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关于启功先生的文章，是我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那时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赓的资料时，积累了一点与《启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相关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动笔，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写。
启功先生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老人去世时，新华社通电：“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里五个学问家，一个亲密朋友，六个社会职务，档案所在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写过文章，讲启功先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教授，他有政协常委的头衔，和北师大校长平起平坐。启功先生的这些名誉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般人有其中一个都终身受益。
启功先生有很多学问，通晓、精深的学问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无人敢去触摸。几年前北师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讲：“启先生的一些话，对柴先生很不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圈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不好写出来。”言外之意，你柴念东是否可以写写。我想我没有影响力，有护短的嫌疑，还会招来那些“在我心中，只有启功”粉丝们的攻击，因此我想还是不写。但是有些事情不写，就永远地留在大家的惯性思维当中。
我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评价启功先生和评价他的文章分开。我不是学者，准确地讲不是“启学”的研究者，启先生的学问会有专门人研究。启功先生的为人，和他接触过的都盛赞不已，我想也一定没有错。我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是将《口述》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部分列举出一些我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一
我是什么时候初次见到启功先生，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事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赓（我祖父）带我去小乘巷86号，这是一个独门独院，大门朝东，一个很小的木门，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间，这就是启功先生的家。我们进南屋，屋子里生着火，一张书桌，大床靠西墙，南墙有几个木书架。
柴德赓和启功先生两人长谈，说笑，又是翻书，又是写字，谈论得相当热烈，而我坐在炉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画报，什么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呆了很久。出门往北是南草场胡同，一直走到马相胡同电车站，站牌上淡黄下浅蓝，和电车车身颜色相同，马相胡同站有7路和11路电车可乘。给我很深记忆的是，这里是西直门内大街，那时西直门还有城门，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自西往东开过来一辆7路电车，车前面有7路的车牌，晚上灯箱亮着，下面还有两行字“本车末班，招手上车”，告诉市民现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没有车了，这个车是末班车，只要在路边挥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车（北京公交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11点），不一定在车站等车。柴德赓和我就站在路边等着，挥了一下手，电车果然会停下，我们上去，五站到东官房。这个时间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是因为那天是1964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们等收音机里面的新年钟声“滴滴滴滴嘟”。这是我第一知道“熬夜”这个词，那就是嘟声一响，进入了1965年。
等我再去启功先生家，就是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陈璧子之托，请启功先生为柴德赓写一个墓碑。启先生照办了（此碑文墨迹保存至今），写好寄到水碓子的陈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
尊敬的陈先生：
忍着眼泪写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坏，总也算个纪念吧！写了两个样式，请选择，如全不合适，请示下再写。还有什么客气吗？
纸特意用薄纸，刻石时可以贴上即刻，不必再钩了过到石上。
承十分关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谢字样，只有“心裹分”了！（这是北京土话）
弟近时血压高起，却有降下之势，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厉害，不去管它！
您每天下楼锻炼，足见健康增近，十分可喜！
深夜了，不多写，余容续呈。即致
敬礼！
小弟功谨上
卅日
启功先生的信写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五六月。陈璧子收到启先生所书墓碑后，前往苏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
此处插一句：柴德赓1970年去世后，因未“解放”，仍属于“三反分子”，公墓不准安葬，于是将其骨灰安葬于王丽英（陈璧子的学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纪念。1975年夏天陈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苏师院交涉柴德赓的政治结论附带抚恤金问题，请舒芜代写了申诉材料。当时舒芜刚从湖北咸宁干校释放回京，二话不说，写好与陈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陈璧子到苏州也想给柴德赓坟头立碑，下葬五年仍无立碑，这是陈璧子的一个心愿。
陈璧子从南方回来后，带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给启功先生送去，面谢写碑之劳。我去的那天，正遇黄苗子在座，启功先生相互介绍，“这是，那是”。黄苗子给启功先生刻了一方图章，启先生很是喜欢，把玩不舍。借此登门机会，我向启功先生请教了书法入门问题，启先生取出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当场让我拿毛笔临写一个“多”字。天呐，这个字太难了，笔画都是斜的，写得歪歪扭扭。启功先生说，说：“回去照着字帖写，一个月后再来交作业。”我只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上过大字课，当时的老师是杨炳吟，特级教师，在北京的中小学里面有特级教师称号的不过42人，小学不过几人，而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两人，一个是柴德赓的同学王启贤，另一个就是杨老师。后来遇到“十年”，所有的学习中断，我的毛笔字水平就是小学描红模子的底子，写了一个月没有敢去交作业。正好陈璧子从南方带回一本《灵飞经》（线状本），临写这本，觉得容易掌握，不料误入歧途。真可惜，耽误一个跟大师入门习字的最佳机会。
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读书机会的开始上大学，干校劳动的长辈都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我们家和启功先生的来往渐疏。此时，启功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的迅速补上，且职务增多，如日中天，启功书法，横贯京城，再想求启功先生写字已经难上加难，但启先生给挚友柴德赓家后代还留有面子。举两个例子：
