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苏州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两位日本公民遇袭，中国公民胡友平在阻止嫌疑人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经送医抢救无效于26日不幸离世。6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降半旗致敬胡友平，并表示：“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
胡友平的见义勇为，让人想起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聂帅救孤的故事。那时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可纵使这样，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依然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救助和照料父母双亡的两位日本小姑娘。
后来聂荣臻把救下来的两位日本小姑娘送还日本军营，并写信道：“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
这说明哪怕在容易二元对立的战争时期，聂荣臻元帅依然坚守超越仇恨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和平信仰。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国，日本同样不是曾经的日本，两国建交以来的合作，造福了两国人民。
在此之际，本号今日刊发2023年写的文章《九一八事变92年：中国对日本最需要的三个“清醒”》，希望当今中国既能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发展和壮大自己，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能逐渐走出历史悲情意识，不要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吸取近代日本侵华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弱肉强食思维的教训，以和平、平等、正义、命运与共来改进现行国际关系体系，坚守道义信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道德感召力。
九一八事变92年：中国对日本最需要的三个“清醒”
文/邓峰
本文写于2023年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2年。92年前的今天，在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的日本被军国主义的侵略思维所裹挟，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开启侵略中国之路。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92年后的今天，中国综合国力早已反超日本，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经济总量的3倍多。时移世易，尽管日本人均GDP依然远远高于中国，日本在诸多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具有领先优势，但今天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实力对比，与92年前已经有根本性反转。这反映了过去92年中国在经历一系列苦难后，励精图治，终于再次实现国家的崛起。
此时此刻，在九一八事变92年之际，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该怎么面对历史问题？怎样去处理对日关系？在新的内外形势下，中国要有三个维度的清醒认识。
第一，牢记历史教训，继续发展和壮大自己，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近代日本侵华战争让中国大地生灵涂炭，上千万人伤亡，严重破坏当时中国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恰如纳粹德国在欧洲的罪行。牢记历史教训既是对前人苦难的同情和告慰，又是对正义、和平的坚守。任何为侵略战争叫好的人，任何否认历史是非、置民族浩劫于不顾的人，都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的良知是否已经泯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残酷揭示出世界秩序的丛林法则和实力原则。当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一度寄希望国际联盟（或可视为联合国的前身）调解争端，结果以失败告终。那是一个大国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那是一个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正义、和平早已被丛林法则和实力原则侵蚀，寄希望国际联盟的调解无异于缘木求鱼。二战后，人类社会建立起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丛林法则和实力原则。但从冷战的历史和今天的俄乌战争来看，丛林法则和实力原则依旧在影响世界秩序。这再次说明在人类社会未实现大同之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遭遇不公时当然应该寻求国际社会的声援，但归根结底还得靠自身强大，只有自身不断发展和壮大，才能有足够强大的能力维护正义与和平。否则，如果自身不强大，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的声援，那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作赌注。
正义与和平在任何时候都是努力方向，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是一战、二战的血淋淋教训。但正义与和平只有以强大实力作为后盾，才能历经风雨而不倒。
第二，在勿忘民族苦难、牢记历史教训的同时，中国社会要逐渐走出历史悲情意识，不要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轻装上阵。毕竟，牢记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绝不等于一直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逐渐走出历史的阴影也不等于忘记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要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非此即彼。
中国当然需要敦促日本正视历史问题，不要被右翼思潮裹挟，甚至应该联合曾被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守护历史的是非曲直。但毕竟日本侵略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二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昔日的中国，日本同样不是过去的日本。自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数十年的交流、合作早已在造福两国百姓的同时让彼此建立密切的联结。正因这样，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崛起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应该逐渐走出历史悲情意识，分清历史和现实的区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握好分寸，没必要让历史问题过度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
第三，中国要吸取近代日本侵华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弱肉强食思维的教训，以和平、平等、正义、命运与共来改进现行国际关系体系，坚守道义信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道德感召力。这既是以史为鉴，又应该是一个受难的大国崛起后的道义抱负。
1978年，在新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曾在《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一文写道：“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明传统和崇高道德抱负的国家，多年以来都在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崛起后除了要本着现实主义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在底线问题上坚守原则，亦要借鉴古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大事小以仁”的智慧。尤其是在面临美国遏制压力的当下，中国要集中注意力审慎应对，构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国家在中美竞争过程中不要二元对立。当然，这样做最终是为了防止中美坠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为了和平发展。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所言，中国应争取与东亚地区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让东亚地区不加入美国的“对华遏制统一战线”，便能稳住基本盘。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国家实力之外，还要发挥外交智慧和道德感召力。这就要求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要保持清醒和理性，从更宏大的视野和国家发展大局来与日本交往。
（这是一本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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