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梁武帝于华林园亲受菩萨戒。从此以后，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萨，人们称他“皇帝菩萨”。
从次年正月初一改元普通起，直至他屈辱身亡(549)，三十年间，梁武帝既不情愿放弃皇位，坚守着国家政权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又沉迷于“菩萨”角色，充当着宗教神权的精神领袖。
这期间他先后下诏改元7次：普通(520)，大通(527)，中大通(529)，大同(535)，中大同(546)，太清(547)。这些年号都跟佛事活动直接有关。
1、建寺造像情况
《通鉴》卷一四九于普通元年(520)记事综述当时梁王朝的国情是：
“时上方崇释氏，土民无不从风而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普通初年梁境士民“从风”的情形，《南史》本传所载郭祖深上表反映的具体内容是：
梁武帝本人“大弘释典”，“溺情内教”，士民则“家家斋戒，人人忏礼”，由“慕法”而出现“盛法”的局面；佛寺大量兴造，僧尼骤然增加，尤以京师为盛。
普通末年其后，梁武帝先后四次舍身奉佛，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在梁境的鼎沸高涨。
（1）建立寺庙的盛况
先说立寺。普通三年(522)郭祖深上表讲，“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当然，这些佛寺一部分是前代兴造而成的，梁初以来新造的，据《建康实录》里不完全的统计，约20所左右。
《释迦方志》提供梁末建康城的佛寺数字是七百余所，占梁境佛寺总数(2846)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从普通三年至梁亡这二十多年间，建康城的佛寺净增二百余所，平均每年递增10所左右。
这一兴造记录是空前的。
梁武帝登基以后，以他的名义立的寺，除天监年间兴造有法王寺(503)、光宅寺(507)、解脱寺(512)、劝善寺(514)等而外，天监以后所立寺有：
大爱敬寺
梁武帝专为其亡父修建于钟山北高峰上，占地八十余顷。由《梁书》卷七《太宗王皇后传》记载可知，此寺始造于天监十一年(512)；又据《建康实录》卷一七，寺建成于普通元年(520)。用了九年时间。
此寺的规模气势惊人，其中，七层宝塔是普通三年修造的，说明寺成后还在不停地增筑完善。八十余顷的面积，一千余名供奉的僧人，在数十个中院、旁院“廊庑相架”的基础上，继续建塔造像，耗费之惊人不言而喻。
大智度寺
梁武帝专为其亡母兴造于都城正东门（建阳门）外的清溪西岸，始建及建成的时间无明文，当与大爱敬寺相先后。
与大爱敬寺相比，占地虽小，诸尼人数虽少，而在兴造建筑中穷极富丽方面，并无逊色之处。
同泰寺
此寺初建于普通初，普通六年(525)修成。《建康实录》卷一七记载，普通八年(527)初，台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梁武帝“晨夕讲议，多游此门”。
寺中九层宝塔修成的时间是在萧纲当太子以后，约中大通、大同之际(534年前后)。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同泰寺遭雷电着火焚毁。梁武帝准备重新修造，而且决心很大。
《通鉴》卷一五九记载道：
同泰寺浮图灾。上曰：“此魔也，宜广为法事。”群臣皆称善。乃下诏曰：“道高魔盛，行善郭生，当穷兹土木，倍增往日。”
计划中的新同泰寺拟造一座十二层宝塔。修筑未就而遇侯景之乱，只好作罢。
善觉尼寺
此寺为梁武帝下敕专为丁贵嫔所造，普通五年(524)建成于都城内太清里。据《建康实录》反映，“其殿宇房廊，刹置奇绝”。
皇基寺
寺建于武进旧乡，是梁武帝为其父萧顺之所造。据《通鉴》卷一五七记载，大同二年(536)梁武帝“命有司求良材”，派人专程往湘州买巨材，以供兴造。据《南史·梁本纪中》，大同十年(544)梁武帝返回旧乡期间，在皇基寺作过停留，说明最终是修成了的。
