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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念东:《启功口述历史》有关柴德赓若干评述的商榷

写一篇关于启功先生的文章,是我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那时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赓的资料时,积累了一点与《启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相关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动笔,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写。

启功先生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老人去世时,新华社通电:“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里五个学问家,一个亲密朋友,六个社会职务,档案所在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写过文章,讲启功先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教授,他有政协常委的头衔,和北师大校长平起平坐。启功先生的这些名誉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般人有其中一个都终身受益。

启功先生有很多学问,通晓、精深的学问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无人敢去触摸。几年前北师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讲:“启先生的一些话,对柴先生很不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圈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不好写出来。”言外之意,你柴念东是否可以写写。我想我没有影响力,有护短的嫌疑,还会招来那些“在我心中,只有启功”粉丝们的攻击,因此我想还是不写。但是有些事情不写,就永远地留在大家的惯性思维当中。

我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评价启功先生和评价他的文章分开。我不是学者,准确地讲不是“启学”的研究者,启先生的学问会有专门人研究。启功先生的为人,和他接触过的都盛赞不已,我想也一定没有错。我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是将《口述》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部分列举出一些我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我是什么时候初次见到启功先生,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事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赓(我祖父)带我去小乘巷86号,这是一个独门独院,大门朝东,一个很小的木门,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间,这就是启功先生的家。我们进南屋,屋子里生着火,一张书桌,大床靠西墙,南墙有几个木书架。

柴德赓和启功先生两人长谈,说笑,又是翻书,又是写字,谈论得相当热烈,而我坐在炉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画报,什么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呆了很久。出门往北是南草场胡同,一直走到马相胡同电车站,站牌上淡黄下浅蓝,和电车车身颜色相同,马相胡同站有7路和11路电车可乘。给我很深记忆的是,这里是西直门内大街,那时西直门还有城门,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自西往东开过来一辆7路电车,车前面有7路的车牌,晚上灯箱亮着,下面还有两行字“本车末班,招手上车”,告诉市民现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没有车了,这个车是末班车,只要在路边挥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车(北京公交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11点),不一定在车站等车。柴德赓和我就站在路边等着,挥了一下手,电车果然会停下,我们上去,五站到东官房。这个时间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是因为那天是1964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们等收音机里面的新年钟声“滴滴滴滴嘟”。这是我第一知道“熬夜”这个词,那就是嘟声一响,进入了1965年。

等我再去启功先生家,就是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陈璧子之托,请启功先生为柴德赓写一个墓碑。启先生照办了(此碑文墨迹保存至今),写好寄到水碓子的陈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

尊敬的陈先生:

忍着眼泪写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坏,总也算个纪念吧!写了两个样式,请选择,如全不合适,请示下再写。还有什么客气吗?

纸特意用薄纸,刻石时可以贴上即刻,不必再钩了过到石上。

承十分关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谢字样,只有“心裹分”了!(这是北京土话)

弟近时血压高起,却有降下之势,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厉害,不去管它!

您每天下楼锻炼,足见健康增近,十分可喜!

深夜了,不多写,余容续呈。即致

敬礼!

小弟功谨上

卅日

启功先生的信写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五六月。陈璧子收到启先生所书墓碑后,前往苏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

此处插一句:柴德赓1970年去世后,因未“解放”,仍属于“三反分子”,公墓不准安葬,于是将其骨灰安葬于王丽英(陈璧子的学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纪念。1975年夏天陈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苏师院交涉柴德赓的政治结论附带抚恤金问题,请舒芜代写了申诉材料。当时舒芜刚从湖北咸宁干校释放回京,二话不说,写好与陈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陈璧子到苏州也想给柴德赓坟头立碑,下葬五年仍无立碑,这是陈璧子的一个心愿。

