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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卤簿作为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的车马仪仗，是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象征及皇权物化的表现。关于辽朝卤簿的相关问题，当前学术界鲜有涉及，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从辽朝卤簿来源及其车舆形制出发，可以探寻辽朝卤簿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关注辽朝卤簿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等问题；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作者：杨蕤，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马宏滨，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7期。
目次：
一、辽朝卤簿的文化渊源
二、辽朝 “国舆”中的中原因素
三、辽朝 “汉舆”与唐宋车舆之比较
四、辽朝 “华夏正统观”在卤簿中的反映
五、结语
辽朝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繁盛发展的时期，在继承前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素，在饮食、服饰、居住、出行等物质文化方面，均显现出文化交融的特征。辽朝卤簿在来源及形制方面深受中原政权的影响，但学界相关研究多处于论述阶段，对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仪仗形式以及背后深远的历史意义等相关问题研究尚存空间。因此，本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从卤簿仪仗角度出发，通过对该时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探究辽朝对于中原文化认同问题，以期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一、辽朝卤簿的文化渊源
“卤簿”一词最早见于蔡邕《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应劭《汉官仪》亦载：“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本意为外蒙皮革的盾牌，后来引申泛指甲胄兵器。“簿”为记录护卫站位次序的簿册，因古代天子出行时的护卫，需按照严格的站位次序持兵器予以保护，并将前后序列登记在簿册上，“卤簿”因此而得名。随着社会发展，其防卫功能弱化，并逐渐演化为凸显身份地位的象征之物。
《辽史·仪卫志》中概括叙述辽初太祖、太宗二君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绩：“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是以传至九主二百余年，岂独以兵革之利，士马之强哉。”史料中“路车法物”指的便是卤簿仪物。“路车”即“辂车”译为天子的乘舆；“法物”则译为古代帝王用于仪仗的器物。从上述材料反映，辽朝卤簿最初应承袭于中原地区，通过笔者进一步推测，辽朝卤簿应承袭唐制，为了方便分析，兹制成辽朝卤簿仪仗来源表如下：
表1 辽朝卤簿仪仗之来源
以上是相关文献中关于辽朝政权卤簿仪仗来源的记录，分析可知，辽朝通过朝贡、战争、接受赏赐等一系列措施由唐、后晋承袭卤簿仪物，加之后晋卤簿本就源于唐，宋人费衮云：“五季承唐以后，虽兵革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从而证明了辽朝卤簿实承于唐，即所谓的“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
王朝更迭之际，中原政治生态的显著变化通常是统治核心的起承转换，而具有中原特点的文化因素往往会被继替王朝保留并有所发展。辽朝处于北方草原地区，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文化地带，不具备中原王朝更迭的文化继承规律，那如何认识在纷乱的政治局势下，辽朝在卤簿制度方面仍选择承袭唐制？针对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有两点：
一是受到唐朝强大的文化辐射所致。唐朝不但在政治上是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而且唐文化同样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了辽朝。作为唐文化的继承者，辽朝遂在文学、卤簿、金银器、彩瓷、建筑等多个方面对唐文化继承并发展。
二是辽朝自身治理思想理念的影响。与金王朝在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汉化”进程、进而急不可耐地自居华夏正统有所不同，契丹向慕“华风”，早在唐末五代时在关外筹划建国之际便已开始。宋相韩琦对此曾有过论述：“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