阿育王寺
据《建康实录》卷一七天监元年记事注引《寺记》以及《梁书·诸夷传：扶南国》的记载，梁初于建康城南的东长干里置长干寺。
此寺早先为两晋时创立修造，寺中原有二塔：一是东晋简文帝时立的四层塔，一是其后在胡人刘萨诃另造的一层塔基础上增筑而成的三层塔，均称阿育王塔。
大同三年(537)八月，梁武帝敕命改造三层塔，挖掘中发现此塔下埋有阿育王的舍利骨与佛爪牙，方知这才是真宝塔所在。于是，梁武帝将长干寺更名为阿育王寺，“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并自捐钱一千万作为扩建改造之资，“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镮钏等珍宝充积”。
（2）造佛像的盛况
上述诸寺修造完成后，各寺都有铸造佛像的记录。中大通四年(532)，大爱敬寺中院正殿造丈八旃檀像，又于龙渊别殿造丈八金铜像；大智度寺正殿造丈八金像。
同泰寺的造像更具规模。
据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披露：
中大同五年(533)二月法会解讲后，“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是时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
以上诸项合计价值2823万钱，数字确实惊人。
如果再加上《南史·梁本纪中》里记录的：大同元年(535)“铸十方银像”，大同三年(537)“铸十方金铜像”，大同十二年(546)“天火”后更大规横重建同泰寺的费用，那数字将更为可观。
另外，梁武帝还专门为修造善觉寺赐予“铜一万三千斤”，为天中寺赐“铜一万斤”；又于阿育王寺“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
2、舍身说法的情形
梁武帝事佛以后，共舍身四次。
参据《梁书》、《南史》及《建康实录》帝纪所载，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次是在普通八年(527)三月辛未（初八日）至甲戌（十一日)，共四天，地点在同泰寺。
期间开讲《涅槃经》，还宫时改元“大通”，以反语协寺名“同泰”。
第二次是在大通三年(529)九月癸巳（十五日）至十月己酉（初一日)，计十七天，地点仍在同泰寺。
期间开讲《涅槃经》，前后两次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与会。
《南史》本纪讲，梁武帝当时“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俨然不再还宫当皇帝的姿态。这一来急坏了群臣，以钱一亿万向寺内交涉奉赎“皇帝菩萨”，并上表舍身的武帝，请求他还宫视事，凡三请三答，梁武帝才最终答应回宫，并决定改元“中大通”。
第三次是在大同十二年(546)三月庚戌（初八日）至四月丙戌(十四日)，长达三十七天，地点还在同泰寺。
期间设无遮大会，开讲《三慧经》，并且舍身为奴。最后皇太子萧纲率领群臣出钱亿万(一日“二亿万”)奉赎。还宫之日，设法会，大赦，并改元“中大同”。
关于这次舍身，《南史》、《建康实录》帝纪均明确有载，而《梁书》帝纪缺载，因此后世人只据《梁书》，一般都讲梁武帝三次舍身（如唐代韩愈名文《论佛骨表》)；其实，此次舍身是事实，《梁书》之所以讳而不记，恐怕跟梁武帝还宫的当天夜里同泰寺发生大火这件不吉利的事有关。
第四次分两段进行：一开始仍是在同泰寺，自中大同二年(547)三月庚子（初三日）至癸卯（初六日）计四天；初七日还宫停了一天，紧急布署梁军北上迎接反叛东魏的侯景所部，乙已（初八日）移至宫中华林园内光严殿“又舍身”，直至四月丁亥（二十一日），计四十三天。合计有四十七天之久。前后均设无遮大会，宣讲《三慧经》，百官公卿出钱一亿万奉赎，三请三答，还宫时改元“太清”。
上述四次舍身，除第一次的规模小、时间短而外，其余三次越来越声势浩大，耗资惊人：仅赎金就达四亿万之巨。
