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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进入午夜 书店就是灯火
许倬云先生念念不忘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大格局的世界文明，同侪和读者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中国文人。
2022 年春，许倬云先生与夫人孙曼丽于匹兹堡家中（范耀文摄）
“家国天下情怀”的中国文人
文 | 张作锦（台湾资深报人，曾任《联合报》社长、总编辑）
许倬云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大家，著作等身。如果我不在报馆工作，向他请教、邀他写文章，怎么会有机会认识他？
我何时结识许院士，已记不清楚，大体应该是“陈文成命案”发生的时候。1981年5月，居住在美国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陈文成返台度假，7月3日被发现在台湾大学校园内离奇身亡，惊动海内外。大家都希望有一可孚众望的人士协助处理此事，当时仍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许院士，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这件事，把他的意见交给《联合报》发表。
那个年代的通信设备极简陋，连传真机都没有。大家知道，许院士自幼就手脚不便，用手掌握着笔，一笔一画地刻出字来，然后用越洋电话报到台北。接听传报新闻的电话本是记者同仁的工作，但感于许院士的慷慨与热心，多半由我自己接听记录。以后许院士常回台湾讲学，后又返台常住一阵子。他不以学问傲人，使我得有亲近、认识他的机会。
许院士最近几年出版了好几本不是“老生常谈”的好书，如2006年的《万古江河》，2017年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大陆版名《中国文化的精神》）。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可看得出，许先生念念不忘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大格局的世界文明。同侪和读者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中国文人。
1989 年，于台北素书楼拜见宾四先生
这可能与许先生的身世有关。他幼小即在国家外侮内乱中颠沛流离，来台后才稍能安稳读书，后来又离乡背井去美深造，回国后在“台大”任教，在“中研院”从事研究工作。以后虽然较长时期在美国教书，但他念念不忘台湾，常回台湾讲学，也到大陆做客座教授。他倡议成立“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向全世界推展汉学研究，他帮助台湾政治大学进行一个大型的“形塑中国”研究计划，目标在“界定自己，走向现代，融入世界”。
他和沈君山教授共同帮助殷之浩先生与殷琪女士父女开办“浩然营”，选拔两岸三地青年精英，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每次讲习四星期，希望经由这些青年领袖的思想融合，进而融合整个中国。1990年，第一届“浩然营”在美国加州开课，两岸三地学员共30人，台湾方面参与的人员包括马英九和陈定南。
1991 年，第二届浩然营在日举办，倬云、曼丽与殷之浩夫妇（后排右一、右二）同游松下村塾
当“二二八事件”还是禁忌话题时，1987年2月26日，许先生在《联合报》发表《化解二二八的悲剧》一文，直指当局应特设查证委员会，厘清责任并释放在系人犯，结束历史悲剧。第二年，1988年的2月27日，许院士在《联合报》再发文章《又是二二八了》，提醒执政当局要尽快善后。终于，台湾当局在1995年2月28日发表调查报告，正式向不幸受难者道歉，并立碑纪念，希望能抚平不幸的历史伤痕。
许院士出生时身体就不方便，但他毅力惊人，一一克服。不仅进入学术殿堂，著作等身，而且几乎是全神贯注地关怀国家社会问题。这样的人，性格当然是很坚强的。但许院士虽有“冷静的脑”，却更有“温暖的心”。在与他四十多年编者与作者的交往中，我至少看到他流过三次眼泪。
许先生2001年回台定居，在“中研院”附近购置公寓之前，先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租屋居住，楼下有一日式餐店。有一次我们在那里小聚，他欢喜讲历史故事，我欢喜听。抗战时，许先生一家住在长江口岸沙市。川军出川，赶赴前线，有运兵船沿江东下，在沙市上岸。许院士的母亲把他放在门前的石狮子上坐着，她自己忙进忙出地烧开水、提开水，给那些年轻的军人解渴。“母亲心疼又着急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她提着一大壶开水，忽然跟我说：‘这些孩子，从此一去就回不来了。’说完她就哭了。”我眼前已过中年的许院士，也毫不掩饰地泪流满脸。
为了纪念2005年抗日胜利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早两年就开始筹拍大型文献纪录片《抗战》。一位参与制作的朋友从北京打电话问我，怎样可以联系上许倬云教授。我说巧得很，他正在南京大学讲学。朋友后来告诉我，他们录像《大家访谈》时，许院士回想抗战期间多少将士的捐躯、多少百姓的流离，泣不成声。许院士回到台湾，在万芳医院休养，我去看他，他跟我谈到纪录片的事。八年国殇，重上心头，他一面说，一面饮泣。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98 年回大陆看考古发掘，曼丽、倬云与石兴邦（左三）摄于风陵渡