总之，由于辽朝深受唐的文化辐射，加之有意地吸收中原地区的卤簿文化，在此双重因素的推动下，辽朝卤簿最初来源于唐朝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辽朝承袭中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面继承，而是在结合本民族传统和国情之下的继承。辽建立政权后，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依照“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准则，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政治上实施“南北面官”制度，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此，而往往忽略了此政策在其他方面的辐射，辽朝卤簿正是受此政策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政权印记的“卤簿双轨制”。
二、辽朝“国舆”中的中原因素
我国车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相传“皇帝造车，故号轩辕氏”。1963年在宁城南山根M102墓的一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刻骨板上，发现了两辆驾双马的单辕马车图案，林沄指出这种马车与蒙古岩画同属北方系统，早在西周时期，北方草原各民族便已广泛使用马车，不仅用于狩猎，而且用于战争。辽朝自北方民族社会中分化、裂变而来，其始兴之时，同时也应是用车之始。
“国舆”作为辽朝贵族出行的传统车舆，一般以金银为饰，十分豪华，其包括的名目主要为“总纛车”“大舆”“青幰车”。以往学界普遍认为，辽朝国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车舆形式，其基本构造应来源于同为东胡族系的奚族，即“契丹之车，皆资于奚”，且完全受传统契丹文化影响而成。但笔者对此观点不尽认同。国舆虽为辽朝传统卤簿，但并非完全由本民族文化塑造，部分车舆中应借鉴了中原地区的车舆形制，呈现出中原文化与辽文化交融的特征，其中以总纛车和青幰车最具代表性。
（一）总纛车
《辽史》中对于总纛车形制的记载仅寥寥数字：“总纛车，驾以御驼。祭山仪见皇太后升总纛车”，陈述先生认为蔡卞出使辽朝所乘之车应为此车：“蔡卞使辽，辽人闻其名，卞适有寒疾，命载以白驼车，车为契丹王所乘，乃异礼也”。目前学界认为总纛车是挂有特定旗帜或牦牛尾饰物用以表明辽帝身份的皇家车舆。
“纛”字的解释为帝王车舆上的饰物。纛在帝王车舆上并无实际作用，常置于马额或者车衡处，《史记·项羽本纪》载：“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蔡邕曰：“以牦牛尾为之，如斗，或在騑头，或在衡上也”，其形制详见于图1、图2。
图1 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纛
图2 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
总纛车为皇家车舆，但笔者通过梳理史料发现，总纛车并非是纯粹的、完全由契丹族自身文化塑造而成，而是中原车舆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融合所成，原因有三：
其一，纛这一物象起源于中原地区。文献中关于“纛”的记载得最早来源《周礼》：“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在战国及秦汉的墓葬中同样出土了纛，其中以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马纛最为著名。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双重考证，可充分证明纛起源于中原地区。
其二，总纛车并非辽朝车舆独有样式，而是沿袭前朝车制而成。中原地区虽无专设此名目车舆，但在史料中多次出现“纛车”的记载，为便于分析其中之间的联系，以宋朝为界，兹制表如下：
表2 历代纛车车舆形式
所谓“黄屋”指的是天子专用的黄缯车盖，“左纛”指在左騑设纛。由上表分析可知，自秦始，天子车舆“黄屋左纛”的结构便成为定制，历朝沿用此车制。虽无文献指明，总纛车承袭于中原地区的“黄屋左纛”，但通过“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是为国仗”的记载，则直接说明了纛来源于唐，并成为了辽国仪仗中的关键因素。而且据《三国志·乌丸传》载：“（袁）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袁绍为了笼络乌桓，壮大自己的势力，赐予乌桓三王“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等帝王车舆之物。由此可见，早在东汉末年，东胡族系的乌桓已经开始接触中原帝王车舆，而契丹同属东胡族系，其中不免推测，自袁绍赏赐乌桓三王时起，中原车舆的形制便烙印于东胡民族。
其三，自纛由唐入辽，便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地位，成为辽人心中至高权力的象征。在重要祭祀、大朝会、国仗队伍中均首当其位，而且寻常人不能随意触碰，如保宁五年（973）“二月丁亥，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论死，杖释之”。另据田广林研究，辽代统治阶级几乎一年四季在捺钵途中，为了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以便更好进行日常供奉祭祀，相应地，契丹神纛也都置于车上，成为流动性的宗庙，称为神纛车，足以证明“纛”在辽人心中的重要性。由此可推，总纛车绝非辽朝皇族出行的普通车舆，而只应出现于重要场合。相关文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史载：“祭山仪见皇太后升总纛车。”祭山仪为辽朝最为重要的祭祀，祭拜对象为契丹的神山——木叶山，故总纛车在此场合出现，足以证明总纛车的重要地位。