至于首尾各举行了大型的“无遮”或“四部”大会，有时听众达数万人之多（如第二次舍身结束时的四部无遮大会，有“道俗五万余人”)。
如果仔细考察，梁武帝自第一次舍身以后，经常前往寺院讲经说法。
比如《南史》本纪记载，自普通八年(527)初台城开大通门后，“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即经常到同泰寺讲说佛法义理；在发生侯景之乱前，二十年间，“听览馀闲，即于（华林园内）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除了正史记载的四次舍身耗费惊人外，梁武帝平时在同泰寺或华林园讲经说法也很排场。
下面补充介绍其他几次大型法会的情形。
中大通五年(533)于同泰寺讲论《般若经》二十二天。《梁书》、《南史》帝纪均记载，此次法会是从二月癸未（二十五日）开始，至己丑（三月初一）结束，共计七天。
如果我们再看《广弘明集》卷一九所载萧子显文《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卷二○所载萧纲文《大法颂并序》，就会获悉：开讲在二月甲申（二十六日），结束在三月甲辰（十六日），计二十一天。
三十几万人汇集在同泰寺及其周围，昼夜相续二十余日，提供饮食住宿，其场面之大、耗费之巨，可想而知。
大同改元亦跟佛事有关。
《广弘明集》卷一九载有萧纲、萧纶、萧纪三位皇子联名所上三启及萧纲又上之《谢上降为开讲启》。从中可知，中大通六年(534)萧纲等三皇子恳请父皇于华林园重云殿讲经，梁武帝以国事为由，两次回绝，最后答应于“来岁正月开说《三慧经》”。
次年(535)正月戊申（初一日）宣布改元大赦之后，紧接着“续润法雨”，改元讲法同日相继，国事佛事合为一体。
长干寺阿育王塔掘得佛舍利后的庆祝盛况。大同三年(537)、四年(538)之间，梁武帝先后亲临长干寺四次。
据《梁书·诸夷传·扶南国》记录，后三次均设无碍大会讲经说法，其中大同三年九月五日这一天“京城倾属观者百数十万人”，施钱捐物不可胜计。
大同七年(541)于重云殿讲说《般若经》二十三天。在华林园内正式听众一千三百多人，旁听者“不可胜数”，其中特别是还有包括东魏使者在内的各国来使与僧人；另外，在同泰寺还集中了一千名义学高僧，连夜整理梁武帝白天所讲的内容。
其间，不但听讲者“遍供”，服务者受“班赉”，而且全建康城百姓也得“普施”之惠，花费之大可想而知。
总之，普通其后，梁武帝躬自舍身，勤于讲法，在京城里营造并推进了佞佛的浓郁氛围，整个国家机器越来越依重于佛法运转，君臣百姓的注意力沉迷于彼岸世界；喧嚣狂热之中，国家的深刻危机日益加剧，王朝的灾祸正悄悄袭来，而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
3、惟一的排佛事件：荀济上书
普通其后，直至梁亡，三十年间敢于公开批评梁王朝政治并产生影响的事件，不过四次：
普通三年郭祖深上书，中大通年间荀济上书，大同二年江子四上书，大同八年贺琛上书。
但是，郭祖深上书中陈列有二十九事，佛事只是其中之一，并非专罪佛法。
荀济、贺琛二人前后上书，分别引起梁武帝的勃然大怒。
荀济专门针对佛法立论的，可以说是三十年间惟一的排佛事件，值得重视。
荀济(？~547)年轻时曾“与梁武帝布衣相知”，死时“年八十余矣”，则其生年当与梁武帝相先后。入梁以后“不得志，常怀快怏二十余载”，有感于梁武帝倾意佛教而“三事执陪臣之礼”，故“于时上书”；“书奏，武帝大怒，集朝士将加显戮，济密逃于魏”。
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参与诛权臣高澄的密谋，被“燔杀”于邺城。
关于荀济奔魏的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通鉴》卷一六○于荀济被杀的行文中追述往事说，梁武帝决定杀他时，“朱异密告之，济逃奔东魏”。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是在北魏永熙三年即梁中大通六年(534)，荀济上书并奔魏的时间，应在梁中大通元年(529)底。针对本年九、十月间梁武帝第二次舍身，三请三答，荀济于是有上书之举。