陈璧子从南方回来后,带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给启功先生送去,面谢写碑之劳。我去的那天,正遇黄苗子在座,启功先生相互介绍,“这是,那是”。黄苗子给启功先生刻了一方图章,启先生很是喜欢,把玩不舍。借此登门机会,我向启功先生请教了书法入门问题,启先生取出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当场让我拿毛笔临写一个“多”字。天呐,这个字太难了,笔画都是斜的,写得歪歪扭扭。启功先生说,说:“回去照着字帖写,一个月后再来交作业。”我只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上过大字课,当时的老师是杨炳吟,特级教师,在北京的中小学里面有特级教师称号的不过42人,小学不过几人,而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两人,一个是柴德赓的同学王启贤,另一个就是杨老师。后来遇到“十年”,所有的学习中断,我的毛笔字水平就是小学描红模子的底子,写了一个月没有敢去交作业。正好陈璧子从南方带回一本《灵飞经》(线状本),临写这本,觉得容易掌握,不料误入歧途。真可惜,耽误一个跟大师入门习字的最佳机会。

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读书机会的开始上大学,干校劳动的长辈都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我们家和启功先生的来往渐疏。此时,启功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的迅速补上,且职务增多,如日中天,启功书法,横贯京城,再想求启功先生写字已经难上加难,但启先生给挚友柴德赓家后代还留有面子。举两个例子:

1982年北师大80周年校庆,启功先生为校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校庆期间,各届旧生登门问候,顺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师大校办做出规定,登门者一律不可言求墨宝,以保证启功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赓之女)为北师大地理系1958届毕业生,参加校庆活动时,到小红楼6号问安“启伯伯”,当面提出求书法之求。启功先生说:“现在不让写,你明天早上早点来。”第二天柴令文8点就去敲门,启功先生早已写好,地上放了四幅,均无上款,启先生说:“你说,都写给谁吧。”不一会儿写毕,钤印。我得到一幅,上款为:“念东同志留念”。内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柴令文请回四张条幅,其余三张上款是:令文、邦衡(柴德赓次子)、金平。

柴君衡(柴德赓三子)未得到启先生的字,他更有高招:“学校不让写,我把启先生请到家里写,校办就管不着了。”乃用车接启功先生到永安里。摆好写字案,准备纸笔,磨好墨,启先生举着笔说:“先写谁的?”柴君衡念道:“耀平(柴德赓长子)、董予舒、柴小青、姜兆春。”启功先生挥笔一就,那天我做了家常菜,留启先生便饭,后送先生回师大。

这两件事,说明启功先生对柴家人网开一面,特别关照。柴家第二代是启功先生从出生就看到大学毕业、组织家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启伯伯”身影。因此,他对于柴家人是有求必应,无视学校的那些硬性规定。

在柴家,唯一敢和启功先生开玩笑的是柴君衡,两人见面,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是在会议上),都要行旗人抱见礼,并且还要一手垂下,单腿前屈,启先生也是如此认真地回礼,在场的人都会大笑不止。另外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柴君衡去看望启功先生,门口挂一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柴君衡摘下字条,贴在自己前额,推门进去。启功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上去刮启先生的鼻子,他睁开双眼:“小毛(柴君衡的家名)拿下来吧,那是写给别人看的,你例外,快坐。”

1986年陈璧子因病去世,1987年柴德赓与陈璧子合葬于八宝山公墓,启功写了墓碑及墓志。1988年柴德赓诞辰80周年,启功为《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写书签及题记。

到了九十年代,家里人和启功先生见面机会较少。只有柴邦衡每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会和启先生见面。启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散会后,柴邦衡会登台与之合影。启功总会叹息地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也应当在台上就座。”

我最后一次见到启功先生是在刘乃和先生的告别仪式上(1998年)。放眼望去,挽联、挽幛都是“启体”,那时北师大会写“启字”的已经很多。告别仪式开始前,启功先生在第一休息厅。我们进去,一一与启先生握手(这是正式场合)。轮到我的时候,先生问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没有来?”我说:“他在美国,没有回来。”启先生风趣地说:“奥,美国,克林顿不是来了吗?”启功先生是双关语,现在往来美国已经很容易了,不是吗?