（二）青幰车
图3库伦M1墓南壁壁画青幰车，即装有天青色车幔的车舆，是辽朝公主出嫁时的赏赐之物。史料中对于青幰车的记载为：“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用驼，公主下嫁以赐之。古者王姬下嫁，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苏颂使辽时曾见青幰车，并记之于诗中：“青毡通幰贵人车”。陈述、李文华均认为库伦M1墓道南壁驼车（图3），其形制与青幰车相似。
图3 库伦M1墓道南壁驼车
目前学界对于库伦M1墓主人身份还暂未确定，但在辽朝卤簿礼仪中，主人身份权势与出行旗鼓数量相关，旗鼓数量越多，主人地位越高。据林沄研究，辽代王侯级别的皇亲贵族使用六旗六鼓，库仑M1墓主人身份在壁画中，显示生前使用五旗五鼓，壁画排场宏大，身份级别高，具备使用类青幰车的条件。由图可知，库伦M1驼车为高轮平板大车，车后有宽阔的车軝，两侧似挂有毡毯，屋顶正脊两端还有鸱状饰件，檐下垂挂珠穗。车厢前后都有门，门上挂有毡帘，后门外还有门廊。车辕中段平直，首尾套有辕饰，略向上弯，辕饰外形像龙首，应即《辽史》中所称的“螭头”。青幰车与总纛车情况相似，同样来源于中原地区且融合了契丹的草原文化，原因有二：
其一，辽朝青幰车并非作为孤例出现，为了便于证明此观点和接下来的分析，以宋朝为界，特制成历朝中出现青幰车车舆形式（表3）。
表3 青幰车车舆形式
由表可知，青幰车最晚自隋朝便已出现，辽朝青幰车并非突兀的出现，而是有可追溯的背景。
其二，青幰车形制应仿于唐朝公主所乘的犊车。《唐会要》载：“公主出降，犊车两乘，一金铜装”。据郭海文考证，唐朝公主乘坐犊车出行是十分普遍的行为，犊车为唐公主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唐新城公主墓中的《犊车图》（图4）“辕牛白色。轭为黑色红边。辕厢涂黑色，厢上部残缺，后部垂青色帷帐，轮涂红色。”和唐阿史那忠墓《犊车图》（图5）可展现其基本形制。将库伦M1墓辽车与唐犊车相比，发现两者之间有诸多共同之处：车制同为高轮平板大车，车厢两侧似挂有毡毯，辽车还保留着类似唐朝犊车上的那种布檐，唐新城公主犊车后部垂青色帷幰与辽青幰车颜色相同，但辽根据国情的需要，将“驾之以犊”改为“驾之以驼”，将青幰车作为公主下嫁时聘礼，足以说明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有机融合。
图4 唐新城公主墓中的《犊车图》
图5 唐阿史那忠墓《犊车图》
总的来说，辽朝国舆，虽为契丹民族的传统车舆，游牧民族风格明显，但通过对比发现，辽朝国舆中总纛车与青幰车在隋、唐等中原政权中早有存在，均非辽朝专属车型。总纛车与青幰车在辽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更是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充分表明了辽朝国舆是与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三、辽朝“汉舆”与唐宋车舆之比较
据《辽史·仪卫志》载，辽朝汉仗车舆大致分为四等，即辂、车、辇、舆。
辂为一种形制较大、装饰豪华的车，名目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种。据《周礼·春官·巾车》载帝王乘舆为：“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后世用“辂”），历朝正史的《舆服志》《仪卫志》中均记有这五种车，除形制有差，颜色有别，装饰纹样有异之外，在基本装饰要求、使用的场合及车舆质地等方面各朝基本一致。
车的等级较辂为低，应用于一般性的场合，名目有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凉车四种。耕根车，天子亲耕籍田时所乘之车；安车，又名进贤车，天子前往妃嫔宫殿所乘之车；四望车，又名明远车，拜陵、临吊用之；凉车，天子巡视四方、狩猎归途时使用。
辇为宫廷中的人力车，辽辇的名目繁多，有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辇、芳亭辇、大玉辇、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
舆，本为车厢。车去轮则为舆，辽朝舆有腰舆和小舆两种。
前文提到，辽朝卤簿虽来源唐朝，但是随着宋辽之间的交往愈加深入，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辽不可避免地吸纳宋文化，卤簿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同样受宋朝文化影响。为了方便分析，兹制成唐、辽、宋三朝卤簿车舆形式对比统计表（表4），可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唐宋车舆与辽朝车舆前后承继的关系。
表4 唐、辽、宋三朝卤簿车舆形式之对比
以上是相关文献中关于辽朝与唐、宋两朝车舆形制对比情况的记录。梳理可知，辂制方面，辽朝的“五辂”在形制和用途方面虽与宋辂有所相似，但相比而言，辽辂与唐辂别无二致，符合“盛唐辂辇，尽在辽朝”的记载。
车制方面，唐、辽两朝的耕根车、安车、四望车三种车型，在形制、颜色、装饰方面十分相像，如出一辙。但通过对比发现，辽朝的凉车、羊车反而更偏向于效仿宋制，其原因有三：一是史料中没有记载唐廷设立了凉车、羊车的名目；二是假若唐廷实有其车，却不曾载于文献，但根据“大唐因隋制”的记载，其形制也应仿隋制。隋制羊车“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驭童二十人，驾以果下马，其大如羊，临幸则用之”，可见在形制，装饰，随从人数方面均与辽朝羊车差异巨大；三是宋辽两朝的羊车、凉车在车体颜色、车饰、随从人数方面高度相似。