荀济的《论佛骨表》站在儒家纲常名教的立场，抨击佛教“窃盗华典，倾夺朝权”的行径，指斥僧人为“胡鬼”“贼秃”，其性行“贪淫”“情伪”，批评梁武帝“违黄屋之尊，就苍头之役”，并列举“崇邪”（即佞佛)有“五不取”。
这样毫不客气地嘲讽，痛快淋漓地揭露，不啻犯上之危词、讨佛之檄文！难怪梁武帝不再虚词“朕于昆虫犹不欲杀”，竟勃然大怒，且决意杀戮这位“乱俗好反”的旧友。
荀济斥佛之论，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其言之详尽质直，唐傅奕之外，当无出其右者”；“其所持理由，后世反佛者当不外乎此”。
由于梁武帝此次一反所谓“菩萨”之态，声言对非佛者开杀戒，因此荀济成了梁朝佞佛期间惟一的也是最后一位直言佛教之巨患的斗士。
自此之后，无人再敢对佛教加以非议了。
4、关于菩提达磨与傅大士
梁普通二年(521)，有位外国僧人菩提达磨(？~536)曾由南海至广州，并抵达建康，与梁武帝会晤，梁武帝“问以有为之事，达磨不说”。
在建康短暂停留后，达磨“潜至江北”，抵达洛阳，“游化嵩洛”，宣扬禅宗理论，对中国佛教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
关于达磨其人其事，后世记载添枝加叶，特别是“唐宋僧史所传，事颇曲折，未敢遽疑为无，而理甚离奇，殊难迳信其有”。
但是，《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内记录，作者杨衒之于北魏孝昌、永安年间(525~530)在洛阳见到过达磨本人，线索非常重要，由此可确定其他记载的可信性程度。
《续高僧传》卷一九有《达磨传》和《僧可传》，其中讲僧可约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登四十”之时，“一见（达磨）悦之，奉以为师”。达磨的主张是“无自无他”、“无为”“无求”，提倡“壁观”“悟宗”，一心参禅。如果按照这套“无为论”去说服梁武帝，建议他既不要当皇帝，也不要讲经说法、造寺铸像，心行皆寂然，“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本传语)，那当然是梁武帝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
梁武帝关心的是“有为之事”，当然“达磨不说”实际是无法说；达磨在建康不可能受礼遇，他的那套说教不合时宜，所以只好继续北上到当时佛事更高涨的洛阳去作试探。
傅大士(497~569)，名翕，一名弘，东阳乌伤（今浙江义乌县）人。有关他的事迹，正史无载，今存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一文可参见。
从碑文可知，傅大士于乌伤县创立双林寺，门徒众多，影响颇大。中大通六年(534)，梁武帝“遽遣招迎”，并以殊礼相待。傅大士来到京师后，给梁武帝“条上、中、下善”，专讲治身治国、因果有为一类的道理，完全符合梁武帝“皇帝菩萨”以人王兼法王的需要；而且，傅大士的门徒弟子“奉依师教”，竟达到忘我的境界，不惜自焚烧身、自残毁体，这其实也是梁武帝想教化臣民要达到而尚未达到的目标。
两相比照，梁武帝对达磨“壁观”之法毫无兴致，而对傅大士所授焚身之术颇感兴趣；不以达磨宣扬的“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为意，却于傅大士所献“三善”有情。
综上，梁武帝舍身说法，立寺造像，使梁境特别是京城的佛事日益高涨；他借助皇权，不遗余力地支持并倡导佛教，意在以“法兴”推动“俗盛”，达到佛化治国的目的。
他之所以能容忍郭祖深却绝不宽恕荀济，赞赏傅大士而不接纳达磨，无疑都是从皇权的立场出发，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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