我因为报馆工作上的关系，有幸与很多学者来往，包括台大历史系的张忠栋教授。他1990年因肝癌在台大医院开刀的第二天，我就去探望他。他后来因为政治理念的关系，与朋友有些疏离，但我们仍然维持往来。1999年盛夏6月，与许院士共同参加一项餐会。餐后我要开车送他回家，他说：“我们一起先去医院看看忠栋吧！”到了台大医院一间单人病房，张教授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腹部生水，肚子挺得很大，脸上戴着氧气罩，已不能言语，他的公子一旁侍立。许院士问张教授：“还认得我们吗？”他点点头。我们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黯然而退。
离开病房，走到走廊上，许先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他们有师兄弟的情谊：“是我在台大历史系做主任时，送忠栋出国深造的。”几天之后，张教授走了。
对国家、亲人和朋友的情、爱，永远搁在许先生心里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不仅表现在他与学术界同行的身上，也惠及我这一介记者。2003年我自《联合报》退休，事闻于许院士，他赐文“以壮行色”，题曰：“将军辞营志未消──送新闻老兵张作锦退守后防。”这样的荣幸，真受宠若惊。只因当时仍受聘为报馆顾问，且依然每天上班，恐招“利用职权”或借史学大家以自炫之讥，故取得许院士谅解后暂未发表，后由许院士纳入他自己的《倚杖听江声》散文集中。2015年，《天下文化》为我编辑自选集《谁说民主不亡国》和《江山勿留后人愁》两书，特央请许院士同意，将此文移作选集的序言，一以为拙著增色，一以稍稍弥补多年来的歉疚与遗憾。
在这篇文章中，许院士叙述曾与我有过的两次“长谈”以及谈话的经过与内容。可看出一位学者和一名记者共同的关切，并展现出台湾社会转变的轨迹。
“我们第一次长谈，正是在台湾风雨如晦之时，我们二人都投身沈君山兄发动的革新保台运动。有一次，我返台参加君山兄主持的会议，讨论台湾的局势。散会后，作锦兄送我从丽水街走回永康街。我步履迟缓，在小公园中休息一次，抵家后又续谈未了的话题。记忆中，为时两小时的谈话范围，由国际大势、国内情形讨论到改造‘国会’、改善族群关系等诸项课题。其时台湾处境艰难，民心惊慌，海外华人的心也大多被保钓运动席卷而去。然而，我们仍觉背水之战，未尝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此后又有一次长谈，则是在纽约一家旅馆。那时，美东国建会同仁有大型集会，余兴节目正在进行。我们都是不喜欢热闹的人，遂离开会场，借大厅一角，再次倾谈台湾现状和国际情势。台湾已走向富足，民主化过程已发轫，但是内部不和谐的隐忧也已渐渐露头。我们也因此谈到民主的定义、政体与国体之间的两难问题及国际情势。这次长谈，也是两小时。”
“这两次长谈，长留记忆之中。一方面是谈得深入，所见略同；另一方面，更因为当日估计的大局趋向，半个世纪以来，虽未能全部中的，也相差不远。我们当日的预估未能全中，主要因为失估了一项因素——我们未能料到台湾的老皇民们仇视大陆之深，及轻视中国人与误解中国文化之甚！今日回想，只是失估了一角棋势，全盘棋局遂有如此不同！”
许院士还忆及一些小事。“在海外向台湾投稿，今日有传真（fax）之便；但在数十年前，为了赶时效，唯有用国际电话口授笔录。我的口述稿，劳累了台北新闻界的同仁。作锦兄其时已主持《联合报》编政，有时还是亲自执笔，记录我的口述稿，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我尤其感激者，是口述之前他提供的信息，启沃我的思路；笔录之时，他随手修饰润色，遂点凡铁为可读的文章。投稿者与编辑之间，能有这番缘分，实为奇遇；求之今日的传真或电子邮件，恐已不易再现了。”
1993 年，于西安博物院
许院士因为研究和讲学的关系，常常来往于匹兹堡和台北之间。2010年，他忽然惹上官司，从那时起就没有回台湾。去年3月原告病故，官司应可结案，我问许院士：“可以回来了吧？”他表示官司早已和解，他长期不回台湾的缘故，乃是因为在两度脊椎大手术后，健康迅速退步，涉讼不久，已经不能回来。现在他起坐都不方便，医生严令不准他坐飞机，回台湾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许倬云院士是一位历史学家，眼观十万八千里，耳听上下五千年。但是他的心，不仅是放在台湾，现在及未来的台湾，更是放在整个中国，现在及未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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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冯俊文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7
ISBN: 9787108075598 定价: 88.00元
上篇《江河万古》，着意于先生学术著作之评述；中篇《雪泥鸿爪》，侧重于先生的学行记录，撰写者有同辈学人、学生、世交晚辈、近年亲近的青年学者等；下篇《水流云起》，收录有关先生的访谈、口述及媒体侧记。附录则意在从先生自身的视角，“交代”其学术渊源；另附《许倬云先生平生事略》《许倬云先生作品存目》《许倬云先生未刊稿存目》及《相关评论存目》，亦可由此一窥前辈学人风采，及先生平生行履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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