类似上述现象，在辇制中仍有体现，史载：“唐有七辇：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但“唐七辇”只有名目，其形制等细节史料鲜有记述。宋辽两朝都承袭了“唐七辇”的名目；不过辽朝辇制中，不仅承袭了“唐七辇”的名目，而且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七辇中大凤辇和芳亭辇形制和人数，将其与宋朝的大凤辇和芳亭辇对比，发现两者十分相似，侧面证明了“辽七辇”在形制、作用、人数编制方面应承袭宋制。与唐辇不同，除七辇之外，辽辇中另有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其他名目，其增加的名目，宋朝同样具备，并且在车舆形制、人数编制、用途等方面均与宋辇相同，充分说明了辽辇不仅受到了唐制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宋制的影响。舆制方面，与辇制情况相同，辽朝的腰舆和小舆同样受到了宋舆影响。
通过上述情况可推断，辽朝“汉舆”的发展轨迹，并非被动接受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吸纳，谋求发展的动态过程，由最初效仿唐朝，然后受到宋朝影响，最后呈现出在辂制方面仍沿用唐制，而在车制、辇制、舆制等方面效仿宋制的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受外部环境影响，辽朝高度认同中原文化。宋、辽双方在“澶渊之盟”后，以缔结盟约的方式正式的罢战言和，长期和好，结为“兄弟之国”，南北文化交流的渠道已经畅通，统治集团深受汉族文明的习染熏陶，其最高统治者转而认定本朝与宋朝之间是一种“封坼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和“虽境分二国，克保于欢和；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的关系。辽朝遂得以更多地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因此在卤簿方面深受宋朝影响。
其二，受自身因素影响，以华夏正统皇朝自居。圣、兴宗朝后，辽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与宋之战胜多败少，加之拥有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应为石敬塘仿制之物），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辽朝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增强，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甘心于被称为“夷狄”，亦不再容忍宋人把他们视为“夷狄”。辽朝开始以华夏正统皇朝自居，将自身看成是中原正统文化的当然继承者。
以此为背景，卤簿作为国家权力和文化的象征，以及皇权物化的表征，自古便在农耕文明中成为定制，学习宋朝的卤簿仪制，是在整个社会环境主导下进行的，符合辽朝的文化祈向。
四、辽朝“华夏正统观”在卤簿中的反映
（一）辽朝前期：对“华风”向慕和初步接受
辽朝前期，即圣宗朝之前，辽濡染华风和认同华夏文化还仅仅是初步的、不深刻的，远远没有达到“质变”的阶段。这一时期，虽然辽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政权，但处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还存有一定的民族自卑心理。辽大同元年（947），辽太宗耶律德光入汴京晋宫，史载：“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谓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可以看出，契丹统治者初次占领中原，在得意之余，尚存在因本民族文化滞后的复杂心理。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汉仗卤簿的使用频率上。
《辽史·仪卫志》明确记载了自太宗至景宗朝，辽朝各帝王使用汉仗卤簿的次数，为了便于分析，以圣宗朝为界，兹成表如下：
表5 辽帝汉仗卤簿状况
由表5可知，由太宗朝至景宗朝，近五十年时间，史料中明确记载使用汉仗卤簿的次数仅为6次，分别为：太宗朝4次、穆宗朝1次、景宗朝1次。充分说明以景宗朝为界，在此之前，汉仗卤簿虽由中原地区传入，但在辽廷内部，使用汉仗卤簿的风气暂未形成。正因如此，史料中才会详细记述每一次备御卤簿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辽代统治者仍存在民族文化滞后的自卑心理，且“华夷同风”的进程缓慢。
早期辽墓壁画，亦可侧面反映此现象，辽墓壁画是研究辽文化的重要图像资料，壁画内容涉及仪仗出行、山水风景、歌舞曲艺、备食餐饮等多个主题，而以“仪仗出行”为主题的壁画（以下统称为“车马仪仗图”），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绘图方式。辽朝早期，墓葬中多出现以放牧为主题的壁画，此类壁画被认为是出行仪仗图的雏形，侧面说明了当时政权暂未建立完备的卤簿仪仗体系，以二八地辽墓为代表。
（二）辽朝中期：由“初慕”向华夏正统的转变
辽朝中期，即圣、兴宗朝时，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与宋之战胜多败少，并争得了与宋朝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建立起了平等的“南北朝”关系，加之拥有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辽朝精英们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增强。辽圣宗认为“普天之下，唯朕最尊”，并且开始以华夏正统皇朝自居，追溯中原王朝上古之统系，而自称为华夏后裔。《赐圆空国师诏》载：“朕闻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基于此，作为凸显皇权至高的汉仗卤簿，自统和四年（986）后，因使用次数愈加繁多，史书便不再记述。由太宗使用“汉家仪物”的不自信到圣宗的“仪卫常事，史不复书”这一变化背后恰恰隐含了辽统治者一扫之前的民族自卑心理，开始以华夏正统自居。