1982年北师大80周年校庆，启功先生为校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校庆期间，各届旧生登门问候，顺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师大校办做出规定，登门者一律不可言求墨宝，以保证启功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赓之女）为北师大地理系1958届毕业生，参加校庆活动时，到小红楼6号问安“启伯伯”，当面提出求书法之求。启功先生说：“现在不让写，你明天早上早点来。”第二天柴令文8点就去敲门，启功先生早已写好，地上放了四幅，均无上款，启先生说：“你说，都写给谁吧。”不一会儿写毕，钤印。我得到一幅，上款为：“念东同志留念”。内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柴令文请回四张条幅，其余三张上款是：令文、邦衡（柴德赓次子）、金平。
柴君衡（柴德赓三子）未得到启先生的字，他更有高招：“学校不让写，我把启先生请到家里写，校办就管不着了。”乃用车接启功先生到永安里。摆好写字案，准备纸笔，磨好墨，启先生举着笔说：“先写谁的？”柴君衡念道：“耀平（柴德赓长子）、董予舒、柴小青、姜兆春。”启功先生挥笔一就，那天我做了家常菜，留启先生便饭，后送先生回师大。
这两件事，说明启功先生对柴家人网开一面，特别关照。柴家第二代是启功先生从出生就看到大学毕业、组织家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启伯伯”身影。因此，他对于柴家人是有求必应，无视学校的那些硬性规定。
在柴家，唯一敢和启功先生开玩笑的是柴君衡，两人见面，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是在会议上），都要行旗人抱见礼，并且还要一手垂下，单腿前屈，启先生也是如此认真地回礼，在场的人都会大笑不止。另外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柴君衡去看望启功先生，门口挂一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柴君衡摘下字条，贴在自己前额，推门进去。启功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上去刮启先生的鼻子，他睁开双眼：“小毛（柴君衡的家名）拿下来吧，那是写给别人看的，你例外，快坐。”
1986年陈璧子因病去世，1987年柴德赓与陈璧子合葬于八宝山公墓，启功写了墓碑及墓志。1988年柴德赓诞辰80周年，启功为《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写书签及题记。
到了九十年代，家里人和启功先生见面机会较少。只有柴邦衡每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会和启先生见面。启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散会后，柴邦衡会登台与之合影。启功总会叹息地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也应当在台上就座。”
我最后一次见到启功先生是在刘乃和先生的告别仪式上（1998年）。放眼望去，挽联、挽幛都是“启体”，那时北师大会写“启字”的已经很多。告别仪式开始前，启功先生在第一休息厅。我们进去，一一与启先生握手（这是正式场合）。轮到我的时候，先生问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没有来？”我说：“他在美国，没有回来。”启先生风趣地说：“奥，美国，克林顿不是来了吗？”启功先生是双关语，现在往来美国已经很容易了，不是吗？
2000年我也去了美国。2004年听说《启功口述历史》一书面世，很轰动，其中有不少关于柴德赓的叙述。2008年回国后，我买了一本，认真地拜读，对启功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启功先生生活的一面，他甚至到过水碓子，参加陈璧子的告别式，是书法大家，注释过《红楼梦》，是我膜拜的对象，没有想到启功先生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我的好友俞宁教授与启功先生接触最多，在我的同龄人中应该无人能及。我曾跟他说，你可以写启功先生的传记。他说：“启大爷的传记不好写，不如写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跌宕起伏，而启大爷连北京都没有出过。”这个特点，我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启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长，一口旗人特有的京腔，不是那种胡同土话。
二
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声大作，流传深远。治当代学术史和文化艺术者，不是人手一册，也都通读过，也是我这些年常要翻阅的书，放在书架的中央，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我能评论的著作、名篇，要由专门治学术史、文化史的专家学者来做此事。一般的学者都会从《口述》里摘录历史信息，作为取证，以致《口述》成为《启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底本，编《年谱》的同志照方抓药，这样《口述》成为工具书之母。曾有人根据《口述》改写成《史记》文体的“启功传”，有功力，但忘记了，史书的传是需要考证的。
《口述》中提及柴德赓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和第四章《我与师大》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做一些商榷、讨论，澄清一些事情。
第三章第一节《三进辅仁》第一次出现柴德赓的名字是，启功被张怀从辅仁美术专科教师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时序，应该是1937年夏季，记录于此：
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启功此时已经和柴德赓很熟悉。
先回顾一下，柴德赓进入辅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柴德赓还是北平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因没有生活来源，需要糊口。陈垣校长偏爱这个浙江籍学生，看他学习刻苦，生活无门，决定适时安排到辅大附中代课。1929年台静农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并兼附中国文课，1931夏，陈垣校长请假回新会，由沈兼士代理校长之职，同时安排台静农当校长秘书，附中的课正好有一个教师的空缺。陈垣校长便安排柴德赓接替台静农的课时，柴德赓代课两年，直到大学毕业。按照《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所列辅大附中《职教员姓名表》，《校史》仅有民国二十四年记录，有张鸿翔、柴德赓、牟传楷。《离校教职员表》台静农离校时间为民二十三年九月；启功离校时间民二十三年九月。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学，再教大学，都要有这个试验阶段。《校史》美术学系主要授课教师中，启功任美术系讲师，讲授课程为山水、书画题跋、书学概论、书法实习。启功先生正式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是1938年，《校史》和启先生1958年自填《教师调查表》记录一致。
启功在辅仁的几个时间段，《口述》与《校史》相吻合，即，1933-1934年在辅大附中，1935-1936年在辅仁艺术专科，1938年以后在国文系。
1933年7月，柴德赓北平师大毕业，去了安庆一中教中学国文。当年12月25日，感到安庆不是做学问之地，写信给陈垣校长表达待家事处理毕，将皈依师门，跟随“援庵夫子”做学问。陈垣先生十分喜爱这个青年，这通四页纸的信札一直保留（现为我的好友王鹏所得）。因此，启功先生1933年入辅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赓擦肩而过，所以启功一再说，在辅仁最初认识的是牟润孙和台静农。
1936年，柴德赓、牟传楷入校本部史学系。按照《口述》所言，1937年陈垣校长通过柴德赓找到启功征求意见，假定事实成立，问题是“正中下怀”，柴德赓有没有可以安插的学生任陈垣校长的秘书？他任教史学系才一年，学生都是一二年级，哪有合适的亲信学生。其实后来成为陈垣校长秘书的是赵光贤，赵光贤1938年考入辅仁历史研究所，兼任校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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