2000年我也去了美国。2004年听说《启功口述历史》一书面世,很轰动,其中有不少关于柴德赓的叙述。2008年回国后,我买了一本,认真地拜读,对启功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启功先生生活的一面,他甚至到过水碓子,参加陈璧子的告别式,是书法大家,注释过《红楼梦》,是我膜拜的对象,没有想到启功先生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我的好友俞宁教授与启功先生接触最多,在我的同龄人中应该无人能及。我曾跟他说,你可以写启功先生的传记。他说:“启大爷的传记不好写,不如写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跌宕起伏,而启大爷连北京都没有出过。”这个特点,我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启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长,一口旗人特有的京腔,不是那种胡同土话。

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声大作,流传深远。治当代学术史和文化艺术者,不是人手一册,也都通读过,也是我这些年常要翻阅的书,放在书架的中央,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我能评论的著作、名篇,要由专门治学术史、文化史的专家学者来做此事。一般的学者都会从《口述》里摘录历史信息,作为取证,以致《口述》成为《启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底本,编《年谱》的同志照方抓药,这样《口述》成为工具书之母。曾有人根据《口述》改写成《史记》文体的“启功传”,有功力,但忘记了,史书的传是需要考证的。

《口述》中提及柴德赓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和第四章《我与师大》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做一些商榷、讨论,澄清一些事情。

第三章第一节《三进辅仁》第一次出现柴德赓的名字是,启功被张怀从辅仁美术专科教师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时序,应该是1937年夏季,记录于此:

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启功此时已经和柴德赓很熟悉。

先回顾一下,柴德赓进入辅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柴德赓还是北平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因没有生活来源,需要糊口。陈垣校长偏爱这个浙江籍学生,看他学习刻苦,生活无门,决定适时安排到辅大附中代课。1929年台静农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并兼附中国文课,1931夏,陈垣校长请假回新会,由沈兼士代理校长之职,同时安排台静农当校长秘书,附中的课正好有一个教师的空缺。陈垣校长便安排柴德赓接替台静农的课时,柴德赓代课两年,直到大学毕业。按照《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所列辅大附中《职教员姓名表》,《校史》仅有民国二十四年记录,有张鸿翔、柴德赓、牟传楷。《离校教职员表》台静农离校时间为民二十三年九月;启功离校时间民二十三年九月。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学,再教大学,都要有这个试验阶段。《校史》美术学系主要授课教师中,启功任美术系讲师,讲授课程为山水、书画题跋、书学概论、书法实习。启功先生正式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是1938年,《校史》和启先生1958年自填《教师调查表》记录一致。

启功在辅仁的几个时间段,《口述》与《校史》相吻合,即,1933-1934年在辅大附中,1935-1936年在辅仁艺术专科,1938年以后在国文系。

1933年7月,柴德赓北平师大毕业,去了安庆一中教中学国文。当年12月25日,感到安庆不是做学问之地,写信给陈垣校长表达待家事处理毕,将皈依师门,跟随“援庵夫子”做学问。陈垣先生十分喜爱这个青年,这通四页纸的信札一直保留(现为我的好友王鹏所得)。因此,启功先生1933年入辅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赓擦肩而过,所以启功一再说,在辅仁最初认识的是牟润孙和台静农。

1936年,柴德赓、牟传楷入校本部史学系。按照《口述》所言,1937年陈垣校长通过柴德赓找到启功征求意见,假定事实成立,问题是“正中下怀”,柴德赓有没有可以安插的学生任陈垣校长的秘书?他任教史学系才一年,学生都是一二年级,哪有合适的亲信学生。其实后来成为陈垣校长秘书的是赵光贤,赵光贤1938年考入辅仁历史研究所,兼任校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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