因为辽朝使用汉仗卤簿的次数变多，以及对于华夏正统观念的认同，这一时期墓葬中的车马仪仗图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其壁画形式由早期草原放牧图开始向车马仪仗图转变；壁画内容中明确出现以华盖、横吹等代表中原文化的仪仗器具；仪仗图的位置也逐渐成为定制，绘画技艺得以改良，使用颜料更为丰富，壁画布局更为固定，演绎方式也得以创新，以床金沟M5墓为代表（图6、图7）。
图6 床金沟M5墓天井西壁《随从坐骑图》
图7 床金沟M5墓天井东壁《仪仗车舆图》
床金沟M5墓为辽怀陵陪葬墓，墓主人身份高贵。《随从坐骑图》画面表现的是随从、侍卫等待侍奉主人出行的图景。《仪仗车舆图》画面由13人组成的仪仗和侍从，有两位手执团扇，上绘双龙图，一位手执伞，一位手执木仗，画面表现的是出行归来的场面。其中团扇、伞、仗为典型的汉仗卤簿因素。
（三）辽朝后期：以华夏正统自居
辽代后期，即道宗、天祚帝时期，这时辽朝的华夏正统观完全成熟，已与中原王朝“华夷同风”，文化性质已无甚大异。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在辽道宗耶律洪基和懿德皇后萧观音的言论及文学创作中都有充分表现。
《契丹国志》载道宗言：“上世獠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以看出，道宗认为文化才是区分“夷”和“华夏”的标准，“荡无礼法”才可被称为“夷”，而以当时辽朝的文化程度，应以“华夏”论之。此外，清宁三年（1057年）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献于皇太后，此诗虽已失传，所幸，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应制而作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得以流传：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诗句中的“奇琛”指为前文提到的传国玉玺，而“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一句，可译为：“辽承传国玉玺顺奉天意，周边应以我为中心”，反映了当时统治者认为辽朝为华夏正统这一观念。
在此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为车马仪仗图的成熟期，壁画多绘于墓道，篇幅较长，壁画内容多依照墓主人生前某次出行为蓝本，注重叙事性和连贯性。壁画中的卤簿人数、车马、仪仗用具相比早期、中期而言规模更为庞大，仪仗队伍中所用汉仗仪物数量更多，以库伦M1墓为代表（图8）。
图8 库伦M1墓墓道北壁（上）《出行图》、
南壁（下）《归来图》
文化是物质生活的直接反映，通过综合早中晚三期车马仪仗图发展趋势看，可得以下结论：其一，随着车马仪仗图由早期放牧图转变为晚期大型出行图的发展趋势，可从侧面看出辽代卤簿也应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卤簿规模逐渐由小变大。其二，车马仪仗图在辽墓中的广泛使用，说明卤簿为辽朝贵族广泛接受，适用范围变广。早期辽帝使用汉仗卤簿频率较低，但随着辽朝以华夏正统王朝自居，摒弃辽早期的文化自卑心理，汉仗卤簿被推崇，体现了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建构辽朝为华夏正统的需要。
五、结语
固然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给文化交流带来了不少麻烦和障碍，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分裂割据的历史背景下，人口迁徙、战争刺激、经济发展是促进文化认同的客观条件，并为文化认同赋予了新的内涵。以辽朝为例，尽管由游牧民族契丹人所建，但它与中原地区是紧密相连的，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均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政权初期，辽朝即已确定向中原政权学习的方向，从而通过一系列主动朝贡和战争掠夺等措施，初步引入了唐、晋卤簿等文化元素。虽然由于其文化自卑心理等原因，辽朝并未广泛应用这些文化元素，但随着政权的不断壮大及治政理念的转变，辽朝开始将自身视为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不断地学习与借鉴宋文化。基于此，在汉舆的形制、装饰和随从人员人数方面，辽朝也逐渐接近于宋制，并加以推崇。随着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程度不断加深，卤簿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并呈现出其独特的礼仪性特征。这些方面不仅折射出了特定时代的光芒，还体现出了辽朝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形态方面的策略。在历史长河中，任何政治上的割据都无法阻止文化交流及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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