是一个商队）路过此地时遭遇土匪，货物被洗劫一空而落难于此，经过几代人后形成了今天的村落”。恰巧，近年来天津市不断整理完善的“杨柳青人赶大营”历史事件的记载，以及以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的不断出现，引起了杨进的极大兴趣，莫非这与“天津卫村”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于是，他便围绕“近代史、赶大营、大营客、天津卫村”等关键词，查阅了大量的天津及当地的相关史志史料、“赶大营”后人的回忆文章、天津有关部门组织的“重走‘赶大营’之路”的实地采访报道以及对当地村民的走访和本人曾在当地的经历，然后利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把“赶大营”的历史与“天津卫村”的形成通过时空事件，形象完美的连接和联结了起来，为“赶大营”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一个节点添上了浓浓的一笔，同时也为有关地方修志工作提供了一些佐证和线索，希望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
《传说》虽以史实史料、事件和相关线索为依据做背景，其脉络清晰，情节严谨，时间有序，栩栩如生，但毕竟有待于进一步在当地对其语言特征、历史物件、生活习惯、风俗遗存等方面的历史痕迹予以求征和印证，使《传说》不再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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