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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一九四九年芜湖解放后，我到了镇江，想回天津。这时我接到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的信，他们在北京已参加人民艺术剧院，教舞蹈，叫我回去也参加。
我当时想，我也不懂舞蹈，犹豫了，没有来。同时又想起，原来荣庆社分裂时，侯瑞春说过：“将来我们投生了畜类，也不在一起吃草。”因此我不愿意回去。
后来韩世昌、白云生又给我去了信，他们说：“孟祥生、侯永奎都盼着你回来。”于是我决然回来了，一九五〇年旧历大年三十到了天津，转天是春节元旦，我去北京，同侯永奎到了人民艺术剧院。这天是阳历二月十七，在我个人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在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教舞蹈，指导练腿功，练腰功，练身段。开始是单一地练，按照一个动作再接一个动作地教。当时有一位搞音乐的舒铁民同志，看到我这样教，他说：“你能不能按节拍教？我给配上谱子。”于是我就按着他所制订的节拍谱子教舞蹈了。
马祥麟之《拷红》
首先我把昆曲表演的水袖动作，按照这个办法教，排练了一个“水袖舞”。我又排演过单人剑舞和双人剑舞，还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制过纪录片。此外，我又曾给田菊林、赵金蓉等，排演过“长绸舞”。侯永奎运用他在昆曲《武松打虎》剧中美率的动作姿式，创造出一种“棍舞”和“龙舞”。白云生给韩盛桐、董顺华等排演“狮子舞”。
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领导上要排演冼星海的《生产大歌舞》，由焦菊隐担任导演，韩世昌、侯永奎和我协助。我们按照焦菊隐先生的要求，把来自各个方面参加练习表演的五百人，组成一个大型歌舞团，排练好以后在北京儿童剧场演出，经周总理审查，认为不错，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正巧毛主席由苏联回来，在怀仁堂给毛主席演了一场，得到好的评价。一九五一年“三反”运动后，人民艺术剧院改为专演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老院长，指名要我和侯永奎到中央戏剧学院去教课（教话剧学员身段），我们便调到中央戏剧学院。这中间，吴晓邦同志成立了舞训班，也请我和侯永奎参加培养舞蹈教师。
焦菊隐
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
当时我们所以做了这样一些民间戏曲的导演和古代乐舞的教学工作，而没有发挥我们昆曲本行的作用，主要原因是昆曲艺术在解放初期还没有得到和其它各剧种同样的发展。
一九五六年，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在北京演出，满城听唱，盛极一时。这一出戏，救活了走向没落的昆曲这一剧种，从此昆曲才开始被人们再度重视起来。周总理特别予以支持，七月间国务院在紫光阁召开座谈会，韩世昌、白云生都参加了。周总理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什么昆曲这朵花不放呀？应该起来提倡！总理的这番话给我极大的鼓舞，使我由衷感到振奋。
紧接着上海筹办南北昆曲会演，我们一部分北昆剧人们，在中央文化部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北方昆曲代表团，南下参加会演，由金紫光任团长，韩世昌任副团长。当时我同侯永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侯玉山在总政文工团，孟祥生、侯炳武在武汉，景和顺在天津，还有其他一些人，约共四十多人。于十月二十五日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参加从十一月三日首先在上海长江剧场举行的会演。
会演的剧目，有韩世昌的《游园惊梦》、 白云生的《拾画叫画》、侯永奎的《林冲夜奔》、侯玉山的《钟馗嫁妹》和我的《昭君出塞》。又继续去到杭州、苏州、南京，举行巡回演出，并会见了许多昆曲专业演员和业余爱好者，起到互相交流观摩的作用。经历了两个多月，在四个城市共演出三十八场，于十月二十九日胜利返回北京。通过这次南北昆曲会演，使包括我在内的北昆演员们，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复苏昆曲的信心。
白云生之《拾画叫画》
我们北方昆曲代表团回到首都后，做了汇报演出，没有解散，在文化部的倡导下，就着这个代表团的基础，商议筹办北方昆曲剧院。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虽是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文化部礼堂把北方昆曲剧院建成，实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愿望，院名是经周总理同意决定的。
由韩世昌任院长，金紫光、白云生任副院长。我和侯永奎为艺委会主任。在北昆剧院成立盛典上，陈毅副总理、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中央宣传部周扬副部长等领导同志均亲自参加。
沈雁冰部长在致开幕词时说：“北昆剧院还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任务，为了有利于业务的开展和培养下一代的任务，文化部当尽力支持。”韩世昌很有感受地谈到：“如果没有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没有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没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援与帮助，昆曲是得不到新的发展的，北方昆曲剧院是不可能建立的。”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我们原来的北昆班社广大人员的心声。
在举行建院盛典当日晚会上，梅兰芳特意参加庆祝演出，戏码是与韩世昌合演《游园惊梦》。梅、韩两先生曾同列“老夫子”陈德霖门墙，后来梅被誉为“剧界大王”，韩被誉为“昆曲大王”，那次具有四十多年交谊的老朋友同台演出，传为艺坛佳话。
梅兰芳与韩世昌、白云生合演《游园惊梦》
此外，还有李淑君的《出塞》，侯永奎与魏庆林、白玉珍的《刀会》和我的《牡丹亭·闹学》。演出情况盛极一时。
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是中国第一个新型昆曲阵地，从此这个古典优美的昆曲剧种又抬起头来，不致湮没下去，这可以说是我国昆曲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起点。北方昆曲剧院常受到周总理的直接关怀，总理对于昆曲老艺人和青年演员，无不热情鼓励，谆谆教导，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昆曲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八年我院排了现代戏《红霞》，一天夜里三点给周总理演出，总理看了高兴地说“你们给昆曲开了一条新路。”
北昆在被扼杀后的复苏
好景不长，北方昆曲剧院仅仅经历了短暂的十个年头，便在成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扼杀。江青一伙说：“昆曲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勒令撒消了北方昆曲剧院，把韩世昌、白云生和我一律调到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我被下放干校。一九六九年勒令“退休”，当时我是五十六岁。一九七〇年，让我在自己居住处——北京西城区后海翔凤胡同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看管电话。一九七一年让我当居委会副主任。一直把我折腾了十年，大大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对于昆曲艺术我是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执行了正确政策，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先从北京市京剧团分出一个昆曲小分队，一九七九年正式恢复休克了十年的北方昆曲剧院的建制。在党的信任下，我被任为副院长，后又被推选为中国剧协北京市分会副主席、艺术语言研究会理事、圆明园学会筹委会委员、北京市宜武区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并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我得以继续遵照毛主席所指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从事继承、发扬昆曲工作。
当年主持筹建北方昆曲剧院的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均已相继谢世，健在的侯玉山、吴祥珍已退居顾问。我所依赖的北昆老先生的第二代有侯玉山儿子侯广有（架子花）、侯永奎儿子侯少奎（武生）、白玉珍儿子白士林（武生）、女儿白小华（武旦)、韩世昌儿子韩鸿林（吹笛）和侯炳武儿子侯宝珠（武生兼剧务)、侯宝江（花脸）等。他们各有师承，正在为复兴昆曲事业而努力工作。
我虽已于今年退居二线，仍愿尽个人力所能及，为继承和发展北昆继续做出应做的贡献。
(刘炎臣、郑新笔录，一九八四年四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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